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他心里永远装着群众
艾斐
测定任何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恐怕都离不开这样两把既公正、又严峻的尺子——一是时间，一是群众。
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红极一时，却又很快冷落黯淡下去，乃至全然被时间一笔勾销的作家，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一味自鸣得意、自我欣赏、冷眼向世，始终不被广大群众买帐的作家，同样也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这种“不能算做真正的作家”的作家，在古往今来的文坛上并不少见。而真正的作家，却又往往要在经过时间和群众的严峻考验之后，方可弥显其光彩和价值。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位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又深受广大群众拥戴和喜爱的作家。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在从心底里呼唤着这位始终向他的父老兄妹袒露着真诚之心的作家；至今，国际文学学者们还在饶有兴味地研究着这位浑身冒着土气、头顶上落满高粱花子的中国作家。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汉学家访华时，就曾一再表示她十分喜爱赵树理的作品，并将之作为真正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好的借镜。
赵树理何以博得世界文学学者的青睐，并在广大群众的心里扎下根呢？这原因就在于：他的脚跟始终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中国的老百姓，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
赵树理土生土长，及至参加革命，当了大作家，头上的桂冠一顶又一顶，他却仍旧保持着布衣“土”气，坚持“泡”在最底层的生活里，坚持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热炕头上拉家常，吃饭和老乡一个样，干活比老乡更内行。他从来没有为了写作和想要写作，才去深入生活，才去“捞材料”。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他还说：“我下乡以后就把写作暂且搁过，一心参加工作”。他认为“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滑稽”。他郑重地告诉人们：“我写那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做”的，而革命工作的主要基础、动力和对象，则始终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说到底，文学和艺术事业都永远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是最广大的群众的事业！既然这样，任何作家在写任何一篇作品的时候，就都应当而且必须首先想到：一要对人民有益，二要受群众欢迎。
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已经传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灵泉洞》等作品中，清楚地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他作了长期准备，正要动笔时却被动乱年月扼抑了的长篇巨制《石头底》中看出来。赵树理曾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荒村里，靠喝粥写下了他千年不朽的《石头记》。不过，他所写的都是石头上面的事，石头上面的都是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大家闺秀，将军王妃，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一类统治人的人，而决不会是苦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农民，决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曹雪芹写石头上面，我老赵愿意写石头下边。石头上面，曹雪芹写了一百零九万字，我老赵写石头下边最好也写一百零九万字，当然，也许多写一万字，凑成一百一十万字，或者少写一点，写它一百万字。总之，要画出一幅中国农民的全景图，要写出广大百姓的沧桑史。
赵树理的作品，除了题材内容上的刚健、清新、质朴、笃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之外，在表现形式、艺术技巧、创作方法、语言风格和审美追求诸方面，他也总是有着特别的讲究和特殊要求的。他对农民熟透了。他懂得他们的心，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和追求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他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受到群众的喜爱？怎样才能使他苦心经营，形成自己的风格——通俗，诙谐，生动，清新，刚健，泥土味浓，情节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逼真，表现形式活泼，对话语言幽默。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象刚刚从生活的池塘里捞出的鱼、采出的菱、掏出的藕一般，鲜嫩嫩、活溜溜的，一指头捺下去，便能掐出汁水来！
赵树理的作品博得老百姓和大学者的喜爱，雅俗共赏。识字的可以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这对赵树理来说，不啻是一种追求，而尤其是一种宽慰。为了实现这种追求和获得这种宽慰，赵树理须臾不忘他的父老兄妹。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脱稿之际，好几家大出版社一齐来“抢”稿，可赵树理却统统婉言谢绝了。最后，他出人意料地、十分郑重地把稿子送到了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人问道：“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酬低，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呢？”赵树理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就冲这一点，我一定要把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送给他们。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便宜了，这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六十年代中期，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赵树理在全国解放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新作时，本希望他能给这本书起一个“雅”一点的名字。没承想，赵树理筹思再三，却决定用《下乡集》作为书名，并随书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写了一封心意拳拳的信……
这就是赵树理！孙犁在谈到这位人民作家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几经转战，进展好象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
这话，是引人深思的！——尤其是在纪念赵树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一面庆贺创作连年丰收、大谈大胆探索和创新、各种文学奖励频仍不断，另一面却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八亿农民）深深地患着文学饥渴症、在嗷嗷待哺中不得不用武侠小说充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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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关键在“活”
夏雨田
曲艺呼唤提高多时矣，成效总不甚显著。这次全国新曲（书）目比赛评奖，终于出现了一些好的、较好的作品，颇令人兴奋。只是数量还嫌少了些、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好似涌出了几朵美丽的浪花，尚够不上潮头，更未形成波涛汹涌。兴奋之余，不无遗憾。特别是有几位优秀演员没有显露出他们最上乘的光彩，其中个别是属于竞技状态欠佳，临场发挥不够理想；但更普遍一些的情况是英雄少用武之地，无从发挥，无以发挥，用曲艺界的行话说：吃了“活”的亏。
“活”即作品。好的作品可以给演员提供广阔的表演天地，保证演员的创造发挥，俗称“活保人”；而较次的“活”，则需要演员以技巧去弥补，即靠“人保活”了。演员是希望“活保人”而害怕“人保活”的。平平之作，经演员二度创造，虽可弥补一二，但多高明的演员也难以把一个低质量的节目点石成金。“活”过于单薄，靠技巧是撑不起的。有时还适得其反，技巧越娴熟，人物越虚假，演员越卖力气，“活”的弱点越突出。诚然，粗粮可以细做，但无论怎样细做，本质仍是粗粮。无米，固然使巧妇为难；次米，也同样为难巧妇。曲艺的振兴，先求好米，再求巧妇。
曲艺提高的关键在作品，在“活”。“活”之大忌是文学性不强。曲不耐读，是许多曲艺作品的通病。有的“活”，不失生动，却欠深刻；有的“活”，尽管风趣，但谐与庄又结合得不好，达不到寓庄于谐的境界；有的“活”，情节曲折跌宕，而人物形象却少颜缺色，几乎被情节淹没；有的“活”，乍看热闹，细品又不经琢磨……总之，为数不少的“活”从选材到开掘，从艺术构思到人物塑造，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
有人以为曲艺只是普及文艺，通俗易懂就行了，提高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不是它的主要任务，弄不好，高不成低不就反而夹生了。这是误解或者偏见。文学性与通俗性并不是对立的，通俗不等于浅、露、直、白，文学性也不是艰深晦涩，佶屈聱牙。
新曲艺要求给人以更高层次的美感享受。用寓言式的象征手法写成的相声《驯马专家》，《武松打虎》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是相声向哲理性幽默、含蓄性幽默发展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笑过以后，留给人更多的回味、思考。弹词《血桃花》，与其说是曲艺，不如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叙事诗，诗的意境，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曲艺诗化了，极美。今天，曲艺观众的结构在变，品评的标准在变，欣赏的情趣、审美的意识都在变，曲艺观众欢迎的不再仅仅是那缺少文彩的大白话、大实话，他们也接受甚至更欢迎俗中见雅、雅俗结合。这些新节目带给我们新的信息：提高曲艺的重要途径——强化曲艺的文学性！
曲艺作者的文学素质历来较其它的创作队伍为弱，且多处于游击状态，散不成军，诸般创作条件亦差，有的连深入生活的必要经费也没有保证。拳头产品的产生赖于拳头人才的培养！在扶植曲艺创作人才方面，有关方面还应“舍得金弹子”，否则是打不到巧鸳鸯的。
曲艺的翻身，主要靠自力更生，向内使劲，但也需要引进。引进兄弟姐妹艺术的营养，引进兄弟姐妹艺术的人才。那诗的语言、寓言的手法、散文的境界、戏剧的冲突，乃至影视的蒙太奇，尽可拿来为曲艺所用，丰富提高曲艺的表现力、文学性。自然，这种拿来不是简单地照搬照套，是化过来，而不是贴上去。另外，还可以把其它艺术门类的人才，请进来关心支持曲艺创作，尤其欢迎文学家也来写写曲艺。
这次非常高兴地看到作家贾平凹写的曲艺——关中曲子《车闸》，很有新意，百十句唱词便活脱脱地勾勒了一个山洼洼的交际家——个体户女店主的性格、胸怀、情操及其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有小说的风格，又是道地的曲艺。有人讲，贾平凹的曲艺段子恰恰不贾（假）、不平、不凹。不假，言其逼真；不平，言其生动；不凹，指人物丰满。我们举双手欢迎文学家写曲艺，象当年的老舍、赵树理、王亚平那样。他们是大文学家，也是大曲艺家。他们的创作，丰富了曲艺，也丰富了自己。谁能说老舍、赵树理那独特的语言风格没有曲艺的营养、曲艺的血液？此外，也可以提倡曲艺作者去写小说、诗歌及其它的文艺样式。有人认为曲艺作者本就不太安心，怎么还提倡他们写别的？担心水土流失。其实，曲艺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具体学习一下其它艺术门类的表现规律，是大有好处的。不要只看到水土流失之弊，更应看到失而复得之利！。
曲艺多出好“活”，尚需曲艺界朋友自己努力，亦需要文艺界同行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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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银幕上的相识与借鉴
——“瑞典电影回顾展”观感
李恒基
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的“瑞典电影回顾展”正在北京举行，还将先后移往长春、西安、上海。“回顾展”映出1913年至1984年之间十四位瑞典电影名家的三十部影片，对瑞典电影七十余年的历史作了一次系统性的回顾，这在中瑞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的盛举。
瑞典电影早在本世纪初的无声片时期就形成了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瑞典学派”。风格豪放的斯约斯特洛姆和感情细腻的斯蒂莱都擅长表现斯堪的纳维亚的壮丽山川，他们使自然风光同人物的激情融会而贯通。这次“回顾展”映出的五部瑞典早期影片，能使我们一睹“瑞典学派”的历史风采。有声片的出现曾使瑞典电影长期陷于困境。这不仅是由于瑞典语的通行范围有限，不利于国际竞争，还因为美国好莱坞罗致人才，导演斯约斯特洛姆和斯蒂莱连同才华初露的女演员葛丽泰·嘉宝，统统被好莱坞重金聘去。上述两位导演在美国失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的艺术毕竟是属于瑞典民族的。
在瑞典电影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期始终坚持惨淡经营、并使瑞典电影逐渐复苏的，是古斯塔夫·莫伦德。他在1936年拍摄的《插曲》曾轰动了美国；影片女主角英格丽·褒曼也受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欣赏。结果这位瑞典天才女演员又被好莱坞挖走。瑞典电影到四十年代才真正得到转机，一般认为转机的标志是1944年阿尔夫·斯约贝格导演的影片《苦闷》。
值得庆幸的是，“回顾展”为我们提供的西方现代电影大师之一英格玛·伯格曼的影片共十部之多，这个分量是恰当的。因为是英格玛·伯格曼使瑞典电影出现了继“瑞典学派”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伯格曼把瑞典电影重新引进世界电影的艺术殿堂并占据举世瞩目的席位。
英格玛·伯格曼自称把电影看作与观众进行“以灵魂对灵魂”交流的手段。所以，他的影片不再强调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致力于“理”同“情”的巧妙结合，通过娴熟的电影语言来探讨、阐明和思考同人生有关的许多重大而深奥的哲理，并从怀疑上帝的存在发展到彻底否定上帝。这种探讨、阐明和思考，虽然以抽象的哲学概念为中心内容，却并不从思维和概念出发，而总是努力以生动的形象出之，借助隐喻、影射、象征去表现。他不要求观众理解他的影片，只希望观众有所感觉，从感觉中体会影片的哲理。观众的感觉有时可能误解影片的主旨，他并不在乎，因为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交流。例如在1972年摄制的《呼喊与细语》中，他试图使影片成为一面镜子去照出自我，从而说明在他周围的世界中，人人都是“从谎言出发”，“都是那样肤浅和充满虚荣心”。
“回顾展”还映出了以严厉批评伯格曼“脱离实际”而著称的另一位瑞典电影名家维德伯格的三部影片：《乌鸦居民区》、《屋顶上的人》和《玛佑卡来的人》。这三部影片都如他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以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为题材。此外，导演扬·特罗尔则善于用细致的笔触再现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瑞典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的影片《生活的火花》和《鹰翔》在写实风格中流露出浓郁的诗意。女导演柴特琳的影片《恩爱夫妻》则从女性的立场探讨西方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问题。导演格列德的影片《雨果和约瑟芬》更以儿童的观点把世界描绘成童话和现实相结合的虚构世界。他们各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构思，但他们的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瑞典民族的标记。
这些影片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手法反映了瑞典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痛苦和欢乐、苦闷和希望、探索和追求。通过这次“回顾展”，我们不仅能对瑞典电影的发展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从中得到艺术上的有益的借鉴，而且我们更能借此增长对远隔万里的瑞典人民的认识。这对于加强中瑞两国电影艺术家们的艺术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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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树新枝
——读洪洋的小说集《工程师的恋爱史》
江岳
春回大地，万木争荣。饱经岁月沧桑的老树也萌发了新枝，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新绿给人以欣慰。这是我读了洪洋的中篇小说集《工程师的恋爱史》的联想和感受。
这部集子中的四个中篇均取材自时光大树年轮的里层；从清朝同治年间中华民族的屈辱，到革命战争年代红军游击队的浴血，直到“文革”动乱中人的扭曲，都是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演变中的篇页。当然，有声有色地描绘一个古老的故事并吸引一些读者，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非难事。困难的是，以昨天观照今天，从历史中发掘对于今天的人们走向未来的生活有益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作出了一些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历史老树上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一片片新绿。
《孤帆远影》消逝在我们伟大母亲的河流——长江上，却给人留下了深长的回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康铭世这位在光绪七年曾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的中国造船工程师，立志要以西方的学术振兴中国的航运事业的故事。康铭世发愤图强，曾扬眉吐气于大江之上，但终遭厄运，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作者在这里无意赚取读者的几行同情泪和一腔亡国恨，而是进行了一个现代人的艺术思考。在他笔下，康铭世是名副其实的载着西方文明的“孤帆”，包围并支配着他的社会关系网，自左督办到朱总办以至左绮丽等，他们的办厂经营观和人生价值观都带有封建性的烙印，他与他们之间的“联盟”建立在沙滩上，自然在竞争中不堪一击。作家似乎在暗示：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的社会关系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仅靠输入先进科学技术，那样的现代化终究会成为“孤帆远影”。
《青山作证》一篇属于人民革命斗争题材，描绘了阮普人这位革命战士“悲壮的笑和死”。其悲壮不同于常见的对敌斗争的英勇，而在其忍辱负重的韧性，意在从革命者身受的内伤去揭示中国革命的艰巨程度，揭示左倾路线的荒谬性。
揭示左倾路线的危害，特别是揭示“文革”动乱造成的畸变，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揭示已从“伤痕”式的血淋淋的控诉转入社会历史领域的深沉反思和新的人生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集子中的《工程师的恋爱史》和《众里寻他千百度》也是具有这种“转入”的性质的。它们都是描写文革动乱中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的。文革动乱对人的个性的践踏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得人在两性关系上急剧地从现代文明倒退。现在伴随着变革的进程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个性的尊严的恢复，人在两性关系上的畸形的矫正，显得刻不容缓。从这个意义说，这两部中篇是应和着时代的节拍呼唤文明的爱情生活，是对文革动乱爱情观念的扭曲的一种否定。
近年来，人们常常谈论借鉴现代形式技巧，对于艺术创新来说，这是值得提倡的，但这并不意味：传统已经过时。应当承认，在艺术的多样中，“传统”也是其中的一样，“现代”亦是一样，两者可以构成艺术的立交桥，并行不悖。我以为，在艺术的领域，美是唯一的意识，不论现代的或传统的技法，只要能走到这面旗帜下，就自有它的魅力在。传统尽管古老，美，却永远是新鲜的。这部书之所以用的是传统手法，却并不显得老气横秋，使人厌倦，就是因为作品中有“新鲜的美”。造成这种美的，除了前面谈到的当代意识的“点化”，还在于这种“点化”始终灌注着作者的诗情，而不是那种毫无生气的理性的简单类比。当然，小说毕竟不是诗。在“情”之外，作者注意选取细节，借景叙情，以人传情，使情有所附丽。其它如风俗画的点染，结构上的腾挪跳跃，栩栩如生的场面描写等都给人们留下了较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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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失去的，永不再有》
〔报告文学〕
作者 乔迈 载《当代》1986年第四期
位于中国古老文明发源地、黄土高原上的山西运城地区，无山不古，有水皆名，然而，这里的古迹和文物却屡遭破坏，兵燹、水火，更有人的愚昧和无知，给文化遗迹带来了灾难。
一位小人物——运城县博物馆负责人霍子江，却挺身而出，成为文物古迹的保护神。在大跃进那些失去理智的年代里，他四处求援，八方奔走，从水库的漠漠黄汤和土高炉的熊熊烈火中救出了帝舜陵庙圣寿寺和古老的艺术品——十二尊铜佛像。然而，在疯狂的“文化革命”中，历史文物和它们的保护神终于没能逃脱厄运，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作品从霍子江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挖掘了中华文明所烛照的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从古老文化得而复失的悲剧中反省了民族愚昧和落后的一面。作品警醒人们：失去的，永不再有。已经被毁坏的，不能再恢复。我们要保护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否则，将愧对子孙，愧对历史，愧对人类。 （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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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在倾斜的版图上》
〔报告文学〕
作者 闵国岸 载《十月》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我们祖国的版图是倾斜的——西部，崇山峻岭，黄土高寒世界；东部，江河如织，沃野千里。多少世代，炎黄子孙为争取这倾斜的平衡，进行顽强的抗争。
在八十年代的变革浪潮中，一群鲁中山区柳杭村的农民，带着从未有过的富足，跨过浊浪滔天的黄河，越过古柏参天的黄帝陵，来到延安的枣园村，帮助贫困的老区人民致富。于是，在富有和贫困的两极版图上，历史发生着新的变化。
作品描绘了新一代农民的胸怀和追求。无论是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还是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的领导者，面对新的生活都进行着思索。作品以生动的事例启示人们：当年的延安精神，当今的“柳杭精神”，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点上闪耀光彩。 （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