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郭庆仕
恩格斯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恩格斯一生中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斗争比任何人都多。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攻击，恩格斯都一定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但是，他自己是以极严格的科学态度对他和他的伟大朋友的著述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同时，他也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当谈到十八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先驱者时指出，他们都“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又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人们包括他和马克思的认识同样都受到时代和科学文化发展等条件的限制。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系统叙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中，精辟而又明确地指出：人们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有制约性；真理都具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在1848年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在人类对原始社会尚无认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论断。后来德国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并描述俄国公社残存的土地公有制的著作出版了，格·路·毛勒论证从印度到爱尔兰各地的原始社会形态的著作问世，特别是1877年路·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在伦敦出版后，人类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大大向前进了一步。到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出版时，根据历史科学的这些最新成就，把《宣言》的上述论断表述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1883年的德文版《宣言》序言中，在这一结论前加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限定语。在这以后的《宣言》版本中，恩格斯就用加脚注的办法来对此加以说明。摩尔根从另外的途径发现和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别注意，马克思仔细地阅读了全书，并做了详细摘要和批语。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及马克思的批语，于1884年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明证。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两位起草人就明确地说，这个文献有“不完全”和“已经过时”了的地方。他们指出，《宣言》发表后的二十五年来，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发展起来，由于有了1848年2月革命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有些地方应有不同于最初的写法。
1884年，当俄国的叶·埃·帕普利茨表示要翻译恩格斯早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恩格斯告诉她，对此他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又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2页）。1886年2月，他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所准备的序言中说，“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页）。这个序言由于书的出版耽搁了，后来作为《附录》刊于书后。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非常明确地说过他和马克思也有看错的时候。到了九十年代，当再次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当时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已经开始，结局是无产阶级获得胜利。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讲，历史表明我们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他还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
“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也还未成熟到能够实现社会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600页）。他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自己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和马克思的著述的，他也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运用它以前要先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恩格斯反对人们把马克思和他的著作简单化、神圣化，盲目地照抄和背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党的活动家中，开始出现把马克思著述中个别论点和结论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就是一个典型。他写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一书。恩格斯在校订该书的样稿的过程中，指出：杰维尔只是“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6—67页）。恩格斯多次批评杰维尔无视马克思得出这些结论的前提条件和这些原理的作用范围；指出杰维尔略去了那些原理的“大多数前提和全部定义”，忽视了它们起作用的“一定条件”和“非常明确的界限”，这就使它们“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8、98、84页）。十年后，当再次谈到这本书时，恩格斯又说：“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80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在致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阿·左尔格和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反复批评那些人的错误并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要人们当作信条、不加思索囫囵地吞下的教条。他指出，那种把理论当作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的做法，“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基本精神相违背的。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是创造性的理论，是活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随着工人运动经验的创造和积累，随着它自己不断回答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的理论表现，是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学说概括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成熟的，而且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说他们的这些原理所阐述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0页）。1876年在同杜林论战中，又把社会主义理论归结为，“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历史命运，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他们对无产者的阶级地位的考察，使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诞生后，大约经过近三百年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才让位给机器工业，资本主义才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有其发生、发展、成熟并最后灭亡的历史过程。当然，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暴露，工人运动的展开，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恩格斯指出，人类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总是在其发展之后，而且总是只能近似地相符。因此，恩格斯特别关注并细心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对新的现象、新的情况、新的趋势和新的问题不断地进行探讨和研究。恩格斯晚年正值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他考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交易所作用的扩大、资本输出的增加、国家经济活动的加强等新现象，并把所得出的新的结论写在他和马克思一些著作的再版前言、序言、导言、增补或脚注中。有些读者在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往往只注意正文，不读或不认真地读这些后来写的东西，这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
恩格斯认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他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为认识这个过程、为回答和解决实践和历史提出的任务开辟了道路，而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和穷极对真理的认识。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不把经济规律看作是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作是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后来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又指出，在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9页）。
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始终保持极严肃的态度，并拒绝对将来社会的具体发展作出预言。他们一向强调这只能由后人根据实践来创造。恩格斯认为后人会比自己更聪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而不是预言家。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从经济上来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历史地必然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谁要从这里去找“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或是想从这里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从批判旧世界中，看到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的许多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曾接触过的，当然他们没有论及，更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现实问题的指南和方法，而是拘泥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解决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那我们就无法前进。有些问题就是有过论述，那也是在九十多年乃至一百多年前，根据他们当时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作出的推断。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就不一定适合今天的情况，如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的结论，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应当予以修正。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能活到社会主义实现，他们肯定早就用新的结论取代原来的推断了。我们今天若是还死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并用此来框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必将得出有碍社会历史发展的错误结论。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留给他们的后继人来探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在这个领域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活力，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义务和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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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造就真正的企业家
张维迎
企业家——市场运行的主体
迄今为止，有关经济改革的论证和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建立市场这个运行机制上，而企业家这个运行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没有企业家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作为运行主体是个既存的事实。但对我们来说，市场和企业家都有待我们去创造。如果把中国现行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典型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其运行主体不同，前者由政府官员推动，后者则由企业家推动。正是运行主体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资源利用上的不同和技术进步水平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改革，就是要使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取代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充当运行主体。
企业领导人不等于企业家
所谓企业家，就是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没有决策权不成其为企业家，有决策权但不承担经营风险者同样不成其为企业家。以此来看，中国目前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企业家，至少国营企业是这样。
我们说旧体制下政府官员取代企业家充当决策主体，意思是说他们干了本该由企业家干的事情，而绝不是说政府官员就是企业家。他们虽然有企业家的权力，但并不象企业家那样对决策的后果承担经济责任。他们一般也不具有企业家的那种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不要把企业家与企业领导人混为一谈。中国的企业大多数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企业），企业领导人大多数是典型的“官员经理”，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的职责只在于执行上级下达的计划，而不在于自主地经营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他们对企业盈亏不负经济责任，尽管企业长期亏损，领导人仍可官运亨通。这样的企业领导人与真正的企业家相差十万八千里。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是按县级、地市级、部级等这样一些行政级别划分的。企业家没有上级。
大多数中国企业领导人不仅不具备企业家的职责，更没有企业家的素质。这里说的素质并非指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而是指企业家特有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竞争意识等。即使具有专业技术头衔的“经理”，绝大多数也非企业家式的人物。他们可能是称职的工程师或政工干部，但很难说是合格的企业家。他们和大多数官员经理一样，把领导企业当作一种“公差”，而不是自由选择的事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企业负责人普遍缺乏自信心、竞争精神和创造能力。
缺乏企业家，这就是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正在于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充当经济运行主体，但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企业家集团可供我们利用。为了创造出真正的企业家，我们首先不得不把经营权力交给“虚拟”的企业家（现企业领导人），就是说，不得不把不是企业家的人当作企业家来对待。这些虚拟的企业家有些根本不具有企业家潜能，让他们经营企业可能会一败涂地；有些具有企业家潜能，但从潜在的企业家到现实的企业家，不仅需要适宜的外部条件，还要经过实践的锻炼，这就需要时间。何况，在赋予他们企业家权力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虚拟”的企业家中何者是潜在的企业家，何者不是。
改革财产关系
造就企业家集团之所以艰巨，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涉及到企业财产制度的改革。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制度，就不会有企业家。
在西方经济早期，企业家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自股份公司出现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家大多不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这种情况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企业家的产生和存在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无论是作为所有者的企业家还是作为职业经理的企业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企业财产的增殖负责。如果企业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那就必须有另一个所有者，这个所有者确信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愿意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企业家支配，并有办法迫使后者把财产增殖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这个所有者可能是股东，也可能是单纯的债券持有人，甚至可能是隐藏在银行背后的储蓄者。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本质。当然，财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方式多种多样。股东通过董事会任命经理并监督其活动，是行使所有权的一种方式；股东通过证券交易市场转手股票，同样是行使所有权；银行不能侵吞居民储蓄，企业对银行资金不能只贷不还，这也是所有权的表现。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使财产关系在形式上是复杂化了，但所谓“所有权黑洞”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目前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员经理，而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问题的实质在于缺乏财产主体。企业财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无人负责。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并不是真正的财产主体，他们并不关心财产的增殖，从而也就不能对企业领导人形成有效约束。所谓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源就在于所有者非主体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但财产关系必须确定。财产关系不确定，企业就只能有短期行为不会有长期行为，因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长期收益则不知是何人的。
财产关系的改革采取何种形式，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放活市场
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是要改革财产关系，二是要放活市场。如果说前者是企业家产生的关键因素，后者则是企业家产生的基本途径。企业家与市场的关系如同鸡与蛋的关系。没有企业家，市场不会有效；没有市场，企业家根本不会出现。缺乏企业家，增加了改革的艰难，但绝不能构成延缓改革的理由。创造企业家的途径只有一条：放活市场。
市场的这种威力导源于其内在的自主选择机制和竞争机制。企业家才能是天赋和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是企业家实践的场所，也是裁决胜负的战场。它把权力和责任交给个人，让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它不对任何人下达指令计划，也不对任何人加以“保险”。自由选择可以使每个人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能力得到提高；竞争则可以把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企业家。这是真才实力的较量，真正的企业家不会被埋没，南郭先生也休想滥竽充数。
用市场培养企业家，也是农村改革给我们的启示。近几年，随着农村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这些农民企业家不是政府培养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尽管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却是中国大地上最有资格称为企业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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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的几个观点
在中国财政学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就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股份化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目标模式不宜倡导
多数同志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客观要求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都归罪于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本身，从而动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信心。关于改革中出现的股份经济问题，许多同志认为，作为集资手段和经济联合方式的股份经济，应在计划引导下加以发展，而把股份化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的目标模式则是不宜倡导的。用股份化的办法来改造国营企业，不但不能解决国营企业现存的问题，而且按资分配的结果会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处理好国家和企业间的权责利关系，加强经济责任制，改进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问题。
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导致经济顺利运转，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结构合理化
多数同志认为，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导致经济顺利运转，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结构合理化。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市场必须具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统一性，国家不能放弃对市场活动的管理、组织和干预。会议对资金市场的发展、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同志们认为，我国的资金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财政和银行要相互配合，在资金市场的健全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对价格改革的近期目标和步骤要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经济结构的适应程度及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现状，避免较大的社会和经济震荡。此外，对价格改革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还要及时研究与之相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
改革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前提，反对照搬资本主义模式，不适当地夸大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作用
同志们指出，我们的改革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前提，要正确认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反对照搬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适当地夸大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正确理解改革与经济环境的关系。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要通过改革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改革的成功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中要全面认识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不仅要顾及到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而且要顾及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陈穗红 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