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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二方面军及其前身二、六军团在长征中
东霞 国琦
翻开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光辉史册，我们看到，红二方面军及其前身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有特殊的贡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研究这个问题，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红六军团西征，拉开长征序幕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开始全面进攻。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六军团及湘赣苏区发出电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建立新的苏区”。中央让六军团向湘中转移的考虑是：在反敌人第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完成了钳制与吸引敌人的任务。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为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和捍卫苏区，只有将主力转移到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中央认为，湖南将成为江西和四川两省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枢纽。因此，规定六军团发展的战略方向，是“敌人之主力极薄弱”的湘中，并确定与二军团（时称红三军）的可靠联系。中央令六军团西征，就是要它执行先遣队的任务，一方面侦察敌情、探路，另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
肖克回忆，任弼时在中央指示六军团西征之前，曾估计中央红军很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任弼时将这一估计与六军团其他领导人谈到过。因此，六军团对执行战略转移先遣队的任务是有一定认识的。
转移前，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主持召开政工会议，作“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形势，传达了任务。军政委员会对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方向和钳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部队积极打草鞋、准备干粮，并实施行军、侦察和警戒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精简机构，充实部队。
西征中，六军团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如9月3日，军委令六军团在全州、灌阳及全州、兴安间渡湘江，并于渡湘江时向两侧派出侦察队。渡江到达西延后，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5日，又令六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得力侦察队：一向全州方向，一向凤凰嘴，严密侦察该两方敌情并电告军委。六军团遵照军委“必须每日简单明了地电告作战情况”的“严令”，每天及时汇报情况。12月初，中央红军亦从兴安、全州间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域，走与六军团同样的路线。从这一行动可以看出，六军团为中央红军提供转移的路线以及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资料，起了开路的作用。
六军团在西征途中，也给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教训。当时，他们按照中央指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医院、兵工厂、石印厂，甚至一个老虎钳子都带着。结果，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降低，客观上影响了领导者寻机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十分难走，东西才扔得差不多了。六军团领导也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中央。
六军团在西征中始终把创建根据地作为首要任务。开始想在新田、祁阳、零陵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由于敌情变化，放弃了这一计划。尔后，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前进，与二军团取得联系。因敌重兵防堵湘江渡口，六军团即改变计划，拟在阳明山建立根据地。但到阳明山一看，那里的地形、民情也不宜建立根据地，逐向新宁、巫山地域转移。以后，根据军委电令，又打算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区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因湘桂两省敌军主力阻我北进，遂转兵向南，袭占通道，尔后西进贵州。在上述几个地区，六军团虽未能实现创建根据地的目的，但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给沿途的群众以极大的影响，为中央红军路过该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为红军战略转移拉开了序幕。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从战略上策应转移中的红军
1934年到1935年间，中国南方大地上，曾经十分活跃的工农红军主力，纷纷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向北方实行战略转移。就在这一年，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攻势，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及广大农村。1934年11月26日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这块根据地辖有永顺、大庸、桑植三县的大部地区和龙山、保靖、桃源、常德、慈利五县的部分地区，游击区域包括沅水流域的沅陵、桃源、常德和澧水流域的石门、津市、临澧、澧县，以及湖北省内的松滋、鹤峰、来凤、利川、恩施和四川的黔江、酉阳等部分地区。势力所及，方圆数千里。在这近百万人口的苏区内相继建立了县、区、乡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土地革命，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分田。
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建立的这块根据地，象颗闪亮的星升起在武陵山脉上空，照耀着江南大地。诚如任弼时当时说的：第一，它威胁了“追剿”我中央红军的敌人，给我中央红军以有力的配合。第二，使永顺、大庸、桑植城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的群众得到没收分散地主阶级的财产粮食的利益。第三，震动了湘鄂军阀统治，兴奋了全国劳动民众。他还说，在中国开展新的胜利局面，我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事实也正是如此。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迫使敌人调动了湘鄂两省中可能抽调的武装力量，并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三个师，从进攻湘鄂赣苏区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共计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分成六个纵队，向红二、六军团发动进攻。敌湘军及中央军十五个师在通道城以北地区——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构筑阵地；由于敌军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敌军主力集结在湘西南一线，致使川黔边出现了空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遵义地区进发，赢得了休整时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新局面从此展开。
红二、六军团为巩固与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与敌八十六个团进行了大小三十余次战斗，除依城或据点固守的十个团敌人外，其余均被我击败。我军前后占领过七个县城，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支，轻重机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台五架，山炮两门，子弹一百二十万发；俘虏敌军八千余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人、师参谋长两人、团长三人、营以下军官二百余人，击毙敌师长、旅长各一人、团长五人、营以下军官百余人；敌伤亡共一万人以上。红二、六军团创造的赫赫战绩，给正在转移的红军以鼓舞与配合，给革命人民以希望。
红二、六军团依据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也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即开始整编部队，充实师、团、营、连各级干部；成立红军学校，培训军政骨干；1935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建立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在土地革命运动基础上开展扩红运动，动员青年参军，并从历次战斗俘虏的士兵中，经过教育吸收一部分参加红军。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由会师时的四千一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并且新成立了第五师；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三千三百余人，发展到九千二百多人，新成立了第十六师。除主力部队外，还成立了许多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二、六军团经历数十次战斗，部队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扩大一倍以上，成为中国革命坚强的主力军之一。
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敌人内部不和，明争暗斗，指挥不统一，造成了许多间隙，给我以可乘之机；其次，敌人长期作战，非常疲劳，战斗力受到削弱，士气低落；第三，我军刚刚会师，士气高昂。双方很注意团结，互相帮助，有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并且正确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湘西作为突击方向；第四，改变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堡垒对堡垒”、“主力对主力”的打法，在广大区域展开了运动和游击战的战略进攻。这一条最重要。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前，他们能够在实践中认识到过去的打法是不行的，就主动的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难能可贵的。没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没有对于实际的深刻了解，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两次成功的会师，是红军主力集结与发展的转折点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此后，“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创造了一个大好局面。
两军会师后，能够立即结成团结战斗的集体，并迅速开创新的局面，有它的客观因素。当时，红六军团西征七十八天，同优势敌军日夜苦战，饥饿疾病等困难相继袭来；尤其是甘溪失利以后，部队被敌截为三段，失去联络，减员相当严重。红六军团迫切希望会师，以便得到休息与整顿。此时的红二军团由于长期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状态，肃反扩大化造成党组织涣散，政治工作薄弱。因此，红二军团的同志们也希望通过会师来改变现状。
然而，两个军团之所以能够迅速结成一个亲密无间的战斗集体，最重要的是两军团的领导同志都具有高度的党性和对形势任务的一致认识，两军团的领导同志都深刻认识到，两支部队只有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巩固发展，才能战胜敌人，才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和消灭并牵制更多的敌人。因此，他们都能以团结为重。二军团主动送物资、看护伤员，热情关心六军团；六军团不顾自己干部减员较大，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原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完整地搬到二军团，同时又选拨了四十多名优秀干部到二军团以加强师、团政治机关，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在政治思想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二军团的同志拥护任弼时的领导，六军团的领导尊重并服从贺、任、关的指挥，两军团的同志们，团结友爱，亲密互助，同心同德。在中央军委电令两军团分开行动的情况下，两军团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军委没有提出异议之后，来自两个战略区的部队合为一个战略单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以后的胜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第一次会师不完全一样，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师，是在又团结又斗争之中进行的。
因与中央的电讯中断，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张国焘虽然已于6月6日宣布撤销了“第二中央”，但他对二、六军团还是想拉拢，甚至想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下。二、六军团领导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例如，张国焘派工作团随军前往迎接二、六军团，企图宣传张国焘的路线，散发反党中央的文件，二、六军团的同志严肃地予以制止；当张国焘要求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时，任弼时以“谁来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为由而拒绝了他。张国焘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又团结又斗争，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十分强调团结。在会师前，二、六军团各级领导就对部队进行教育，要求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会师后，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方面军领导人要求部队“凡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做。二方面军领导同志主动找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师前就为二方面军准备毛衣、毛袜，协助二方面军筹集牛羊、粮食等，双方的关系融洽。
在团结、斗争的同时，二方面军的领导还十分注意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任弼时主动向中央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党内分歧。他还向总政治部提出，立即在三个方面军做会师的团结准备工作。为及时掌握全面情况，他随红军总部行动，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在朱德、刘伯承同志等以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共同努力下，终于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
红二、六军团会师，振奋了两支濒于困境的队伍，创造了一大块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促进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两次会师都为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诚如贺龙同志所说，二、六军团“是会师的模范”。
正确实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保存并发展了一支革命生力军
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时，号称“八千健儿”。一年后的1935年11月19日，他们从桑植出发长征，共有两万之众。尔后转战湘、黔、滇、川，历时半年，部队尚有一万八千余人。1936年秋，三大主力会师前夕，这支部队还保存有一万有余。从相对数字来讲，在三大主力红军长征途中，二方面军是减员最少、保存力量最多的一支队伍。“这在当时极为严重的形势下，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会打，是他们的特点之一。他们把行动放在打的基础上，争取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坚决战斗。以少胜多的十万坪战役，长途奔袭桃子溪，忠堡大获全胜，陈家河、板栗园伏击成功，都是他们在此间创造的辉煌战例。在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的前提下，保存并发展自己。会走，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常常采取突然行动，轻装急进，声东击西，曲线迂回，灵活机动地转变自己行动方向，威胁敌人重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已开始认识并实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甚至上层人物的拥护与支持，从而发展壮大了自己。
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二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
在毕节，“我军发扬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各师各团都组织了抗日宣传队。……许多工人农民激起爱国热情，纷纷报名参加红军，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仅仅二十多天，就有五千多名农民参加了红军。”
社会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响应。周素园，这位清朝末年的贡生，军阀袁祖铭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当时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在红二、六军团的影响下，于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参加了红军，并积极工作。他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期间，动员发展了一千多人枪的队伍；在长征途中，他给孙渡写信，晓以大义，使之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到甘孜，他利用电台广播，呼吁各界起来抗日；抵延安，他写了许多信给国民党军政要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做了很多工作。
在国民党“追剿”红二、六军团的将领中也有开始觉悟之人。1935年6月14日在忠堡战斗中俘虏的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红军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担任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被誉为红军学校中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他一直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来回其家乡，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至于一般俘虏参加革命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途中俘虏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人中，有八百八十九名参加了红军。
红二、六军团出色的统一战线工作，就连外国牧师也为之所感化。传教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被红六军团抓获监禁了十八个月。释放后，他写过一本书，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对红军给予了客观介绍。他说：“对于红军，许多西方报纸把他们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这些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是以俄罗斯为范本的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他评价肖克将军时说：“他是一个热情、开朗、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领。”最近，这位已年近九十的传教士，仍对当年的那段往事记忆犹新，并托人向肖克将军“转致热忱的问候”。
二、六军团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区别对待各种人物，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开展。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书写标语、印刷传单、散发宣传品，“是没有哪一天间断了的”；军分会的布告，“经过白区邮局寄给各地白军”；在长征途中对各省国民党的军官，写了一些信，“号召他们与我们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宣传队的演说，则更是随时随地的进行。
我们从上述资料中不难看出二、六军团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在当时条件下，颇具特色。
适时准确作出战略抉择的领导集团，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善于洞察战略大势，正确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是红二方面军及二、六军团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它在长征中受挫折最少，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
在革命处于大转变时期，战略抉择关系重大。二、六军团会师之后，中央的意思是两军团分开行动，二军团仍留黔东，六军团单独向湘西北凤凰、乾城进发，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二、六军团领导人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如果分开行动，势单力薄，不能牵制敌人更多的兵力，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只有合为一体，共同行动，才能完成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至于战略方向，两军团领导人也没有按中央此时确定的黔东和湘西，而是适时地确定向湘西北的永顺、桑植、龙山地区发展。他们认为，黔东根据地人口十万余，面积六七千平方公里，山多地少，不利于大兵团的回旋与发展；湘西是地方军阀陈渠珍统治中心，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局面一时难以打开。只有湘西北方向利于发展。由于战略方向选择得当，很快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后，何去何从？亟待抉择。当时，红军总部曾从“远征减员必大”的前提出发，指示二、六军团“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与大举进攻的一百三十个团的敌人进行战斗，不要离开现地区。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北面封锁外地形极坏，且有清江、长江，西面附近地区敌兵力较大，有碉网，且西北有乌江、长江，东面地区狭小，南面有澧水、沅水之隔，且主力突出封锁线外，敌必进入苏区，不易再回原区，而在附近虽可能取得战斗上的一些胜利，但难久停。因此，最后决定突破封锁线向湘黔边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他们在转移中，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突破沅、澧水等两道封锁线，跳出包围圈。如果在当时严重敌情下，于狭小地区与十几倍于我之敌周旋，后果将很难设想。
在撤出黔（西）、大（方）、毕（节）游击根据地之后，我军进入乌蒙山区，并准备南下到盘县，在“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这时，红军总部来电，指示二、六军团“设法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为了统一思想，两军团领导人又一次认真讨论，大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大势转向北方，北上有利，遂决定按总部的指示，迅即渡江北上。这一次的战略抉择，对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以及尔后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起了重要作用。
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二、六军团能迅速作出战略抉择，使自己牢牢掌握主动权，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个领导集团正象列宁说的那样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些人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有比较高深的理论水平，他们能够从路线、战略和策略方面，为革命斗争指明方向，给群众以启发和教育，把革命运动置于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实际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全国形势乃至世界形势也能及时掌握，能够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种问题；他们都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会师前，他们在各自战略区独立作战；会师后即使在与中央断绝了联系的复杂形势下，他们也能够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正确地作出战略抉择。在这个领袖集团中，最关键的人物任弼时充分发挥了他的核心作用。他牢牢掌握大方向，团结同志，同心同德，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肖克曾经这样说过，“弼时同志来湘赣苏区，就成为湘赣苏区的领导和团结的中心。二、六军团会师后，又成为二、六军团的领导和团结的中心。弼时同志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争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弼时同志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挥战争。”
胡耀邦同志最近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任弼时同志是二方面军的缔造者之一，实际上，是使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发展和坚持下来的中心人物。历史也证明了正是在这样一位中心人物——任弼时，以及他的战友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的领导下，红二方面军及其前身红二、六军团才能在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中，写下如此壮丽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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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红军长征曾经过青海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青海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最近以大量史料证明，五十年前红军长征经过青海。补正了过去认为红军长征只经过十一个省，不包括青海的说法。许多资料表明，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先后从甘孜起程向阿坝挺进。7月9日，二方面军第六军和三十二军从西康色达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班玛、久治两县。红军经过青海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天，然而从查阅到的资料看，这十三天可以说是红军长征途中艰难困苦的一个严重时刻。
根据关向应、王恩茂等同志的日记和长征政治工作总结、行军命令综合整理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日记》，对六军、三十二军长征经青海果洛地区更是作了详细记载。证实了二方面军总部和六军没有同行一条路线，六军在北，入了班玛县境的绒玉、亚公寺等许多地区；总部在南，到久治县白玉寺、日庆之后才汇合一起进军阿坝。
以往党史军史讲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之所以没有提到青海，主要是由于果洛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偏远的藏族地区，究竟应归属何省，世人很少知道，甚至把当年红军经过的绒玉、亚公寺等误认为是四川省的阿坝地区。
李敏杰 郭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