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逄先知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加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1950年我到他那里帮他管图书的时候，他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和其他各类书籍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以上均为部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加注意。《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1957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
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张华的那两句是在他的《励志诗》里。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著作。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四十七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采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少数几本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1957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1965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重新修改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一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从长期的读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编好工具书的重要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他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
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
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对这一点，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不到十天，于8月14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象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
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读有字之书 又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
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个思想，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头脑里就已经萌生。1920年后，当他刚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起他的同代人如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是较少的。但是由于他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在这个根本点上，他是出类拔萃的。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总结做调查研究的经验的时候说，“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在向社会做调查这个大学校里学到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毛泽东常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如他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法书，更不象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指挥打仗是靠《孙子兵法》，靠《三国演义》。据毛泽东说，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最主要的是他有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他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人民战争的规律的，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证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反复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在讲到做调查的时候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真的准备要去实现他的这一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还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质的，搞历史的等。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但却说明了毛泽东追求实际知识、在广阔天地里读无字之书的强烈愿望，至老不衰，当年邀同学少年游学的赤子之心犹在。
四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在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又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践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毛泽东提出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也就是这个意思。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的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1973年，他在大病恢复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到1976年，他还要英国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
四十七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本文原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本报刊载时，作者作了一些删改。）（附图片）
毛泽东在书房里。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