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杭州财税部门改变“查、征、管”老习惯
服务当头帮助企业搞好改革
新华社杭州8月6日电 （记者纪静如）杭州市财税部门摆正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做到服务当头，寓监督于服务之中，主动为企业排难解忧。
前些日子，杭州市不少厂长、经理要求各有关部门尊重企业自主权，多为企业搞活着想，不要动辄批评指责，光监督、不服务。厂长、经理们的呼声在市财税部门激起了反响。全市财税工作人员经过讨论，提出要更新观念，支持改革，转变作风，搞好服务。摆正监督与服务的关系，从过去偏重于“查、征、管”的老习惯转变为“支、帮、促”。7月初以来，市财税部门抽调了三十余名业务骨干，参加市政府组织的落实经济责任制调查组，深入到十多个工商企业。他们针对部分企业重开“大锅饭”的问题，帮助企业落实和完善以多层次承包制和对职工实行按劳分配为基本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广泛征求企业对财税机关的意见，努力改进服务工作，主动协助部门、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杭州新华丝厂在实行岗位工资制的过程中采取了改革措施，体现了多劳多得，大大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但前一段时间有关财税人员认为这个办法不符合市里有关规定，未予同意，结果平均主义抬头，生产下降。最近，市财税局长、副局长和分局税务干部来到新华丝厂调查研究后，对这个厂坚持改革、创造性地推行岗位工资制的经验，予以充分肯定，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厂里的做法。这个厂对财税部门这种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做法感到满意。杭州重型机械厂卫生所乐意向社会开放，但是所得收入如按市里过去有关规定处理，连加班费也发不出。不久前，市财税一分局局长到这个厂卫生所调查研究后，帮助解决了实际问题。
第1版()
专栏：
重申量入为出的指导原则
——论压缩财政支出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本报评论员
现在，有一股基本建设热。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在铺摊子，大兴土木。人们致力于基本建设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谁不想快些扩大生产，提高生活，脱贫致富呢。可是，主观需要一旦大于客观可能，就超出了经济力量可以承受的限度。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压缩开支，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支出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地方用机动财力安排的自筹基建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快。也就是说，计划内“严”，计划外“松”。“按下葫芦浮起瓢”，即使预算内基建规模控制得再严，整个基本建设的支出仍将大大超出国家财力的可能。
控制自筹基建和计划外基建规模，除了需要改革投资体制，当务之急是压缩财政支出。目前，有的地方和部门违背“量入为出”原则，而是搞“量出为入”。为了维持过大的基建规模，事先制定出不切实际的支出盘子，然后要求工业上速度，或者搞集资、摊派，硬要企业出钱“保”基建所需资金。这不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办多少事要多少钱，不利于财政平衡。
把支出建立在高速度的基础上，既不现实，又不牢固。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特别是去年出现了超高速度，扩大了财政收支。超高速脱离实际，难以为继。今年以来，我国工业开始转入正常的增长速度，从长期看，国民经济也必须是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速度不可人为地拔高。因此，当前财政工作的重点是把高速度下形成的支出盘子压缩下来。无论中央或地方，首先要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削减计划外项目和非生产性投资。同时，也要压缩行政开支。一句话，不可搞虚假、繁荣，百废俱兴。
重申“量入为出”的指导原则十分重要。我们主张，既积极“开源”，增加收入，也要注重“节流”，减少支出。即使是地方财政盈余的省、市，也不可自恃有钱，放松控制基建规模。在财政支出上要提倡吃“冷饮”，减胃口。各地齐努力，局部服从全局，共同为实现今年财政收支的平衡而奋斗，为“七五”时期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创造坚实的、宽松的财政环境。
第1版()
专栏：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奋斗目标
财政收入力争超额完成任务 财政支出不得突破国家预算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田川、本报记者戴玉庆报道：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6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说，今年下半年的奋斗目标是财政收入要保证完成国家预算任务，并力争超过一些；财政支出要控制在国家预算范围以内，尽力不要突破，并做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
为此，这次会议确定了下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的收入奋斗目标和支出控制指标，并从增收、节支、挖潜、堵漏等方面制定了若干措施。
王丙乾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提出了四条途径。
首先，依靠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和提高效益来扩大财源，增加收入。只有经常性的收入，才能有效地保证经常性支出。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不出赤字。
第二，把收支平衡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各地要准确估计自己的资金实力，以收定支，既不能依赖中央额外拨款补助，也不能向企业单位搞乱摊派和集资。
第三，控制住基建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第四，用当年超收安排支出，或者安排结转支出、动用上年结余和预备费，都要瞻前顾后。
第1版()
专栏：
甘肃出土五千年前殿堂遗址
提供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
据新华社兰州8月6日电 （记者郭汾祥、通讯员郎树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一座距今五千年的大型建筑遗址，建筑总面积四百二十平方米。这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发掘出土的最大的建筑物。它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座建筑物坐落在渭河上游五营河傍的一个台地上，整个建筑分正室、左右侧室、后室、前门附属建筑四部分，主室在中间，大门向南，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厅，八柱九间，大门开在中间第五间，东西两边各有侧门通向侧室，北边是后室。主室内部的居住面积为一百三十一平方米，周围保存着用黄土夯成的断墙残壁。整个大厅地面外观极象现代水泥地面料，平整光洁，考古人员用铁器叩击，发出与叩击现代混凝土地面相同的清脆声。厅中两根对称的顶梁大柱，木柱早已焚毁，护柱泥壁却保存完好。考古人员用皮尺实地测量，确定大柱直径为五十七厘米，木柱的圆周达一点七九米。
在最近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原始居民从地洞、窝棚发展到这样的大型建筑，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巨大进步。这座大型建筑的发现，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已不是原始居民的普通住房，而是氏族或部落联盟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这座大型建筑所具有的奇数开间，正面设门，建筑物呈长方形，以长的一面为正面；左右对称，前后呼应，木架承重，墙壁仅起隔断作用，是后世延续几千年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点，它充分说明原始社会已产生建筑艺术，也是后来几千年中国式殿堂建筑的一个雏型。（附图片）
图为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李绍云摄
第1版()
专栏：
辽宁开展“土地国策”宣传
半年处理土地违章事件二千余起
据新华社沈阳8月6日电 （通讯员刘洪波、记者师海波）中央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下达以来，辽宁省各地大力开展加强土地管理宣传活动，一边宣传，一边检查处理，截至6月中旬，全省已收回违章占地六千余亩，处理土地纠纷和违章案件二千一百多起。
据统计，建国三十七年来，辽宁省耕地面积共减少一千七百多万亩。今年年初，省委书记李贵鲜强调指出，保护耕地是一项基本国策。他要求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加强宣传工作，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切实加强土地管理。4月份以来，各县、区、乡都召开了加强土地管理的专门会议，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国策”宣传活动。
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各市、县（区）认真检查、处理违章占地事件，对照土地法规积极退还耕地。
第1版()
专栏：
柴达木农牧民致富有道 唤醒三十六座沉睡小矿
新华社西宁8月6日电 （记者党周）昔日以放牧、种粮食为生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农牧民今天在采矿业中大显身手，集体开采的小矿山目前已经发展到三十六座。
柴达木盆地有丰富的地下宝藏。其中星罗棋布的零星小矿藏多年间一直在“沉睡”中。去年以来，盆地内集体单位投资五百多万元建起众多的小矿山，开采了铁、铜、石棉、石膏、煤、铝锌、硼、芒硝、云母和重晶石等十四种矿石资源，采矿队伍增加到三千多人。
众多小矿点的开发，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也为农牧民开辟了致富的门路。蒙、藏、汉族农民杂居的都兰县夏日哈乡，一百多名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开了一处小铝锌矿，为集体积累资金达二十多万元。去年，他们拿这些钱扩建了小水电站，解决了生产、生活用电不足的困难；还办起了一座五金加工厂和一座煤砖厂，当年加工二千吨煤砖。周围农牧民再也用不着挖沙区植物当燃料了。
盆地内的格尔木市和各县、镇人民政府积极鼓励发展集体采矿业。去年，各地银行为此专项贷款三百多万元，今年决定继续贷款重点扶持；物资部门也将在木材、钢材、水泥的供应上予以照顾。
第1版()
专栏：
“三北”防护林建设转入二期工程
重点是大面积固沙造林、营造牧场防护林等
记者从最近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三北”地区治沙造林经验交流现场会上获悉：“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治沙造林成绩显著，很多沙区县已从防沙、治沙进入全面改造利用沙漠的新阶段。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开始为期十年的二期工程，将把治沙的重点转移到大面积固沙造林、营造牧场防护林、建设灌丛牧场上来。同时，大力营造经济林木。
（据新华社）
第1版()
专栏：
广西沿海军民奋勇抗灾 十天堵住千处海堤决口
本报讯 记者郑盛丰报道：今年九号台风给广西沿海地区造成罕见的灾害。广西十五万军民创造了罕见的奇迹——奋战十天，在几百公里海岸线上，堵住了一千多处海堤缺口，使十三万农民的家园和八十万亩农田免遭潮水之害。
恰在海水最高潮位时在钦州湾登陆的九号台风，掀起巨大的风暴潮，7月21日傍晚几小时之内就摧垮了钦州地区沿海两县一市的拦海大堤，冲决二千多处缺口，十三万农民在暴风雨中被海水围困，二百万人受灾，倒塌房屋四万多间，二万多人无家可归。灾情发生后，地、县、市领导火速组织力量，抢救灾民。自治区领导同志也于灾后第二天率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帮助救灾，一支修堵海堤的大军很快开进工地，堵住崩决的海堤。
第1版()
专栏：
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苏联记者问时说
戈尔巴乔夫讲了些改善中苏关系新话 保障亚太地区安全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新闻发言人是在回答苏联《消息报》驻京记者提出的中国方面对戈尔巴乔夫在7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几项建议有何反应时说这番话的。
发言人说，“我们正在研究这篇讲话。”
他说，关于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对话的问题，事实上，中苏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级别上的对话。问题在于进行认真的对话，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于综合利用黑龙江水利资源的问题，两国有关部门的专家不久前交换过意见，现正就这个问题制订相应的协议。关于中苏在太空领域的合作的建议，这个问题尚待研究。
塔斯社驻京记者问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关于召开太平洋会议的建议有何评论。发言人说，“我们认为为了保障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必须首先采取实际行动，大量削减已经部署的导弹核武器，缓和本地区的紧张局势，消除阿富汗和柬埔寨这两个热点。”
当一位记者问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苏联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的问题有何评论时，发言人说，“我们注意到苏联的这个表示。”
在被问及中苏两国外长互访的问题是否有所进展时，发言人说，两国外长互访的日期尚待商定。他说，“至于两国外长在联大期间的例行会晤，我想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第1版()
专栏：
北京明日更妖娆
——侯仁之教授谈首都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本报记者 柏生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建设，是当今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今天（8月7日）召开的城市发展战略国际学术讨论会，选择有八百多年建都历史的北京作为会址，是很有意义的。会议前夕，记者走访了我国著名的北京历史地理专家侯仁之教授。
这位两鬓斑白、精神矍铄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是北京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今年七十五岁了，但思路敏捷，谈锋甚健。三十年代初，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历史系，后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对北京城做过研究。几十年的悉心钻研，北京城的起源、变迁和发展，对他来说可谓了如指掌。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落在北京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它未来的风貌上。
从北京的历史谈起
侯仁之教授爽朗地说：“在我国长期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进一步适应新时期的总体发展的要求，已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刻不容缓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进行这一研究，首先必须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繁荣，并使其特殊风貌得以保持、变得更加庄严绚丽。”
“那么，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哪些性质和特点呢？”我问。
老教授指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北京地图对我说：“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北京城的特殊风貌，除了继承过去历史地理上的若干特点之外，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国都而最后形成的。这在它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这点来看，说北京是集我国封建时代国都建筑艺术之大成的一座城市，是不过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北京旧城就是一份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令人遗憾的是，北京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城墙已被拆除，和城墙共存的巍峨的城楼，除去个别被孤立地保留下来，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当时对城市建设的认识有偏颇。”
可是现在呢？老教授说，当初他曾举例说中国有个万里长城，举世闻名，北京有完整的旧城墙，在建筑史上也是很值得重视的。现在北京城墙虽然已不存在，可是万里长城在北京市区内已做为“爱我中华”的象征，在社会各界广泛赞助下，正在被逐步修复起来。这一历史上由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心血凝结而成的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物，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象征。
侯仁之教授说，他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自己今天还主张在规划建设城市时仍然要修城墙。城墙是中国旧时代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过去凡是叫“城”的，都有城墙。今天，我不仅不主张修建旧城墙，我还希望有那么一天，在城市里的一些围墙，除去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以外，有朝一日都能拆掉。特别是占有名园胜景或优美风光的个别单位、个别部门，都能把过去禁闭起来的园林风貌“解放”出来，使过往的人们一睹为快。
北京在经历一场变革
我请侯仁之教授具体地谈谈他对北京的规划建设意见。老教授笑着说，这个问题他最关心，说起来也最动感情。
“北京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的首都，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象北京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规划建设中，既要继承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从而才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三十多年来在首都城市建设的实践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是成功的一例。封建时代的天安门广场，原是宫廷广场，它象宫阙所在的紫禁城一样，正好布置在全城中轴线最重要的地段上，宫墙东西南三面环围，中间是个T形空间，正北是造型庄严而瑰丽的天安门。封建帝王统治时期，这里专为举行隆重典礼之用，老百姓被严禁涉足。全城设计的主题思想，明显地集中体现了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唯我独尊’。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不仅严禁劳动人民涉足的宫墙被拆除，而且广场面积拓宽数倍，几十万群众节日里可以在这里游行欢庆。广场中央巍然屹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从广场两侧平地崛起。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也大大拓宽延伸，形成了一条横贯全城直达东西郊的新轴线。”
侯仁之站起身来指着地图说：这条新轴线的出现，对北京城的布局意义重大，它不仅抵消了过去纵贯南北的那条象征封建帝王权力至上的“旧轴线”在城市布局上的支配地位，而且使封建时代雄踞全城之上的紫禁城也相应地被推到了广场“后院”的位置。这个新规划改建的人民广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政治中心。气势雄伟、辉煌壮丽的新旧建筑，相互映辉，显示出人民首都的独特风貌。古城的革命传统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它的设计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完全体现了一个新时代的主题思想，这就是“人民至上”。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它的改建是成功的。
侯仁之教授告诉记者，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全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着一个旧城的改造和固有的特殊风貌进一步发展问题。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深刻总结了首都建设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侯仁之教授激动地说，中央的《批复》，是首都发展的战略性文件。最使我感动的是，《批复》中指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了北京的性质：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
科学城和什刹海
一谈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这个主题，侯仁之教授谈兴格外浓厚。他告诉记者，北京是保留文化古迹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科学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为了显示这一独特风貌，北京城今后的规划设计上要充分从这一特点上考虑和研究。例如北京城解放初期的总体规划，曾把西北郊海淀镇附近一带定为文教区，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经营，这里已成为全国智力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全国一些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和中国科学院若干第一流的研究所，相互毗连，已有“科学城”、“大学城”的称号。这地区应该是广出人才、发挥重大经济效益的地方。但在地区的规划和建设上，由于十年动乱，已是杂乱无章，失去应有的规模和气势。今后如何进一步改造，这是城市规划建设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您认为除了‘科学城’以外，北京还有什么地方足以影响首都的独特风貌呢？”
侯仁之教授毫不踌躇地立即回答我：什刹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开发，应当提到全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上加以考虑。严格地讲，没有当初的什刹海，就没有后来北京城的这个样子，就没有现在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以及沿着南北这条中轴线的整个城市中心的布局。因此，我主张什刹海周围地区应辟为人民文化生活活动中心，形成一个国家公园，同作为人民政治生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南北相呼应。什刹海及其周围一带，是旧北京城中最富有人民性的地方，只有当年的天桥可以与之相比，但天桥的自然风光与什刹海不可同日而语。从什刹海掠过湖面，可遥望西山峰峦，湖中绿荷亭亭，波光粼粼，后海荡舟，西海垂钓，这是北京市平民百姓游憩的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暑日来此消夏，冬季来此作冰上活动，更是令人神往。这里长期形成的民间传统，是十分宝贵的。什刹海后海岸边的宋庆龄故居，醇王府、恭王府，一些名刹古建包括钟鼓楼、德胜门箭楼，以及正在重建的全城进水口处的通汇祠等，把这一切直接地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处多功能的人民文化游憩公园，这一切与北海互相通连，其结果必将大有助于社会主义首都独特风貌的形成，并进而取得目前还难以估计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效益。
谈到这里，侯仁之教授说，与首都性质相适应的，北京的旅游业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当前北京产业结构中所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为此，应特别注意扩建投资较少又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中档旅舍和宾馆，并大力发展富有民间工艺特色的旅游商品和纪念品。以利于吸引国外旅游者，更为普遍地传播我国的民族文化。
侯仁之教授的一席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侯仁之同志是一位开创我国历史地理学新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对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如此高深的造诣，难怪中央负责城市规划部门的一位专家说，侯教授对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已超越了地理学科学的范围，成为制订首都建设、发展有关方针、政策、方案的重要依据。告辞侯仁之教授，我想：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以及新的首都建设，多么需要这样的专家啊！（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