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大局方兴,忍言归去”!
——回忆彭泽民同志
季方
彭泽民同志生于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初三),今年是他诞生110周年。泽民同志一生胸怀祖国,不慕荣利,一身正气,满腔热情。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1年了,但音容宛在,我们非常怀念他。彭泽民同志自1906年在马来亚加入同盟会起,就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1925年9月,泽民同志当选为华侨代表,回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以国民党左派的坚定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参加社会活动,广泛地接触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思想相通,情谊日挚,而与国民党右派则“感情日疏,语多冲突”。此时,我得以同他结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甘苦共尝,风雨同舟,结成了患难之交。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压倒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维护了孙中山先生的政策,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海外部长,从此他结束了侨居生活,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起,为贯彻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在整顿和指导海外党务、维护华侨权益,以及推动华侨支援国内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泽民同志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北迁人员,离广州前往武汉,途经南昌时,蒋介石亲自出面欢迎,把他和何香凝接到行辕,殷勤款待。对这种“特殊”待遇,泽民同志保持着警惕。当他从何香凝那里得悉蒋介石无理主张迁都南昌之后,立即密访邓演达,邓将蒋介石阴谋攫取党政军大权的详情一一相告。泽民同志恍然大悟,由衷感激邓演达的帮助。数日后,泽民同志得知蒋介石要到武汉,即决定乘机离开南昌,要求与蒋同行。蒋介石不让他自由行动,要他和何香凝与他同坐一车,抵达武昌后,即把他们送到行辕。翌日,泽民同志乘出席武汉民众欢迎大会之机,迅速秘密转移,脱离了虎口,在汉口一家小旅店住下。3月,泽民同志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一起,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的企图,取得了反击国民党新右派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一片白色恐怖,武汉形势亦非常险恶,泽民同志毫不动摇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于4月22日同宋庆龄、毛泽东、邓演达、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联名通电讨蒋。5月间,邓演达鉴于形势日益恶化,国共分裂迫于眉睫,分别与宋庆龄、谭平山、彭泽民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邓并具体提出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纲领,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泽民同志赞成邓演达的主张,并为之积极行动。邓演达秘密出走后,他即向汪精卫力陈利害,劝汪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立场,放弃分共。汪竟暴跳如雷,大骂泽民同志“叛党投共”。泽民同志毫不犹豫地对汪精卫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合,先生今日之见,我绝不赞成,倘若先生坚持如此,我认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当然不及先生,但我自知力薄识浅,不能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再返南洋,不复留此。”他自此与汪精卫彻底决裂。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会议,宣布分共。泽民同志当即严词抗议,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会议结束后,泽民同志深知此后共产党人的处境,他未径直回家,连夜找到吴玉章和林伯渠,把会议情况告诉了他们。泽民同志不愧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那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日剧的岁月里,他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大革命失败后,泽民同志于7月底到达南昌,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等22人联名发表《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并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声明继续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泽民同志的正义行动,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惧恨,以“附逆有据”开除了他和邓演达的国民党党籍。南昌起义失败后,泽民同志流亡到香港,历时20余年,改名何国勉和梅五叔,悬壶行医,自食其力,但仍心存革命,常周济难友,义医贫民,力所能及,无不尽瘁。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由欧洲回国,经香港与泽民同志会晤,畅谈通宵。他对邓演达说:“孙先生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亦无可洒之地,常为之怅然若失。”他决心同邓演达一道创建新的革命组织,为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由邓演达主持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泽民同志在香港未能出席,会议选举他为中央干部会干事,负责中央侨务部门的工作并主持南方党务。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泽民同志闻讯后,化名何国勉由郑光先生资助奔赴上海,找黄琪翔同志和我共议请宋庆龄出面营救。蒋介石曾悬重赏缉捕邓演达,足见除邓之心早决,营救原属无望。泽民同志作为一个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政治流亡者,此时此刻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为救邓而奔走,此番义举,感人至深。11月底,泽民同志得悉邓演达被害,悲痛不已,提笔愤赋《哭邓择生先生》诗一首:“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抒发了他的爱和恨,洋溢着他对独裁者的蔑视和对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概。
抗日战争爆发,泽民同志满怀救国热情,于1937年底从香港到达武汉,积极联络冯玉祥、李烈钧、李公朴、王造时等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卒遭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排斥。他愤然返回香港,致力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时刻关注着抗日的全局。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对此义愤填膺,于1月20日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联名发表了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内战,严正要求“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2月日寇在香港登陆,泽民同志一家颠沛流离,本人亦两度被捕,在狱中备受折磨。但他凛然不屈,显示了一个爱国者的刚烈和中华民族的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泽民同志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坚持不懈,是南方著名的民主战士之一。1948年,他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农工党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2月15日,泽民同志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乘船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会议。在去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途中,他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心情十分激动,因赋七律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难脱,布衣今日也称尊。”他庆幸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憧憬新中国灿烂光明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泽民同志年逾古稀,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带领农工民主党的同志,“立下宏愿,永远跟着共产党。”当时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还兼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沐着夕阳,精神焕发,自重自强,克勤克俭,为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和平而不辞辛劳。他常勉励后辈“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泽民同志的高尚品德和蜡烛精神,实堪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1956年10月15日,泽民同志由于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住进北京医院。他作为一位名医,自知病情严重,叫夫人翁会巧将他扶起,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首先强调毛主席对他“怀爱之深,感为自疚。”“窃念庸朽无能,叩承挚谊,残嬴日甚,伏枥悲鸣,辜负提挈,报称无期。”接着写道:“然而心有所系尚欲为主席言者,吾党自邓演达同志遇害,同志者多遭蒋介石迫害,辗转流离……”写到这里,已不能终笔,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毛主席,邓演达创建的农工民主党,来之不易,愿在他去世之后,不要迷失方向,请毛主席多加关照和指导。信未写完,没有发出,而今留下的半页遗稿,墨迹工整,催人警惕,是教育我们全党同志的一件最生动最珍贵的文物。临终前,泽民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坚定不移,对他毕生热爱的祖国未来充满信心,在病床上,他颤抖着写下遗诗一首:“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1956年10月18日上午9时50分,他心脏停止了跳动,安详地去了!
历史在滚滚前进,祖国在振翅腾飞,一代风流已成往事,留下风范永在人间。我们缅怀泽民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精神,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克尽自己的天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德总司令与石家庄解放
陈友群
当此庆祝石家庄解放4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朱德总司令对第一个打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朱德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朱德更多地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
深入调查 果断决策
中央工委抵达河北省阜平县后,朱德和刘少奇立即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和军区作战情况的汇报。那时,为了改变战争形势,争取早日转入反攻,朱德前往平山县封城同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军区负责同志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分别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他多次出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并同许多指战员谈话,了解干部情况和部队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在组织上进行调整的意见。首先,恢复野战军,把主力集中起来打歼灭战。决定野战军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他曾对干部们说,晋察冀地方很大,物产丰富,民兵也很多,如果学会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就一定能打胜仗。同时,建立军区后勤部。朱德指出,为了适应正规战的需要,必须建立后勤部,建立统一的补训兵团,并统一军工生产,搞好兵站运输和财政金融等工作。决定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后勤部政委,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工作,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这样,部队就可以轻快有力,灵活使用。经过上述两项重要措施,晋察冀乃至整个华北的战场上,就不断出现新的面貌。
精心部署 具体指导
石家庄是战略要地。要打下这样一个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必须把周围敌人的主力加以歼灭。为此,朱德同军区负责同志商定,发起青沧、保北两个战役,攻克青县、沧县、徐水、故城等地和若干铁路沿线车站,共歼敌约19000人。鉴于这两个战役中在打堡垒和攻城的战术都有所提高,朱德于6月底和7月间先后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对较坚固的城堡,如准备得好,时间宽裕,亦可攻破”。并建议晋察冀军区部队7月份进行休整,每个团补足2000人以上;在一个军区作战时,野战军加上地方军,要出动10个旅以上的兵力,争取消灭敌人10个团。还提出,下一战役拟打石家庄。随后,朱德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说到我军将来反攻时,最重要的是炮弹、炸药的补充,晋察冀野战军只要休整、补充好,很有可能打好歼灭敌人10个团以上的歼灭战;并认为在冀东、冀中消灭蒋、傅主力,比在察、热一带消灭更有利。毛泽东回电说:朱总司令意见很好。
8月中旬,朱德同刘少奇、聂荣臻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如暂时各方不好打,可多整训10至15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大举进攻三角地带(指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地带)、三条铁路(指平汉、津浦、北宁三路)或打石家庄。
鉴于大清河北战役中围战过多,只歼灭国民党军第94军、第16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未获大胜。朱德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他自己拟到晋察冀野战军再整顿一个时期,帮助他们打好一两个胜仗。他随即下去了。
10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全歼敌第三军第七师和第16军一部共17000多人,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和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等人。至此,石家庄地区敌主将被俘,主力被歼,为我攻克石家庄创造了重要条件。
10月下旬,朱德和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刘澜涛等,同意乘胜攻打石家庄,认为石家庄无城墙,守军不多,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易于了解,有可能打开。并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此事,朱德即拟到野战军司令部具体指导。接着,朱德到军区炮兵旅,接见该旅一团排以上干部时说,要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10月30日,朱德参加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攻打堡垒,如何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问题。朱德称赞这次会议民主空气好和求实精神好,勉励炮兵、工兵努力在战争实践中学习。第二天,朱德参加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战斗部署,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稳打稳进。他对干部说:“要把石家庄当做一所难得的学校”,“要从这个学校练出一套能攻善守的本领来。”朱德还着重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号召,并要求指挥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在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还规定民兵不入城和野战军不住城两条纪律。又说,要拿石家庄来证明:我军不但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很好地管理大城市。由此可见,朱德对打下石家庄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的。会后,野战军司令部把朱德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号召作为一个口号传达到所有部队,并要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在此之前,朱德曾召集过部分连、排、班干部和战士座谈如何打下石家庄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意见。他还找过俘虏兵来了解敌方的情况。
11月上旬,朱德致电聂荣臻、肖克等,内称:
“我到此已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请你们注意几件事:
(一)物资必须准备充足,特别是炸药、炮弹。兵工局必须有突击月(11月、12月两月)加工制造,开昼夜班,派员去做工人运动,配合前线,并准备攻石门后的大量补充。
(二)人员补充,请派大员率党政人员及医疗队、慰问队等巡视各医院,迅速医好伤兵……
(三)军队干部家属、子弟不能自给者,必须发生活费。
(见《朱德选集》第212页)
一切部署就绪以后,11月6日,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7日,朱德在冀中军区打电话给在前线指挥的杨得志,询问战役进行情况,指示他按原定计划打下去。还说,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都在望着你们啊!他随时关心着战况。9日,又打电话指示杨得志等:(一)突破内市沟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有半分钟喘息;(二)充分做好打巷战的准备;(三)全歼一切敌人,包括还乡团在内。
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从6日到12日,仅仅用了7天,就攻克了第一个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石家庄,歼敌24000余人。
总结经验 嘉奖推广
攻克石家庄的第二天,朱德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嘉奖电:“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接着,朱德就认真总结打下石家庄的经验,以期在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积极推广,攻下更多的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他又到野战军司令部,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他先后4次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自己动手写。12月1日,他在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的重要报告,总结出一套攻坚战的战术。他认为:“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这是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经济上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他并且强调指出:阵地攻坚战,这是我国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朱德认为:能打下石家庄,一是有充分的准备;二是动员工作做得好;三是讲究战术;四是善于利用俘虏。他要求大家把这些经验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他还指出了某些不足之处,告诫大家不要骄傲,要严格遵守纪律,打更多的胜仗;要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赋诗书怀 勖勉后人
攻克石家庄后,朱德总司令回顾和展望整个战局时局,以无限感慨和喜悦的心情,步杜甫《秋兴》韵写下七律《感事》八首,有描述冀中战况的,有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有歌颂土地改革后的新农村的,有寄南征、东北诸将的,其中第五首是《攻克石门》,诗曰: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朱总司令这首诗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时刻,在一个64开大小的笔记本上写下来的,时间是1947年11月,地点是冀中军区辖属的河间县张家庄。
现在,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根据朱总司令当年手迹,把《攻克石门》诗刻石立碑,以昭后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这座气壮山河的诗碑,定将激发一切前来瞻仰的人们对革命前辈功业的无限敬仰,也将唤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高热情,传之千秋万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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