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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好用活扶贫资金
本报评论员
资金短缺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家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务院决定每年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实施这项重大决策，对于缓解贫困地区资金需求矛盾，推动经济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在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上有不少弊端：单纯救济，分散投资，随意挪用，大量扶贫资金没有用到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上。还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千方百计争资金，但钱争到手了如何管好用好却办法不多，无人承担经济责任。国家过去投入贫困地区的钱并不少，但使用效果很不理想，许多贫困地区是“年年给钱年年穷”。因此，在增加扶贫资金的同时，需要对传统的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实行改革。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提出的使用新增加专项贴息贷款的原则和办法，不仅适用于新增加的贴息贷款，也适用于原有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该依据这些原则和办法，认真清理、整顿原有的各项扶贫资金的使用，并根据《纪要》的基本精神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改革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方法。
改革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方法，最重要的是把资金有选择地集中用于最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同时，资金必须按项目投放，资金的使用与要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目标挂起钩来，实行明确的责任制，并根据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凡使用资金不当的或没有实现预定目标的，一定要追究责任。此外，资金一定要与技术、管理、信息、人才等配套使用，综合输入，整体开发。所有这些，都要在改革的实践中认真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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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发展迅速
五年三千五百万人乔迁新居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徐克洪）近五年来，我国新建城镇住宅六亿四千八百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以来建成城镇住宅总面积的47.6％，为城镇居民提供了约一千一百万套新住宅，约三千五百万人迁入新居，城镇居民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据统计，“六五”期间，国家用基本建设投资兴建的住宅就有四亿多平方米。五年内，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增加居住面积一点三平方米。
在大量新建住宅的同时，国家还本着“充分利用、适当改造”的原则，对许多老城的旧住宅区大力进行改造。五年来，全国城市共拆除、改造危旧房屋六千七百一十一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占绝大部分。
考虑到群众的实际要求，建筑部门除了尽可能多地建造住房之外，还注意选择最佳规划布局和设计方案，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配套齐全、服务就近、绿化普遍、居住安宁是目前我国许多新建住宅小区的共同特点。大批在平面布置上做到了明厨、明厕、明厅、采光通风良好、各类设施齐全的新建住房，使群众的住房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政策开放，允许、鼓励并扶持私人建、购住房，是国家对城镇住房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截至1985年底的统计结果表明，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通过“自建公助”、“公建民助”等形式，全国城镇私人约有六十五亿元投资用于建房，建成住宅八千五百五十万平方米。有九百万平方米公有新旧住宅出售给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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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租赁者为什么不敢提成？
新华社记者 王勤学
“租赁好是好，但我们不想再干了。”最近，记者到辽宁省兴城县采访租赁企业，许多租赁者流露出上述想法。
辽宁省从1984年起，把部分商业小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很快使这些企业恢复了生机。以兴城县为例，实行租赁的四十余家企业1985年与1984年相比，利润增长了51％，税收增长了72％，企业留利增长了29％。然而，为什么效益上去了，租赁者却想下来呢？原因固然很多，习惯势力阻碍分配政策的落实却是其一。
根据合同，租赁者在纳税和交纳租金后，可从奖励基金中提取20％归己，但这笔钱多数租赁者都没有拿。这并不是政策不允许，也不是主管部门不批，而是他们自己不敢拿。有一家饭店很典型，只因租赁者拿了自己应得的一份，职工便群起而“坑”之，有的摔盆砸碗，有的甩手不干，有的吃、拿、送、损，很快把个好端端的企业弄垮了。鉴于这家饭店的下场，其他租赁者焉能不心有余悸？
“活是大家干的，凭什么一个人多拿？”在租赁企业的职工中，持这种观点的相当普遍。的确，活是大家干的，但责任大小，贡献多少却大不一样。兴城县有个西街副食商店，连年亏损，十七年换了十六任经理，也未能改变局面。这个店的女职工常桂兰承租后，起早贪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店里干，她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台旧汽车给商店拉货，又让丈夫辞去了承包的饭店给她帮忙，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二十四名职工不但开了全工资，每月还有三四十元的奖金。象这样的租赁者多得一点总可以了吧？但常桂兰也还是不敢比别人多拿。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心理，它与拉开档次、奖优罚劣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对立的，是当前改革的一种思想障碍。传统观念的改变有赖于铲除产生这种观念的土壤。目前正在进行的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破产法的酝酿，租赁、转让和股份制的试行，必然会冲击那些长期吃“大锅饭”、端“铁饭碗”所形成的种种观念，而这些墨守成规的旧观念的改变，势必反过来推动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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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向贫困区发放贴息贷款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山西省政府最近通过财政贴息，拆借银行资金两千余万元，作为贴息贷款扶助贫困地区，主要用于乡镇企业“半拉子工程”和流动资金所需，这是改革扶贫资金使用办法、将财政和银行信贷资金结合使用的有益尝试。
山西省政府是在对财政农业专项资金实行“拨改贷”的基础上，首次实行这个办法的。他们把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捆起来使用，按项目集中投放于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这些地区上报了要求贷款的四百多个项目，省政府从中筛选出效益较好、能短期见效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饲料、矿冶、建材、运输和商业服务业等农村短腿产业的一百三十四个项目。这些项目经过几次反复论证，资金责任和效益有较好的保证。这次贴息贷款银行资金部分是山西省农村经济开发基金委员会向农行拆借的，省政府从中贴息七十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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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当集中 有偿投放 专项管理 配套使用
赣黔豫晋等改革扶贫资金投放方法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今年以来，江西、贵州、河南、山西等省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这些省目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有六个特点：一是将各项用于贫困地区的资金有选择地捆起来，统筹安排，集中用于最贫困的地区。今年江西省集中各项扶贫资金达一亿九千零二十五万元，贵州省一亿三千三百万元，山西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二是将资金集中用于有利于尽快解决群众温饱，有利于贫困地区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开发性产业。江西省提出，资金安排不允许撒胡椒面，不允许利益均沾。三是从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过渡，逐步建立贫困地区发展基金。四是按项目投放资金。今年贵州各贫困县上报拟建项目四百七十七个，省里组织了工业和农业两个专家组进行可行性论证，从中择优安排了二百六十个项目，避免了投资的盲目性。五是资金与技术、信息、人才等同时输入，配套使用。六是专项管理、钱责挂钩。贵州省建立项目管理责任制，实行投资与项目效益挂钩办法，克服了无人负责的状况，提高了资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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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敞开大门 开发宝岛
海南对内联企业实行优惠
本报讯 广东省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最近颁布了《内联企业优惠办法》，鼓励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到海南办联营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宝岛。
海南区政府这次规定的优惠办法包括：对兴办热带作物种植、水产养殖、旅游、交通、能源、矿产品加工等产业的岛外客户，根据投资额与经营期的情况，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对于为岛内提供人才、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联营企业，实行税前分利，客方所得分成利润的所得税不在岛内缴纳；内联企业进口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出口创汇，分别在进、出口关税和外汇留成上给予优惠；内联企业用地，除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征地费用外，免征土地税和土地使用费。（高永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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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语
怕什么！
宫雨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了辛苦，得之应当。租赁制打碎了“大锅饭”，租赁者操心费力，经营有利，多得一点收入，也是得之应当的；可是，兴城县一些租赁者却不敢领他们应得的一份。
怕什么？
众怒难犯，自然是原因之一。请看那家饭店，租赁者不过拿了该拿的一份，摔盆砸碗的有之，吃、拿、送、损的有之，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生生地给闹垮了。这是平均主义在作怪。再一细想：社会主义是有法有天的，那些无法无天的闹事人，为什么没有人去管一管？那里管事的都哪里去了？显然，租赁者的怕，同那些该管事而不管事的领导是有关系的。
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旧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扫除，改革难免遇到习惯势力的冲击，甚至受到少数“闹将”的挑战。凡要改革，就得有顶得住的勇气。尤其是当领导的，该顶的就要顶，该给改革者撑腰的，就毫不含糊地站出来，助一臂之力。试想，有人有糊涂认识，领导晓之以理；有人无理取闹，领导给以批评教育，直至必要的惩处，改革又将是何样情景？
问题是有些领导自己就怕，怕犯众怒，怕犯“方向错误”，行动迟缓，游疑不定，自己腰杆都不硬实，谈何为别人撑腰？
既是改革，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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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雪花’受批评 我们怎么办”
轻工部引导重点企业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
本报讯 据今天《中国轻工业报》报道：北京电冰箱厂生产的“雪花”冰箱受批评，震动了其他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生产企业，成为推动全国家电行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
报上批评“雪花”的第三天，轻工业部家电局召集了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的十个厂厂长和北京四大商场的经理共同研究提高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随后，营口、无锡洗衣机厂，嘉兴、苏州电冰箱厂的厂长又应邀到轻工业部家电局。局领导一个一个地和厂长谈心，谈“雪花”受批评，我们怎么办？谈如何贯彻国家经委、商业部、轻工业部等八个部委关于“三包”规定的通知。针对各厂的特点，找主要问题、订具体措施，用这种方式把抓质量落实到实处。最近，还将有广州、青岛、长沙、合肥、新乡电冰箱厂的厂长陆续到京。
受到震动的各地家电企业，纷纷引火烧身。苏州电冰箱厂针对质量存在的锈蚀、泄漏、碰伤、服务、款式陈旧等五个问题，订出了二十六项技术措施，一场“看雪花，想我厂问题、订措施、抓整改”的群众性抓质量活动正在全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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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里人一大难
——北京“保姆市场”观察之一
本报记者 刘霄
时下的北京，流行着一句话：“请保姆比找对象还难！”
难在哪里？一是少，找不到；二是要价高，有的服务差。
据估计，北京共需保姆八万，目前只有五万从者，缺额很大。事实上，五万保姆大军已经蔚为可观，而八万这个数字，意味着北京每二十一户就有一户需要保姆。
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而北京的社会服务业以及整个第三产业还很落后，入托难，乘车难，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有些街巷，买根油条也得排长队。人们背上了沉重的家务劳动包袱。
看看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情景吧。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在增多；孕妇产假一再延长，甚至男方也开始休“产假”；越来越多的家庭夫妇轮流请假回家看孩子；有的职工迟到早退是因为家务缠住了身……调查表明，中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负担就是家务劳动；城市女职工每天平均家务劳动时间超过四个小时，中年组达到五点二小时，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目前，双职工带一个孩子的家庭增加，对子女缺乏必要的照料和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仅挤占了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而且挤占了相当数量的工作、劳动时间，影响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正是这种要从家务消耗战中解脱出来的普遍愿望，导致了北京保姆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近几年，职工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也为雇请保姆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北京市妇联创办的北京“三八”家务服务总公司，是全市最大的保姆职业介绍所。两年多来，公司为一万五千多个家庭介绍了一万两千名保姆，但仍远远不够。
公司的小孙同志形容分配保姆的场面时，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壮观！年轻的经理张先玉点头说：“够惊心动魄的。很多人天不亮就来排队等号了，拿了号，不敢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拄拐棍的，抱小孩的，还有从丰台、通县赶来的，挤成黑压压一片，顶着大毒太阳，一等几个小时。”
保姆一批批分下去了，公司的用户登记本上，仍然密密麻麻排着五六百人的“长蛇阵”，这些用户得足足等上两三个月，才能获得“抢”保姆的资格。
有些用户转遍北京没能找到保姆，来到公司，气急败坏，又是吵，又是流泪，甚至象抢购紧俏商品似的托关系走后门，无论如何希望马上解决。
其实，找不到保姆着急，找到以后也少不了操心。不少用户反映，现在保姆的工资直线上涨，一个保姆，货币收入，加上包括食宿、洗理在内的实物收入，再加上节日馈赠的物品、现金等等平均每月折合七八十元，相当于刚毕业的研究生的工资。但是，一些保姆的服务态度却每况愈下。虽然这样的保姆不是多数，但是影响面大。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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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总公司表彰一批劳动模范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黄奉初、本报记者鲁南报道：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5日对在石油化工战线作出显著成绩的一百四十三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表彰，授予他们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被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的既有石化战线多年艰苦创业、贡献突出的老模范，也有在近年的生产建设中奋勇拚搏、成绩卓著的新标兵；既有在生产建设第一线辛勤劳动、埋头苦干、出色完成任务的优秀工人，也有勇于改革、开拓创新、善于经营、廉洁奉公的优秀领导干部；既有献出全部精力和才华，为发展石化事业而大胆探索、攻克难关的科研设计工作者，也有为培养人才和保障职工健康而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的优秀教师和医生等。同时还有一批企业被授予六好企业或双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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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前党政双重领导 如今行政首长当家
武汉市交通系统改革领导体制
本报讯 武汉市交通系统着手进行领导体制改革，改变现行的党政双重领导体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中国交通报报道说：武汉市交通局辖有二十二个企事业单位，该局从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有利于加强行业管理和搞活企业为目标，分类实施领导体制改革方案。
——五个业务主管单位逐步实行由行政领导兼任党委书记。如市公路管理处、航务管理处等管理单位的党委执行机关党组的职能，党委书记由行政领导兼任。今后行政决定的事务，不再由党委讨论。
——九个交通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委不干预行政中层干部的任免，不干预生产活动和经营决策。
——运输公司全面简政放权。八个运输公司对下属的六十多个站、场全面下放经营决策权、生产指挥权，逐步将目前公司一级核算过渡到站、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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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国明珠
——访首批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的光泽县
本报记者 张铭清
光泽，这个地处武夷山西南麓、闽赣两省交接处的偏僻小县，象深山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人们所注目。198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能源展览会上，中国送展的两个水电站模型：一个是代表大型水电站的长江葛洲坝，一个就是代表小水电的福建省光泽县清溪二级水电站。
在小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农村电气化试点，是1983年我国确定的发展小水电的一项重要措施。光泽荣幸地被列为首批的五个试点县之一。
经过三年的努力，光泽县七乡一镇，八十三个村全部通了电，用电面达100％，用电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7.5％。本县的小水电已基本满足了全县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和县乡工业用电。全县27％的家庭每年都有半年以上可以用电能烧水做饭，全县去年人均用电三百五十三度，户均生活用电二百零四度，全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农村电气化初级标准。
7月，记者来到光泽，沿清溪逆流而上，来到清溪高家一级电站，高达四十多米的砌石拱坝把清溪拦腰截断，形成了三千八百多万立方库容的水库，库水通过穿山的引水隧道进入装机四台、容量二千二百千瓦的发电机房。同行的县水电局长黄紫容介绍说，清溪水电实行梯级开发，共有六级。现在，一、三、四级已建成投产，二级正在建设中，五、六级在“七五”期间建成。由于实行了自建、自管、自用的方针和以电养电的政策，近几年来，本县集资就达一千三百多万元，占同期办电总投资的一半，如今全县已建成水电站一百七十五处，总装机容量达一万五千多千瓦。
在正加紧施工的清溪二级水电站大坝工地上，数百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工地现场指挥不无自豪地说，光泽县在办电中造就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在全省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管理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这几年他们送一百多人次到大中专院校进修。县里先后办了电工基础、安全用电、电气计算等十期培训班，培训农村电工二百六十人次。同时，在全县用多种形式进行电的知识和安全用电教育。
光泽农村初级电气化的实现，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能源，使全县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历来农业产值高于工业产值的光泽，1985年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轻工业、重工业和食品工业相继发展起来。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发电量的增加，利润不断增加，去年利润达一百六十五万元，比1984年增长14.6％。
在止马乡，记者参观了造纸、轧钢、无线电、工艺宝石等乡办企业。这个乡由于有了充足的电，去年乡办企业产值达三百七十万元，比前年翻了两番。乡长信心十足地说，今年拿下六百万不成问题。
农村电气化给专业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养鸡专业户改用电气孵化，自动控温，改变了用木炭孵化、人工调节温度的传统办法，每千只鸡孵化成本由九十九元降到四十三元。如今，农村的粮食、饲料、茶叶加工、排灌、育秧、脱粒、灭虫等都用上了电。
在崇仁乡，记者访问了“双抢”归来的农民。农民邱尚彬喜孜孜地说：没有电饭煲，下田回来现烧饭，又累又饿。如今，下田前下米加水，接上电，回家有饭吃，可省事啦！
据统计，全县现有电视机、电饭煲、电炒锅、电水壶等各种家用电器四万七千多件，平均每户一点八件。县有关部门算了个账，去年全县以电代柴节约燃料木柴一万多立方米，价值五十多万元，节省砍伐劳力十万个，减少运输车辆二千多台次。
“用电代柴，电费花得起么？”听我问这个问题，开车的司机一笑，说：“去年一度电才五分钱，今年六分，我四口之家，一月用电八十多度，不到五元钱，怎么用不起呢！”原来光泽县用优惠电价鼓励群众以电节柴。为了充分利用丰水期电能，县里还办了季节性用电企业，丰水期全负荷三班生产。他们还计划“养”诸如单晶硅、电石等“电老虎”呢！
入夜，站在光泽宾馆阳台上，纵目四望，县城尽收眼底。点点明灯犹如从天而落的万斛夜明珠，把整个县城辉映得如同白昼。光泽县城又称“鸾凤”，在县城边汇合、流入富屯溪的北溪和西溪恰如“鸾凤”的两翼。两溪的水电，正是光泽腾飞的动力，走在全国农村电气化前头的光泽人民，正在为增加两翼的力量继续努力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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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完成今年出口任务
重庆市已提前超额完成今年商品出口任务。今年计划出口商品创汇九千六百多万美元，截至八月三十一日已完成了一亿多美元。重庆市外贸部门十分重视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扩大出口。他们与西南地区十六家粮油加工厂、食品罐头厂实行了联合，扩大了货源，增加了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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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包头采用新的选矿技术
我国科技人员最近采用独创的絮凝选矿新工艺在包钢进行了大规模工业选矿试验，获得明显成效。采用这种新工艺可使白云鄂博铁精矿的品位提高，杂质降低；能从原矿中直接选出高品位的稀土精矿和萤石精矿；还可基本消除氟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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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莞出口创汇引人注目
广东省东莞市成为珠江三角洲引人注目的创汇大户。去年，东莞市为国家创汇达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长四倍，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二。东莞市外向型经济是从对外加工起步的。一九七九年以来，发展了近两千家对外加工厂。全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企业都有产品出口，一些新兴工业产品如玩具、塑料制品、人造革制品、电器、电风扇等都成了每年创汇超过百万美元的大宗产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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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脸知改
法乃光
（原载《讽刺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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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上文明之家
武汉长江轮船公司江汉57号轮，长年往返于武汉重庆之间，经常运载中外游人畅游三峡。他们注意安全行驶，热情为旅客服务，去年，被评为公司的先进集体。旅客称赞57号轮是水上文明之家。图为服务员正在为旅客免费修理提包。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