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三分话与一片心
公今度
记不得哪一位哲人说：“语言是思想的粪秽。”这话推崇思想，贬低语言，认为语言难以表达深刻的思想。不过，不被语言所证实的思想，三魂渺渺，七魄荡荡，看不见，摸不着，就象童话里“皇帝的新衣”，只能骗骗老实人；而语言呢，“开口见喉咙”，一出声，妍丑立辨，遮掩不得。所以，我不大佩服“语言是粪秽”的说法，总觉得这是为思想打埋伏的遮饰之词，就象有些人被逼上台歌唱时，总要说一句：“我正在伤风，唱得不好请原谅”，用假装“伤风”来为那并不高明的歌喉打掩护一样。
语言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和思想是一致的。语言怎么会成了思想的排泄物了呢？难道连这句似乎是大有深意的话，本身也是思想的粪秽么？
我想，也许有一类语言，倒是思想的粪秽，这就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都是假话的翻版。它们都属思想的糟粕或思想的粪秽一类。
最近在提倡思想文化领域要有一种和谐的环境的同时，又提倡说真心话，说心里话，这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如果虽有和谐的环境，而彼此并不真心相见，肝胆相照，却是互以“粪秽相酬”，这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又有多大意思呢！
言为心声，按理，说出来的话都是心声——真话，这应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现在说真心话却需要号召和提倡，可见说心里话也不容易。
大观园大概算不得是和谐环境，焦大说了一句真心话，就招来一嘴马粪；挂了五色旗的未庄，气氛严峻得很，阿Q惋惜被抬走了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糊里糊涂地说了一句心里话：“他们没有来叫我”，结果，被勒令捏笔画圈，最后是“大团圆”下场。可见真话实在是不容易说的。有过一个时期，用钓鱼之法，把人们的心里话诱出来，所谓“引蛇出洞”。那被钓之鱼，命运当然很悲惨，但从此却也增加了识见，轻易不再上钩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假大空套话锻炼得精熟；违心之论和言不由衷则稀松平常。世态和风气大坏，这也许是撒网投饵者始所未料的。
所以，要让人把心里话说出来，首先要不以言治罪。“人心隔肚皮”，人心各种各样，心里话也就各种各样，都那么悦耳？未必。历史上，并不是说了什么大错话而“斩立决”的例子不少，翻翻“大清”一代的文字狱就可了然。更何况确实有本意不坏，但为了刺激麻木的神经，而故作惊人之论的。它们并非粪秽，有的甚至倒是金子。
如果还奉行“逢人只说三分话”，那末至少说三分真话；如果还奉行“未可全抛一片心”，那末至少不要抛“二心”。然后，让和谐的环境，证明“只说三分”和“未可全抛”是多余的顾虑，这就太好了。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艾思奇在杭州二三事
史莽
日子真快，艾思奇同志逝世已二十周年了。在他逝世的半年前，1965年冬天，他是在杭州度过的。当时毛泽东同志似乎在研究哲学问题，就把党内的几位哲学家请到杭州来，艾是其中的一位。
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大众哲学》，虽然有人至今表示不满意，但平心而论，此书在当时的青年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我就是受到启蒙的一个。1965年冬我去西泠宾馆拜望一位北京友人，就在友人那里遇到了他。他们几位当时同住在一幢小楼里，朝夕相处。看上去艾是他们中间的年纪最长者，矮矮的个子，扎实的性格；很少说话，说话时是一口缓慢的沉着的云南口音。再加上他的年龄、举止、风度，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有学问的忠厚长者。
那天我在他们那里吃的晚饭。饭后闲谈书画，记得曾谈到有人按照外国艺术定义来否定中国书法是一门艺术的事。这时艾拿出不久前买到的两件字画给大家看。一件是虚谷的折枝梅花，另一件是黄慎的草书。黄慎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草书写得好，飘逸、流畅，自成风格。我的友人开玩笑地说：“他是新‘下水’的，就迷得这样！”是呀，书法如果不是艺术，为什么这样迷人？拿外国定义来否定中国书法的人，似乎应当记取“削足适履”的古训。
艾说他这次南来，就他个人来说，最大收获是买到一部二千多册的《四部丛刊》，经史子集都有了，对他很有用。我告诉他，他买到的仅仅是《丛刊》的初编；后来又印了二编、三编，各五百册，其中有的书是很少见的。他的心动了，详细地问了情况，就托我替他买到二编和三编。我感到他好象有个大的写作计划，急乎想收齐我国的古籍。
过了几天，我的友人陪同艾思奇同志等到我家里来玩。艾看到我小楼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又动心了。他仔细看了各种史书的版本，问了“百衲本”的优点后，又托我也替他买一部。他当时已近花甲之年，还热心购买上千册的大部头书，我惊奇他的好学和进取，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同时更清楚地感觉到他一定有个大的写作计划。
大约看到我书桌上的文房用具尚可观吧，不久约我陪他们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当时开设在湖滨的文物商店，在三楼设有一个内柜，向文化单位、研究者和干部供应一些乾隆以前的一般性文物。记得那天他花十块钱买了一只青瓷碗，直口、浅边、平底，碗边外面印有一条细方格纹，是一件典型的西晋青瓷器。他当时很高兴，举着青瓷碗说：“中国历史真长，文物真多。这只碗的制造历史，如果用欧洲的历史来说，远在东罗马时代——这在欧洲那还了得！”
后来又约我陪他们登凤凰山，寻觅南宋故宫的遗址。他同大伙一样，爬坡登山，远眺近看，谈今说古，兴致很高。
艾思奇同志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可是他对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造诣很深。这也不奇怪，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延安负责过党的文化工作。他不仅深知中国文化，而且熟知外国文化。他虽已年近花甲，可是年龄对他好象不起什么影响，依然有雄心读三千多册的《四部丛刊》和近千册的《二十四史》，依然有雄心从事巨大的写作计划。这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他是一位饱学多思、深沉雄健的学者，“知名度”很高，早已长成为一棵独立的大树。但是他依然不断地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向地心，广泛吸收营养。如果积以日月，可以预计，他必将成长为一棵参天巨木。
不久“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发生了，随即传来了他逝世的耗讯。他已买到的洋洋巨著，未必来得及读吧？写作计划也成了泡影。我深深痛悼一位将有巨大成就的哲人不幸早逝。这种痛悼之情，至今也难磨灭。
1986年8月于洪春桥畔
第8版()
专栏：
释“理”
——与陈昊苏同志商榷
黄树则
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早年的诗作《送纵宇一郎东行》，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这首七言古体诗，可以看出青年时代毛泽东放眼世界的气魄和立志改革的胸怀，同时可以看出在诗的格调上颇受李长吉的影响。今天读了这首诗，增强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的决心和意志。
人民日报在发表这首诗篇的同一版上，还发表了陈昊苏同志的一篇《对话》，也是非常适合需要的。昊苏同志对诗篇作了鼓舞人心的阐释，对青年读者起了很好的帮助。但是，我对昊苏同志关于“世事纷纭何足理”一句的解释，却有不同的意见，想提出商榷。解释这句诗的关键问题在于一个“理”字。昊苏同志是把“理”字做为“整理”的“理”的，因而得出的结论是这句诗使全诗显得不够完美，不如改写为“世事纷纭从头理”。我却认为，这个“理”字不应解释为“整理”，而应解释为“理会”、“理睬”。这样解释才能看出这句诗和上一句、下两句有着很自然的联系。“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意思是：对沧海横流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对世事纷纭也不必去理会，只要加强自我的思想、理论修养，走自己应走的革命之路，就会看到新美的未来。这表达的完全是乐观主义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也正与前两句“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互相呼应。因此，我认为，“世事纷纭何足理”这句诗并无放弃改造社会之意。
19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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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太阳（外一首）
苏敏
是谁，游戏于白云之上
扶起一片春意
让小溪流也灿烂也歌唱？
是谁，曾经沉睡在礁石之中
放任蓝色的梦
罩住心窗里那一柱细香？
是谁，按着音乐的节拍
要黄昏爬上花墙
一边又悄悄地约着星光？
是谁，正摇动生命的奖旗
请来金黄的麦浪
在天地间再作亿万次交响？
是谁，浸染片片温柔的秋叶
一路吻遍爱情
牵出脚下一层层追想？
又是谁，令串串笑声
倚在岁月的肩头
披阅这重重叠叠的人造天宫？！
问候
花炮举起团圆夜
象一盏红灯笼照耀
你思念，我思念
短短的边境线两边呵
秋千上的你，弯弯笑眼
——“请勿忘我”
哦！我听见
邮车攀上航空机
传送你南国心香一片
你看海，我看海
可念我们踏在岸上空还愿
搜集所有的快乐
系风铃，挂上你窗前枕前
咦，你早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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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1985年全国诗歌报刊集萃》
《1985年全国诗歌报刊集萃》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编者在十三家诗歌报刊推荐的基础上撷英近一百五十首，囊括当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作者层的佳作，着重推荐诗坛新秀。邹荻帆同志作序，各家均有情文并茂的述评。读者可以从中纵览全国诗歌报刊风貌，品味百家诗韵。 （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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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再谈诸葛亮与中国文化
刘啸
乱世英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少，不同于诸葛亮的是他们都很难成为伦理道德上的典范。他们都有个人私欲，因此多被称为“奸雄”，很不得人心。中国人只愿推崇没有私欲的人，中国皇帝只愿选用没有个人野心、忠心耿耿的人，而诸葛亮的“志”，恰恰是无私欲的“澹泊明志”，诸葛亮的“远”，恰恰是无私欲的“宁静致远”。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既无意篡阿斗的位，又“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图什么呢？《前出师表》中似有表白，他说：刘备尊重我，信任我，不嫌我出身卑贱，让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诸葛“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今人来看这些，似乎有点拘泥于知恩感恩，其实，在古代中国找不到比这更高的道德境界了。另外，诸葛亮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八个字，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总之，诸葛亮的人格符合中国人的理想模式和心理意愿，他首先是伦理上的典范，然后才被承认是政治上的典范，智慧上的典范。
当做典范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一应具备，就开始往典范人物脸上贴金，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民间故事恨不能把世界上所有的聪明事都安在诸葛亮身上，连他的爱情也变成最理智高尚的了。事实上，不仅草船借箭、七擒七纵孟获、空城计等故事是诸葛亮的虚假事迹，许多与他有关的史料，如三顾茅庐、《隆中对策》等，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注）。对于诸葛亮唱空城计这类子虚乌有的故事，虽然历史学家知道是假的（还有些故事至今已真假难辨），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以为真有其事。依靠不真实的历史去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把杰出人物神化、塑像化，在神和塑像面前，芸芸众生只会越发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不可比。本来，崇拜英雄的目的当是激发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的才智，而崇拜偶像的结果正相反——彻底否定自己，彻底麻痹自我意识。
诸葛亮的塑像还折射了中国国民的一大弱点：对偶像寄望过高，视榜样为法宝，指望贪官污吏能在榜样之前照到镜子，受到责难，悔过自新。结果一千多年过去了，直到清代，一切毛病依旧。诸葛的塑像倒是多了，贪官污吏则更多了。由塑像亦可见古代伦理构想与历史进程的深刻矛盾。
笔者并无意否认诸葛亮是智者、贤者、杰出的政治家。只是觉得当代人悼诸葛亮，游武侯祠，还应看到一点别的什么。否则，就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和使命。
注：见拙文《“三顾茅庐”与〈隆中对策〉质疑》，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九集。
第8版()
专栏：
乡曲〔中国画〕吴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