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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坚定的信念 战斗的一生
——怀念周纯全同志
杨得志 洪学智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将领周纯全,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纯全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早年他在武汉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和组织了“二·七”后援会和汉口惠工织布厂的增资罢工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参与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的组织工作。以后担任过人民革命军向导员、特务队党代表,黄安县委、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红四方面军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川陕省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校长。解放战争开始,他担任辽南行署主任、辽南省委副书记,以后长期负责我军后勤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东线司令部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中南地区支前司令员等职。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委。1953年以后担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任命为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曾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半个多世纪以来,纯全同志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壮大党和革命力量,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行了忘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贡献了全部精力。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纯全同志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给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5年,家境极其贫寒的周纯全同志在家乡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八里湾一个学堂当校工,在名誉校长董必武和进步教师的直接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第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党的特别小组交通员。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转入低潮。纯全同志不畏惧,不动摇,机智地转入地下,并在“黄麻起义”中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英勇杀敌,在攻克黄安县城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纯全同志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开展游击战争相当困难,党的活动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由于纯全同志在武汉参加过工人运动,有群众基础,党决定由他负责筹措经费、武器,并任命他为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和信阳县委书记。他经常带少数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白区,以店铺为掩护,从敌人的金融机构搞到经费,再去汉阳兵工厂购买枪支弹药,然后千方百计地运到根据地。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纯全同志任十师政委,与师长王宏坤同志一起,率领十师冲锋陷阵,浴血苦战,出色地完成了总部交给的战斗任务。新集战斗中,敌以七师之众围击我方面军主力,激战中王宏坤同志负重伤。一次敌人冲到总部机关时,纯全同志沉着指挥,果断地带领突击队与敌人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转移。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纯全同志担任东线的左翼作战部队的指挥任务,坚决执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多次击退敌之疯狂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条件。纯全同志在这次作战中负了伤。
从1938年底到1943年夏,纯全同志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校长。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抗大一分校在何长工、周纯全等同志的率领下,多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过千难万险,胜利地到达敌后目的地。纯全同志一路上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过封锁线,他总要站在要道口上检查;过黄河,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1941年冬,日伪以五万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在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校部和二大队以及山东分局机关、一一五师直属队等几个单位被敌重兵奔袭合围。纯全同志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干部和学员英勇抗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和学员突出重围,他最后撤离阵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阴谋。
纯全同志党性强,忠于党的事业,勇于在困难条件下承担重任,善于打开工作新局面。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
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纯全同志不仅屡建战功,而且在困难的条件下为苏区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担任省委书记时,很重视苏区的党政建设和经济建设。当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时,他组织办党校、苏维埃学校和妇女学校,成立少共指挥部,保留和培养大批地方干部和少共干部。他还组织县级干部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红军反攻、扩大苏区后,再把这些干部撤出去,建立政权和党群组织。在经济上,当时最困难的是缺乏粮食和盐。纯全同志把县委书记们组织起来办粮站,由他们当站长,还派他们到白区购买盐,这就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急需,支援了战争的需要,以利于巩固和扩大苏区。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各地,许多同志热血沸腾,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报国。纯全同志服从组织决定,开始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在陕北公学和抗大一分校工作时,他亲自给学员做报告、上课,内容深刻、生动,既讲理论原则,又结合革命经验和当时的形势任务,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纯全同志是工农干部出身,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和体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很注意方式方法,既严肃,又亲切。尽管敌后环境条件很艰苦,但他尽量给知识分子干部以生活上的优待。打仗时,他十分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一分校在抗大十二所分校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七年),培养干部最多,转战华北、华中,斗争艰苦卓绝,成绩显著,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纯全同志为此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党把纯全同志派到辽南地区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王牌、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大举进犯辽南解放区,形势非常严重。纯全同志自告奋勇承担起组织后方的任务。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为部队筹粮、筹棉军衣,为部队补充兵源,安置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对坚持辽南斗争和开辟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到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他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行土改,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扩大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辽沈战役前夕,纯全同志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手术,炎症尚未消退,但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他即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部署后勤供应工作。纯全同志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作战中的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和组织指挥才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1950年冬,纯全同志血压经常高达二百四十毫米汞柱,医生准备让他住院检查治疗,但是突然接到上级让他去朝鲜前线慰问部队的任务。一到朝鲜,中央军委就确定他留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志愿军前勤指挥部的工作。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过去国内战争中的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为此,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运输任务空前繁重。敌人以其70%的空中力量对我后方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阻断我后方供应运输已成为美国侵略军的战略战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我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因此,打破敌人的封锁破坏成为保证后勤供应的首要环节。为了“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纯全同志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纯全同志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克己奉公,关心他人,严以律己,作风廉洁,生活简朴,不谋私利,不谋特权,不搞歪门邪道,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次组织上派他到信阳为游击队筹款买枪。他只身进入敌银行,智劫七百块银元和两千多铜板,全部交给了组织。他宁愿经常忍饥挨饿,却不动用这笔筹款的一个铜板。在战争年代,他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十分关心和体贴指战员的疾苦。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的西征途中,部队战斗频繁,屡遭险境,纯全同志总是千方百计把伤员带走,用驮骡载运伤员。在行军路上,他的战马常常让给伤病员和年小体弱的同志;战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鞋让给战士;冬天到了,把自己刚发的棉衣留给暂时还没有发到棉衣的同志……建国后,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他有职有权,管钱管物,但他不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他调动工作,从不带几个熟人随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纯全同志生前还留下遗言,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正是他一身廉洁无私的体现。
纯全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照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并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获得新的提高,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战斗。
今天,我们纪念纯全同志,就要学习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中,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端正党风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5版()
专栏:

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
——忆王弼同志
 胡溪涛
远在大革命年代,我党就远见卓识地作出了决定,先后派出一些人员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王弼同志。
王弼同志于1899年8月3日出生在江西永修县一个贫农家庭。1923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到1927年9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各国革命史及俄语等课程。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留下一部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志去苏联红军中学习军事,王弼选择了空军。他遂于1927年9月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后来又进入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与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工程。
抗战爆发后,他和常乾坤同志于1938年9月回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40年11月,奉中央电召,王弼、常乾坤等回到了延安。11月23日,他们向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空军的计划。1941年1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军委航空学校,王弼任校长兼航空教员。他到安塞选校址、定方案计划、编写教材,开荒种地,做了大量工作。后因精兵简政等原因,航空学校停办。1943年11月起,王弼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作战局空军组组长。
1945年8月30日,刘少奇同志接见王弼等,指出:东北航空器材很多,中央决定派你们前去,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1946年1月,他和常乾坤一道赶到当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本溪请示汇报。这时,东北已组成了航空委员会,他和常乾坤等同志都是委员会的成员。3月1日,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4月,因战局关系向牡丹江转移。5月,王弼被任命为航校政委。9月,改任第二政委。1947年冬,东北局为进一步加强航校工作,指定民主联军总部刘亚楼及吴溉之同志等到航校兼任领导,他又改任第一副政委,直到空军建立。1949年平津解放前夕,他被中央任命为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
在航校期间,王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珍惜人才、搜集器材、解决教材方面,他真是“爱才如命”。他团结、爱护、使用各方面来的有志于祖国航空事业的同志,使学校造就了五百三十名航空技术干部(包括一百二十四名飞行员),成了人民空军建设的骨干。他和许多同志艰苦地从各地搜集了日本破旧飞机和航材,又组建了自己的修理厂等,到1948年,学校就有各种修好及待修的日式飞机九十三架,发动机一百九十三台,以及一批航空仪器、附件和设备,使学校训练有了物质基础。他非常尊重科学,重视教育,亲自编写《航空发动机学》,担任授课教员,学校编辑和出版了三十一种教材。当日式飞机逐渐老旧,一时又无航空器材来源时,他又在哈尔滨组织滑翔机研制并成功地进行了试飞。这些工作为以后建立军委航空局机关与各大军区航空处,接收驾机起义人员,赴各地接收器材,接收并修复航空工厂、机场,进行训练并成立飞行队等等提供了条件。
1949年11月,空军成立,王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6月,改任空军副司令员。1952年1月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工作。1977年8月31日,王弼同志不幸逝世。
在空军期间,王弼同志对空军成立与建设,尤其对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建设,花费了许多心血,直接参加了组建新的航校和部队,组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工作。在建立航空修理网并转而为航空工业打基础方面,成绩显著。他抓航空工程机务工作的技术、组织与条例建设,保证了训练与作战飞行。他重用知识分子与重视技术工作,继承了延安时期鼓励优待技术干部的好传统,以适应空军这个高技术兵种的建设和作战要求。
到航空工业战线后,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任劳任怨,听从组织安排,积极认真工作。他负责抓航空教育,一直认为从事航空工业人员要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制造出好的飞机和航空产品。解放不久,他就积极建议将各大学航空系集中,办成几个独立航空学院,加速培养人才。到“文化大革命”前,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共办起了十五所航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毕业生五万多名。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成了当前航空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与生产骨干。这些与王弼同志主管是分不开的。他对科研、对生产也十分关心。他积极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倡导建立中国航空学会。1976年3月,他就发展航空科研与工业,关心空军建设、研制高性能飞机等问题,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重用各部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还表示,“我虽年老,但我愿尽我的最大努力和他们一起,作一些我所能做的工作”。这时,他已有病,又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但对于党的航空事业,何尝不象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还应提到的是,1964年他就患了肺癌,由于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和他自己的乐观,在出院后,他还照样坚持工作。
王弼同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几位航空技术老专家之一,同时是一位大公无私、不断追求进步、变革,力求我国繁荣昌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参加革命初期就当小学教员,后来又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所以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干工作从来喜欢事必躬亲,同志们又亲切地称他是一位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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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赵梅生同志
顾卓新 王新三 袁静 袁军时 赵作为
赵梅生(又名作霖、长远)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我们走访了三十多位革命老前辈,不少人回忆起梅生同志来,仍是热泪盈眶。
梅生同志1906年出生在山西平顺县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师家庭,少年好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马列主义,精读经典著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工农群众,动员和组织力量,迎接北伐胜利。1928年北大党组织连遭破坏,又由于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和一些同学中产生了失望情绪,梅生同志以其对马列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的信念,宣传革命理论,扩大党的影响,并给一些同学送去进步书籍,鼓励他们坚持走革命道路。为了解决和实际结合问题,他回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并在当地播下革命种子。
1929年,日本逮捕中国留日左派学生,党决定发起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反帝大同盟前身),梅生同志被选为北平后援会负责人之一。这年,梅生同志又成为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兼任北大党的支部书记,是北大的学生领袖。
1930年春,梅生同志和北大同志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由于坏人告密被捕入狱,经过坚持斗争,终获释放。当年“八一”国际反战日,梅生同志参加示威游行,同军警展开搏斗,又遭逮捕。释放后立即投入战斗。在梅生同志指导下,先后恢复了立三路线时期被破坏的党、团、工会组织,以及“左联”、“社联”等外围组织。
1931年党派梅生同志到中央华北特委负责军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以北大学生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为首,掀起了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全校学生推举赵梅生等十九人为代表团代表,到达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抗争,又遭到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经过全国学生声援,才转回北平。
1932年,党派梅生到山西汾阳任中共汾阳特委书记,在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作兵运工作。他经常深入下层,组织读书会,讲解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1933年,我党发表宣言,号召武装民众。汾阳军官学校官兵响应党的号召,成立抗日先遣队。由梅生同志率领的三千多人的抗日先遣队,徒步到达张家口,梅生并起草了“北上抗日宣言”和传单,不少学生受到鼓舞,积极参加。这支队伍成为“抗日同盟军”的骨干之一。当时梅生同志是前委领导成员之一,并任吉鸿昌直属教导团的代理团长。
1933年4月,谢子长和颜红彦同志来视察工作,并派去王新三同志,在梅生领导下工作。抗日同盟军是以“外抗日寇,内除国贼”为宗旨的。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出兵收复察哈尔被日本占领的地方。梅生同志所领导过的教导团,大部是平津学生,有坚强的党支部,这支队伍冲锋在前,7月收复了多伦。1934年,梅生同志在北平为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在狱中梅生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狱后经阮慕韩同志介绍到天津法商学院任教。
1935年党派梅生为北方局的军事代表,负责河北省的军事工作。这年,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的“一二·九”是在黄松龄、温建公、赵梅生等领导下爆发的。梅生等同志登台慷慨讲演,不久竟被法商学院解职。梅生同志在刘少奇、彭真、林枫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初成立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赵梅生都是发起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组织上派梅生到保定一带开展工作。保定沦陷,梅生又到武汉,在董老领导下与叶楠(国民党元老叶楚怆之子)等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协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年统一战线团体。由于党的领导,广大爱国青年的支持,加上梅生同志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个组织在促进国民党抗战、保卫大武汉中起了很大作用。
梅生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深入各地考察青年救亡运动,还和袁宝华同志到河南成立“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在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倒退和分裂的阴谋。1939年梅生同志到宜川见到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本来希望他到华北工作,因需要就暂留宜川,在八路军办事处王世英同志领导下做统一战线工作,公开身份是民革室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当时阎锡山组织什么“同志会”、“精建会”等反动组织,欺骗青年到宜川受训,梅生同志说服他们回晋东南参加敌后抗日活动,挽救了不少抗日青年。1940年梅生同志回到延安,被分配到陇东中学当校长。他拖着久病之身,克服重重困难,把学校办得井井有条。
1943年,梅生同志对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方向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曾刊于当时的解放日报,在各抗日根据地引起广泛讨论,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一位一生为革命、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也遭到康生的迫害。康生借“抢救运动”之机,诬蔑北平来的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即内奸党),使大批好同志蒙冤受屈,梅生等同志甚至含冤死去。
梅生同志一生为革命,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梅生同志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在白色恐怖下曾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对敌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在失掉组织关系时,也积极为党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步。他历尽坎坷,受尽打击迫害,从无怨言。梅生同志长期病魔缠身,但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遇到危险时总是先想到别人,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力争为党多做工作。他对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
梅生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薛暮桥同志曾说,梅生同志给《中国农村》写的文章观点正确,水平很高。他研究马列理论,善于结合实际总结工作经验,在三十年代的理论工作上有很大贡献。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梅生同志与托洛斯基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一书,将梅生同志写的《中国土地问题的特点》作为绪论发表,并作专门介绍。梅生同志还和王定南等同志编辑出版《中外论坛》、《世界论坛》等刊物。三十年代初,梅生同志写了不少批判文章,揭露了阎锡山反动谬论的本质。“七七”事变后,梅生同志研究和论述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抗日战争问题,对当时抗日战争起到重要的宣传组织作用。
梅生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和儿子都先后为革命牺牲。
早在1951年,董必武同志就指示中央组织部为赵梅生同志做结论并立碑留念。1984年中组部经过反复调查,为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冤案作了最后结论,给予平反昭雪,并恢复党籍。结论中说:“赵作霖同志为党的事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山西省委批准为烈士立碑。四十多年的冤案终获昭雪。
(赵作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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