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小说家言
——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王蒙
第一，概括的代价
我作为写小说的人，听到人们要概括新时期的文学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情绪。因为在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面前，几乎每一种概括都是以牺牲其它角度、其它侧面的观察，或是牺牲其它事实为代价的。如果一篇很好的理论文章概括了一百篇小说里的五十篇的特点，那么，也是以牺牲另外五十篇小说为代价的。如果一篇很好的文章概括了一个作家的一篇作品里边的最主要的成就和缺陷，那么，也常常是以牺牲这个作家的虽然次要、但不见得不重要、有时也许更重要的那些方面为代价的。所以，从小说家看来，理论家未免带几分呆气。
新时期文学存在着进行多种角度的概括的可能。可以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上来概括新时期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国家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历史进程的变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完全可以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从艺术本身来概括这个变化，就是说，文学怎样恢复、开拓和发展它的语言、它的艺术特点。也可以从文化思潮上来概括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同样也可以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来进行概括。出现多种概括的可能性，本身就说明，我国的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发展，新时期文学象生活本身一样，是丰富的整体。因为，那种为政策做注脚的作品，概括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我们概括文学就不那么容易，花样很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第二，选择的困惑
从1977年《班主任》这篇小说发表到1979年，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四人帮”所设立的文学禁区和思想禁锢。可以写伤痕了，可以写冤案，也可以写爱情了。1980年到1982年，文学表现出一种开拓的精神。题材上、手法上、文体上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1983年以来，又出现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大量的新观念、新名词、新体系涌了进来或是发掘出来。许多作家也提出一些新的主张，打出些新的旗号，或者是发表一些宣言，确实给人一种目不暇给的感觉。现在在创作上，什么都不新了，你说你新，一年以后就不新了；有时你费了半天劲搞出作品，不但不新，甚至还有人说你是抄袭别人的。有的说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据说这次会上竟然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了（当然是说笑话）。在1980年以前，还有一些被全国上上下下所承认、使人震动的作品，可是到了1980年以后，这样的作品就太少了。这种在创作上和理论上出现的特别多的分化不是一种坏现象，多半是好现象。我听上海的一位同志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用在文学上也很恰当。就是说，现在干什么事都是红灯绿灯一起亮，刚一干事，红灯就亮了，你赶快停下来，绿灯又亮了。无论是工资调整、职称评定，还是写小说，都会碰到红灯绿灯一起亮。现在，作家增加了对作品题材、角度的选择，却又减少了社会对文学的关注。有时，出现了“哥儿个”激动得不得了的作品，但是，除了“哥儿个”这个圈子，就没有人理会这类作品，甚至遭到别人的鄙视。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正常，都可以存在。但是我认为，选择可以缓慢点，不必太急，因为急匆匆的选择中或是宣告之中，往往与创作的实际存在着某种不平衡、倾斜或错位。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热”已经走向平稳，走向正常。而新的“理论热”和“文化热”正在兴起。对新的“理论热”和“文化热”也可以热几年，过几年后，也会平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冷静下来，进行一种冷静的从容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是最好的。而真正的大作品也会在一种比较平稳的状况中产生的。我觉得，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范畴，什么样的符号系统，什么样的方式，它总得有一些根本的、真实的货色，这就是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艺术的真知灼见。而这种真知灼见不是一时选择、押宝的结果，而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对艺术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就应该有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自信。永远不会操心自己一觉醒来，变成一个旧面孔，被别人遗忘，也不必操心自己会落在别人的脚印里。创造的过程不是一个平面的选择过程，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螺旋形的积累而不是平面的选择。
第三，对模式的超越
我们作品创作的模式，有旧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更多的是苏联文学的模式，现在又出现了西方文学的模式，还出现了嘉西雅·马尔克斯的模式。所有这些创作模式对于我们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模式也是人的认识的结晶。但这些模式有很多局限和不足，我们新时期的文学是有可能超越这些模式的。苏联文学中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但它的那种正反两极斗争及对人的性格进行道德评价的文学模式、思维模式往往并不符合，或者不是特别深刻地反映生活。人们常常把感情、无私、爱都放在正极，相反，把恨、自私、保守都放在负极，但是，人类的感情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五十多年的经历，就特别体会到，从爱出发也能出现那么多的恶。爱有时带着对你所爱的人的关切，关切又使你能为你所爱的人做许多事情，但做的许多事情不一定是真好。比如：父母爱子女，有时就变成了一种制约。所以，我的看法是，理解比爱高得多。爱还是一种青年时期的情感，但是，一个成人的情感是爱的升华，那就是理解。
简单地说，西方的模式是精神空虚也可以，但精神空虚有两种：一种是真空虚；另一种就是在精神生活上提出了超前的要求，就是马上不能实现的要求，所以，精神上非常痛苦，而这本身是发达的产物，是发展的产物。所以，对于所谓空虚，也要具体分析。我发现，劳动人民一天到晚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活下去，而知识分子整天围绕着的是我如何活着，这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所以，有时精神空虚是与物质生活满足或大致满足以后精神上更高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因为，你搬来的话，它总是焊接不到地方。它是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下，照搬来，总是扭着的，总是焊接不到我们的心灵里、生活里，焊接不到我们的意识中和无意识中，不得其门而入。西方的模式的精髓似乎是活得腻歪得慌，而我们大多数感受到的还是活得艰难。有些作家借鉴西方模式越写越象。但我总觉得，离开了中国的历史、社会、群众、文化心理，就不可能真正被中国读者所接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性。因为你要改造中国的文化心理，也必须运用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些积极的东西，如果不能运用，就很难改造，那就成了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包办。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农民砍电线杆子当木材卖，他这是什么问题？是人道主义的问题？还是当代意识的问题？近年来，我还听说过流传在八十年代的一些奇闻，如一个山区的一个农民突然宣布当皇帝了，全村老少都给他下跪。我并非是用这些事情给大家说，中国如何落后。我们都知道全国有显著的进步，有许多先进的、世界第一流的东西。但是脱离开中国现实的土地，脱离开现实的生活，把西方的文学模式奉为圭臬，急急忙忙地去表现活得如何腻味，只能引起还活得相当艰难的人的反感。学得再象，其价值也是可疑的。
刚才有人提到的某些改革题材之作也是这样，把当今世界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社会的过程，简单地解释为正与反的两种力量，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力量的斗争，这并不能真实、深刻地反映改革的进程。这种概括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这种概括模式也使文学付出了极大代价。
第四，生活是文学最大的参照系
现在讲，心理学、社会学、哲学都是文学的参照系。我觉得，文学最大的参照系是非文学，就是那些不靠文学吃饭、不以文学为业的人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或者再扩大点，文学的参照系就是世界。因为，我想一切新的观念、新的范畴、新的名词、新的学派也好，凡是能够在一个地方流行起来的，都有它的生活依据，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是一样，也有它生活的依据。只有把一种观念、思想、手法、名词与活生生的生活联系，才有生命力。比如说象征，有几个作家研究过象征的定义、象征主义、象征的发展？象征性正是由于生活本身的提示。春天来了，花开了，鸟飞来了。这是小学生都懂的。生活里，象征到处都有，晚上看星空，有一种寂寥的感觉；秋天树叶在落；送别的时候，轮船和火车冒出的烟由浓到淡，这些都是象征。比如意识流，有多少个是靠钻研弗洛依德、伯格森著作研究出来的。如果他没有这种体会，没有对这种微妙心理活动的体察，或叫内审力、内视，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哪怕是近似的意识流。又比如说神秘，神秘是一个美学的范畴，它本身也是生活提供的，当你看大海的时候，当你看夜空，当你的亲人与你离别或死去的时候，都有一种神秘感。我不一一举例了。我觉得，最大参照还是生活，只有一切理论名词与各式各样的生活，各种层次的生活、当然包括人的内心生活联系起来时，这种理论才不是烦琐哲学。所以，我主张，搞文学的人一定要努力地生活在非文学的生活环境里，如果周围都是文学的话，有时是一种危险，如果只能从文学到文学，那么文学就要枯萎，就要真地“腻歪”起来了。这不但影响文学，也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
第五，关于争鸣的文明
现在，在红灯绿灯一块亮的情况下，会出现特别活跃的论争。我们非常欢迎这种活跃，也期待着。持什么学术观点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也应当跟踢足球一样，有一点文明的规矩。踢足球从东往西踢或从西往东踢都可以，但要遵守规则，不能搞危险动作，不能伤害别人。搞了危险动作，就要黄牌警告。这是必要的。又比如说，能不能不用先期定性的方法来进行真理的检验？因为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并没有讲性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过去往往用定性的方法，不用分析的方法，这是很难被许多人接受的。这种定性不加分析的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真理，它就得不断地受实践的检验，就要反复加以论证，并不存在一个不需要检验的先验真理。同样也不存在不需要检验和论证，一定成某种性质就“体无完肤”的谬误。你可以说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荒谬的、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你不能光说人家是什么什么性质的。实际上这样的仅只用定性来战胜对手的做法既贬损了争鸣，也贬损了马克思主义，也贬损了唯物主义。所以，我想，争鸣时还是用实践来检验它符合不符合生活的实际。作为文学来说，看它符合不符合文学的实际，符合不符合艺术实践的实际、艺术创造、艺术心理的实际，这样检验才不唯心。
再有一点，对于一些互相截然对立的观点，能不能都站得高一点？各种不同的观点也要理解。过去的教条主义和“极左”都有两个基本的命题，一是异即敌。就是说，凡是与我意见相反的都是敌人。二就是我即真理。这两个命题作为信仰主义是可贵的，作为科学是不行的。因为异有时是相反的，也可以是并行不悖的，你抓你的牛鼻子，我抓我的牛尾巴、牛毛；你研究你的典型性，我研究我的辞章；你的文章价值大，我的文章价值小，但互相并不妨碍。有些意见是互相吸收的，有些是互相转化的，我们对不同的各种意见要尽量地抱着理解的态度、商讨的态度、温和的态度。有人说，我们的文艺争鸣太差了，还不如西方，这话说得也是对的，因为我们过去的争鸣往往到最后伴随着上纲，到那时也就不能或不便争鸣了，造成了争鸣的脆弱性。如果争鸣的结果不是取消争鸣，那么这种争鸣才有味道。一个文明的争鸣不该是取消争鸣，也不应是“引蛇出洞”，也不必动不动就造舆论，争取同情，争取多数。争鸣应是互相理解，不要简单地互相否定，都不要认为自己垄断了真理，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当代意识”吧。
（原载《中国文化报》，本报摘发时经作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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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
於可训
读了刘再复同志的《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一文，有些观点我赞同，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补充几点意见。如果说人道主义不仅仅作为文学的人性内容，同时也作为作家的意识倾向的话，那么，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走向和发展态势，是人道主义所不能囊括的。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曲，无论是天安门诗歌，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作品都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批判的性质。文学自觉地以它尖锐的思想锋芒和普遍的情感充当了一种政治力量，在为历史尽着“批判的武器”的义务。即令在小说领域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那也是“长歌当哭”，在以灵肉的创伤展示历史性的苦难和罪恶。虽然其中也不乏人性的内容，但作家的意识指向仍然是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同时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回视和反思。其“反思”的历史参照，却是革命战争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前期的“黄金时代”。这显然是一种眷恋传统的意识在发生作用。虽然其中也有些作品涉及到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问题，但人的复归，从总的倾向看，更多地是指向恢复正常情况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但是，当着文学开始涉及到社会变革问题的时候，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中，确实有一种新的因素在萌生和滋长。这种新的因素，我以为是一种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作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的《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是从清理废墟起步，但它一开始便把它的急切的目光投向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人们把蒋子龙的这部作品称为“苏联模式”；此后，在他和其他作家笔下，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改革模式。不管对这些作品和这种文学作怎样的评价，但它们奔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识倾向，却是那样惊人地一致。
涉及农村变革的作品，也许因为中国农村的历史状况而具有特殊性。它大体上经历了从争取温饱到渴望致富，从生存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象反映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那样强烈的现代倾向，民族意识也只是随着农民的命运的变化才开始日渐复活和强化。这是因为中国农民还肩负着更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反对封建主义和极左的政治影响的历史任务。这也就是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在那样广泛的生活领域，集中地触及伦理道德和各种形式的封建残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其中有些作品已经在接近现代意识的前沿阵地，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挣扎和惶惑，便是农民摆脱因袭的重负奔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观念的整体变革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中国农民的现代倾向将会如潮如涌，不可遏止。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将会出现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
无须列举更多的事实，只要对新时期文学在一些主要阶段上的基本轮廓作大致的描述，就可以凸现一个比较清晰的意识走向。当我们的文学以它的全部的情感和理智的力量哭诉伤痕、反思历史的时候，从主体精神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在努力挣脱长期以来极为严酷的阶级意识的压抑和控制。但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快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种社会力量同时也便将文学导向民族意识这个更为博大深沉的历史河床，同时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召唤而伴随着一种极为强烈的现代倾向。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以各种现代观念光大民族传统、振兴民族精神，便成为众多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指向。除了涉及经济改革的作品，在其他诸如历史题材、军事题材、知识分子和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民族意识和现代倾向的潜流涌动的力量。
如果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
“同步”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纵的方面大致描述它的意识走向的话，那么，近几年来的文学由于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发展的状态，文学的主体意识就更为复杂和多样。一方面确有一部分作品在继续跟踪生活前进的步伐，在一些更为新进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在向世界现代文学接近和靠拢。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寻根”文学和“文化小说”的出现，一些作家从民族化的深层积淀中追溯民族精神，给现代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历史的审视和观照。其他诸如有些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人的情绪和心态，以及林林总总的对于现代观念和方式的倡导和探讨，虽然都不无现实基础，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民族意识的一种未来形态。当民族的个体精神在更为健全的意义上被重新塑造和确立，民族的群体意识才有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获得现代文明的内容和色彩。这也许是新时期文学在未来方向上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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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不只是忏悔
王纪人
刘再复同志认为，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即对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但还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意识和自审意识。他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应加强创作主体的忏悔意识和自审意识，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从而打出一条自爱之路、自强之道。
这些意识既真诚，也很深沉。但“忏悔”的命题可以引申出一连串社会历史学、民族心理学、文化学、文艺美学，乃至宗教和人类学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之所以多灾多难，从民族心理上追究，是否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自责、自审之道，也即忏悔精神？当包括作家在内的普通中国人被剥夺公民权利，推向真正的人间地狱中去经受浩劫时，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遭遇承担多少责任？当我们以博大的胸怀承认万恶皆备于我时，会不会在客观上为民族罪人开脱了罪责，为那些理应承担真正责任而不知忏悔者留下一条精神的逃路？再者，当我们始终肩着负罪感和忏悔意识时，能否做到冷峻清醒地审视历史，在艺术上予以深刻的表现，并在精神上解放自己和振奋民族的精神？就文学本身而言，忏悔意识是不是使文学增值的必要条件，也同样是一个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清洗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直接导源于原罪说。这种宗教的忏悔意识渗入文学，也就有了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叙事作品。我们现在都承认托氏和陀氏的作品是有着很高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但也应看到正是那种充满了宗教感情的真诚忏悔，导致了种种病态的心理和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成一类的人生哲学。这不仅留下了精神的逃路，也为俄国的专制统治留下了逃路。因此，列宁在批判托尔斯泰主义时就曾指出，这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反动。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崇尚实践理性精神。与西方相比，宗教意识较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缺乏忏悔意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因为缺少一个忏悔意识的染色体，而造成中国人爱遗忘、不善吸取教训的毛病。但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历史本身。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控制系统，农民革命不过触及其表皮，而没有破坏其基本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因此，其作用只是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宿命的轮回。在作家们纷纷鞭挞所谓国民的劣根性时，如果他们仅仅求诸内心，或者深深地谴责自己，而忽略了揭示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那么这样的寻根和历史反思，也不可能是很深刻和彻底的。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为我们作出了可贵的启示。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寻找中国人精神上的病根，也时时地解剖自己；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本质性的批判。至于谈到文学的悲剧精神，我以为并不取决于忏悔意识。屈原的《离骚》何等悲愤，却不因为诗人有过什么自忏。相反，他自言“虽九死其犹未悔”。打动我们的，正是这种为追求真理和拯救民族而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以及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现代的造神运动倒是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注入过忏悔意识，我们不仅把人当作神进行过偶像崇拜，而且发展到后来，竟然盛行起宗教式的忏悔仪式。“牛鬼蛇神”们在被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的心灵拷问，而一般的群众也终于习惯了无休无止的忏悔，不断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理论上，这种忏悔有点接近西方的原罪说，例如出身罪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的原罪。这在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有着出色的表现。如果说《灵与肉》否定了这种忏悔，那么《绿化树》却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忏悔。这反映了作家在新的层次上恢复了忏悔意识，作品中的表现确有深刻独到之处，但也有矫揉造作和过分的地方。
《晚霞消失的时候》同样体现了作者与民族共忏悔的意识和自审意识，但作者同情于南珊的皈依宗教和向往天国，却使这种忏悔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可见忏悔什么，向何种方向上忏悔，都关系到这种忏悔的性质和效果。
总之，我不笼统反对文学忏悔命题的提出，只是认为对忏悔意识的内涵和性质需作进一步的界定，对它的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如果说今天的文学反思需要增强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那么这种自审和忏悔不是为了走向内心，逃避现实，更不是宗教式和文革式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叛性和批判性的“忏悔”，同时又不仅止于“忏悔”。
“忏悔”可以作为一个创作母题，另外还需要各种各样的母题。新时期的文学只有在多样性的创作母题中展开历史的反思和想象，才能给读者以丰富的联想和审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