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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服务”不能停留在说空话上，而要通过年复一年办一件件实事表现出来。北京市崇文区领导机关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他们——
时刻想着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段存章
8月上旬的一个午夜。电闪雷鸣，风狂雨暴。一个告急电话接到北京市崇文区政府值班室：营房西街五十六号大院十三户居民泡在水里，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区长陈广文招呼了四个干部赶到现场。经过紧张的抢险排水，居民们转危为安。区长走进一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家里，看到屋里积水，二话没说，弯腰提桶掏起水来。有个小青年要拍照片，区长拦住说：“我们工作不周到，应该检讨，还照这个干啥！”
这样的事在崇文区并不新鲜。历届区长都在雨夜值班，近几年先后为十六片居民排除了低洼积水。
副区长张洪范步行调查垃圾的事也被人们称赞。从北京站到永定门站，铁路沿线十四里，到处都是垃圾，长期没有解决。今年春夏期间，张洪范先后两次步行去现场察看，把大小问题查得一清二楚，接着一条一条抓落实措施。老张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看这些脏的乱的小事，它影响着咱们共产党的威信，‘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不是空的，它需要通过办一件又一件的具体实事表现出来。咱们要从区里的现实条件出发，多给群众办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实事。不然，共产党好，好在哪呀？”
崇文区曾被人称为“穷文区”。过去多年是“市管人财物，区管脏乱差”，统收统支，区里没有钱，连街上修个厕所也得报市里审批，他们想给居民多办好事实事，真是难哪！从1983年开始，市政府改革了区财政体制，下放了财权，三年，区里就从发展生产中聚财二千七百万元。
手里有了钱，往哪里花？是先打扮机关，还是先装备市民？区委机关住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盖的，墙皮脱落，地板打了补丁；看到别的区委住上了新盖的办公大楼，他们有点眼馋；区领导坐的小车是老上海牌，看到北京大街上跑的豪华车，司机也发过牢骚。但是办公楼没有修，车也没有换。他们想到市民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办：这个区医院床位按人口比例在北京市十九个区县中是倒数第二位，区里影剧院少，按人口平均计算，一个人一百六十天才能买到一张影剧票……
区委和区政府拿定主意：把钱花到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上，花到绿化、美化环境上去。
前门、永外、东花市等街道医院建成了；一万多平方米的街道托儿所盖起来了；五百四十条胡同铺上了柏油路面；在区委机关两层旧楼旁边，一座三千平方米的五层档案馆大楼建起来了；面积七千八百平方米，高十一层的文化馆开工了；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的图书馆，七千三百平方米的工人文化宫，年底前可完成主体工程；占地六百七十多亩的龙潭东湖，已经兴建了造型典雅的石桥、仿古的亭台，还有假山、瀑布；中日合资正在龙潭中湖修建一座游乐场，预计明年元旦可以开放。
看到这些变化，居民们称赞崇文区委和政府，心里想着群众，不说空话，干实事。
记者访问了这个区最近七年的三任区委书记：李瑛（女）、梁志华、盛绳武。他们在新老接替之间开展接力赛，并以这么三句话相互共勉：“生活在群众之中，酸甜苦辣一齐尝。”“老百姓受冷，我们也觉凉，他们热了，我们也暖和，群众生活有什么问题，我们也知道那种滋味。”“我们并不高明，但我们离群众近，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马上能知道。”
有个时期，市场上的西红柿供应紧张。区委机关通过“后门”买回一些价格便宜的西红柿，准备分售给职工，这事被区委书记盛绳武制止了。他说：“我们领导机关，抢买便宜东西、方便货，老百姓怎么办？咱们心目中要有居民，想些法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区委和政府领导亲手去抓蔬菜经营改革的试点工作。
现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志华，先后担任三年半区长、一年半区委书记，他带领区的干部们办了许多得民心的实事。其中最突出的是1978年兴办集体企业，及时安排了一万八千名待业青年就业的事。当时梁区长骑着自行车跑遍每条街，在“屋檐下、马路边”去解决实际问题，对一百多个集体企业，一个一个地抓落实。曾经是旧塑料棚起家的燕京书画社，到现在已为国家创汇二千五百多万美元；靠卖大碗茶创业的前门茶店综合服务社，已向国家交纳税利几百万元。现在，全区集体企业的年利润已达到五千多万元。梁志华深有体会地说：“要为市民办的事很多，为了一个时期解决一两个群众最关心的实事，我们办公会上讨论的是它，走路想着的是它，吃饭说着的是它，睡觉梦见的也是它，这样我们才搞出了一点名堂来！”
采访结束那天，记者与现在区委书记盛绳武交谈。我说：“你们时刻想着为居民办实事，我想写写这个，你看如何？”
“你写这个题目，我心里不安，区里四十三万居民，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困难。”老盛边说边从文件夹子里取出一份调查材料念给我听：
“我们全区每人的平均住房面积为五点二平方米，但苦乐不均。平均住二至四平方米的有二万四千多户，占总户数的22.1％；每人平均住房二平方米以下的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占总户数的2.7％；缺房困难户还有三万八千多个。”
他和我叙述偏僻街道里居民住房拥挤的情景以后说：“为这事，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工作上还有许多漏洞，真是对不起老百姓呀！”我看到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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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中日友好事业继续努力
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联名致电热烈祝贺
本报东京九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昨天联名打电报给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热烈祝贺这个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在东京召开。电报全文如下：日本、东京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值此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们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实现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关系到我们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关系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成立以来，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感到高兴并表示赞赏。
我们热切期望中日双方各位委员能同所有关心中日友好的团体和人士一道，为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的美好事业，继续作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胡耀邦
赵紫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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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同及时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总体经济效益
国家机关加强部际合作与联合
部门同地区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也得到加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从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到，目前国家机关的一些部门之间，部门与地区之间开展协商对话，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
今年4月，地矿部长朱训和石油部长王涛就两个部的石油地质工作进一步加强合作勘查油气后备资源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一举动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评价，称赞这是改变部门分割，加强部际横向联系与联合的良好开端。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叶如棠今年先后走访了三十多个部委，谋求部际合作。过去这个部和林业部有关业务局互不通气，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叶如棠和林业部长杨钟商定，以后凡涉及两个部的问题，都要协商解决。冶金部部长戚元靖、总工程师周传典获悉一家钢铁公司生产的铁路轮箍、轮辋连续发生崩裂事故，立即登门向铁道部负责人征询意见，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机械部努力使这种部际合作向多部门、多层次发展，已同十几个工业部门建立了实质性的部际合作关系。这个部和水电部的部级、司局级负责人定期碰头，密切配合，确保了国家发电设备制造任务的完成。
“条条”与“块块”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也得到迅速的进展。兵器工业部今年先后与陕西、河南两省签订部省合作协议，成立了相应的合作领导小组，已研究确定合作发展项目二十一个。冶金部负责人就鞍钢和本钢生产技术改造，每季度都和辽宁省领导开一次现场办公会，共同及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发挥部门综合优势，借助外系统科研和教育单位推动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也是不少部门谋求联合与协作的一个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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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偶而为之和一贯为之
本报评论员
说空话容易，办实事难。一年半载办一两件实事，比较容易；把办实事变成一种作风，一种传统，十年八年，一届一届地传下来，那就不容易了。北京市崇文区党政领导机关为居民办实事，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偶而为之，而是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形成了可贵的传统。
我们党一贯要求自己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这不是一个随意性的要求，而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确定的。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只有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办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把各项工作做好。
然而，同是办实事，又确有“偶而”和“一贯”的区别。有些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或凭着一时热情，或出于哗众取宠之心，或为标榜自己的“政绩”，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月”、那个“月”期间，在这个节、那个节之前）也可以来它个三拳两脚，办几件漂亮事。但要他们持之以恒，把好事、实事做到底，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提倡办实事，决不是提倡搞假招子，更不是借此沽名钓誉。这就需要有孺子牛的精神，需要象崇文区的同志那样，“生活在群众之中，酸甜苦辣一齐尝”。有了这样的精神，对群众的疾苦如同身受，才能有为群众办实事的紧迫感，才能把实事一件一件办下去，锲而不舍，成为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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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运会赛场争夺激烈
我国选手又夺得三枚金牌
本报汉城9月22日专电 今天第十届亚运会又决出十三枚金牌，我国运动员在占有较大优势的跳水、体操和举重等项目中三度夺魁，使我国金牌总数增至十二枚，仍处领先地位。
跳水名将谭良德在男子跳板决赛中以六百七十八点二四分的成绩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比赛的头枚金牌。
以新手出面的中国体操女队技压群芳，第三次蝉联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成绩是一百九十五点零五零分。
举重五十六公斤级的金牌被中国小将何英强夺得，他的总成绩为二百六十五公斤。
今天日本队和南朝鲜队在游泳和射击比赛中显示出较雄厚实力，分获六枚和四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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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省市政府热情支持 有关部门提供方便
山西首家中外合营企业蒸蒸日上
华杰电子公司产品行销海外获利激增
本报讯 记者王艾生报道：山西第一个中外合营企业——华杰电子公司，得到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的热情支持，它的产品行销欧、美和亚洲各国，普遍受到赞誉。今年3月，华杰电子表在巴黎获欧洲共同体“品质优异奖”。
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坚决支持中外合资企业执行严格的规章和科学管理。华杰公司开业不久，就遇到难题，公司规定，工人有三个月试用期，试用不合格者要辞退。吃惯“大锅饭”的少数工人，经受不住严格管理的考验，有人提出生产定额过高，要求降低。公司经理、港方代表向他们解释说，定额是经过科学测定的，合理的。这些工人不听劝解，大吵大闹，拒不上班。华杰公司研究决定，将少数闹事工人除名。太原市领导同志谷文波到华杰公司，支持公司的正确决定。
华杰公司初创时期，流动资金缺乏，中国银行太原分行优先予以照顾。他们申请的一百九十万美元的贷款，不拖不推，很快批准。华杰公司生产电子表的主要部件靠进口，80％的产品销往国外，一进一出。省经贸厅、省外汇管理局、海关等都尽力简化进出口手续，提供方便。这样就使华杰公司原料、产品流通渠道畅通，保持了公司在国外的信誉。国外代理商纷纷来信，盛赞华杰产品质量上乘，交货及时，服务周到。中外合营的头一年，外商分红约十三万美元。在省市有关部门的督促下，及时兑现，外商深为感动。
山西省和太原市积极为中外合营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华杰电子公司蒸蒸日上。今年1至8月份，已生产电子表二百四十万块，销往国外一百八十四万块，创外汇八十余万元。创利润二十二万元，上缴国税九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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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考古界根据新发现探索
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
据新华社沈阳9月22日电 （记者卜昭文、王辅捷）辽宁西部考古发现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9月17日至21日，全国一百多名考古专家、学者聚集沈阳，参加了以讨论北方文化为主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带来了大量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信息。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发祥地“四大区域”之说：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都同中华文明有密切关系，可能是距今四五千年前进入文明；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文明起源的线索见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其中以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便出现了个体家庭和私有制，还有大量的精美玉器制品；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不少玉器和独具特色的陶器，都证明这里是文明的摇篮之一；四是北方文化区——先后出土一些比较发达的原始文化遗址，新近辽西考古发现更说明东北和整个北方古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一些考古专家比较同意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这一论点，但认为各地古文化发展不平衡，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也不是一刀切那么整齐划一，各区域的古文化互为渗透，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秦始皇统一大帝国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连绵不断。
有的专家还认为，各文化区对中国文明起源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事实上可能存在着几个甚至更多的中国文明发祥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国之大，很难说什么地方有文明起源，什么地方没有。文明的发祥地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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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雕之乡
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省曲阳县，是我国北方石雕工艺品的著名产地，素称“雕刻之乡”。这个县石雕艺人的一些作品被列入国家珍品收藏。该县农民利用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创作工艺品，销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县石雕二厂工人正在雕制出口石雕产品。
本报记者 田永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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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皇岛开发区兴建基础设施
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已完成地下设施和部分地上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给水、排水、供电、通讯、交通能力，为外商投资建厂创造了条件。
截至8月底，已有四个中外合资项目动工兴建，其中中澳合资兴建的华燕邦迪制管公司将要生产的邦迪管，可用作电冰箱的散热管，将填补我国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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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医疗单位开展联合办医
郑州市一百九十余家医疗单位开展联合办医，挖掘出常年闲置的一千一百余张病床，相当于国家投资新建三所中型医院，初步解决了大医院“吃不消”的愁和小医院“吃不饱”的忧。开展联合办医后，省、市医院定期派有经验医师到基层医院，边巡诊边帮助那里的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病房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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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百余套服装送往巴黎展出
在即将举行的第五十二届巴黎国际女装博览会上，我国共有四百零二套服装参加展出。送往博览会的这些服装是从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送来的千余套服装中评选出来的。参展的服装共有十八个系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麻、柞丝绸、珠绣为面料并配以现代款式设计而制成的套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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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企业界、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人士提出
增强企业活力要提供法律保障
确立厂长的企业法人代表地位非常必要
据新华社武汉9月21日电 （记者高露、杨正文）9月18日至21日在武汉举行的首次“增强企业活力的法律保障学术讨论会”上，我国企业界、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和厂长提出：增强企业活力，要用法律作保障。
参加讨论会的代表认为，目前搞活企业的关键在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而要使企业的自主权落在实处，则必须将企业置于适当的法律保障地位。许多代表强调，加强现有法律、政策的协调、配套，改善司法机关的工作，对于增强企业的活力，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企业的厂长或经理的法律地位问题。许多代表认为，企业厂长或经理的法律地位，与增强企业活力联系十分密切。把厂长的法律地位确立为企业法人代表者，更有利于搞活企业。前段时间，一些勇于改革、积极改革的厂长或经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犯，这种现象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代表们呼吁：国家司法机关要对那些诬告陷害者给予严厉的惩罚和制裁；有关领导部门，尤其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组织部门，必须树立新的观念，积极保护和支持勇于改革的厂长或经理。同时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捍卫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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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巧为农民解忧愁
方维
近闻，河北省有的农村建起了“红白事理事会”，河南省有的农村成立了“红白事协调会”。这些理事会、协调会由村干部和“社会贤达”组成，对本村各家各户的红白事统一进行调理。他们合理地掌握办事“规格”，既郑重大方，又简便节约，颇受农民欢迎。
这几年，一些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竞相攀比，并非农民的真实心愿。多数农民还没有“富得流油”，只不过才得温饱。他们并不想花大钱“热闹一天，紧张几年”，只是由于旧习惯势力和好面子心理的影响，不得不大办。而“理事会”、“协调会”的出现，顺应了大家的真实心理，恰当而妥善地帮他们卸去了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包袱。
我想，各地领导可以从这件事得到启示，认真研究一下，怎样把农民的心思摸得更准，怎样把为农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