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鲍彤
舅舅死了。死意味着永诀。但这些天，我阖上眼，舅舅的音容笑貌就反复在我面前出现。他总是在议论，不断地议论，论文，论政。远远近近的往事，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又渐渐分开，有的趋于淡化，有的越来越明朗。
二十年以前，也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年头的上半年，气温骤然下降，从春寒突如其来地倒退到漫长的严冬。万马齐喑。只有声讨《海瑞罢官》的尖叫声倒处处可闻。在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上，有人念念有词地在历诉吴晗同志的“罪状”，许多人用惶惑和沉默来表示抗议。对聒噪的乌鸦，舅舅不屑苟同。对被迫噤声的同志，舅舅是同情的。但他不允许自己沉默。他说话了。
“不过我想，贪官总不比清官好……”，“不过我想，用文海战术是不能判断是非的……”，“不过我想，……”——一半普通话，一半硖石乡音，短短几句，语惊四座，掷地作金石声。乌鸦说，这是马，并且胁迫别人也必须把鹿说成马。舅舅说，这是鹿，你不能靠黑压压的文海战术来封住别人的嘴巴，或者强制别人跟着你胡说八道。的确，吴晗同志是舅舅的挚友，但舅舅当时想到的不仅仅是友情，他是在为常识说话，他要维护常识。他深知，一个民族，一旦把常识丢掉了，随之而来的必是大灾大难。本来是常识，一遇到非常、无常、反常的气候，却成了大不韪。于是，是非问题就成了安危问题。当时我在外地，没有身历其境。我只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他的几句“尖端”的话，那些更“尖端”的话是几天后才知道的。回到北京，我去探望他。我心情非常沉重，舅舅却谈笑自若。我婉转地请他“三思”，他淡淡地说：“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他反问：“我说得对不对？”我支支吾吾。他望了我片刻，一种责备的目光，不，应该说是怜悯的目光，好象在说：“我的可怜的没出息的外甥！”我战慄了。他是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孩子，通常不大会体贴别人的心境。但这次，象非常体贴他的被迫噤声的同志一样，也非常体贴我，他轻轻一转，捡起了别的话题，从此再也没有重提这件事。他怕我难堪。确实，我很难堪，惭愧。我，一贯以唯物论者自居；他，从来不说自己对唯物论有多少研究。但是，在惊涛骇浪中，他比我勇敢，坚强，镇定。真理所在，安危在所不计。“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舅舅说了他想说的话，也承担了他决非没有考虑过的风险。
谁说共产党人不能向非党人士学习？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学到礼貌，而且可以学到……党性！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可以从非党人士身上学到党性——明辨是非的党性，尊重常识的党性，追求真理的党性，告诉别人真理的党性。
舅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们常常说他是一位汉学家。他确实是一位渊博而有独到见解的汉学家。他爱汉学，因为他爱中国。爱中国，可以爱科学，爱技术，爱经济，……但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在中药店里当了五年学徒，条件不允许他接触其它更有益于拯救中国的学科。在他的四哥、我的大舅舅吴其昌教授——梁启超、王国维、唐文治等国学大师晚年的学生——的熏陶下，他选择了汉学一途。于是出现了“离奇”的现象。他进的是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半工半读，用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却终身与基督教无缘。他在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得的也是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英文造诣极深，却终身潜心于中国文化：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国的辞赋诗词。他在燕大二年级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文史无所不通”；他本人在当时和此后半个世纪内，一直同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但民族大难当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是坚定的抗日派，不做妥协派，更不当投降派。最初赏识他的，除了顾颉刚先生，还有胡适之先生。胡先生甚至用一些溢美之辞来奖掖他，知遇之甚，可谓至矣！但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舅舅才二十几岁，就同胡适之就抗战还是妥协展开论战，分道扬镳。他个人的乐趣在治学，探源正本，考异钩玄。但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民族的最强音是不当亡国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各大学讲学之余，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写时局政论文章。如果说，今天，由于写了《红楼梦探源》和《探源外编》，他被许多人称为红学家；那么，在抗战时期，他是被许多人称为抗日政论家的。他的最后一篇抗日论文是为重庆《时事新报》写的社评，题目大概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是在日本投降的上一天写的。第二天，评论见报，几小时后，电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暑假，舅舅，伯升舅母，令徽和令安二位妹妹，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中。加上别的亲戚，主客十二人，挤在总面积二十五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中。长辈们睡在床上，晚辈都睡在地下，天气又燠热，无法歇息。大人们常常作彻夜谈，孩子们也不愿睡，都赖在边上听大人谈话。我当时十三岁，初中刚毕业，他们谈的许多内容现在都忘了。唯独谈的那篇《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的社评，以及舅舅爽朗的笑声，使我感到胜利的喜悦和民族的骄傲。“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抗日文章”。舅舅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
抗战使舅舅拿起政论的笔，胜利并没有使他放下。他接触了政治，认识了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许多朋友。他放不下政论的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也在1946年暑假，储安平先生到我家来找舅舅，谈办《观察》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我母亲见有贵客到，没有别的东西招待，就把准备充当晚饭的南瓜盛出来敬客。看到母亲把一碗南瓜端给西装革履的储先生，我觉得有点窘，舅舅却从容不迫地对储先生说：“好，好，老黄南瓜，老黄南瓜，我五姊亲手做的，尝尝！”他们谈了好久，好些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我完全听懂了。舅舅指着我，对储先生说：“他是我的外甥，快上高中了，你送他一份《观察》吧。”储先生欣然允诺，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从此，我每星期收到一份邮寄的《观察》。我每期都读。我不完全同意《观察》的观点，但是，它告诉我许多关于时局的信息，也使我知道了钱端升、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樊弘以及其他许多教授的观点。舅舅的文章，我当然读得更仔细些。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陆续受到来自教师和同学的一些启蒙教育，因此，我认为，他当时似乎还不大了解下层劳苦大众，不大了解我们党。但是，看到他骂国民党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笔势纵横，淋漓尽致，真使人痛快。是的，他爱中国，但他决不爱中国的黑暗的东西。
第二年，1947年夏季，他又到上海来了，又挤在我家的两间斗室之中。牛津大学聘他去讲学。国民党教育部的朋友则告诉他，他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央大学要解聘他。于是，他就经香港到英国去了。后来，1962年9月，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天，我去看舅舅，正好翁独健教授也来看他。翁教授一进门，他们两位就做了一个几乎要拥抱的姿势，翁教授称舅舅“老吴”，舅舅称翁教授“拉·柏蒂”，相视而笑。他们二位在燕大是住同一间宿舍的，“拉·柏蒂”是当时燕大同学向翁教授亲昵地打趣时所常用的法文诨名。翁教授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舅舅说：“我没到英国就想到要回来了！郭老可以作证！”原来1947年舅舅在上海上飞机，一到香港，就去找郭老。郭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当时是夜间，孩子们都睡在地上，舅舅蹑起脚尖，从孩子们的身上跨过。舅舅对郭老说：“中大要解聘我，牛津要我去，我还没有拿定主意。”郭老说：“去好！不过不要太久。太久了，国内的情况你就疏远了。”舅舅对郭老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写封信。”确实，后来郭老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向舅舅发出的聘书，我见过，时间是1962年，编号是001。
这是我1962年才知道的事。但在此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舅舅总是要回来的。解放以后，我给舅舅写过两封信。一次是1956年，我以共产党员的矜持（应该说是幼稚），很不得体地问舅舅：“对人民政府的观感如何？”简直象外交谈判。舅舅很诚恳地回了我一封长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好。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不好。我已观察七年。我认为，新政权比旧政权好得多。”第二次是1959年，我以替母亲代笔、姊弟谈心的形式，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些老气横秋的话，如“务必令二侄说中国话，学中国字”，另外也有一些稍为委婉的话，如“异岛雾重，故国春好，廉颇未老，想必能饭”。舅舅给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说：“你提出廉颇的典故，想来是两层用意。如问我身体如何，我告诉你：两鬓多情，对镜未白，群牙无力，遇食先摇。如问我何时回国，我的回答是，廉颇离开赵国是出于无奈，被迫的，我当然是要回到中国来的。”这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可惜，1966年8月，我被抄家，从此散失。
1962年国庆前夕，舅舅回来了。这对舅舅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正是“大跃进”后三年的困难时刻，舅舅不是不知道。那一年，牛津大学向舅舅提出要续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也聘他去当教授。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大学聘他去当中文系主任。令安妹中学毕业，获得英国教育部为中学生设立的最高奖学金，可以免费任择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但是，既然郭老请他回来，可见国家有此需要，他就举家回国，毅然决然，义无返顾。他的心，在中国。穷？“我是中国人，不怕中国穷。”挨斗？“即使预先知道有这场‘革命’，我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还是舅舅自己的话：“爱国，总是要付点代价的。”
舅舅，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爱国者的责任？舅舅，您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来回答我了！但是，舅舅，我知道您的答案。您一生的经历和事迹，就是您的答案。
我见到过一些很爱国的人。他们想把中国的一切都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很善良，但是，如果把信念建立在缺乏了解——更不用说自大或者排外了——的基础上，那么，一旦打开窗户，难免眼花缭乱。舅舅在牛津讲了十五年学，还到过欧洲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到过日本，五大洲都有他的老师、学生或者朋友。他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不断加以比较。他知道，护短于国无益，爱国不在自吹。他知道，中国并不全好，外国并不全坏。外国有比中国好的东西，中国有比外国差的东西。他不爱中国的坏东西，比方说，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他只爱中国的好东西，爱中国的解放，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爱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国人，中国的爱国者，应该致力于中国的进步。穷，把它变富。落后，就努力前进。
舅舅，您为什么爱中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舅舅，什么是中国人的责任？
使—中—国—好—起—来！
舅舅，请安息吧！三天以后，您将长眠在您青年负笈和晚年治学之地。您心爱的中国，将在后死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好，臻于现代化。
1986年9月9日晨3时
第8版()
专栏：
极北
涂光群
这就是祖国的极北吗？傍着一条冰封的江。江对岸是同样静穆美丽的山林。
我在这宁静的江边散步，攀上崖岸，穿过整齐的樟子松的林带，越过草场，来到这白杨萧萧的小镇。镇上的日子比内地好象更加安详和悠闲。木头的房子、栅栏，形成比邻的小院，联成一片的胡同。胡同深处偶尔传出来一声声犬吠。那闻名的气象站内有几个年轻人，有的坚守在岗位，有的看书，学弹吉它琴。这就是地图上标着北纬53°，22’的极北吗？我从长江之南来到这里，却没有一点遥远陌生的感觉。
这儿同样是我的家乡。
远古的先民，在这连绵着山岭、草原、森林、湖泊和河流的广袤地带，狩猎、游牧。那时不存什么界河，如同飘动的云、飞翔的鸟，江的两岸自由来去。先人的足迹印下了千重，我为什么会有陌生感？
我想起百多年前一个人，他也是从遥远江南来的。他为了先人流淌过血汗的这北国疆土的神圣，不倦地同外国侵略者周旋。他受命开采这极北“金穴”的金矿。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先是探路，他沿着鄂伦春猎人的足迹，在莽莽林海荆刺丛生、冰雪覆盖的小路上走了五个月。遥远吗？可能他会感觉极遥远的。这五个月在时间上的感觉，可不比我们现在在平坦的铁路、公路上仅仅花两天时间横穿兴安岭！可正因为是用脚来亲自丈量土地，他也熟悉了这北国的土地、山林、河流蕴蓄的财富，熟悉了善良、慓悍的山民。他不再感觉遥远、陌生，有的只是对国土、人民的亲近感。他再次沿着古老的运兵驿道，指挥开辟了用数字标出站名的黄金之路，1站，2站，3站……直到这极北的第30，31，32，33站。我怀着亲切的欣喜走过这些站，甚至想亲吻这些站牌（假如还有的话）。“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开矿之举，实关边要利害，与内地专言利者不同。”他毅然地驱除了外来的入侵者、盗金者。他用高强度的手工劳动，驱迫着受难的工人，年复一年地为国家采出了大量黄金。然而黄金却没有用来富国强兵，强化在边关要隘上对付侵略者的能力，反而用作了荒淫女皇的胭脂费，竟将这极北土地上人民用血汗辟出来神圣金沟命名为“胭脂沟”！这是亵渎和公开的侮辱！他在任十三年，积劳成疾，郁郁而死。这是个真实故事。这个来自遥远江南的人，便是前清漠河金矿的第一任督办人李金镛。他的命运是个悲剧，也必然是悲剧。我在这极北土地上，在一处偏远山沟里，寻访了他的足迹。我不再感觉极北是遥远、陌生的，而是极熟悉亲切的土地。
我的极北同行者是位退休的司令，恰巧他是李金镛的同乡。他年轻时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半生的戎马生涯，却是在这极北的土地度过的（他在这军事岗位的任期之长，大大超过了李金镛）。在这极北村和平、恬静的夜晚，我听这位司令娓娓讲述黑龙江这幽蓝色悲壮的江不平凡而曲折的命运；讲述十七年前他亲历的一次血与火的战斗，那仍然是为了这饱经忧患的极北神圣的土地。
司令这回是悠闲地来探“亲”访友。他感受了这极北哨所和它警卫着的土地的和平、宁静。他亲自看见了，为建设强固边防，新一代指挥员和年轻战士那依凭着现代科学的崭新智慧与源自这古老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勇气、耐力，于是他放心地谈笑、休息和睡眠。于是，我不但充分欣赏了这极北土地的美丽、宁静，在白天；也充分受用了这温馨可爱的极北的夜晚。
1986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