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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大计。为什么要转移？转移中有哪些制约因素？转移的方式、方法及途径有哪些？这是大家正在探索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本报农村部，于9月26日约请部分农村经济研究人员和农村工作者在北京科学会堂进行了讨论。
我们将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目的是为了引起深入的讨论，以丰富我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这项重大决策的认识。
农村劳力转移应是一项国策
中共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李俊杰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过去，由于“左”的影响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农村的劳动力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以我县为例，从1956年到1978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一直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以上，而投放到林、牧、副、渔业的劳动力不足10％。由于劳动力分布比例失调，农业劳动力剩余度高达39.5％。由于劳动力与土地的配置不合理，造成了大量的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劳动投入效益越来越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大量的物质、能量、信息投入农业生产过程，使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种植面积扩大了3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我县1985年的农业劳动力需要量比1956年减少22％。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潜在形态转化为实现形态。解决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的主要课题，也是当务之急。
从长远观点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拿我们县来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日益减少。1956年，共有农业劳动力两万一千人，到1985年猛增到三万九千人，增长近一倍。而全县耕地面积却由1956年的二十一万亩下降到1985年的十五点八万亩，减少五点二万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面积从1956年的十亩下降到1985年的四点一亩。照此比例推算，到本世纪末，将还会减少二点八万亩耕地，农民耕种的土地仅有十三万亩。假设到本世纪末，我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是15.5‰。城乡人口比例仍是一比九的话，全县农民将是十一万二千人。在北方，这么多的农民耕种这样少的耕地，效率之低是不可想象的。到那时，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不管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都应是一项重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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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态度要积极 步子要稳妥
国务院调研室 姬业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特别重，又特别难。制约因素不少，转移的路子又不太多，因此，既要态度积极，又要步子稳妥；不能要求过高过急，急了容易出问题。
制约因素有哪些呢？我看，至少有这样几条：
一、农村劳动力多，城市劳动力也多。目前城市有两亿人口，一亿劳力，待业人员超过一千万。工厂企业多半也是密集劳动，人员过多，许多工人是“在职失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招工以后，城市劳动力剩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势必受阻。解放三十多年来，国家平均每年从农村招工九十四万人，今后恐怕连这个数字也难以达到。
二、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比较缓慢。如果过早、过多地把农村剩余劳力的包袱甩给刚刚发展的乡镇企业，必将影响乡镇企业自身的活力。全国农村现有劳动力三亿七千万个，按现代化发展计划，到本世纪末农业只需一亿六千万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为二亿一千万。按每年进入乡镇企业六百万个劳动力计，也得三十五年。
三、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有矛盾。就社会讲，总要求扩大就业面，扩大转移量，但就每一个企业讲，则想通过加强管理、技术改造，精减人员，提高效益。乡镇企业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要看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积极兴办第二、第三产业的同时，不能放松如下工作：
计划生育。现在有放松的趋势，特别是农村存在超生现象，有些地方自觉不自觉地在“开口子”，应当引起重视；提高劳动力素质。现在是一般壮工多，技术工少，农村劳力转移的路窄；改革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社会政策。要使这些改革符合我国劳动力多这个实际。国家不包就业，可以促使劳动者自谋职业，自我就业，把许多没人干的事情干起来。人多，为人服务也是一个极大的就业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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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工业带进农村
全国政协 罗涵先
我国农村劳力剩余是早就出现的问题，只不过在人民公社这个基本上是封闭型的体系里，它被长期掩盖下来罢了。吃“大锅饭”的体制被打破以后，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途径。有一回，我们接待几位外国专家。一位叫巴尔德的教授在参观了苏南农村以后，异常兴奋地说：“我一辈子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始终处于困扰之中，没有找出方案。这回看了中国农村，才发现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从方法上解决了，这就是‘把工业带进农村’。”
同他同时参观的其它社会学家也一致同意他的看法。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子。他们所发现的，正是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以来所努力以赴的。中国乡镇工业的崛起，不仅为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找到了出路，而且为中国农村工业化找到了方向。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是长期隔绝的，农村一直处于闭塞状态，所以才出现工业化的双轨发展。现在看来，目前这种发展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真正富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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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励农民自找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刘文璞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离土离乡，到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就业；离土不离乡，到小集镇就业；既不离土又不离乡，实行自我就业，即在家庭内部自行转移。
自我就业，表现为搞农业，再兼搞家庭工业、家庭运输业……这种形式相对说是一种投资少、承受就业能力大、劳力转移快的一种途径。
为了发展这种自我就业方式，政策上要进一步放开，大力扶持个体经济。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民自己的就业能力？一些调查表明，农民家庭文化水平越高，剩余劳动力的比率也越高，原因就在于农村一些青年人初高中毕业后无一技之长和专业技术，无法自谋职业。这就说明，为了提高农民自我就业的能力，农村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早农村青年职业教育的年龄，多开办一些有利农村劳力自我转移的所谓转业培训，如缝纫、修理、小商品制作、传统手工业等专门职业培训学校。学生毕业后即十七八岁，就已具备自行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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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谨防“城市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李庆曾
现在有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发展大中城市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我认为，这不但不符合我们的“国情”，而且容易出现已经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大伤脑筋的“城市病”。
一、大中城市的兴建和扩建主要依靠国家来投资。在我国，目前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国家需要投资六千元；每在城市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五千至一万元。国家财力不容许采用这种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
二、总结历史经验，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就是城乡分割。过去，正是因为城乡差别大，生产要素和经济利益的分配都侧重城市，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动摇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从而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真理，这个教训不能忘记。
三、我们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二元经济”，即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区域，一个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三位一体”的发达地区；一个是被贫穷、落后所困扰的农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畸形发展大中城市，结果，在发达区域现代经济和生活的冲击下，农村经济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日益萎缩，于是便形成劳动力大量失业与大量涌向城市，造成农村失业与城市失业的连锁反应，同时使城市的粮食、能源和水的供应全面紧张，拥挤、污染、贫富悬殊、治安混乱等一系列弊病也随之产生。
因此，我们在研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要谨防“城市病”，还是要在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和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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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帮助农村进行劳力转移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 梅方权
种植业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非农产业和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可能吸收容纳的能力；二是种植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可能释放出去的劳动力。这个转移的速度又取决于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入的差异水平，也就是乡镇企业和林牧副渔业吸引力的程度。
从农村各产业部门产值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在各部门产值增长幅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从种植业转移出八千万劳动力时，除种植业和农业以外，乡镇企业、林牧副渔业和整个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普遍降低。
种植业劳动力1985年是二点五亿个，如果到2000年减少到一点七亿个，种植业产值将增加40％，劳动生产率增加106％；每个劳动力经营土地的规模将由六亩扩大到八点八亩。这都有利于加快提高种植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以逐步缩小同农村其它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是，这些劳动力从种植业转移到林牧副渔业，将使林牧副渔业劳动生产率由63％下降到5％，这方面每个劳力的经济收入增长率也将大幅度下降；这些劳动力从种植业转移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平均产值只能保持在现有水平上，过了十五年不见提高，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增长规律。
这就说明，转移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还需要依靠农村外部力量安排。要实行城乡协调，城市二、三产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统一安排，或者吸收一亿劳动力进入中小城市，或者将一部分城市二、三产业放在小城镇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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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劳力转移的一条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庚德昌
农村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途径是经济运动在各个阶段中的具体表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劳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不一样的。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劳力转移的途径都要经历“三二三”的路子，即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时期，游离出来的农业劳力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向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过渡时期，农业劳力主要向第二产业转移；在工业成为主体产业之后，农业劳力（包括工业排放出来的一部分劳力）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
首先，它是由第三产业的基本特征决定的。首先是服务性。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工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工农业越发展，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就有越多的人从事第三产业。社会性是它的又一特征。社会化程度愈高，它就愈发展，从业人数就愈多。由于这两个基本特征，在以农业为主体产业结构时，它的从业人数少于第一产业，高于第二产业；在向以工业为主体产业结构过渡时，它的从业人数少于第二产业；在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确立之后，随着社会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则越多。
其次，劳动力的流动是由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由于技术装备比较简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弹性大，从而劳动生产率相对的要高一些，所以非农劳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则高于一、三产业，所以非农劳力主要向第二产业转移。
再次，劳动力的流向要同经济运动过程协调一致。在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初期，农民把自给有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由于人口流动、货运量增加，刺激了商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这一阶段，农民首先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商品量增加，市场扩大，出现异地销售，刺激了农产品加工工业应运而生，多余的农业劳力就转向第二产业，其人数超过第三产业。随后，市场进一步扩大，交换频繁，竞争激烈，又促进了科学技术、邮电通讯、信息研究、商品运输业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非农劳动力转移的路线就出现了“三二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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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土”未必不“离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陈吉元
前几年，不少地方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力问题，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口号。这条路子确实可以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向城市，加重业已臃肿的大城市的种种弊端。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生活情况来看，农民进入大城市都远远高于就地安排的中小城镇。甚至一些国家的经验还表明，与城市距离越近，非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越高。
我同意这个观点。今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就地消化的同时，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适当放宽对农民进城的限制，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取代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的隔离政策。
当然，这种自由流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这就需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研究确定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地安排，“离土不离乡”，多少剩余劳动力可以允许进入城市，以及进入什么城市。要实现这两方面的恰当结合，不仅需要作定性研究，而且需要作定位、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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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牧渔业部——北京市政府
部市领导对话 推进京郊经济
本报讯 9月19日，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刘江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副市长黄超、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宪就深入改革，进一步加强部、市合作，发展横向联合；落实北京市农村“七五”经济发展规划，加快郊区农业现代化步伐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看法。同时，农牧渔业部各有关司局和北京市农林办公室、农口各局的负责同志当面对口商谈研究了共同协作的具体项目。
双方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北京市郊区农村工作。为了切实把市郊农村工作做好，很有必要加强农牧渔业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以推动改革深入和搞活经济。
“六五”期间农牧渔业部在北京安排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投资，总投资额为二亿多元。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项目对促进北京市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善北京市奶、蛋、禽、鱼等副食品的供应，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在“七五”期间进一步推动北京市郊区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尽早实现北京市农业现代化，保证首都市场丰富的农、畜、水产品供应，双方初步议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
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快商品菜基地建设，实现种苗、栽培、排灌机械以及加工、贮运、销售系列化；建立稳产和高产的商品粮基地；扩大乳品生产及加工能力，改造扩建现有加工厂；增加瘦猪肉生产、建设肉牛生产基地，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和加工系列；完善精养高产鱼塘基地建设和产销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干鲜果品生产基地建设和储存、保鲜加工，发展花卉生产；组织协调外地优质农产品进京；加强科研和技术推广、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培训农村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加强农村服务体系建设。
农牧渔业部领导同志表示，要更好地为地方、为基层服务，扎扎实实地办事。北京市领导同志也表示支持农牧渔业部贯彻改革精神，在京建立一个设施完备的优质农副产品、乡镇企业产品批发、展销中心的设想，并认为这对于丰富首都市场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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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下愚公志，枣满太行山。河北省阜平县掀起种植枣树热潮。这是城南庄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正在嫁接枣树。 王渊 李钊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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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大火的背后
本报记者 王艾生
1986年3月3日，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工矿区矾石沟煤矿发生一场特大火灾，烧毁从美国进口的马克—22型薄煤层采煤机组。大火是由两名工人在进口设备上打扑克吸烟引起的。这把火直接经济损失二百六十多万元，由于机组是成套的，致使价值五百九十三万余元的采煤机组无法使用，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大火熄灭了，矾石沟煤矿机修车间的院子里，留下一大堆被烧变了形的废铁，以及被烧毁的成卷成卷的传送皮带……
人们默默地走进这所院落，凭吊这“劫”后余容，在思索着……
大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熊熊大火照亮了什么？烧掉的除了机器还有什么？大火给人们的警告又是什么？
昂贵的设备当作“弃儿”
矾石沟煤矿是古交区的一个重点企业，年产煤十五万吨。但却是一个管理相当混乱，领导力量薄弱的单位。长期以来，没有矿长，由两名副矿长轮流主持工作。领导之间严重不团结，不协调。相互扯皮、推诿的事常常发生。由于原煤滞销，生产不景气，纪律松懈，人心不安。
当马克22型采煤机组以一百余个集装箱漂洋过海来到古交这个山沟里后，并没有引起煤矿的高度重视。他们既不向公安、消防、安全监督部门报告，又不去认真选择存放地点，而将这些庞然大物横七竖八地露天堆放在机修厂院子里，一个月以后才用四块帆布遮盖。这个院落是个人来人往极不安全的处所，堆放设备的四周，有七处明火，最近的距设备只有三米多，院里没有任何防火标志，也无专人看管。工人们在设备上打扑克、睡觉、吸烟……也无人过问。这些洋机器，在很长一段时期被人们遗忘了。
古交工矿区是一个新兴工业区，城镇由原来的七千人口，一下子猛增到七八万人，城市的市政建设跟不上，连个公安消防队也没有。消防供水、消防通讯、消防管道等公共消防设施，没有与城镇建设同步，安全防护网络没有形成。当大火发生后，只得打电话向古交矿建指挥部求援，电话经四次中转，达二十余分钟。消防队赶到现场，火势已很猛烈，扑救中，现场又没有消防水源，两部消防车只好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取水，延误了灭火时机，救救停停，人们两手空拳，眼睁睁看着这些进口机器被烧得通红……
盲目引进 争相出国
1983年3月，山西省地方煤炭管理局在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的情况下，提出从美国引进四套采煤机组，其中一套马克22型采煤机组，原先安排在太原市南峪煤矿，后来发现这个矿瓦斯含量高不适用，又改给其他矿，太原市煤管局得知这情况后，提出“这台机组不能出太原市”。在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将这台机组定在古交区矾石沟矿，并很快同美商签订购买合同。当时，古交区曾有人提出矾石沟矿不要这台机组，“白给也不要”，因为综采成本高，用不起，地销煤赔钱，产量大压力越大等。有关上级部门说：引进机组的经济效益，使用好坏，不用矿上负责。一些人被引进机组紧跟着就是出国的诱力冲昏头，正确意见一概听不进去。矾石沟矿一位副矿长，未经集体研究，也未请示区政府同意，就在购买机组合同上签了字，“生米做成熟饭”。
对某些人来说，定下来引进大型采煤设备，同时也等于“定下来”可以出国“考察”。果然如愿以偿。省地方煤炭管理局，在为地方煤矿引进美国五台采煤机组的过程中，先后派出八个出国团组赴美考察、实习和中检，共计四十八人，耗费人民币四十八万元。仅省地方煤管局出国就有十人。本来，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煤矿早已引进马克22型采煤机组，省地方煤管局曾组织参观表演，矾石沟矿也曾派十余名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去杜儿坪矿学习过一个半月。掌握这种机组的操作技术，并不一定要远渡重洋。但是，这个“赴美”机会确是万万不可放过。于是，演出一幕幕丑剧。
采煤机组实习人员、中间检验人员，应该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操作技术人员。实际并非如此。以太原市煤炭公司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六人赴美实习组，除翻译外，五人都是副矿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他们都不是井下工人。矾石沟矿的领导干部中，党委书记和三位副矿长都出了国。为了出国，弄虚作假，谎报职务和职称。市煤管局将局党委书记报为“公司经理”、“工程师”。古交区副区长报为“公司工程师”，将矾石沟矿的党委书记报为“矿长、技师”，将两个副矿长报为“采煤队长”“机组司机”。主管部门对这类欺骗行为都予默认。矾石沟矿两个出国组，不认真履行出国任务，用大量时间到美国各地参观。中间检验组出国二十天，只用一天检验机组。
官僚主义者的下场
山西省地煤炭局为引进机组，开过七次会，发过二十个文件，但却没有认真督促检查机组引进的具体事项。1985年10月，省地煤炭局撤销，成立省煤炭厅，原来负责引进的两名副局长被免职，又没有确定由谁来接替这项工作，设备到货后，煤炭厅领导又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今年2月3日，煤炭厅业务部门向厅领导写出报告，建议尽快研究机组验收事宜，这份报告竟在厅领导手里压了二十来天。
当机组被大火烧毁之后，在查处过程中，有关各方都推脱责任；省煤炭厅以对矾石沟矿没有直接领导责任为理由，把责任推向下面；太原市有的同志提出这套引进机组是直上直下项目；古交区政府则说这个项目是上面定的，区里没有责任；矾石沟矿的几个领导人又把责任都推到一个副矿长身上。争项目，争投资，争出国，争得面红耳赤，不让分寸。一旦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时，却推来推去，都怕“沾”上。
法律是无情的。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逮捕直接肇事的两名工人康平、翟步高，还逮捕了太原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长谷晋生、太原市古交区副区长王恒茂、太原市古交区矾石沟煤矿党总支书记王金元、太原市古交区矾石沟煤矿副矿长程国义，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其他有关人员也应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7月中旬，记者来到矾石沟煤矿，同新上任的煤矿领导座谈，他们说：现在要以法治国，以法治企业，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再不能说句“官僚主义”检讨检讨拉倒了。
人们将从这一事故严肃查处中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