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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
何伟 韩志国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把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从总体上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即把原有的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改造成为适应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按照商品经济原则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商品经济问题实质是市场问题
商品经济问题实质是市场问题。哪里有商品经济，哪里就有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市场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新旧经济体制的一个分水岭，就在于承认不承认商品经济和要不要市场。在旧的经济体制下，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处于被封闭的状态，生产资料、资金和劳动力都由行政部门进行统一调拨和分配。这种以行政调拨、行政管理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严重障碍。因此，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开辟道路，创造条件。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能够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和流通的调节作用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没有市场供求和竞争产生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就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就无法确立起来。为什么在过去的长时期中，我们也一再强调要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但是价值规律却始终未能真正得到尊重和运用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商品经济，在实践中排斥和否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充其量是被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而不可能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调节生产和流通，也不可能起到促进企业和社会技术进步的作用。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能够为商品生产者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广阔的“舞台”。社会分工使商品生产者互相分离，而市场则把商品生产者联结起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就在于排斥市场，割断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横向联系，窒息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在市场全面开放、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商品生产者才能够根据市场变动的信号，自己进行经营决策，自我决定发展方向，并且在市场上自主地选择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真正建立起企业的自负盈亏制度，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在我国，作为商品经济的内在属性的市场，从多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同社会主义并不矛盾，不能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计划调节必须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
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是社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但不排斥计划调节，相反，它的健康的发展，需要有国家的组织、管理和调节。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在计划调节方面的一个严重失误，是把经典作家关于产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理论照搬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现实中来，把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与对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直接指挥等同起来了。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经济的运动主要是实物运动而没有资金的运动，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是国家的直接调节。计划调节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产业之间和产品之间的比例协调，从而达到实物结构的平衡。为了实现实物结构的平衡，就要由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来直接安排各个生产单位的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的计划体制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建立的，我们的计划调节也正是适应这样的体制而进行的。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运动，不仅有实物形态的运动，而且有价值形态的运动。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不仅有实物的平衡，而且有价值的平衡。由于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灵敏地反映出来，国家对供求的调节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通过下达实物指标的办法来直接进行，而只能是通过财政、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运用来实现，这就要求国家改变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计划调节方式，把计划调节的重点转向调节市场。
计划调节的重点之所以必须从直接管理企业而转向调节市场，还由于企业地位的显著变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不象在旧的经济体制下那样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其生产和经营活动，而是以一个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在市场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和实现着自己的利益。一方面，企业有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力，不但具有独立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可以根据市场上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来调整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而且具有对生产要素的自主选择权，可以自主地在市场上选择生产资料、资金和劳动力。这种自主的权力，是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不容许受到侵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必须以承认和尊重企业的这种自主权力为前提。另一方面，企业又有着独立的经济利益。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流通取代行政调拨以后，企业的经济利益能不能得到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都取决于市场的状况。正因为企业的经济利益与市场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他们才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才不能对市场信号无动于衷，而必须作出灵敏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通过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贯彻自己的计划意图，才能实现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新的格局，要求计划调节采取新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应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只有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国家才可以采取直接控制的形式。
计划与市场统一在哪里？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企业的个别劳动都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活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一切产品都是商品。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应是一种完全形态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半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一切经济活动又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计划的间接调节。也就是说，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是一种总体上的统一；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是一种总体上的结合。如果把计划与市场理解为两个板块，一部分生产和经营活动完全由计划调节而不受市场制约，另一部分生产和经营活动完全由市场调节而不受计划影响，只是受计划调节部分和受市场调节部分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那就可能导致从总体上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
那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统一在哪里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是自觉的，市场是自发的，市场只有在计划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计划对市场制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市场对计划制约的一面。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及市场机制不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且还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起着全面的制约作用。一方面，市场对计划的制定起着一种信息源的作用。计划的制定必须以市场的状况和对市场发展趋势的了解为依据，离开了市场，计划就会变成不切实际的东西，所谓计划的自觉性就实际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就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及市场机制对计划的实施起着一种检验器和校正器的作用。计划作用于市场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和校正计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计划将得到顺利实施，有缺陷的计划将得到补充和修改，错误的计划将得到矫正。因此，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总体上来考察，计划与市场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正是由于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才使它们统一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中，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一种内在的协调作用。
应当看到，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比旧的经济体制下的计划调节要复杂得多。商品经济是一种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式，但对商品经济机制的运用，也需要有更高明的艺术手段。市场好比汪洋大海，我们不能因为大海中有风浪、有暗礁就划设禁区，限定在浴场内游泳；相反，应当有勇气、有信心去征服惊涛骇浪，学会在市场的大海中游泳。只要真正遵循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去进行改革，我们就能够逐步探索和掌握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就能够在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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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重说“舆论一律”
潇雨
“舆论一律”问题，是个很出名的问题。
三十一年前，批判胡风，《驳“舆论一律”》的按语几乎无人不晓。我们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而对反革命分子，则要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攻击我们搞“舆论一律”，是一种反革命论调。这些观点，是大家熟悉的，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异议。
近来，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我感到对“舆论一律”问题有重说一下的必要。
胡风已经平反，对“舆论一律”问题重新认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当年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个断语是全部立论的基础。而实际上胡风所说的“舆论一律”，是指不许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因此，胡风对“舆论一律”的批评不能认为是“反革命论调”，相反，他是提出了思想文化领域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遗憾的是，当年事情却是按另一种逻辑发展：既然你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那么你就是反革命分子；既然你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你的意见就是反革命意见；既然你发表反革命意见，我们就要实行“舆论一律”，取消你的发言权。
更为遗憾的是，这样的“逻辑”并不只限于对待胡风，以后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从“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都以新的形式、新的规模重复了这个“逻辑”。
尽管在批判胡风时说过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尽管在批判胡风的第二年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此后很长时间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主导地位的还是“舆论一律”。这也不奇怪。既然把人民内部的不“一律”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都当作“异端”，因言废人，又因人废言，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允许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岂不成了空话？“双百”方针怎么能不落空？“一律”压制了“百花”，“一律”威镇了“百家”，以“一”当“百”，“百”不抵“一”，这就是相当长时期里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
当然，强制推行“舆论一律”，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舆论一律”，所谓“一律”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即使在大的方面“一律”了，在小的方面也不可能都“一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差异、有矛盾的，这是精神世界活动的客观规律。承认不一律，允许不一律，不过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也是真正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是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对过去多年的“舆论一律”，人们常常归咎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这并不错，但是还应当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反思。“百家争鸣”毕竟是春秋战国的事，自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封建帝王都极重视对臣民的思想统治，搞“舆论一律”，因而造成崇尚“一律”，酷爱“一律”的心态。久远的历史传统，当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自行消失，相反，“阶级斗争为纲”又使它的复活获得了最“革命”的许可证。近几年，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贯彻“双百”方针，可是两千多年的“独尊”、三十多年的“一律”影响之深广，还是不可低估的。
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不只是对当年短暂的好时光的真切怀恋，更是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冲破在人民中间也要“舆论一律”的僵化模式。当这种不应有的“一律”的坚冰彻底化解为“五律”、“七律”、“百律”、“千律”的和风时，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园地才能呈现出更加万紫千红、群芳争艳的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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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雍正传》
萧远强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有分歧。冯尔康新著的《雍正传》（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系统考察了有关雍正的大部分史料以后，对雍正的生平政绩作出了全面的评述，对以往关于雍正的不够中肯的看法，有所辨析，认为雍正敢于“振数百年颓风”，革旧除弊，“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应该肯定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专著。
从一个人写一个时代，围绕雍正的个人历史，概括评述整个雍正朝的历史，是本书最主要的特点。这部书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作品，按照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时间顺序，来展现一个人的一生，而是抓住了雍正作皇子的时代长达四十五年，而当皇帝才十三年这个复杂经历的特点，将雍正的生平政绩加以评述。在全书十六个章目中，雍正当皇帝后短暂的十三年政治生涯，就占了十章的篇幅，可见全书重点在雍正朝史。作者正是试图透过雍正个人去看雍正朝的政治得失，从中探索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某些特点与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有关雍正个人生平历史和评述，而且还可以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制度、人物、事件等材料和评述，诸如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改土归流”，创建“军机处”、确立奏折制度等措施，以及与年羹尧、田文镜、李卫等人的关系等。值得指出的是，本书这个特点，是作者深受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影响的成果。郑先生对我国明清史，尤其是清初的历史，有精湛的研究，他早就特别重视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地位，认为雍正与康熙、乾隆一样，“是三个好皇帝”。本书作者曾受业于郑天挺教授，他的学术思想与郑先生是一脉相承的。
本书尽量用史料说话，摆事实，引论据，层层剖析，令人信服。对雍正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较多的是围绕他继承皇位是否夺嫡篡位的问题，而且以此来评定他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改诏盗名篡位之说，于理难通，于史不符。作者在评述这些传闻时，虽然为雍正作了有力的辩释，但是他并没有把问题着眼于康熙临终之际，也没有把问题局限在改诏等问题上，而是把问题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的历史旋涡中去观察。他从康熙朝后期皇子间争夺储位的种种矛盾入手，对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康熙及诸皇子，当然也包括了雍亲王胤禛在内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作了详细、系统、全面的评析，说明雍正继位，是这一场政治斗争演变的结果，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作者强调，“不能用封建伦理评论康熙朝储位之争，也就是说不要简单地指责某一个人，要看到这个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和性质，据此作出科学的评论。”他发人思考地提出，“这是统治阶级最高层的内部争夺，对参预者无需称道，但也不必象以往那样专门为难胤禛一人”；“在储君问题上，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是君为臣纲的道德标准的体现”，等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独到见解。当然，这只不过是“百家争鸣”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并不是问题本身的定论。
注意具体分析，也是本书较明显的特点。雍正朝的文字狱，过去较多地成为指责雍正对其“臣民”搞思想控制的文化专制措施。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它与某些反朋党的政治斗争有联系，但说法不一。《雍正传》的作者对此特别作了具体的分析，把雍正朝前期与后期的文字狱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区分，认为前期的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等案，过去有些研究者把他们的遭遇简单地看作纯文字狱，而忽略了与雍正初年年羹尧、隆科多朋党政治案的牵连；有的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又没有注意到它是以文字狱形式表现出来的。作者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指明了前期汪、查、钱等案遭祸的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雍正打击朋党、巩固中央集权、发展清代社会的角度看，还有一定的道理；而后期的文字狱从吕留良案以后，则冤情更增，多属无辜受害者，纯系出于强化思想统治的反动的封建文化专制的需要。
《雍正传》的笔法采取夹叙夹议，尽量避免“千人一面”的概念化分析，使雍正鲜明的个性较为突出。过去研究雍正的品质，较多地着眼于储位之争上，分析得也不够全面。而本书作者评述雍正帝的性格、作风，则更多地注意对政绩、对时代所发生的影响，而且涉及的面也比较宽，诸如“为人”、“用人”、“信念”、“才识”以及雍正的家庭生活等。雍正所具有的刚毅、急躁和残忍无情的性格，在书中不仅有专节评述，而且在全书中有关的人和事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雍正传》全书四十五万字，作者搜集的史料相当丰富，而且其中的取舍都经过认真的考订。民国初年流传的那些野史中笼罩在雍正头上的迷雾，在史实面前得以廓清，诸如雍正死因之谜，就摒除了所谓遇刺身亡之说，而对死于迷信丹药而中毒之说作了考证。唯其如此，本书作者才严肃地提出：“雍正的传闻，让它仅仅作为传闻而不与历史相干吧！”这是科学的态度。
这部书史料丰富是特点，但大段的引文，就使作为传记作品的文字显得繁冗，行文也不够活泼。有关雍正帝的性格，作者注意了它在政事上的影响，因而带有特色，但某些分析评述比之征引的史料似又不够充分，这些或许就是本书美中不足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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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学辞典》出版
罗由沛
我国第一部较大型的《政治学辞典》，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政治学是政治科学的简称，是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同，可以理解为研究国家及其活动的科学；也可以理解为研究一切有关公共权力现象的科学；还可以理解为研究政府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过程的科学。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通常认为可包括六个方面：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研究和行政学，政党、政治团体及舆论，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平政治学、战争生态学、外层空间政治学等边缘学科。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离不开政治学的理论作指导的。所以政治学是当前搞好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重要学科之一。
政治学原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在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即著有第一部《政治学》，创造了古代政治学的体系。随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内容有很大的变化发展。现代政治学也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在政治思想史上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政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才传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进展很快。随着我国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部较大型的政治学工具书。由丘晓、张宏生等主编的《政治学辞典》，填补了我国政治学领域的这块空白。
这部辞典是全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集体科研成果，参加编写这部辞典的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辞典编选的辞条比较系统全面。编者从近三千个辞条中筛选出一千七百三十六条，字数达八十万字。在知识内容上，它努力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引用的史料，都从浩繁的典籍、档案、报刊资料中逐条反复查实过；对于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以达到翔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