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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要充分估量改革、开放给精神文明带来的进步
于光远在太原召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说，应当欢迎改革、开放给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进步，确认和估量这种进步。否认和低估改革和开放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进步是不正确的。认为改革和开放带来的都是错误、缺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近几年来在改革和开放中进步很大，不但要肯定、确认，而且要正确地评价。进步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改革的思想、勇气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第二，改革和开放还带来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和努力，思想的解放，对教条主义危害性的认识和深化，讲科学、讲效率，并且加快了工作节奏，封建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也有所削弱。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是大量的、显著的、突出的。
于光远说，要积极地建设精神文明，以适应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改革和开放提出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于改革，服务于开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排除障碍、创造条件。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服务，就是间接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精神文明建设与开放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因为精神文明方面问题很严重，而是因为现代化、改革和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建立适应于现代化要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等。
于光远说，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搞破字当头。物质世界没有真空，心灵世界也没有真空。消极的东西不好，但要有积极的东西代替它，因此，要积极地去建设。现在缺少的是以更高的热情去积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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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掌握几个原则
据北京《理论信息报》报道，苏绍智在给熊子云著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写的序言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原则。他说：马克思主义应看作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对待。因此，不能满足于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分别研究。目前分别撰写的发展史（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较多，或者名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是三个组成部分的分别发展史的组合，或侧重于某一方面。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能把发展史写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的排列与说明；不但不能停留在书本理论，也不能只限于几位主要领袖人物的理论与实践，而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大范围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凡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在实践中进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边缘交叉科学中的新问题的人，只要他们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新理论新见解，直接地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部分，哪怕他们的学说中包含某些缺点错误，或者一度正确，后来脱离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当然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都应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列。
他还主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史，应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错误观点的批判，来自其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反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进行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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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新三论”著作
商务印书馆正在酝酿翻译出版有关“新三论”的代表著作。
“新三论”是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相对于四十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而言的三种新的理论。它指的是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
现代科学在分科愈来愈细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综合化倾向，其特点是边缘学科、跨学科学科大量涌现。“老三论”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出现后，被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此外，还被许多学者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使其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合趋势的重要媒介。七十年代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同样如此，它以思想和方法的新颖独到为各界学者广泛采用。
商务印书馆打算翻译出版的普利高津的《新的联盟——科学的形变》一书，原由一九七九年法国珈利玛出版社出版，全书二十五万字。作者在此书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通俗地介绍了什么是“耗散结构论”及它的内容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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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周恩来传略》中文本出版
陈汉孝
为了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周年，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和高贵的品质，归国华侨方钜成、姜桂侬撰写了英文《周恩来传略》，今年一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传略》英文本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获得一致好评。应国内读者的要求，夏海涛等同志将此书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
由于两种文本的读者对象不同，有些人和事对西方读者来说是生疏的，而中国读者则十分熟悉，毋须多加说明，故中文版删节了一些注释和注释性文字。作者对原版中的一些疏误之处，作了修订；对康生其人作了一些增补；有些用语为了符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作了相应的改动。英文版收了不少照片，国内读者大多有收藏，故中文版不再收入。因此，两种文本不完全吻合。
全书近十六万字，分为十章。
第一章“政治家之死”，记述了周总理逝世后，人们对他的哀思以及同“四人帮”的斗争。
第二章“淮安青年”，叙述了青少年时代周恩来的家庭和他的读书生活，以及由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过程。
第三章“英雄本色”，记述了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顽强地对敌斗争的历程和不朽功勋，以及建国后关心群众疾苦、对人民对同志极端热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第四章“温暖的大家庭”，介绍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恋爱和结婚的简况。叙述了周恩来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的亲密关系和战斗友情，以及抚养革命烈士后代，关心、教育亲属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的事迹。
第五章“总理和人民”，记述了周总理高标准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和帮助群众，以及纠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错案，和老舍交朋友，关心翻译人才的成长等感人事迹。
第六章“乒乓与茅台”，介绍了周总理为发展我国体育运动事业而操劳，以及他与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等人的深厚友谊。
第七章“出类拔萃的外交家”，记述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上的光辉业绩，和他如何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和尊敬。
第八章“是人，不是神”和第九章“颠倒乾坤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作者最用力、着墨最多的两章。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在那极其复杂、困难的处境中，为了保护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免受迫害，减轻人民的痛苦，减轻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周总理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以巧妙的、高超的政治斗争策略和艺术，与林彪、“四人帮”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传略》阐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合作关系，充分地肯定了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同时也不讳言他们的缺点和失误。
第十章“运筹病榻，鞠躬尽瘁”，记述了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依然接见外宾，坚持工作到最后一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品德。
《传略》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当然，如果以一本完善的人物传来说，它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周恩来的卓越才能和丰功伟绩写得还不够，还没有把他光辉一生的全貌反映出来。作者也感到存在这方面的不足，故取名为《传略》，以示与全传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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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简介
姜渭渔
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合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观点。本书作为一家之言，立论严谨，逻辑性强，值得认真一读。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为什么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一个迄今还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书通过对国营企业经济活动的层层分析，归纳出三条原因：一、社会分工决定了国营企业之间需要交换；二、企业作为责、权、利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要求相互之间必须保持等量劳动交换的关系；三、劳动差别的存在，要求这种交换不能采取直接劳动交换，而需要采取价值的形式来进行。基于以上三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从形式到内容都仍然是商品。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而对于价值规律内涵的理解则诸多分歧。有人认为价值规律是等价交换的规律，有人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决定和等价交换的规律，还有人认为价值规律是时间节约规律。本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论述，论证了价值规律是价值决定的规律。他们认为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虽然关系极为密切，但毕竟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前者发生在生产领域，后者出现于流通领域。只有价值决定才是价值规律本身，而价值实现只是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作者进而阐述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他们从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商品供求关系的大致平衡和明显不平衡的各种情况入手，分析了商品生产中分别按优、中、劣三种生产条件进行价值决定的过程。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价值的转化形态问题，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竞争，就会发生资本（或资金）的转移，就会使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因而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态是客观的要求。但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商品经济还未充分发展，实行生产价格的条件还不具备，因而运用以资金利润率为主、它种利润率为辅的综合利润率计算利润额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不仅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还在各个重要篇章里设有专节，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并对它们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评论。这对于读者了解这方面的论争情况和作者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由于本书是在1983年6月定稿的，书中对个别问题的提法，今天读起来，难免使人感到有些过时了，或者有些不够确切之处，希望再版时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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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论买方市场
刘国光
1980年和1983年，我先后在两篇文章（一是《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见《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另一是《再论买方市场》，见《人民日报》1983年9月23日五版）中讨论了买方市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在国民经济范围形成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可不可以把建立有限的买方市场作为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方针性问题提出来，理论界一直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关系到“七五”期间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要求的实现，我感到有必要再谈点自己的看法。
长期以来，我国物资商品供应的增长落后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的增长，往往形成需求大于供给，市场被卖方支配，即所谓卖方市场的局面。长期的市场短缺和卖方市场的形成，是过去实行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即追求产值速度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实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吃大锅饭的传统经济体制的结果；反过来持续的供应短缺和卖方市场又成为强化传统经济模式的原因。因为供应紧张的短缺经济往往要求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统一调拨与配给式的分配，这恰恰是与发展商品经济背道而驰的。这样，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阻力。正因为如此，不少中外经济学家都认为，为了给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局面，造成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
1978年以来，在两个三中全会决议以及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生活正经历着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正在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中。“六五”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的高涨，由于认真贯彻经济调整方针带来的对社会总需求的约束，整个经济初步出现了比较宽松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某些买方市场的势头，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模式转换过程中双重体制并存，传统体制中追求产值速度的惯性时时冒头，投资饥渴、数量扩张的欲求仍然存在，而过去长期对消费的禁锢约束又被冲破，加上宏观管理的改革未能配套而跟上微观放活的改革，因此，前几年曾经出现的买方市场势头时起时伏，一直不很稳固。特别是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随着投资加消费的总需求猛增和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过热的紧张局面，使改革所需的良好环境有所逆转。这样，我们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稳定经济、治理环境上，致使改革的步子在近一二年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去年和今年的努力，现在过热的经济已开始逐步走向稳定，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状况仍未扭转过来。因此，“七五”计划提出的第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这是十分必要、完全正确的。
对于“七五”计划提出的努力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按照经济理论界不少同志的理解，就是要以解决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为契机，实现留有余地、留有后备、留有机动的平衡。东欧一些经济学家也主张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资金、物资、外汇等等后备，以应改革过程中利益调整和其他不时之需。这种留有后备、留有机动的平衡，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论固定资产再生产时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应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有一点“生产过剩”，“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页）。因为生产大于直接需要的这一部分后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有计划地控制和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超过直接需要的社会生产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平衡，表现在市场上就是有限的买方市场。当然，这样的基本平衡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们必须以此作为明确的方针和努力的方向。只有在这样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状况下，才能出现卖方的竞争，迫使生产经营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改善服务态度，企业才有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在相反的情况即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市场紧张，“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企业根本不必犯愁去改进技术、改善经营、改善服务态度。而且在物资、资金、外汇等供应都绷得很紧的情况下，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调整对于资金、物资、外汇的需要和其他不时之需也难以解决，改革的进程也会遇到障碍。
但是，对于造成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的主张，是有相反的意见的。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就有一个理论，后来传到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需求增长总是超过生产增长，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就是说，短缺经济、供应紧张、配给排队，等等，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种理论过去有其实践的背景，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短缺问题，买方市场是一个幻想。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不了短缺问题，那我们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当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短缺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发展战略造成的，是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转变发展战略来解决的。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需要采用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超前增长和物价的缓缓上涨，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年曾有人主张中国可以有一点赤字财政，有一点通货膨胀，这样也许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意见没有看到我国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情况。对于西方有效需求经常不足的经济来说，他们搞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目的是要增加有效需求，作为反萧条的措施，冀以阻滞危机的出现或刺激经济回升。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期，也需通货膨胀的刺激，以促使经济起飞。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对于我国这样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大国来说，从长期看，制约增长的主要是资源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货币的过多供应只能加剧经济的紧张程度，并使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难以向买方市场转化，这样就不利于形成一个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当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需要货币供应量一定程度的超前增长，改革过程中由于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而导致物价水平一定程度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应严格控制，稳步进行，以免震动过大。至于不是由于调整价格结构而发生的物价上涨，应尽力在调整中加以控制，避免纯属票子过多造成的物价上涨，为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只能是改革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其前提；当前我们只能适应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形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比较稳定的买方市场的最终形成和确立，要在对传统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彻底消除了造成数量膨胀和投资饥渴顽症的体制原因以后才有可能。它确实属于改革的结果，而我们又不能够坐等宽松的环境出现后再进行改革。但是也应当看到，通过发展战略的逐步转换，经济计划的适当松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某种买方市场的势头不是不可能出现，事实上在“六五”初期就出现过这种势头。当前通过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也将使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宽松，这将有利于明后年进一步改革设想的实现。正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正处在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旧模式的影响时时遏制着买方市场势头的伸展，逆转改革所需的适宜环境，我们就更要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地运用新旧体制所提供的一切手段，认真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努力创造出有限的买方市场的势头，以便顺利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推动旧模式的消亡和新模式的成长，然后在新体制下形成自我控制调节的机制来实现需求的约束，使买方市场的势头逐步得到巩固与发展，从而有利于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发展战略的最终形成和稳固的确立。如果我们因为实现买方市场在目前有一定的困难，就认定“供给略大于需求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从而满足于“学会如何适应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形势”（其实对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形势我们已经适应了几十年），那么我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造成买方市场势头的努力，以至放松对总需求的管理控制，我们就很难从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和卖方市场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从而不能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致使改革拖延或受挫，这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
回顾1979年，尽管党中央已经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但是，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所以把经济调整放在首位，提出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以后，国民经济展现了良性循环的前景，良好的经济环境初步形成，党中央才于1984年10月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六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全面改革的社会经济条件业已成熟，改革上升为主要任务，“七五”计划已提出把改革放在首位，因此，就要更加重视保持进行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良好环境，在改革与建设发生矛盾的时候，生产建设的安排要服从改革，切莫因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放松对需求的控制，特别对于今年因前期经济增长基数过高而出现的增长速度暂时下降现象，要沉得住气，继续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为体制改革、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繁荣昌盛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