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巴金致冰心·
多活，多看，多思考冰心大姊：
您托人带来的两封信都拜读了。
您写给我的信我找出了二十三封，加上四封您给萧珊的信，都捐赠给文学馆了。这里面有您在重庆写的信，有四十年代从东京寄来的信，居然保存到现在，它们是多次运动的见证，给造反派抄到作协分会去，最后又给退了回来，今后的确应该让文学馆好好保存了。
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别人总说我气色好，还希望我多在“文山会海”的忙乱生活中混日子，我不会上当的。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水上勉来过了。我也看到您接待他一行的录相。您气色好，精神好，走路和我差不多，我仿佛陪日本客人去过您家作客。多亲切！
祝好！ 巴 金 11月12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关于“学者答问录”的答问
——访戴晴
钱 宁
戴晴，作家，《光明日报》社记者。前一阶段，她因主持“学者答问录”专栏而为读者所瞩目。
记者：你最近采访了不少学者。一般说来，最能吸引读者的往往是影星、球星或文坛名家们，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采访学者呢？
戴：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有点受冷落（笑）。
记者：冷落？我们的学者到真是常常以甘守寂寞为美德。
戴：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上曾存在着一个偏见，以为政治上的权威就一定是思想上的先驱。所以，除了知识界个别绝对无法忽视的泰斗和极少数徒具学者虚名的巧言令色者外，成批思想严谨、观点深刻的学者竟不为人们了解和重视，这实在令人痛心。学者在各自的领域本应最有发言权。可是，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来，学者的意见往往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普遍的关注。我这里指的是上下两个方面。
记者：这也许与学者们的研究过于专业化有关吧？你想，读懂一篇艰深的学术论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唯其如此，我们才想到以“学者答问录”的形式来介绍学者们的思想，并力求将他们的观点通俗化和生动化。不过，从更深一层讲，这与过去对所有具有思想创见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压抑态度多少有点关系。人总是要思考的，特别是学者们的思考，对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对学者的忽视与贬抑而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至今尚未被所有的人所认识。
记者：最近，大家都在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说明学者们的意见正在受到重视。
戴：对，但仅仅停留在决策层显然不够。考虑到几千年来传统意识的积淀对社会变革造成的阻滞，我觉得十分必要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了解到我们的学者正在思考什么。
记者：在与学者广泛的接触中，你发现，目前学者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戴：可以说，学者们正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苦苦思索着我们民族近百年来的得与失。我们走过了一条先哲们难以预言的、极其独特的道路，我们走得磕磕绊绊，经历了九灾十八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是不是还在简单地重复着昨天？明天的路又该怎么走？学者们的思考基本围绕着这一中心。
记者：学者们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大概很不相同吧？
戴：太不一样了！象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史家，他是把一切，即便刚刚发生过的一切，都纳入历史长河之中去思考。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在谈论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科学研究中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总的讲，老一代学者基础扎实，有着很强的历史纵深感；青年学者则思想敏锐，往往能甩掉因袭的重负，用审视的眼光看待过去习惯性接受的一切，表现了自“五·四”以来使人感到久违了的那种气概。
记者：不过，你是否考虑到学者有些观点很可能一时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甚至还可能引起某种误解？
戴：嗯，……对于学术观点的报道，必须要以对学者本人的尊重为前提。应当说，我们的学者对学术问题以及政治、社会问题非常严肃，并富于忧患意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曾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冤屈，但如今仍然能不怀芥蒂，满腔热忱地呼喊着……当然，在勇气十足的同时，他们往往又很克制，说起话来特别注意分寸，这大概也是中国学者的特点吧！（附图片）
戴晴给人的印象是机敏，机敏之中不时会露出点顽皮……
苗 地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
编者的话
岁序更新，春华遍地，在改革的交响乐中，迎来了1987年。报纸的副刊，理应发出和谐动人的回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副刊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给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新鲜信息。大地需活水，日月有清流，我们有志于在这块小百花园地的耕作中，吸收来自变革的时代、沸腾的生活、广大读者和作者的营养，使园中花木日茂，声色更新。
《大地》，长期受惠于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与鼓励，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毋庸讳言，不如人意之处仍多，比如：视野不够广，时效不够强，品种不够多，文风不够活，质量不够稳等等。改革就应求得读者的支持和督促。为此，除原有杂文、散文、诗歌、心香一瓣、文坛风景线、艺文谈片、大地漫笔、剧谭、山川风物、书林漫步等品种和栏目外，今年，我们准备陆续开辟一些新的专栏：文心探访、文化雅俗谈、美学杂俎、书简、影视窗、舞榭歌台、文化采风录、文化使者、文艺小百科、诗画配等等。原《文化生活》版并入《大地》。
我们谨向广大读者、作者致新年祝贺，并热烈期待着你们的支持、批评和督促，使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大地》成为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大观园。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人啊，认识你自身的美
碧 森
女子第一次着“三点式”泳装参加全国健美比赛，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也不应成为什么大事。
人本来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进化而为最高级的动物，充分展示比其它物类更完美更健全的生命肌体，使人产生的应是对自身形体美的骄傲感，从而增添对生活的热爱。
反应却是如此的不同。深圳的观众始终秩序井然，没有某些人预想中的喧嚣；而内地某古城预赛时，竟引起强烈反响，议论纷纷，使参赛的女运动员产生巨大压力。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深圳人的表现似乎异常，南昌城的轰动倒很正常。在人们的意识中，裸体与“黄色”总是相联系着的。
其实人体同其它审美对象一样，向观众传递着丰富的信息流。这些信息若大致分一下，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感官的刺激——情感的愉悦——哲理的沉思。以美术作品为例，每个作品都包含着这三层因素，又各有偏重。如蹩脚的美女广告，着重于刺激人们的感官，一般的表现爱情的作品，多引起人们的愉悦感，而在大师们的手下，如法国安格尔的《泉》，则多凝聚着对于生命的沉思。
一个作品中这三个层次的因素，成为一个系统，通过审美主体——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反应的不同，除了作品自身的因素外，还取决于观赏者的选择，这选择性往往由于学识、教养、情趣等等的不同而相异。同一个作品，播发出同样的信息量，刺激观赏者的感觉器官，不同的人，原有的经验和态度不同，注意到的方面就不同。感觉器官将获得的信息过滤集中，升华为情感，有的人则只能停留在感官阶段而无法进入情感阶段。情感自然也有高尚卑下之分，有的沉浸于恬静的境界，有的激起占有的欲望。不同的情感经过沉淀，带上了理智的分析，就凝结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
由此看来，我们常将裸露的作为衡量“黄色”的标准，不能不说是个误会。包头裹脚的可能意在挑逗，曲线毕露的可能显示纯洁。
重要的还在于培养一双能够鉴赏美的眼睛。这个专利权并不仅属于西方人。《诗经·硕人》歌唱“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可见古人对人体是重视的。可惜到了宋、明以后，要求女子缠足守贞，笑不露齿，行不露履，男女授受不亲，从孔夫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鄙视妇女的观念发展到登峰造极，人性被压抑，人体被扭曲。然而另一面是统治者的骄奢淫乐、感官满足。封建主义对人体美的恶行至今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人体讳莫如深仍随处可见，因此对人体的态度停留在低级阶段也就不足为怪了。
怎么办呢，加几件衣服或掩住眼睛？
第8版(副刊)
专栏：
从周作人说到民族气节
陈漱渝
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历史人物亦如此。谁能预料，1915年拚命鼓吹复辟帝制的杨度，十三年后竟成了中共党员？谁又能想到，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居然协助潘汉年采购了一批新四军急需的军用物资？所以，我们要用复杂的眼光看待复杂的事物：既要把握事实的总和，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功过，但又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正确判断历史人物的主导倾向。
周作人就是一位思想政治倾向颇为复杂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在白色恐怖下，他曾多次掩护、资助李大钊烈士的遗孤。但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八年中，他有六年半的时间腆颜事敌，出任了一系列高级伪职。因此，将周作人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作品称为“汉奸文艺”。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周作人敌伪时期的所作所为全盘抹杀他此前此后做过的好事，但也决不能因为他有过某些贡献就有意掩盖他附逆通敌的劣迹丑行。
然而，今年4月份，有位擅长于伪造史料的人抛出了一组访问记，说周作人本不愿站到前台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后来“听说这是共产党方面的意思，便不再坚持了”。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周作人是接受共产党指示打入敌人内部的。幸亏这位被访问者尚健在，并公开撰文澄清了史实。否则，周作人就会摇身一变而成“地下工作者”，变为联共抗日的先驱了。同一组材料又说，潘汉年同意“周作人不是汉奸”的意见，并指示地下党“公开支持周作人”。潘汉年已经作古，无法直接斥责说谎者了，但他的遗文犹在，其中好几篇就是分析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思想根据，批驳周作人为自己汉奸言行辩护的论点论据，如若不信，请翻翻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出的《潘汉年杂文选》。
世上人品不齐，学术界也不是一潭清水。有个别人总想编造一点奇闻异事出出风头，这事难以避免，也不足为奇。严重的应当诉诸法律。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批拙劣的伪造，居然被一些严肃的报刊争相转载，有的加上“周作人不是汉奸”的醒目标题，有的还试图从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中找到政治依据，说什么新版本关于周作人的注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事实上，新版的注释中，明明白白指出周作人曾在北平“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跟旧版注释的精神完全一致。不知为什么有些善于从字缝中觅出新精神的人，偏偏会从这段仅有六行注文中看漏了关键性的一句话？
韶光易逝。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在那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严峻岁月里，无数进步作家奔赴前方，把身躯献给火线，用生命换取血写的诗篇。在沦陷区，不少文化人也保持了民族气节。鲁迅夫人许广平在日本宪兵的酷刑面前，用气壮山河的声音宣布：“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就连一度躲进书斋跟周作人往来酬唱的钱玄同，也表示“决不污伪命”，并恢复旧名钱夏，渴望早日光复华夏。
作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志士，民族气节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掉的。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跟收废品者的一段问答
丁聪画 荒 芜诗
“茅台空瓶有没有？
高价回收六元九。”
“请问收回干什么？”
“当然为了装假酒。”
人心更比酒瓶贱，
买它十斤来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