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铭记心头的旅行
译者注：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吉永小百合和田中邦卫今年6月应邀访华。日本《日中文化交流》编辑部请他们谈了访华感想。现摘译如下：
编辑部：你们最早同中国交往是……
高仓：访问中国，这回虽是第一次，但同中国的交往已经很长了。我上小学时由于父亲在中国东北地区工作，所以一到假期，母亲总是带着哥哥、弟弟去看望父亲。我身体最弱，他们一走就把我托养在一户农民家里。他们每次都带点小礼品回来，并给我讲述旅行中的见闻。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当演员后，同导演内田吐梦先生来往甚密。他劝我有机会一定去中国看看，说中国不仅国土辽阔，而且十分伟大。在东京，我同两家中国饭店关系密切，常去那里进餐，也听到不少有关中国的介绍。这样，去中国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田中：六年前，为了拍摄电视片《苍狼》（原作井上靖）的外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正赶上大风季节，记得在北京停留一个晚上就去内蒙了。我觉得这个民族就是在与狂风搏斗中生存下来的。风速远远超出我的意料，身体缺乏柔性肯定会被折断。没有千百年锻炼，是对付不了这种狂风的。拍片之余，我常去人群中走动，到处都是粗犷朴实的笑脸、爽朗激烈的呼喊声……狂风是无法把这些强者折断的。总之，我强烈感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编辑部：这次访问中国印象如何？
吉永：这是我第四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77年秋天，那时只感到中国大得很，中国人民非常好客。随着访华次数的增加，我了解的事情更多一些。这次同中国电影界许多位人士谈得很透彻，希望今后每隔几年就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高仓：去外国旅行都会有些感受。但也许因为我们同是亚洲人，在中国旅行，在和大家的接触中，多次发生过让人眼眶发热的情景。
吉永：高仓是初次访华，所以他既愿意受到热烈欢迎，又希望一切都平静。一到北京机场，许多摄影记者争抢镜头，我真有点担心。但中国电影家协会为我们举行欢迎宴会时，人数不多，而气氛融洽，我感到夏衍先生等中国朋友是了解我们心愿的，感激之情……
编辑部：作为电影演员，各位有何感想？
高仓：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人们，对我们主演的片子能够产生共鸣，这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过去很少有过这种情况，自己看着银幕上的自己，百感交集，不禁流出了眼泪。
田中：访问译制、配音这种十分单调的工作场所，自己也有许多感触。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日中友好已经不能只求表面形式、只做表面文章了。电影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各自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一面不断交流，一面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谊，是很重要的。那些不经思考的表面文章，只要一刮大风，就会无影无踪。
高仓：在中国感受很多，觉得自己当演员的路没有走错。“杜丘”、“高仓健”，所到之处人们都这样称呼我，热情接待我，我的血也跟着沸腾起来了。今后一定要拍出更多的好片子献给他们。我还想，如能同中国杰出的导演和演员们合作，就一定可以做出让中国朋友更为之高兴的成果来。正因为我有上述想法，所以当政协杨成武副主席会见我们时，我被老将军的人品所吸引，竟说自己愿意在中国拍片子。
我们一行在许多朋友充满善意的照料下，作了一次铭记心头的旅行。 （周斌译）（附图片）
高仓、吉永、田中在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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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具一格的动物园
吴志华 兰才基
巴西圣保罗有一家别具特色的动物园，游人入园必须乘车，并且不得随意打开车窗，而各类动物则在车外自由自在地蹓跶。为此，人们戏称它为“自由的动物，不自由的人”的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叫“萨法利狮子园”，离圣保罗市中心约十公里。一个星期日，我们慕名而往。动物园建在一个林木茂密的小山岗上。高架铁丝网环山而建。园内一条公路曲折盘旋，一群群动物野放于路旁的山林间，有孔雀、羚羊、猴子、斑马、骆驼、鹿群、老虎、狮子等等。一道道铁栅门将温驯动物与凶猛动物隔开，形成若干个互不干扰的园中园。游园门票按车辆计算，每辆车收费约合六美元。动物园工作人员在收费的同时，递上一张公园介绍，上面有各种动物习性和食物嗜好的介绍以及注意事项。
猴山上，上百只猴子“迎候”游人，有的盘吊树梢，有的在山石溪边窜上跳下，有的干脆跃上车顶，张目四望。我们看见走在前面的一辆车里坐着几个儿童，眉飞色舞地对猴群指指点点。他们的父母大着胆子开了一道车窗，几只猴子蓦地窜上，伸爪进窗，将小孩手上拿的糖果饼干一掠而去。孩子们先是一阵紧张，俄而，又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斑马、羚羊、麋鹿、骆驼等温驯动物聚居在一个园内，走到这里，游客可以放心地打开车窗，伸手投食。这些温和、驯良的动物在车身两侧悠闲地走来走去，有的还把头伸进车窗觅食。一些胆大的孩子一边给动物喂食，一边伸手抚摸这些动物的颈脖。
狮园的气氛全然异样。门前，一张木牌上醒目地写着：“危险，请关闭车窗！”我们心里一阵紧张，把车窗摇得紧紧的。两位公园管理员还在车窗上加贴了封条。狮群迎面而来，约有二十多只，张牙舞爪的形象叫人不寒而栗（见上图）。它们在我们车前车后转，个个虎视眈眈。远处，有一辆警车，车上警察密切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万一有撒野的，麻醉弹就对不起它了。我们最后来到虎山，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入园一看，只见几只斑斓大虎，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好象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其实，别看这些老虎懒劲十足，发起威来可凶猛得很。据说，曾经有一个外国人不遵守园内规矩，游园时擅自下车照相，结果被老虎咬死。
动物园是私营的，有管理人员三十八人，大部分经过专业训练。开办这个动物园的主要目的，是向儿童提供直接同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唤起他们对保护动物的兴趣，同时还可以供游人研究动物的行为以及学习和积累保护动物的知识。除星期日外，市立小学的学生只要有老师带领都可以来此免费游玩。动物园还于每星期三免费向公众开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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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世界难民何其多
唐若水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五大洲目前的难民总数可能已达到历史上非世界大战时期的“最高峰”，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
眼下，在巴基斯坦和伊朗“流连”的四百万阿富汗难民也许是当今最大的一个“难民群”了，他们之所以有家不能归自然是苏联强加在阿富汗人民身上的那场肮脏战争造成的。越南导演的侵柬战争也给柬埔寨造成了数十万难民，同时越南也为自己制造了“层出不穷”的难民，使人口仅六千万的越南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难民出口国”。
在非洲，饥荒加战乱导致近五百万苏丹人和索马里人背井离乡。在中东，二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四处飘泊。中美洲的难民也有数十万之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二次大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了难民安置总署。但如今，安置工作远非以前那么容易了。一位官员抱怨说，许多国家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往往“态度坚决”地限制外国难民的入境人数，有的甚至干脆拒绝任何外国难民入境。一些发达国家抱怨说，过多难民的“涌入”有可能影响本国的“安定气氛”和本国人民的某些利益。美国一位难民问题专家还指出：实际上有些自称为“难民”者并非真正的难民，他们只是想到较为发达的国家捞取较高的收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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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欧洲的泥炭浴
夏之秋
泥炭浴在欧洲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目前，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联邦德国、苏联、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医疗手段。
联邦德国有二百六十多个疗养地，其中有六十五个是以泥炭浴为主进行治疗的。奥地利盛行泥炭浴，在这个国家出版的地图上，用醒目的澡盆作为标记，标明泥炭浴场所的位置。国家还创立了专门的泥炭研究所和国际泥炭博物馆。研究所除研制家用和浴用粉末泥炭外，还研究用提取物制作雪花膏、牙膏和香皂等化妆品的工艺。
捷克斯洛伐克的泥炭浴也很发达，例如西部的弗朗蒂斯科维浴场，拥有三千个床位，每年可接待三万人治疗。
所谓泥炭浴，就是把泥炭粉末与水（或矿泉水）调和，涂抹全身，亦可局部涂于患处，三四十分钟后，用水冲净；也可粉末掺水，搅拌成泥浆，加温至30℃左右，倒进浴盆沐浴，浴者入盆半小时后，出盆冲净，静卧半小时，每日一至三次，一个疗程约四至六周。
泥炭浴主要治疗关节炎、风湿病和外伤引起的运动性障碍等等，尤其对风湿病和下躯病非常有效，如果再结合其它疗法，如体育疗法、食疗和理疗等，有助于加速机体功能的恢复。
临床试验还发现，泥炭对外科、内科、妇科等部分疾病也有疗效。于是，从泥炭浴发展到提取药品。苏联眼病及组织疗法研究所，从泥炭中提取的眼药水菲伯斯和吐福特，对急性结膜炎和疱疹性角膜炎疗效显著。泥炭制成的软膏是治疗烧伤及某些皮肤病的良药。最近，对肿瘤、抗病毒和重金属解毒等方面的治疗作用也在深入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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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书窗
读《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
李南友
不久前翻译出版的日本小俣行男撰著的《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
（原名《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是值得一读的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翔实、具体的材料，披露了日军侵华时犯下的无数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读后令人惊心动魄，悲愤难平。
现在，中日两国已经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两国敌对的历史已经结束。然而，目前日本有少数人还妄图矢口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四十多年前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些人极力歪曲篡改历史，为当年军国主义头目侵略中国开脱罪责。而小俣行男的书好就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确凿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少数人的奇谈怪论。小俣行男在书中写道：“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许多被征前往中国的人都有实际感受。”我所见的这场侵略战争是“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掠夺等一切凶残暴行”。南京大屠杀时“长江上漂满了”中国人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小俣行男说：“新闻记者写了不少战争纪录，但是，大概还没有一个记者经历了从芦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一整段历史并将其写成书的吧。既幸运又不幸，我作为一个随军记者，经历了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缅甸之战这一过程。我是这一过程的现场见证人。当日本人或亚洲民众再一次问起战争到底是什么时，我感到我所记录的亲身经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于是，我决定执笔著书。”
小俣行男1912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大月市，1936年进入读卖新闻社，后来以《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身份随日本侵略军来到中国。1947年离开读卖新闻社，1955年进入埼玉新闻社，任总编辑等职。他至今还保存着侵华战争期间的随军日记和剪报近五十册之多。这是他用以著书的素材，也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谈到南京大屠杀时，小俣行男在书中写道：“俘虏有十万之多。”他们“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二千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边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江岸。”
小俣行男指出，日军不仅屠杀俘虏，而且“杀害无数平民百姓”，“究竟杀了多少，无法统计。”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岂但在南京如此，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从1938年初到1940年各个战区的凄惨景况。他说：“我只是如实地披露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我所亲睹的战场情景是烧房、毁城、杀人、被杀、抢粮等一幅幅地狱图”。
小俣行男在书中也披露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头目蒙蔽广大日本青年充当炮灰的事实。作者说，在所谓“圣战”的号召下，把一批批日本青年“送到战场，士兵们甚至连前面的敌人是怎样的都不知道”。“被一张红纸召集起来的士兵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工具”。“他们都是这场愚蠢至极的战争的牺牲品。”这些受骗的日本青年被送来侵略中国时，还受到了所谓中国人“马上会投降”的宣传。作者说，日本兵通过作战经历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的抗日热情是很高的”，“由于中国人奋勇抵抗，日军经常遭受相当大的损失。”读到这些出自日本人笔下、颇为发人深思的记述，不能不使人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这样的惨痛教训，难道不应该牢牢记住！
“日中战争已成为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小俣行男在书中说：“回顾一下自己的随军记者生活，可以说是一段随军参加侵略战争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已“把这些史实淡忘了”，“对于现在的日本青年来说”，这场战争“大多数人已不知道了”，或者“已快要消失在九霄云外了。”为了教育战后这一代日本人，他“一边回忆，一边动笔”，写成了此书。这部著作是不幸时代的真实记录。小俣行男是那个不幸年代千万个历史见证者中的一个。它告诉人们，这种历史不该重演，同时也证明，曾经受过日本军国主义者欺骗的日本人民已经觉醒。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憎恶侵略战争、主张中日友好的。小俣行男的这部著作就是这千千万万个例证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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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热爱的世界”
——介绍美国女画家爱迪娜·希博尔
邱秉钧
在美国屈指可数的女画家中，爱迪娜·希博尔正在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她一九一七年生于波士顿，自幼就有极高的绘画天赋，小学四年级有处女作问世，十九岁便举办了个人画展。一九四○年，她的作品被最大的美术馆之一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成为其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一九七七年，在她从艺五十周年之际，艺术赞助人为她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树海滩建立了“希博尔美术馆”。希博尔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在活着的时候享有这种殊荣的女画家。
这次来华的希博尔画展“我热爱的世界”，共包括五十二幅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人物画、静物画，还有少量风景画。这些作品技巧上法古而不泥古，色彩绚丽而不炫耀，有创新而不求怪诞。她的艺术源于文艺复兴的大师，同时又输入了东方艺术的新鲜血液。它超越了种族、国界和时间，因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它所反映的人类和世界。
希博尔以描写母亲和儿童而闻名。她作品中的母子之情是不同寻常的。有人说，走进希博尔的展览馆，就好象受到一种爱和柔情的拥抱一样。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很多母与子的作品，如：“非洲”（见左图）等。自古以来，母爱可以说是人类之爱中极为伟大、崇高的爱。在绘画史上很多艺术家作过描写，但希博尔的母子画使人倍感亲切。因为她把整个地球和人类看作是伟大的母亲。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人类应该用智慧去铲除痈疽，用博爱去争取和平。这就是希博尔所热爱的世界，这也是艺术家心灵中的理想世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