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读张闻天论社会主义的文稿
张培森
张闻天同志逝世已经整整十年了。在即将迎来粉碎“四人帮”胜利十周年的时刻，人们痛惜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于备遭摧残而未能见到人民胜利的日子。然而，令人赞叹的也正是他在身处逆境直至失去自由的年代里执著地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他在那种条件下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部分论著，在读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这些论著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可贵的是，不仅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其中不少深邃的见解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仅从收入他的选集的最后十二篇文稿（即在庐山会议上遭到错误批判以后所写的笔记和文章）中列举出一些堪称为卓识的见解，来探讨一下它们的价值。
（一）在“文革”之前就三次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并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形成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
今天人们已经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认识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错误形成的一个关键性的会议。而张闻天恰恰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三次批评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请看他的三段笔记：
第一次是1961年8月16日，他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张闻天选集》第517页。以下的引文只注页码）
第二次是1961年8月23日，他又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第528页）。
第三次则是1964年2月7日，他又进一步写道：“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第564—565页）
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于1957年以后轻易改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等都是不同意的。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批评的同时，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触及我们党形成这个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他在1961年9月《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明确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也已经消灭了”（第536页）。在中国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第530页）、“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第530—531页）文章这里关于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和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的明确论断，应该说是比党的“八大”决议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而后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将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时限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恰恰是一年以前张闻天在上述笔记中所告诫要防止的错误。事实证明正是对过渡时期理解的失误，成了人们认识上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重要根源。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64年写了一则随感笔记，评论“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他指出：“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第566页）人们从这里可以多少看出他对当时伴随着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而出现的哲学领域中把矛盾的某种解决形式绝对化倾向的担心。果不其然，两年之后，一场人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大革命”就在全国掀起了。
（二） 在“文革”错误进一步发展时，尖锐批评了反右不反“左”，并实际指出了“文革”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错误。
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可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否定，又一次掀起反右的浪潮。此时张闻天已经被流放广东肇庆，他不顾环境的险恶，以他仅有的一支笔，于1973年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和意见。
他针对反右不反“左”的严重谬误，尖锐批评说：“在‘左’倾成为主要危险以后，还要继续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第602页）他还告诫人们，党内的一种两面派分子特别要利用“左”的错误，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对建国二十多年反倾向斗争的沉痛教训的一个总结。要看到这是在一出历史悲剧尚未演完，“文革”灾难还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他还在文稿中直接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无限夸大阶级矛盾（特别是夸大党内矛盾）、混淆敌我、推翻党的基本原则的极左错误。他在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异己力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和工农一起是“社会主义的三根支柱”，他反对滥用“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概念，更反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断定党内同志为内奸、特务。他批评这些都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甚至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他反复指出党对自己的党员决不能“镇压”，党内的问题“不能由群众任意决定”，而且表示党的领导“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第598—605页）。张闻天当时写出这些意见自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今天读来，不仅显示出他的理论卓识，而且令人深切感受到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三）在唯心主义的“政治决定论”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文，成了建国后二十多年中党在根本指导方针得失问题上一篇少有的理论总结。
从五十年代“政治挂帅”口号提出开始，我们党对于执政条件下政治重要性的强调，就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到了“文革”，所谓“政治”，即人为的阶级斗争，更是被强调到超乎一切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于1973年9月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他向人们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相反的，如果认为政治“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这“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第578—579页）
他还进一步指明，政治的反作用要以它能否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决定。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政治任务同以前不同。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第589页）他还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第591页）。针对那种共产主义的空谈，他批评道：“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象现在这样生活得差”，理想不是“空中楼阁”、“神话”、“乌托邦”（第582页）。显然，他的这番话已经不单纯是理论上的阐述，而是尖锐地触及建国二十多年来党在根本方针问题上是非得失总的权衡了。
也正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总结中，他在文章里提出了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许多精辟的论点，如：“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第585页）；“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应该理解为政治要“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第585页）；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第587页）；“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第591页）。所有这一系列论点都实际包含着对建国二十多年正反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左”的教训的总结。
（四）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文革”，一直关注着民主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从总结教训中揭示出一条反映党和群众关系的客观规律，即党和群众的一致性是在矛盾中展现。
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地谈到民主问题，那时就强调“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不仅要号召人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而且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第500页）。虽然庐山会议上他遭到错误的打击，但罢官之后也仍然没有放弃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1961年他又在笔记中指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说，“人民思想生活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第552页）“文革”中民主横遭践踏的情况，更进一步促进了他的思考，他不仅严正地批评了把党代会和人代会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形式”（第574页），而且着重研讨了民主之所以不能充分实现的主观原因，说“最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乏经验。”（第577页）
他在论述党与群众关系的时候，还将党与群众之间的一致和矛盾的辩证关系作为一条客观规律提出来，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他说：“这种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党开始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提出的方针政策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因而群众不赞成或反对；或是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而也不赞成或反对。”又说：“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是党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革命的自觉性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自觉性的过程”（第568—569页）。
张闻天正是在党与群众关系问题上形而上学唯心论泛滥的时刻，将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为一条客观规律揭示出来的。应该说这是在同错误思潮作斗争中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对于执政党来说，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方能在思想上充分了解改善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也才能知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根据何在。
（五）针对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个人崇拜，提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的论断。
他在1973年12月写的一篇文稿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第593页）
这个以群众实践为“最高尺度”的科学论断，显然是同风靡一时的以“最高指示”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相对立的。众所周知，打破那种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的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张闻天早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就实际上强调了这个标准，这是相当难得的。
（六）在六十年代初，就深刻地论述了后来方为人们普遍注意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问题。
他在1961年9月《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反复论证了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对社会主义的矛盾、性质和任务作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由于这个阶段要为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准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切条件，“所以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第532页）。他还联系到中国是在一个“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具体国情，特别强调了这个阶段“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第547页）。他不但批评了有些人“轻视社会主义、急于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第532页），而且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还有许多“不同的小的阶段”（第531页）。
张闻天上述的论证自然是同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直接有关的。这里可贵的是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建设的历史阶段来认识它的长期性，这是完全合乎科学的。相反地，那种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主观估计出发而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理论的结果是，人们将社会主义本身合理存在的事物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把超越社会主义的许多作法，如取消个体经济，以至取消商品生产、取消按劳分配等，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得清理。
（七）在普遍存在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而忽视生产力的情况下，从理论上尖锐批评了这一错误。
张闻天在1961年8月评价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写道：现在普遍的论点是“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脱节。”（第518页）他尖锐地批评那种热衷于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潮流说：“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第521页），“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第519页），“没有最新的技术，单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第522页）。
回顾过去，人们很长一个时期总是超越生产力的水平去追求公有程度越来越高的所有制，相反，任何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主张都被安上一个所谓“唯生产力论”的罪名来加以批判。结果使得我国本来就相当落后的生产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这一沉痛教训，许多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逐步认清，而张闻天却在六十年代初就在理论上作出了这样深刻的批评和总结，这不能不说是很杰出的。
对生产关系本身的改变，他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属于“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这一类关系是不同于所有制的关系，相对说来可以较多地改变。但是，“一切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必须冷静估计当时生产的具体条件及改变后对生产可能发生的利害关系”（第535页）。“归根到底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后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第521页）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
（八）在平均主义思潮严重冲击着马克思确立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写出了系统论述这一原则的《关于按劳分配提纲》。
《提纲》写于1961年8月。这时虽然1958年刮起的“共产风”已经基本上刹住，但是泛滥起来的平均主义思潮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特别是那个引起人们思想极大混乱的所谓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
《提纲》首先肯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接着指明：“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第507页）《提纲》不仅对这一分配原则遭受的种种歪曲给予了澄清和说明，而且对于违反这一原则的平均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例如在如何看待贫富的问题上，《提纲》指出：“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第509页）《提纲》批评了那种认为“愈穷愈好”，愈富裕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反倒“愈不坚决”的错误观点，并指出“改善生活的愿望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第513页）
这样一份全面、科学而又旗帜鲜明地阐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提纲，不仅在六十年代是难得的文献，今天读来仍然有不少新的启示。
（九）在六十年代集市贸易略有开放之初，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全国商品交流的城乡市场、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的重大建议。
六十年代初，在党和政府调整经济的过程中，各地先后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有一些大中城市也出现了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对中央采取的这项措施，当时干部和群众中议论不一。这个问题引起了张闻天的密切关注。1962年4月，他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南方四个省市的城镇和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
他在调查后于1962年7月写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不仅肯定了中央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一个实际上超出中央方针的建议。这就是建立“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的市场，“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558页）这个市场“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第557页）这里国家“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第562页）
张闻天上述建议中的市场，自然还不能同今天的全国市场相比，但是这个建议当时如果付诸实行，就势必要打破原来基本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和国营商业对流通领域的一统天下。因此，这个大胆建议对于原有的经济体制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突破。实行这个建议当时是可能会遇到风险的，对此他本人在向别人解释时曾经这样说：建国已经十几年了，还要划地为牢是不应该的。并说，实行这个办法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就说明共产党没有本事。张闻天当时的这个愿望自然没有能够实现，然而在那个时候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的勇气和卓见却不能不使人敬佩。
（十）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公中有私”、“公还要为私”的一面。这一创见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而且也触及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根本方向。
写于1974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一文，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作。他在这篇遗著中全面地、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针对当时“左”的思潮，他在肯定社会主义中公的、集体的利益占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充分论证了作为个人利益的“私”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和私不是完全隔绝的，这个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十分重视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但是从这个社会的最大多数群众实际出发，“必须坚决贯彻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叫“公中有私”，反对或否认这种“私”，是“左”的空谈（第608—610页）。
除了“公中有私”之外，他还提出不但“私应该为公”，而且“公还要为私”。有关群众实际生活的问题，集体必须具体加以解决，使个人的问题也变成集体的问题。“公为了私，自然私也就向公转化。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每个人从个人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不能使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化，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第611页）
张闻天的上述论述，不仅是对当时公私问题上盛行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而且也是对长期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本来，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价值观就是重社稷、轻个人，重精神、轻物质。建国后几十年又几乎是一讲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就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批判，结果是实际上精神脱离了物质，集体脱离了个人。
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定物质利益，而且将一切的社会经济关系本质上都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家、集体、个人各个方面物质利益关系尽可能减少冲突的比较和谐合理的一种体系。张闻天这篇论述社会主义公私利益的著作，在实质上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这种不断趋向合理的利益调节中日益成熟起来。
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是他在坎坷的晚年给党和人民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它的全部价值和具体内容尚待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仅就上述列举出的这些理论见解来看，已经完全称得上是建国二十多年中比较彻底并有较完整体系的反“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来读这些论著，自然会发现其中一些历史的局限和未必精当之处。难得的是这些在“左”的思想统治空前肆虐的时候写出的文稿，却得出了一系列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基本一致的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座理论的丰碑。这位老革命家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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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怎样看待报纸上发表的不同意见
最近，《工人日报》刊登“我们该听哪家之言？”专栏，就读者提出的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报纸上发表的不同意见问题展开讨论。
李超元在《更新“读报观”》一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形成这样一种“读报观”：一是把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特别是重要的政治性文章，完全等同于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来作为行动根据。二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们的报纸应该是“舆论一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宣传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报刊的作用也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报刊传播信息、广纳百家之言等新闻效能被更加重视，因此，读报观也要相应地来一个转变。应该逐步树立新的读报观：即承认报纸上出现各种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把各方面的意见比较鉴别、吸收、扬弃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江问渔在《议论纷纷好处多》一文中指出：很多人习惯于把报纸上的每篇文章，乃至每句话都当作指示、政策来看，是有历史原因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通过报纸来传达政策、发布指示，这在那个年代是必要的。形势变了，报纸的内容、作用也有了变化，但很多人的读报观念却未变。对报纸上出现的“各执一词”的现象不理解、不适应。其实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成功的力量源泉，也是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作者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取得正确答案。即便短期内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通过讨论，也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活跃舆论，开阔眼界，深化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刊上出现议论纷纷的局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