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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中央反映社情民意 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中办信访局架起上下联系桥梁
一百多名办信员每年处理数十万件来信
违法乱纪案件百分之八十通过信访揭露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邹爱国）每年，每月，每天，一封封人民来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天几千封，一年数十万件。
剪信、阅信、提出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办信员们，平均每人每天处理二三十件。他们用自己勤恳的工作，在党中央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联系的桥梁。
“群众每一封来信，都比我们家中的柴米油盐重要”
中办信访局有一百多名办信员。他们有的是解放前投身革命的老干部，有的是近几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这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满腔热情地工作着。对于可以根据党和国家政策条文规定答复的来信，他们转交各地处理；对于有益的建议，他们提出意见送交有关部门参考；对于来信中反映的重大问题，他们编成摘报，向党中央报告。信多，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今天走访了来信的群众，明天就加班处理两天的信；节假日别人休息，他们还要到办公室来处理急件。几年来，局领导班子成员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一位局领导说：“我们的职责是：向党中央反映社情民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群众的每一封来信，都比我们家中的柴米油盐重要！”
1984年11月3日十六时十七分，中办信访局接到南京大学九十六名孩子的家长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二十五岁的办信员黄强打开电报，跃入眼帘的电文是：“10月31日上午，南京大学幼儿园在注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联预防针时，误将超出成人最大剂量五倍的卡介苗，对九十六名教职工子女进行注射，造成重大医疗事故。九十六名儿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现紧急呼吁中央首长、有关部门、医学界学者抢救孩子！”
黄强一溜小跑来到局长办公室。值班局长一看电报立即决定：一分钟也不耽误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同时给江苏省委办公厅打加急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建议他们采取措施抢救孩子。“我办第一项，你办第二项。”他说完就拿起电话直接向中央负责同志报告，黄强也立即给江苏省委挂加急电话。电话接通南京，时间才是十六时二十分。
接着，值班局长又给卫生部值班室打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请卫生部全力支援南京方面的意见。卫生部答复：崔月犁部长已要求有关部门全力协助南京……
十七点零五分，黄强向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传去了一份中办信访局的电话稿：中央领导同志对南京九十六名儿童很关心，请你们责成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救护工作。如有困难，请与卫生部取得联系。请代向孩子的家长和参加救护的同志表示慰问。
当夜，北京和南京之间长途电话不断。抢救孩子们的情况随时集中到灯火通明的中办信访局办公室里。值班局长和黄强等同志，在电话机旁守到深夜。
中办信访局参与抢救这些孩子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这些孩子恢复健康。一页页的工作日志上，记载着他们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心，也记载着党中央对人民深沉的爱。
长期为群众排忧解难，使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形成了谦虚、实干、不求虚名的品德。前不久，在中办信访局同志的办理下，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一个拖了五年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工厂的同志来到信访局表示感谢，信访局的同志说：“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只做了一些联络工作，大量的事情是地方的同志做的，没有他们全力支持，我们一件事也办不成。”
“做一百件不了了之的事，不如把一件事抓出结果来”
信访部门象是一个“不管部”，人民群众向他们反映问题，倾吐疾苦，希望他们过问冤情……
中办信访局的同志从众多的来信中看到一个事实：许多群众之所以反复上访，主要是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部门和干部对群众的困难和要求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至互相推诿、扯皮、不负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提倡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他们提出：“做一百件不了了之的事，不如把一件事抓出结果来。”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群众来信猛增，内容有报喜的，有提建议的，有反映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的。他们从两万多封信中，挑选出几千封有一定代表性的信，分地区进行综合整理，交给前来参加信访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希望他们一件一件地查办，并在年底前将处理结果报给中央。在各地党委和政府以及信访部门的努力下，去年年底，这批来信中90％多的问题得到了认真处理。
对于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案件，信访局的同志还走出机关到基层去办理。去年他们先后派出二百三十多人次到工厂、农村，在地方有关方面支持下，一共解决了二百三十三个“老大难”问题。
1985年9月间，信访局收到一个名叫何淑珍的保姆的来信。来信说，她解放前在上海做保姆，五十年代初到北京继续当保姆。1969年，她老家安徽省无为县的“造反派”，以她丈夫出身不好为由，来北京把她“揪”回去，结果她失去了在北京的户口和多年的积蓄。
看了这封只有两页的来信，办信员林为泉想，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保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也应得到纠正，我们应当把情况搞清楚，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协同主管部门加以合理解决。
于是，林为泉等同志按照来信的地址来到海淀区成府街新胡同，找到了何淑珍的家。何淑珍望着来人愣住了：“你们是？”林为泉笑着说：“我们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你寄给中央的信，我们收到了，领导让我们来看看你，听听你的意见。”“啊，信收到了！”何淑珍一时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
三天之后，林为泉等同志又一次来到何淑珍的家。他们告诉何淑珍，中办信访局已将她的信转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她的问题。
“大妈，你的户口解决了！”几天之后，中办信访局的同志第三次来到何淑珍的家。他们给何淑珍送来了北京市公安局批发的户口准迁证。何淑珍双手捧过准迁证，看了又看，泪水簌簌朝下掉：“我谢谢你们！”林为泉说：“大妈，别这样！你要谢，就感谢党，感谢政府吧！”何淑珍连连说：“我谢党，谢党！”
10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第四次来看望何淑珍。“大妈，给你送钱来了！安徽省决定补助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损失八百元。”说着，他们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摞人民币交给何淑珍。何淑珍激动得手都在颤抖：“同志！让我说什么好呢？为了我一个老太婆的事，你们跑了四趟，跑了四趟啊……”
办信员们就是以这样一颗赤子之心，热忱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工作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文字综合分析能力，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是大学毕业生，但不管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哥，还是八十年代的小弟弟，职务都是清一色的办信员。除了工资外，他们没有奖金，也没有补贴。一位五十年代初就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老同志，在办信员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干了三十多年，有人劝他调出去当个“官”，他却说：“我热爱做群众工作，个人待遇低点、工作苦点没什么，群众高兴就好！”
这就是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胸怀。
“不同不正之风作斗争，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近几年来，经有关部门查处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案件，80％是从信访渠道反映上来的。群众相信党，向党反映情况，中办信访局就明确提出：做信访工作的同志要铁面无私，敢于同不正之风做斗争。
去年11月中旬，他们收到河北省某市郊区八个村署名为“部分党员、干部、群众”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反映这个市的一些干部，借这八个村的农民因城建需要即将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机会，利用职权，采取开假证明、请客送礼等手法找门子、拉关系，将他们在农村的九百多名亲属、朋友的户口，从外地迁到这八个村落户，以便随同这里的群众转成城市户口。
接到这封信后，中办信访局立即派两名工作人员前往石家庄，向河北省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并和省、地同志一起到这个市深入调查了十多天，结果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地委据此决定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那些当初积极为亲属的户口奔走的干部，又悄悄地把迁来的户口迁走了。据统计，不到一个月就迁走了七百多人。
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在同不正之风斗争时，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遇到个别顶着不办的事。面对这种情况，他们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当地信访部门一起，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工作，直到彻底解决为止。正如一个同志所说：“如果不敢同不正之风作斗争，不为人民办实事，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黑龙江省某市前几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司机伙同一些人开车到市果品公司偷水果，被保卫干部郭德魁发现。司机不听劝说动手打人，保卫干部郭德魁也奋起自卫，结果双方都挨了打。
这么一起普通的纠纷，只要秉公执法就不难处理。但有关部门在处理时却不分是非，竭力偏袒司机。于是郭德魁愤而投书党中央。
接到郭德魁的来信，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同志立即给这个市委打电话核实情况。没料到，市委办公室值班员竟以“书记不在家”为由，把电话挂断了。最后书记找来了，回答是：“我们查一查。”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一点消息。
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决心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他们连续给这个市发出三次函，要他们派人来京汇报案情。函发出几个月，也似石沉大海，而郭德魁却又来信告急，说有关方面在追捕他。
这一案件的后面隐藏着什么？1984年8月，信访局派出一名副处长和两名办信员来到黑龙江调查。在省委信访办的协助下，他们发现：有关方面之所以袒护司机，主要是因为这个司机一个同伙是市里某负责人的儿子。无形中的关系网，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
1985年8月，中办信访局又派出一名处长和两名办信员来到东北了解这起案件的处理情况。在中央、省和有关方面的合作下，这起颠倒黑白的案件终于翻了过来，郭德魁的四年不白之冤得到了洗刷。
今年年初，中央书记处狠抓了端正党风问题，要求中央机关做全国的表率。中办信访局根据群众来信揭发不正之风的问题增多的新特点，向中央提出：“今后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不正之风、违法乱纪问题的查办工作上，建议各地也这样做。”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十分赞同他们的意见。胡耀邦同志在他们的报告上写道：“揭发不正之风的信件增多，是件大好事。你们建议各级信访部门集中主要精力抓好查办工作，是正确的。全党一切忠诚、正直的同志都自觉地同不正之风作斗争，而不是说大话，发牢骚，我认为两年之内，我们的党风就会大为好转。”
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中办信访局的同志，以自己的忠诚和正直，在默默无闻地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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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亚运会游泳体操举重角逐中大面积丰收
中国队昨天夺得十三枚金牌
我乒乓球男队在团体赛中失利
本报汉城24日专电 今天，我国体育健儿在第十届亚运会上大面积丰收，在游泳、体操、举重项目比赛中夺得金牌十三枚。亚运会开赛以来我国已取得三十二枚金牌。
游泳馆内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中国小将力挫称雄亚洲泳坛的日本队，在今天决出的五枚游泳金牌中，我健儿摘取四枚，并且都分别打破亚运会纪录，显示出我国游泳水平已有长足进步。全国纪录保持者、上海选手谢军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中鳌头独占，成绩为四分零秒三五。来自河北年仅十五岁的钱红和黑龙江选手黄晓敏分别在女子一百米蝶泳和女子一百米蛙泳中夺取冠军，钱红的成绩是一分零一秒三六，把上午日本选手在预赛中刚刚刷新的亚运会纪录又提高了零点八五秒，黄小敏以零点零一秒的优势战胜日本蛙泳名将长崎宏子，成绩为一分十二秒七零。由沈坚强、杨菁、穆拉提和冯强标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一路领先，以三分二十七秒五一的成绩击败实力雄厚的日本队，夺取冠军。
体操比赛今天全部结束，在男女单项决出的十一枚金牌中，中国选手夺得八枚。世界体操名将李宁虽在双杠中受挫，仍获得自由体操和吊环两枚金牌，成绩都是19.60分，他还取得了单杠和鞍马的亚军。杨岳山在单杠和鞍马上分别以19.80分和19.750分的成绩为中国队连添两块金牌，并在自由体操比赛中获银牌。跳马项目的桂冠被有“跳马王”美誉的楼云夺得，成绩是19.30分。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几名小姑娘今天再次使汉城观众大饱眼福，被称作“中国体操娃娃”的陈翠婷夺得自由体操金牌和跳马银牌，她的自由体操分数是19.90。黄群在高低杠上表现出色，以19.80分的成绩和南朝鲜选手徐寅希并列冠军，俞枫获铜牌，黄群还夺得平衡木的银牌。中国队另一名十五岁的小姑娘马英取得跳马第一名，成绩是19.750分。
举重馆第四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奥运会金牌得主姚景远在六十七点五公斤级的比赛中与队友林祥魁分获金牌和银牌，姚景远的总成绩是三百零七点五公斤。林祥魁还以一百四十公斤的成绩打破由姚景远保持的亚运会抓举纪录。
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团体比赛中以4∶5负于南朝鲜队。（附图片）
钱红获女子100米蝶泳冠军后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传真照片）
杨岳山在鞍马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胡 越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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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靠“将相和”不够
本报评论员
在推行厂长负责制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议论：一个企业，只要厂长、书记两个人关系搞好了，“将相和”，就好办了。至于实行什么样的领导制度，关系不大。
这种认识低估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必要性。不错，事情是靠人去办的，但是办事情又总是要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遵循一定的规范。俗话说，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没有好的制度，工作就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话是很深刻的。纵观历史，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往往要首先破除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新的、更合理的制度。建国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也主要在于过分迷信“人治”，而忽视法制、法规的根本性作用。宏观如此，微观也是如此。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我们曾经有过各种试验，但实践证明，厂长
负责制更为适合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决不是一两个主要领导者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所能替代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将相和”的重要作用，只是说不要因此而否定了正确的制度的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推行厂长负责制的时候，就需要“将相和”。附带说明，这里借用“将相和”的典故，只是取其领导者之间要谅解、团结的意思，并不是把厂长和书记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于“将相”关系。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中心，即通常人们说的“第一把手”。这样，在旧的管理体制——书记是“第一把手”向新的管理体制转换的时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原来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书记，今天要把自己的“椅子”排在厂长后边了。这就很需要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谅解。不难理解，这时“将相和”就成为新旧体制顺利转换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在厂长负责制确立之后，还要注意各种具体的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要讲“将相和”，另一方面，还要有制度来规范企业内部党政之间的关系。因为，党政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厂长与书记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企业中行政组织与党组织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必须靠一套科学的制度，明确党委和厂长各自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以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加强人际之间的团结协作。严格而又合理的制度，可以为持久的“将相和”提供组织保证。相反，扯皮的体制、不健全的制度，本身就会影响领导者之间的团结。不靠制度，片面强调人际关系，有可能使党政关系过分建立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上，一旦人事变动，或“将相”不和，企业的领导工作就会发生波动；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领导是很难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因此，我们说，只靠“将相和”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健全厂长负责制，完善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和具体规定。
严制度，和“将相”，厂长负责制就会真正落实，企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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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86年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会中国展团团长说
我将系统展出新型武器装备
中国生产军品完全为了自卫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陈智强）中国将首次向国内外系统展出自行研制的新型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先进技术。
《1986年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会》中国展团团长李晓林今天在为这次展览举行的介绍会上说，展览会专门设有中国馆，展出项目近三百项，其中包括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歼八Ⅱ飞机和各种战术导弹、导弹驱逐舰，自行火箭炮等新产品；此外还将展出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产品。
李晓林对记者说，近几年来，中国军工企业在大力发展民品生产的同时，在财力的允许范围内，努力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中国生产军品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就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
他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吸收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促进国际间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共同为争取和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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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布
李先念下月初访问朝鲜
田纪云将出访新马菲泰四国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邀请，将于十月三日至六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将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应邀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这位发言人还宣布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世界银行中国理事王丙乾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定于本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九八六年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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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皇岛得名传说有了确凿依据
北戴河发掘出秦始皇父子行宫遗址
新华社石家庄9月24日电 （通讯员陈应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者，最近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金山路的基本建设中，发掘出秦始皇和秦二世东巡渤海湾时的行宫建筑群遗迹。
从今年6月下旬到8月底，考古工作者已清理出一组较大的四合型建筑群中部分房屋的遗址。其中一座六间的东配房，通长三十点五米、宽八点二米、墙厚近一米，屋内地面经夯实，地面上的明柱础石排列有序，柱础石间距为五米。经考证，这组大型建筑的范围南北有一百米，东西一百余米，各组建筑有明显的高差之分。
这一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稳定东部的统一局面，东巡渤海湾时亲临秦皇岛，在滨海高丘上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过去传说秦皇岛是由秦始皇亲临这个地方而得名，如今有了确凿的依据。
考古工作者还在横山之南约二百余米的高地上，发现另一组大型建筑群的遗址，初步认为是秦皇行宫的主体建筑群。它和横山北面的秦代行宫建筑，都在同一的大中轴线上。这组秦代行宫建筑的范围和平面布局，目前正在考察中。
考古工作者和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在考察秦皇行宫遗址的过程中，先后收集到遗址出土的秦代加贝卷云纹瓦当、半瓦当、空心砖、大型刻雕夔纹半瓦当等宫殿建筑陶构件，还发现结构独特的陶井等遗迹。
秦始皇东巡渤海时的行宫遗址，相继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和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发现。我国考古界人士认为，这是我国秦汉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认为，北戴河秦皇行宫遗址和墙子里村秦代行宫遗址是一个整体，是秦始皇建于东海国门两旁的重要纪念性建筑，它对研究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迅速统一和交流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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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人民币与外汇兑换率变化
部分国际港澳邮电资费十月一日起将适当提高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根据近年来人民币与外汇兑换率的变化情况，邮电部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对国际、港澳特快专递邮件业务和国际、港澳电信业务资费进行适当调整。
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作了较大调整之后，使我国电信部门的正常收入受到影响。为此，需相应调整国际、港澳特快专递业务和电信业务向用户收费的标准。按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计算，我国国际、港澳电信业务收费标准应上调79％。为了避免上调幅度过大，邮电部决定电信业务资费暂提50％左右，特快专递业务则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作相应的调整。这样，既可减少国家外汇收入损失，也适当照顾到了国际、港澳用户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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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
中巴核合作只限于和平目的
对印度总理不顾事实无理指责表示遗憾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在核能领域同其他国家的合作都只限于和平目的。
发言人说，有记者问：印度总理拉·甘地9月18日对记者说，中巴最近签定的核合作协议旨在帮助巴基斯坦获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这一协议对南亚和平构成了新的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这位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已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不主张、不鼓励、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这是中国的一项既定政策。中国在核能领域同其他国家的合作都只限于和平目的，而不用于非和平目的。中国最近同巴基斯坦签订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明确规定，双方的合作项目将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安全保障。这再次表明中国不搞核扩散的政策是严肃认真的。中国衷心希望南亚地区和平和稳定。中国坚决支持关于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
他说，究竟是谁威胁南亚的和平是尽人皆知的。不顾事实，无理指责中巴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是令人遗憾的。
这位发言人还否认了有关中国和以色列官员在巴黎秘密讨论两国建交的可能性及中、以之间各种关系的报道。他说这些报道均系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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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公司善于管理 各剧院不坐等观众
天津文艺舞台繁荣戏剧久演不衰
上半年演出九百多场，平均上座率89％以上
新华社天津9月24日电 （记者张淑英）天津市文艺舞台繁荣，群众文化生活丰富。人们谈论起这些，都说这与天津市演出公司搞活管理、各影剧院主动工作是分不开的。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今年上半年共接待和安排了五十一个剧团，演出九百八十二场，观众达一百多万人次，平均上座率为89.7％。
天津市区共有四十三座剧场、影剧院。近年来，随着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各剧场普遍存在演出场次少，剧目不丰富的问题，很不适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天津市演出公司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他们认为过去对各剧场管理过死，限制了各剧场的积极性，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们首先把邀请外地剧团来天津演出的权力下放到剧场，允许有条件的剧场直接与各地演出单位联系，这样便调动了各剧场的积极性。位于繁华地区的人民剧场，不仅组织演出歌舞、京剧等上座率较高的剧目，而且安排话剧、曲艺的演出。演出之前，他们不是被动地坐等观众来买票，而是深入到有关单位组织售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市曲艺团一个月内就在这个剧场演出五十四场，上座率都在98％以上。
天津市演出公司还积极帮助各剧场创造条件，把剧场办成“演员之家”，以吸引更多的剧团来这里演出。红桥区咸阳北路街文化站剧场，虽然只有六百五十来个座席，又坐落在市区边缘，但他们服务周到，仍然吸引了不少剧团来这里演出。去年，他们共接待了三十二个文艺团体，演出三百场，观众达二十万人次。
天津市演出公司坚持每月召开两次剧场、剧团联席业务会议，以交流演出信息，保证演出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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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加快实施“星火计划”
二十五个项目年内投产
据新华社郑州9月24日电（记者郭献文）河南省加快实施“星火计划”。目前全省已经落实国家和省级“星火计划”项目一百零四个，总投资七千五百多万元，其中二十五个项目年内可投产。
1985年11月，由河南省伊川县饮料厂与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联合承担的国家科委首批“星火计划”项目——中国格瓦斯饮料开发，在省有关部门和所在市、县的大力支持下，仅用半年时间，就突破了菌种培养、玉米浆糖化、发酵、过滤、灌装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使产品的质量和理化指标均达到我国和格瓦斯原产地苏联的规定标准，并提前九个月实现了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年产中国格瓦斯三千吨、啤酒一千五百吨的开发目标，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河南省有关部门在落实“星火计划”中，注意结合本省地方资源优势，优先安排投资小、见效快、市场广阔和发展潜力大的项目。现在已经落实的一百零四个项目，主要是养殖业配套深加工技术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