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心湖的涟漪
  陈粤秀
你想每时每刻都保持心情愉快吗?那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心平气和的情绪就好象一泓宁静的湖水,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挨一粒石子的袭击,哪怕它极小极小,被砸碎了的水面必定荡起细细密密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漾开去,许久许久不能平静。
谁料得到,每天清晨出了门究竟会遇上些什么,是快慰,还是懊恼?
一个风和日暖、让人满心欢喜的星期天早晨,我破例没睡懒觉,兴冲冲上图书馆四楼,去阅览室查某杂志编辑部的地址。没想到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架上空了,要求看一下旧刊,被两个管理员噎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馆外灿烂的阳光在我退出大门的一瞬间刺迷了我的眼睛。
慢慢踱进拥挤的小邮局。在报刊杂志柜台前,我那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兴致和勇气又重整旗鼓——为啥不问问这和颜悦色、不厌其烦接待顾客的老师傅呢?
“大爷,您知道《读者文摘》是哪儿出的吗?”
“兰州。姑娘!”忙得不可开交的老师傅对这问题一点也没表示奇怪,只是从花白的胡子茬里溢出怪逗人的笑意来,“怎么着,你要乘火车去那儿买最新的一期呀?”
所有的人都笑了。天气仍然一样可爱,我心灵的天地却已在半小时里经历了两个迥然相异的季节。
我承认,生活是异常复杂曲折的,实在不简单。但那一件件不简单的事也并非没根没由,并非相隔着真空。大海一浪高一浪,乃是滴水积成。同样,自有数不清鸡毛蒜皮的小事悄悄左右着生活的波澜。人们常常在自己还未察觉或漫不经心的时候,就已经给了自己周围的人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往往是互相的,仿佛两只小船在湖上相撞。
耳闻目睹种种人际关系,我颇多感慨,为了防止易动感情的心白白受伤害,我小心翼翼地为它筑起了一座城堡。记得一个傍晚,我和另一个女孩站在大讲堂售票房外左右为难:没带钱包而又发现在卖好电影的票。身后一个瘦小的男同学突然问我们要买几张。开始,我背过了脸去,鬼知道他打什么主意!不过,看上去对这一举动他比我们还感到窘迫。同伴接过他递过来的钱买了票,我们留下他的地址:一个地理系的同学。以后再没见到他。
一天我收到一封标有“内详”字样的信,以为又是远方热心读者来的。原来另有文章:
“其实我们相隔并不遥远,你的宿舍离我们的大约不过二百米。我们所说的‘遥远’,是中文系和数学系之间的天壤之别……”他们邀请我星期天去作客,还详细描绘了一番门上的图案。
那天我特意在辫梢上戴上一对平日收在小盒子里的蓝莹莹的小果果,好容易东拐西绕,在黑乎乎的走廊里找到他们的房间。开门的是位带湖南口音的同学。“啊,我们都以为你肯定不会来呢!”他大声说,又回过头冲屋里叫起来,“快起来!”里面一片混乱。“你们约好我的嘛!”我开心地表示抗议。
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最愉快、难忘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交上了几个不同籍贯、不同爱好然而都一样热情、一样真诚的“远方朋友”。
那座城堡无声无息地崩溃了。为保护自己的心灵而把它关闭,只会使它在黑暗中窒息,不如让它去承受人情的风风雨雨。请相信,以诚挚之心待人接物,哪怕仅仅是一个微笑,也意味着在各自的生命之舟上向对方致意的旗语,意味着你会获得慰籍和勇气去征服波峰浪谷的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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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鼠、猫、狗杂说
  沙河
一天,我亲眼看到电猫在大白天捉到五只硕鼠,很觉稀罕!有了这玩意,何惧神州大地有鼠三十亿!今后猫会不会失业呢?
我本来喜爱猫的。在“史无前例”年代下放农村时,鼠害严重,家里贮藏的几颗粮食被吃掉好多。妻子生气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里起床打鼠,只见那鼠蹲在屋梁上忽闪着眼睛,而她自己却着了风寒,害了一场大病,险些送掉性命。于是我下决心养猫了。那猫一身油光雪亮的黑毛,把我家的鼠捉得一干二净,邻居们都很称道。不久,猫吃了一只被药死的老鼠死去,鼠又多了起来。直到今天,我还怀念它。后来,家里又养了全身皆白的象贵族似的雪猫。这猫非有鱼肉供奉不可。平时,它虽然媚态可掬,但总是蹲在灶间里眯细眼睛想自己的心事;尤其是春天夜晚寻配偶时的嗥叫,令人心烦,难怪《红楼梦》中的贾母,把偷鸡摸狗的贾琏比作“馋嘴猫儿”。对于闹翻了“东京”的鼠,它是绝对不管的。这使我对猫的情感淡化了。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不捕鼠的猫总是有的。想到旧社会,不干事、干坏事,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芝麻官儿,不是常见吗?正如鲁迅所说,“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
猫既不捕鼠,我便想着养狗。那狗,并不是雄壮凶猛的猎犬,而是家养的小黄狗,四腿很短,被我号为“矮脚虎”,也很会捕鼠,只要我在田头劳作挖出田鼠,它就似离弦之箭,窜了出来,把鼠一一咬死。近来,报刊上刊载狗捕鼠的消息渐渐多起来了。江苏省东海县平民乡王巷村一位农民养的狗二十多天捕鼠三十多只。这使我确信:狗捉老鼠并非多管闲事。狗和猫,原本可以成为战友的。
然而,我却不理解狗和猫之间为什么不和。鲁迅说,他在《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找到了原因:鸟、鱼、兽开会,猫遇到狗“立即弓起脊梁”,狗误以为象,因象“是弓背的”,便将猫介绍给大家:“象在这里!”大家便嗤笑狗,“狗和猫便成仇家”。我想,这完全是误会,猫“弓起脊梁”是为了壮威、防御。但谁又能料到,现在有的狗竟染上“狂犬病”,有的狂犬一天咬伤好几个大人、小孩,人心惶惶然,又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把每一只狗捉来诊断、甄别一番,只好不分好狗和疯狗,一律杀之坑之了。
乡村里,狗已杀,猫头鹰、黄鼠狼和蛇等鼠的天敌,多年来相继遭殃而骤减,灭鼠的任务最终又落到猫的身上。识者固然希望有电猫问世,但总认为捕鼠是猫的天职;养只好猫,还可供玩赏,一举两得。所以,更希望世上能出现懂行的“猫伯乐”,能够相出有美学价值的猫和《聊斋·大鼠》篇中的狮猫。它遇鼠,先是卑怯,后是“抓掬顶毛,口龁首颌,辗转争持”,把大老鼠咬得粉碎。这样的猫,是能够得到人们的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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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未了的话题
  ——写在《中国画讨论专集》出版之时
  方振宁
“中国画”这个名字是近世为了有别于西洋画而取的。相对于西方只以绘画材料的性质命名某一画种来说,这命名就带有很强的国粹特点。对它的改良和创新的争论也是近世才显得激烈的,缘由是,中国这个封闭的社会在近代对外开放以来,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使传入中国的西洋画风与传统的中国画风形成明显的对峙。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思想家的康有为、陈独秀和鲁迅,还是艺术家的高剑父、徐悲鸿、潘天寿和石鲁等,都极目关注和参与中国画发展与改良的过程。这本是一个未了的话题,时至今日,又再一次提及,参加者之众,势头绝不逊色于当年,围绕着中国画是否已到了穷途末日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当然与我们现在的国情分不开,因为古老的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面对西方文化。因此,将以往各个历史阶段有关中国画问题的讨论汇集成册,对关心这一讨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同志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最近人民美术出版社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将一本收录五十二篇论文、二十余万字的《中国画讨论专集》(《美术论集》第四辑)呈献给读者了,它使人们能够系统地窥见中国画讨论的历史和现状。从康有为起,直到当代的青年理论家和画家们,其中包容了各家各派的相异观点,阅后可见讨论之热烈,同时也算是对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画问题的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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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集〔木刻〕
         郑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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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琴声
  殷参
今年路过长沙,我去看望女儿晓路夫妇,见到外孙女星星。她五岁半了,两年不见,个子长高不少,说一口流利的湖南话,见了我格外亲热。
小星星要给我作钢琴演奏的“汇报演出”。她的口角挂着稚气的微笑,坐到钢琴前的椅子上,翻开琴谱,灵巧的小手弹奏出悦耳的琴声。
她妈告诉我,小星星学琴才两个月。幼儿园里有阿姨辅导,在家每天练琴两小时。我听了演奏十分高兴。虽说学琴刚刚开始,但已能弹最简单的练习曲了。
小星星的琴声,勾起我这七旬老人的许多往事。1929年,当我在宁波浙江省立四中念初中的时候,由于音乐教师的引导和启发,我对钢琴演奏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位音乐教师是刘质平先生。近几年读《丰子恺传》,才知道刘老师是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后来出家,法名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先生的同窗好友。刘老师组织一个钢琴班,有志于钢琴的同学,可以自由报名。我报名参加了。我还记得,参加钢琴班的同学都要买一本叫《拜尔》(英文是Bayer)的琴谱,每本三元五角。我是一个穷学生,连每月缴付六元左右的伙食费都有些困难,那本琴谱我还是买了。学了一段,由于音乐不是四中的主课,全校只有两台钢琴,加上我毅力不够,钢琴没有学成。
1964年,晓路小学毕业。她喜欢弹钢琴。我的好友安波介绍我认识沈阳音乐学院负责人。我请他在音乐学院帮我找一位老师教晓路。那位老师见了她,认为年龄偏大,最好幼年时开始学琴。因此她的愿望没有实现。
小星星真是幸运儿。她妈妈把年轻时未曾实现的希望统统倾注到孩子身上。她从小星星用玩具琴弹奏儿歌中得到启示,决定从幼年培养她的兴趣。趁着机关幼儿园筹办音乐班,今年3月,他们倾囊为小星星购置了一台钢琴。
现在预测小星星的才华和可能达到的成就,显然为时过早。作为她的亲人,我对她的前途,有着殷切的期待。更使我感慨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外公、她的妈妈两代人,都没有机会学钢琴,小星星得到了。她的父母只是普通干部,却能够购置得起一架价格相当昂贵的钢琴。据说,这样的事在全国已经不新鲜了,有的城市还出现了“钢琴热”。的确,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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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宽堂”里的红学家
  陈原
“宽堂”,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这间所谓的“宽堂”,其实窄而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一年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去寄情山水,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前些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不顾烈日炎炎,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因此,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
当然,冯先生目前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红学”的探讨上。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刚刚杀青,题目是《重议评点派》。文中对李卓吾、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主要是《红楼梦》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评点派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今人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的很多问题,如版本、家世、结构、层次、人物论、后四十回内容等,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
除了朝夕治学,冯先生还嗜好丹青和听戏。听戏,他如着了魔一般,走到哪里,都要抽空进戏院听上几出,什么戏都听。对时下的戏曲界,他最忧虑的是演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今年初,当他看了浙江昆剧团年仅二十二岁的林为林主演的《界牌关》后,异常兴奋,多次赞誉说,在这位年轻演员的身上看到了戏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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