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
刘再复
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是建国后最繁荣的时期。文学从“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对人的精神解放应尽的特殊责任，开始了艺术个性自觉的时代。——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即对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但还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展开的。作家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着人的尊严和价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冲突将是本世纪文学领域中最基本的文化撞击。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
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近十年的道路。新时期文学是非常辉煌的。这十年的文学是我国解放后最繁荣的时期。毫无疑问，新时期的文学，已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推向全新的历史阶段，并已经被世界所瞩目。新时期文学是在十年劫难后的荒漠上起步的，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照耀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给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光明，给新时期文学创造了根本性的外在条件。
这一时期文学的时代性意义，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恢复和发展“五四”以来我国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打破了“四人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以及这种专制主义所派生的各种文学观念，结束了一个“假、大、空”与“瞒和骗”的文学阶段。
（二）与党、祖国、人民共命运，积极参与了我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它一方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里，获得自身发展的伟大动力，另一方面又和祖国一起疗治了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为祖国恢复精神活力，为人民恢复主人翁的地位，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表现出作家高度的道义水平和思想水平。
（三）打破了文学的封闭系统，突破了创作方法“统一化”格局，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始了一个文学多边探索、多方选择和多元竞争的探索性时代。
（四）新时期文学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老作家焕发了青春，一大批少壮作家、诗人、批评家已经崛起。他们共同开创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自成格局的文学时期。
一、走向艺术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
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十年，可以说是艺术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的十年，表现在下列若干方面：
第一，文学从“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特殊的使命。在新时期文学开始之前，我们的文学的基本观念一直是把文学视为从属于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出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尊重，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是我们民族生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的一种逻辑结果。从此，文学开始逐渐回复到自身，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被视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就是说，文学不再是政治的一种形式。文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有自身独特的使命。这种特殊的使命，在于通过审美的途径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帮助人实现精神的解放。艺术的自觉就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艺术并意识到艺术对人的精神解放应尽的特殊责任。文学艺术从“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而是在深远的意义上，以独特的方式去关心社会和政治，并在祖国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完成独特的使命。
第二，文学从“反映论”的单一本质规范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身广阔的道路。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已确认，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又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与摹写，它又是人自身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表现。“再现式”的文学方式，不再被看作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思维方式。作家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表现”、“感应”、“幻想”等方式。基于这种认识，文学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和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模式，开始一个创作方法多元发展和广泛探索的时代。这种解放包括两项最主要的内容：一是改造和发展原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体系变为开放的体系；二是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显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这样，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便双轨地同时运行，多种艺术方法便都赢得了实验、尝试的权利。
第三，文学从绝对化的共性观念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开始了艺术个性自觉的时代。曾经失落的作家主体性在“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外在社会条件下开始得到复归，随之而来的是创作个性开始觉醒，个性不断突破共性的规范。作家们逐渐意识到唯有达到心灵的自由，才能做到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作家已厌倦那种千篇一律的统一的艺术模式，不再把个性视为共性观念的演绎和具体形态。
艺术个性的觉醒，还导致艺术从固定化的美学规范中挣脱出来，不再以某一种审美理想为统一的审美理想，也不把某种审美旨趣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审美理想的多元交叉导致文学创作审美范畴不断扩大，不仅悲剧进入社会主义文艺早已无可争议，而且其他原来被视为异端的如“怪诞”、“黑色幽默”等也进入了我们的文学领域，并已产生了一批具有怪诞、荒诞意味的作品。
第四，语言符号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语言符号是文学的表现手段，它的变迁使得文学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第五，文学批评领域也表现出批评的自觉。这种自觉性表现在它不再承认自己是个依附的存在，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和批评对象的附属物。文艺批评恢复了审美判断的特性，摆脱了政治工具的地位，克服了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分离的现象。之后，文艺批评的主体性进一步强化，批评家不再停留在对文学客体的描述，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选择与主体的需求。近两年来，批评界又逐步形成许多新的批评群体，大幅度地更新自己的批评语汇系统、参照系统以及观念系统，出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的景象。
但是，如果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新时期艺术的自觉与批评的自觉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作家还是处于多边探索和频繁选择的时候。艺术和批评的自觉并不等于艺术和批评的成熟，文体的解放并不等于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因此，我们仍然感到有些尚待补救的局限：
在向传统借鉴与西方文学的借鉴中，我们仍然未明确地找到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的内在机制，也未找到西方艺术经验转化成我国文学经验的内在机制。只有选择中国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作为审视的焦点，我们才可能有效地借鉴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我们在处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时，常常感到苦恼，而在借鉴西方文学时，也常常发生学其皮毛而未能找到一种借鉴的较完善的道路。这表现在创作上，有些作品还留下摹仿西方文学的人工痕迹。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在创造新的语汇系统、打破传统的思维结构时，也常常处理不好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关系，艺术的感受力和思辨能力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领域，尽管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但主要还是对原有的批评模式与批评体系的挑战与变革，自身还尚未建设起完备的新的批评的符号体系和观念体系。
二、从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
新时期文学一面是充满感情的，另一方面又是沉思的。面对着一场历史性的浩劫，作为民族的一部分最聪慧的儿女，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三个大的层次：第一是政治性反思；第二是文化性反思；第三是自审性反思。
政治性反思主要表现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拨乱反正的批判性反省。这种政治性的历史反思又逐步从对“文化大革命”伸延到“十七年”中的历次政治运动，这种反思是对发生“文化大革命”原因的追寻。作家带着觉醒了的良知，正视十年浩劫的血淋淋的现实，对危害人民的政治阴谋集团以及他们的极左路线进行严正的批判，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表现出作家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公民责任感。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上粗糙一些，作家还带着重新着笔时的生涩，但是这些作品的精神是极其宝贵的，是可歌可泣的。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东方大地上的一次精神火山的大爆发，是对十年劫难的一次巨大群体性的情感抗议。
在政治性的反思之后，作家又深入一步，把眼光放得更远，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进行追逐。作家从政治性反思进入文化性反思，开始把眼光投射到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把笔触挺进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层次。
这种文化性反思，近一、二年逐步地形成高潮。例如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出现，就说明中国作家的历史意识已经深化到新的层次了。这部长篇可看做是中国历史文化心理的一面镜子，它对我国历史文化深层结构中那些难以变更的黑暗面进行了极为冷峻的审判。而这种文化心理正是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基础。
近年来出现的“寻根”思潮，也反映了一些年轻的作家对我国历史文化心理进行反思的朦胧意向，反映了在人们注意向异域进行横向借鉴时，他们敏感地注意到向传统本位文化进行纵向寻求的思路。他们在朦胧意向下，选择一种新的思路探索，并力求发展东方文化的优势。这种在新的审美方向上的执意追求，是文学创作生气勃勃的表现。但由于“寻根”只是回视、寻找我国本位文化的形象表述，而不是改造我国文化心理结构的自觉理论观念，因此，他们直接表述的文化见解并不那么准确。正因为这样，人们期望他们能用现代眼光去观照传统，以避免使自己的创作与正在摆脱传统精神负累的祖国人民在心理上产生新的分离和隔膜，也是有理由的。
文化性的反思，主要还是对民族主体的解剖。这是对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这种反省的深入，必然要求构成民族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积极参与，而在个体的参与中，每一个民族成员一旦主体意识觉醒，就会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产生自审性反思的要求，即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我认为，这种自觉到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将是新时期文学进行历史反思深化的必然趋向。可惜，这种个体的主体意识还未完全觉醒，自审性的反思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中还是较薄弱的。
换句话说，就是新时期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总倾向中，还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忏悔意识和自审意识。谴责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谴责者在对历史事件的批判中，基本上还是站在历史法官的局外人的位置，即使是站在局内人的位置上，也只是受害者的角色。他们还未能意识到自己就在事件之中，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民族浩劫中，作为民族的一员也有一份责任。在文化性反思中，作家把问号带入民族集体无意识层次，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一些作家似乎还未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上也积淀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当然，我们讲“自审意识”，是在新的时代面前，从为了使自己适应并推动现代化的高度上反省过去，这种反省，不是消极的自践性的悔恨，而是积极地向过去巨大的历史教训讨回代价，以使我们更清醒地走向未来的道路。因此，我们的自责、自审之道，正是自爱之道、自强之道。
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自审意识，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弱点。有的研究者指出我国较多的是“乐感文学”，缺乏“罪感文学”，也是这个意思。“五四”时期，我国的文化先驱者鲁迅等，就发现这个弱点，指出我国古代文学缺乏悲剧精神，即使表现了悲苦的情节也给予喜庆的结局，以留下精神的逃路。而不愿意从悲剧中深刻地吸取教训，更不愿自身也承担这种教训的某种责任。我们在表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时，还缺乏鲁迅那种深刻地渗入自审意识的悲剧精神。
我们从总体上指出这种弱点时，并不是没有看到新时期文学中也已经可贵地表现出一种自审性的忏悔意识。例如，我们所敬爱的巴金同志晚年所作的《随想录》，就是一种典型的与民族共忏悔的光辉作品。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这场民族性的灾难，纪录了一个苦难的时代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心灵的轨迹。极为宝贵的是，他一开始就不是把自己变成局外人，不是把自己描绘成早已明察秋毫的先觉者，相反地，他表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高度的良知和感人至深的诚实，表现出一种敢于正视身外现实还敢于正视身内现实的勇气。
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与文学实践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的作家通过自己的精彩作品，为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错误和为提高人的尊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切为了某种观念，把人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认为一切人的实践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都应以人为目的，为了人的解放。关于人的重新肯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作的“伤痕文学”。这是那个时期惊动中国人民心灵的第一批杰作。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正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民族性劫难，看到这场劫难不仅造成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扫荡性的摧残，而且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严重扭曲。谢惠敏式的人物就是被扭曲的典型。尽管这个开端，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在观念上是朦胧的，但是它却告诉人们，新时期文学一问世，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观念产生巨大怀疑，就热切地关心着人，呼唤着对人的尊重。这些文学的拓荒者凭着作家的直觉，感悟到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是非人道的。新时期文学的深刻性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十年来它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来。当时一批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小说，都是作家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眼光所看到的伤痕与泪痕，都是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非人的悲剧的揭示。
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中，与小说同时构成这一思潮内容的，是异军突起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为叙事性散文的一个支脉，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它把我国现代的叙事散文推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我国现实土地上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本身是丰富复杂、动人心魄的，因此，用不着虚构，作家把这些现实的素材加以选择、升华和审美化，便显得十分动人。这个领域中出现的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刘宾雁，其主音仍然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唤。刘宾雁的作品一方面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却很受欢迎，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的内在原因是刘宾雁作品本身有一种特点，这就是党性阐述中包含着真挚的人性内容，在战斗性中包含着对人的极大关心。他把党性、阶级性与人性融合起来。有人说，党性与人民性是矛盾的，但刘宾雁的作品却说明，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它相信社会主义是能够和“爱”和“人道”联在一起的，是能够和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联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是谌容等的《人到中年》、《三生石》、《如意》、《人啊，人！》等作品的出现，从而使对人的尊严和价值进入更直接、更自觉的呼唤。《人到中年》第一个打破了对人机械性的阶级划分，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它超越了阶级论，而表现了一个非党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这部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作品提醒人们：人为社会尽义务，而社会也应当为人尽义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当包括人的义务和人的权利。这之后，又有不少作品强烈地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主题，更自觉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更强烈地冲击那种漠视人的各种观念。八十年代后的中国作家已不再把人道主义思想隐藏在作品的后头，而是直接地表露在作品的外观上，直接地、大声地呼唤人应当平等待人，而不能侮辱人，剥夺人。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维系自身的爱。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改革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呼唤改革中表现出这样的观念，即改革也是为了人的目的，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加美好。由于这些改革题材的作品，已把注意力放在改革中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理上，因此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动中某些深邃的、其它部门无法反映的东西。
第三阶段是人道主义的深化阶段，所谓深化，就是把人道主义推向更深的层次。这就是深化了对人的理解，把对人的关心和尊重推向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告知社会，中国作家已开始把对人的关心推向情感领域。近年来，人道主义思潮又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人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有两个方面是特别明显的：
第一，把人当成人，即把人视为活人、真人，而不是完人、超人。这一观念就是承认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这种观念就是承认人的矛盾性观念，承认人的人生过程非同质性的观念。这种意识导致新时期文学写人的时候完成了下列若干转化：即从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的转化；从英雄化向普通人的转化；从传奇型英雄向平常型英雄的转化；从工具型的普通人向主体型的普通人的转化。总之，是对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旧的人的观念的扬弃，是对人的形式逻辑的知性认识（非此即彼）到理性认识（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的理性认识的转化。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缺陷的意识，还导致作家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神的观念崩溃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更为彻底；作家赢得更深厚的内在创作气魄；作家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第二，更加关心作为个体的人，尊重人的个体主体价值。这就是，不能再把人仅仅理解为社会集体理性化的人、完全被某种社会关系固定化了的人，而且还理解为个性化的人。关注个体主体价值，就是承认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这就是不仅承认“社会不解放，我不能解放”的道理，同时还要认识到“我不解放，社会也无法真正解放”的道理。《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失去它的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也决不可能有活力和生机。
应当说，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民族生活的重心是政治斗争，特别是流血的政治斗争，因此，我们暂时把文学艺术也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运行，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把文学艺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完全必要的。当时作家作为一个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首先作为一个阶级集体中理性化的人，暂时抑制住自我的其他需求是对的。但是，在解放后，由于整个民族生活重心未完成根本性转变，因此在文学观念上，我们也未完成一种转化，即从对集体理性的尊重转向对个体个性的尊重。这种转化，是在仍然尊重集体理性的同时，注意也尊重人的个性、人的个体主体价值、人的特殊的精神追求。由于未完成这种转变，因此，我国五、六十年代文学中获得的成就主要是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反映民主革命题材的作品，而反映社会主义题材的作品只肯定集体理性化的人的观念。至于在作品中肯定个体主体价值，特别是个性精神价值的人的观念，则几乎没有，如果偶然出现，就会被视为异端。与尊重人的个体性相关的是尊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是相对于社会群体性而言的，而精神性则是相对于物质性而言的，人道主义的深化，必定要求对人的个体性和精神性的尊重。因为人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总是要进入精神的追求。而尊重精神追求，就是承认每个人的个体主体精神世界的无穷差异性和丰富性，它不是随着社会生存问题的解决便“迎刃而解”。人不是在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应的生存位置就算找到归宿，人在找到物质位置上的归宿之后，仍然不一定找到精神上的归宿。因此，仍然会发生困惑、寂寞、痛苦，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显得更为复杂，情感也带有更明显的自由流动性质。人道主义的深化，就必须在观念上同时尊重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特别是注意精神上的需求。
尽管新时期文学已经自觉地呼唤着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的观念要被普遍地接受仍然是极其艰巨的。至今，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仍然常常被误解，甚至被攻击。我估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冲突将是本世纪文学领域中最基本的文化撞击。这种撞击也许要伸延到下一个世纪。
文学上呼唤人道主义，不仅是呼唤社会对人的尊重和关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呼唤，不仅是关心社会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关注文学本身的命运。因为，人道主义正是文学的本质内容之一。文学所以是人学，不仅因为文学的对象是人，而且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道的。文学一旦失去人道主义本质，就会丧失其感人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只有恢复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本质，文学才可能获得无穷的活力和感染力，才可能走向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的旗帜高高举起来，不必因为别人的诅咒而有任何的犹豫。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那种以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名，硬把社会主义文学描绘成非人道主义的文学，将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极大的错误和不幸。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题目是编者加的，全文将在《文汇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