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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
龚育之 逄先知 吴正裕
一部新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分上下两册）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著作的全面的选本。
出版这部书，主要是为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提供一个合适的读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由作者主持编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几十年来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书籍。但是，它只限于建国以前的著作，而且对于今天的广大干部和青年来说，篇幅也大了一些。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编选工作中存在问题较多，已经停止发行。六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重要著作没有选入或者只节录片断。近年来，党中央在强调干部要深入实际和学习中央当代文献的同时，一再要求干部读一些马列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因此，编辑出版一部新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是很必要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的价值和内容，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错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论断。以历史决议的精神为指针，新编本精选了毛泽东同志自1921年至1965年各个历史时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科学著作，共六十八篇。绝大部分是全文收入，包括《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些篇幅较长的重要著作。也有个别长文采取节选的办法，如《论联合政府》，只选了讲三大作风的第五部分。为了反映历史决议所肯定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贡献，共选这个时期的著作十九篇，其中有的是节选，有的是把讲述同一个主题而写作时间相近的若干段文字集纳成组。全书有十七篇是未曾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其中有一些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编本在编辑工作上的特色
《选读》新编本在编辑工作上，汲取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有益经验，又汲取了近年来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积累的新的经验，力求比《毛选》的编辑工作在若干方面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先从篇目的发掘和编选来说。
《选读》新编本以毛泽东同志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为开卷篇，突破了从《毛选》直至《选读》甲乙种本都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开卷篇的传统编法。这篇发言，是标志毛泽东同志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文献。青年毛泽东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是经历了许多探索、追求和比较，才最后作出选择的。我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都走过同样的道路。这个过程，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在为中国革命重新确定正确方向的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深刻思想内容的发言，现在第一次公开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是《毛选》第一卷出版后发掘出来的，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中已经发表过了。这篇极有特色的文章，形成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雏形，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内部联系，是表达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最早的文献。
《给雷经天的信》（1937年10月10日），包含了关于人道和法制的重要思想，这次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选来。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941年），是后来发掘出来的一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的一段，它把《实践论》的思想贯串到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理解中，可以看作是《实践论》的一点补充。联系到二十年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又回到这个命题，说明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贯的哲学观点。
《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2年12月），是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部书中选辑的两段。这部书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细心研究经济问题写出的很有价值的书，包含大量的具体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精辟分析。过去编《毛选》时，遵照作者的意见只选用了它的第一章。这次增选这两段，是考虑到这两段所阐述的政策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上是比《毛选》一到四卷新增的主要篇目。至于建国以后到1957年的著作，同原来的《毛选》第五卷在编选方针上有很大不同，因而选出的篇目也有很大不同。
1958年以后的著作，这次选了七篇。其中，《又红又专》
（1958年1月）是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选出的，包含了关于社会矛盾分析的重要理论原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党中央纠正“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的重要文献，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3年12月——1965年）是五段哲学文字的集纳，其中三段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五段文字，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密切相连，包含了毛泽东同志对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的新概括。
再说题解和注释的修订和新写。
《选读》新编本除对新选的文章新写了题解和注释外，对于《毛选》中原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作了许多修订和增补。其中一部分修订或新写的题解和注释，有重要的说明和评论。现择要举例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其中“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一语，在1929年的原文中并没有，是1951年编辑《毛选》第一卷时加上去的。事实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旧译为按劳取酬）”最早是斯大林1931年12月提出的。为了不致引起思想史研究中的紊乱，此处新加了一条注释，说明了过去修改的原委。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口号。不久，毛泽东同志在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第二个口号是对第一个口号的重要补充。新编本增写了一条注释，介绍了通知中的新提法。
在《实践论》中，新编本增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中曾说过：“《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可是后来出选集时，忽略了这封信的提示，未曾照信中的意思加以修改。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新编本增写了一条注释，说明毛泽东同志曾写信给萧向荣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提醒他在编写战士课本时，“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在信中说：1939年12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3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3月11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新注释根据毛泽东同志1940年4月以后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稿，注明了现在的文本中哪几段是毛泽东同志后来修改时增写的。这就为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怎样随着实践和经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提供了信息。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说：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都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毛泽东同志这段谈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重要说明，编者有责任将它介绍给读者。为此，新编本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加了一条新注释。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原来的题解，说延安整风“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修订的题解改写为“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这是对延安整风的性质更准确、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括。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阐述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同志1958年6月23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中曾经说过，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十大军事原则这个具体问题，但他阐发的思想有普遍的意义。新编本在增写的注释里，全文引述了这段话。
《论十大关系》的新题解，除了对这篇著作的评价，用了比过去较为准确的语言以外，还介绍一个重要史实：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讲话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在学术和艺术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即，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方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新题解增写了这样的内容：“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又红又专》中讲到用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进行反右派斗争。新编本在此处加了一条注释，说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由来和演变，以及为什么“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1962年1月30日作的，现在的文本有一段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新编本加注说明，这段话原是1962年9月2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1966年2月将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作者审阅同意加到这篇讲话中去了。
以上几例表明，选入新编本的毛泽东后期著作中，仍然难免带有当时某些“左”的做法和思想的痕迹。在这类地方，新编本通过题解或注释作了一些必要的评论，但是没有也不必一一作出评论，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命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争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都论述了这个思想，但是没有形成这样简明扼要的命题。毛泽东同志1963年在修改一篇文章的时候，加写了几句话，其中就包括这句话。新编本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加了一条注释，介绍了这个情况。
注释中涉及大量史实，这次修订，利用了六十年代初田家英同志主持和组织的注释修订工作的成果，又加上了新的考证和研究。这方面修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在史实的准确性上有了不少前进。人物注释在注释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次修订，根据正文需要力求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况和经历，避免过多的断语，修正原注中某些偏颇的评述；同时，通过人物注释纠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不正确断语。如对“陈独秀”、“张国焘”，对“胡汉民”、“戴季陶”，对“梁实秋”、“张资平”、“周作人”，对“潘汉年”、“胡风”、“王实味”，这些人物注释的修订或者增补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再说关于文章的刊印和版本情况的说明问题。过去《毛选》未作这种说明。《选读》新编本在每篇文章的尾注中都交代了刊印所据的版本或稿本，一部分尾注还有主要版本情况的说明。这种尾注，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各篇著作原来发表的情况，研究者在必要时还可以据此对不同版本作对比研究。
此外，新编本还纠正了正文中的几处错字和过去对几篇文章发表时间的误断。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认识在前进。后来的文献编辑工作理应比先前的文献编辑工作在科学性上有所前进。问题是前进中还有许多不足。通过各有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人们希望，党的文献编辑工作还要有新的前进。
选读毛泽东科学著作的意义
当前，大家都面临着繁重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新任务，需要学习各种新知识，研究各种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为什么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几十年前写的著作呢？
关于这种学习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说得很透彻。早在1981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学点历史。因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68页）他说：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邓选》第336页）他还强调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他说：“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邓选》第337页）。
一九八五年九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向新干部，同时也向老干部，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要求。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一是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一是学习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两者都是为了研究现状，针对新的实际，解决现实的建设和改革任务。研究现状同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必须适当地结合起来。没有这种适当的结合，就不可能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选读》第287页）中国的革命者，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现在不是要谋求继续改造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不懂得今天的中国怎样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过来，也就很难把握今天的中国怎样向未来的中国发展前去。近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热烈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讨论历史，需要认真考察和思索，从“五四”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的共产党人，怎样吸取外国思潮和外国经验，研究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比较种种主义和主张，寻求拯救和改造中国的道路，进行前仆后继、翻天覆地的艰苦斗争，终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创造了中国的新历史。他们认识和改造中国，创造了许多宏伟业绩，也遗留了未完成的艰难工作，做好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没有做好或做得不够好的事情。今天的人们，必须了解前人的奋斗，了解前人的成就和不足，才能把自己的努力同前人的努力接续起来，而又超越前人，把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大大推向前进。漠视“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怎能理解今天的中国和规划明天的中国？
了解这段历史，需要读多种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遵义会议后成为我们党公认的领袖。在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那以前，他的道路最正确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他的著作纪录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历。我们党的丰富的独创性的经验，其他领导人也作了论述，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加以论述的。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总结和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集中概括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之中。这些著作，现在许多青年学生没有读过或者读得很少，有些青年干部以至中年干部，由于过去环境的影响，也没有用科学的态度系统地读过。对于这些同志来说，它们都是新的东西，只要去读，并且认真地读，就会发现书中有新的天地。过去读过毛泽东著作的同志，在新的条件下重温历史，也会有新的收获。
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选读》第287页），而不要企图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革命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对马列著作如此，对毛泽东著作也应当如此。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实践中独立创造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同样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结合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从实践中去独立创造。毛泽东同志在创造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实践贡献和理论贡献。在探索中国建设的具体道路中，他也作出了良好的开端，后来走了弯路，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创造，这个任务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后人。
在我们继续探索和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奋斗中，一方面需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一方面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获得思想和方向的原则指导。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对它的理论和方法也丰富了新的内容。今天学习毛泽东著作，着重地也是要通过它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毛泽东同志对它们的运用和发展。就是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不是要去记诵毛泽东著作中的各种具体论断，在建设实践中去句句照办。《选读》本着重编选了毛泽东同志论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著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同时，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又决不能限于学专门论述这些问题的哲学著作，还必须学习创造性地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实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的各种科学著作。从具体运用中体现精神，这样才能学得活，学得深。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部《选读》，都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的教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仅录此语，来结束我们这篇介绍《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文章。（附图片）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接见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