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直面生活 切磋共进
——湖南创作繁荣原因初探
赵晓东 袁晞
近年来湖南省小说创作的繁荣和青年作家一批批崛起，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为什么湖南今天的文学创作能出现这样令人欣喜的好势头？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做出全面的回答。文学创作主要是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取决于作家独自的心理体验和艺术感受，任何作家、作品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特殊的因素起作用。然而，任何文学现象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受着时代、环境、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近我们到湖南采访，接触了一些湖南作家和文艺界有关同志，对促成湖南作家新人辈出的一些带有共性的因素做了初步探讨。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造就了全国政治安定，经济振兴，文艺繁荣的大好局面，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应该说，湖南创作繁荣，前提条件正是时代的这一伟大转折和变革。
我们所接触到的湖南老、中、青年作家，在这一点上感受是一致的：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保障创作自由的宽松、和谐的环境与气氛，使作家们能够挣脱“左”的束缚，突破各种禁区，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湖南文学的振兴和繁荣是不可能的。湖南近年来在全国获奖的一批力作，无论是回首往昔，深刻揭示“文革”悲剧的《芙蓉镇》、《将军吟》、《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还是直面现实，描写改革中尖锐矛盾和冲突的《祸起萧墙》、《醉乡》、《蒲叶溪磨房》，抑或是充满浓烈诗情画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体察人生的《那山那人那狗》、《远处的伐木声》、《船过青浪滩》、《白色鸟》等，都是作家们解放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胆思考、剖析和探索的结晶。
湖南省各有关部门都十分珍惜和爱护湖南文学界出现的好形势。对创作横加干涉的事在湖南很少发生，即使一些作品在省内外引起异议，领导上也大都能从关心爱护作家出发，加以疏导和引导，妥善处理矛盾，防止棍子、帽子的出现。为鼓励和促进湖南文学事业的发展，省里去年给历年在全国获奖的优秀作家颁发奖金，并拨款五十万元设立创作基金，给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省作协分会还专门设立了“青年文学奖”，鼓励和扶植文学新人。
二
如果说变革的时代为湖南作家提供了机遇，丰厚的生活积累，则是湖南作家创作丰收的源泉和基础。
浓郁的生活色彩和乡土气息，是湖南文学的特色。有人认为，正是这种乡土特色，使湖南作家的作品在全国文苑独秀一枝，形成了一个未必统一，却较为接近的风格流派，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优势。这与湖南作家来自乡土环境，又自觉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湖南作家中有不少是从村寨、山林、矿井、车间直接步入文坛的，他们的创作同受三湘乡土特有的秀丽清澈之气和古朴醇厚的民风习俗的熏染和陶冶，充溢和弥漫着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有成就的作家，不仅从这块乡土的山水之间吸吮着灵气，更从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中间汲取着智慧，在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实践中积累着创作的素材，并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不断深化作品的内容。“文革”期间许多作家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与人民共同经历的种种磨难坎坷，促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作深入的体察和思考。因此他们的作品不是远离人世的田园牧歌，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反响。
近年来随着生活的前进，许多作家又自觉地步入新时期的新生活，去了解和熟悉变革中的新人新事。他们提出要做生活的长期的实践者，而不是短时的旁观者。不少中、老年作家除了保持自己过去的生活基地，近几年又都带职参加了基层工作。许多作家还要求长期深入生活，在他们的倡议下，经有关部门支持和批准，湖南去年继承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专业作家下基层挂职工作的好形式。省里的十位专业作家中，有八位被安排到基层任职。
三
若论及湖南的某一位作家，即便是成绩特出者，似乎也难推之为“大家”；但是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其文学实力之厚和创作势头之猛，在全国当属前茅。这得益于作家间建立的良好的群体风尚。他们既能在一种和谐、宽舒、友好的气氛中取长补短，又能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创新与突破，发展各自的艺术个性。
文学创作虽然主要是一种个体性的劳动，但灵感的触发，视野的拓展，技巧的提高，往往离不开文学环境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活动也是一种群体的建树。先后在全国和省一级获得多项文学奖的土家族青年作家蔡测海谈起这一点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得益于朋友们的智慧和灵气，才能把小说稍稍写得象个样子。有时候，朋友的一句话，往往能点燃你的才华。”
湖南作家经常通过多种方式互相切磋，交流生活体验与创作构思，坦诚分析各自的所长、所短和所有、所无，对成就充分肯定，对缺点也毫不留情。一位中年作家有个时期感到在艺术突破上遇到了难关，十多位同行为他开“创作会诊会”，热情伸出援助之手。而当他有了一些名气，创作有所倦怠时，朋友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帮助他，及时地给他敲了警钟。这种一反“文人相轻”而成“文人相亲”之风，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作家都切实感受到自我发展的动力。
良好的群体风尚并没有把所有的作家限制到一个模式里去，而是促使他们在创作题材、主题、手法乃至风格等方面做着多样化的追求。同是写农村生活，孙健忠的作品多湘西的民族风情，谢璞重湘中农家田园的秀美景色，古华则善熔景物与风情于一炉。作家谢璞说过：“我们好比一个交响乐队，无论钢琴、小提琴，还是长笛、黑管，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特色。同时又服从于一个指挥，就是时代的召唤，从而奏出和谐的乐曲。”这道出了湖南作家群体风尚的神韵。
四
湖南创作丰收同出版部门培养和扶植作家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分不开。许多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是经出版社编辑之手而问世，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谭谈的《山道弯弯》等三部在全国获奖的中篇，最初都是在出版社的文学刊物《芙蓉》上发表的。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一套《芙蓉丛书》，为湖南的中青年作家发表作品提供园地。
除了为作家编辑出版作品倾注大量心血，出版部门还为推进作家的创作做了许多工作。如请名家讲学，组织作家读书，组织作品的评论，给作家提供必要的创作经费等等。他们还尽其所能地帮助作家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戊戌喋血记》的作者任光椿在准备写第二部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录》时，出版局两位负责人亲自到他所在单位，为他请出创作假，使这部优秀历史小说顺利写成。《芙蓉》杂志社为作者免费开办创作学习班，一位苗族作者因身边有孩子来不了，杂志社就破例让他带着孩子来参加。
湖南的文学创作即使在兴盛的好形势下，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认为，湖南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方兴未艾，湖南作家仍大有潜力。可以相信，只要作家们勤于探索，专心于创作，各个方面的同志们都和作家一起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条件，湖南的文学事业必定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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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流变中的人心世态
——陈继光小说创作断想
吴士余
上海作家陈继光的《旋转的世界》得奖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创作了总题为《新浪潮前奏曲》的十余部中短篇小说，拓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这里，没有古朴世情的蛮荒，没有人伦损丧的迷惘，作家并非倾诉心灵的焦灼和苦楚；也不展览生活的黯色和晦气，而是描绘了一幅幅新技术革命浪潮、现代化进程促成生活流变的特异画面，观照时代嬗变中人的心灵世界，描述他们——“现代人”观念更迭和心理蜕变的轨迹，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审美意识。
短篇小说《旋转的世界》是体现陈继光审美品格的发轫之作。小说通过对现代人文化心理的开掘、烛照，昭示了新技术革命浪潮促成现代人观念更新的文化趋势。家庭电气化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标志。它打破了龙乾坤一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内在心理体验的平衡。原来维系家庭的传统宗法关系被肢解了，亲血人伦情感也冲淡了。为此，龙乾坤夫妇产生了一种情感失落的心理躁动。这种躁动不安的心态，正是“人的感情被物的旋转所代替”的生活形态的折射和投影。然而，现代化浪潮只是消蚀了封闭心灵的坚硬外壳，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的渗透和注入，增强了他们对现代生活秩序的应变、选择和决断能力。于是，人物的心理躁动就表现为一种以当代意识更迭传统文化心理的心态蜕变。小说以不断转换的视点，频闪、复沓的画面，历史与现实，天上与地上交叉的时空，使生活映象的显视叠成了一个艺术的旋转体。这就突破了作者原来习常的故事叙述和性格结构的文学模式，完成了审美思维机制由单一、程式化向多元复合的转变，使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层次。
《旋转的世界》是陈继光开放性审美意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近年创作中，他力求把当代生活的流变作为审美参照系，同步反映现代化进程与现代人心态变化的轨迹，由此来强化作品的现代感。《多极的世界》、《地球的一角》、《心灵的磁场》就是从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地域空间来探视现代人的心态，揭示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十里老虎滩上默默生息的纤夫周万亭（《多极的世界》），安逸于小生产者踽踽踏步的生活秩序，忍从，知足，随遇而安。现代化电子顶推船取代了古老的背纤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周万亭的生活秩序。面临人生命运的转折，主人公躁动着“惊奇、疑虑、担心、不安”，也苏醒着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聪明与智慧”。人物对传统生活秩序自眷恋、困惑而摒弃的心理变化，从一个特殊视角显示了时代变革与人的心态蜕变的同步关系，以及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性。巡道工黄石根（《地球的一角》）生活在封闭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他的心态构成接近于原始文化形态：淳朴、木讷，以及长期离群索居形成的压抑感和孤独感。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时代意识的渗透，同样在他的“心田掀起一次又一次潮汐”。直快列车扔下的上海画报在他眼前呈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环境：现代化城市，现代城市人的生活。由此，他那沉寂的心灵世界泛起了波澜，被观光上海的强烈欲望所牵动着。这种心理冲动孕含着一种挣脱传统文化意识的离心力。尽管，他对城市文明尚未形成清晰的观念，但这种朦胧欲念也转化成新的文化意识，构成了他新的心理结构层次，支配着他的行动——离开蜗居多年的石屋和深山去寻觅他的理想。工程师舒心波（《心灵的磁场》）呈现了另一种心态。他面临的是，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寻觅生活诗意的情感困惑。电子计算机加速了社会的现代化，但人却被毫无感情色彩的电子计算机所困扰和束缚。舒心波对生活诗意的情感失落，以及对生活现状难以沟通的隔膜感，并不是对旧生活方式、情感方式的依恋，而是反叛和背离。他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是一种超脱餍足酒肉，追逐“明星”，衍宗接代等低级情趣的生活诗意：科学与哲学为思想基础的人情和爱情。作者精心营构的形象系列，处在不同质次和等级（低级的与高级的）的文化氛围中，显现了与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心理构成。若从整体上审度这组形象，我们不难梳理出生活流变和现代人心态演变的历史脉络。
陈继光在开掘生活流变中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时，并没有削弱他的主观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具体表现在他对现代人理想模式的建构。如果说，龙星云、夏慧华是这一模式的雏形；那么《向着生活微笑》中的钱江潮则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实体了。作者让青年司机钱江潮与郭教授、郭映红、帅大妈、帅奇、帅尔福、市长的人际关系和思想沟通，组成了多向、多层次的审美关系。每个人都以特定的切入角位（城市、农村、历史、现实）和意识层次（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探视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从生活的横向扩展与历史的纵深延伸中剖析钱江潮多元文化意识构成的心态，雕塑了一个“灌注了时代新潮”，又融汇着民族文化意识精华，有着与世界对话能力的现代新人形象。当然，这一形象很难用性格典型的尺度去衡量；他只是以文化意识、素质的多元构成来显示人物的典型涵义。
在现实的生活流变中，现代人的心理将受到当代意识的撞击和传统文化意识的制约，由此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和选择的困惑。因而，陈继光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确立了一个新的座标：把现代人的心理蜕变过程纳入审美视野，把现代人心态的描述进一步贴近生活的原生相。《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中马多拉因列车误点事故（为抢救农村母子紧急刹车造成的）失去了心理平衡，因而承受了当代与传统意识的撞击，潜存在人物心理结构深层的情感被显示出来。作者对马多拉心态的探微和描述，体现了他对生活审美的新认识：生活流变中的现代人是处在多元态的文化氛围中，无法割断文化传统的历史脐带，也难以回避与时代同步的多种当代意识的渗透。不难看出，作者在开掘现代人心理的过程中，表现了他对流变的生活形态的综合把握和向上的生活追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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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枝叶
《当代》与文学新人
朱盛昌
七年前，《当代》创刊时，曾经表示“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从那时起，刊物一直把扶植文学新人列为办刊方针的一个要点和编辑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几年来，《当代》在努力团结老作家和知名的中年作家的同时，努力去发现、支持和帮助那些确有创作才能、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新生力量。在创刊至今的近五十期刊物（包括增刊）上，发表了大量新作家的新作品，向文坛推出了一批文学新人。一些作者在《当代》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其中有陈祖德、史铁生、郑九蝉、王朔、杨镰、邵振国等。一批原来读者不大熟悉的作者，在《当代》上发表了自己有影响的作品后受到文学界关注。古华、莫应丰、焦祖尧、柯云路、郑义、刘亚洲、程树榛、鲁光、路遥、李杭育、陈忠实、李小巴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办好刊物，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要依靠现有的老作家和中年作家，依靠文坛宿将和名家，这是毫无疑义的。《当代》要保持一定的水准，不能不重视和依靠这些名家；要扶植新人，也要仰仗这些名家。但从长远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的希望则寄托在新生力量身上，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编辑部强调，重视不重视扶植文学新人，是衡量编辑人员有无战略头脑的一个标志。
从战术的角度亦即近期工作的角度看，重视扶植文学新人不但重要而且必需。现在全国各地文学期刊林立，各个编辑部都向知名作家约稿，使得他们应接不暇、文债累累，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下便出现了抢稿之风，弄得矛盾横生。解决这个矛盾的重要一着，就是编辑部眼睛向下，以艰苦的工作，从大量的来稿中去发掘有希望的新人新作，细致耐心地帮助新作者改好已有相当基础的作品。这样做，既开拓了稿源，适应了刊物发稿的需要；又可以使新作者在改稿的过程中得到提高，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对于密切文学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好处。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当代》编辑部在扶植文学新人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规定每期必发新人新作。编辑会上，都要研究确定当期发表哪些新人的作品。在刊物上，要介绍当期新作者的简况。要求每个编辑都要认真处理来稿；对于从来稿中发现了有价值的新人新作的编辑，给予表扬鼓励。对于有基础的新人新作，编辑部总是耐心细致地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争取帮助其达到发稿要求。《当代》发表的绝大多数新人新作，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有时是多次的修改，最后又由编辑人员认真加工才发表的。
《当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刊物，这个出版社历来有扶植文学新人的优良传统，冯雪峰、王任叔及其历届领导人都十分关注这一工作。领导者的身体力行，是《当代》坚定地执行扶植文学新人方针的有力因素。编辑部决心继续坚持下去。这也是我们文学繁荣昌盛、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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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关于谢晋电影艺术的讨论
谢晋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他拍摄的影片在国内多次获奖，在观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评论界和观众对谢晋电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反映了在电影艺术创新发展的进程中，认识上存在的分歧。《文汇报》等报刊于近期连续发表文章，对谢晋电影进行了探讨。
朱大可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一文中认为，谢晋电影具有既定的“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话”烙着“俗电影的印记”，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他还认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李劼认为，“谢晋模式是一个封闭的稳态模式”，在当前民族传统面临挑战和更新的时代里，这种模式，必将受到“击破和超越”。
江俊绪、纪人、徐德仁、黄式宪、何平等分别发表文章，不同意以上看法。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评论不能割裂历史的过程，不能脱离作品的实际。谢晋电影不回避重大社会矛盾，“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入剖析极左路线下不同人的心态和命运变化”，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不可贬斥为迎合观众趣味的俗电影。谢晋电影的重要成就在于对人的性格的发现和创造。这些作品所赞美的道德情操都含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不能与旧的道德观混为一谈。要尊重审美主体——观众和读者的独立意识，但这与文艺作品要有激动、震撼观众的感情力量并不矛盾。谢晋电影的长处恰恰在于能“以自己的心灵努力靠拢时代、贴近群众，把自己真实的、炽烈的生活感受诉诸艺术形象，感染广大观众”。至于把所谓“好人蒙冤”、“善必胜恶”等指责为谢晋电影模式，那么古今中外不少现实主义杰作亦可纳入到此类模式中去。模式并不一定是坏东西。谢晋的艺术才华不在于拒绝一切模式，而在于善于以观众的审美心理为依据，稳步地在电影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寻找一个富于弹性的衔接点，从而渐变式地发展与创造新的模式。只是，谢晋常常更多地偏于传统性罢了。也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就实质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对谢晋电影俗文化性质的“发现”，正好证明它具备了充当中国当代电影文化中坚的资格。谢晋电影模式作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它的积极因素和某些不足，无不和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持肯定意见的人也指出，谢晋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时，还要不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克服过于写实、过于拘谨、过于讲究戏剧效果的局限。希望谢晋在传统的电影叙事形式中，能够更充实以严峻的历史反思。
秋漪认为，艺术创作要有巨大的宽容性。电影界新人的探索和实验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电影。我们既需要“谢晋式的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感，能够给人以巨大的激动和震撼的作品”，也需要有“新颖独特结构和审美特点的醒世之作”。他们都应让时代、让观众来检验。黄式宪认为，探讨谢晋电影的目的，不仅是在于促进谢晋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更要紧的是为了将我们的电影在新时期十年复兴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
《文艺报》于8月9日发表了邵牧君的文章《为谢晋电影一辩》，他认为戏剧化电影仍具有生命力，谢晋电影能做到雅俗共赏，决非坏事。
《解放日报》于8月15日发表了谢晋本人对这场讨论的看法。他否认有什么“谢晋电影模式”。他说：“‘模式’意味着凝固，停止不前，而我还是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他认为不同流派、风格、样式的作品反映了艺术家不同的性格及审美趣味，应允许共存，艺术才能有繁荣发展。他表示今后仍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要接近群众，贴近时代，努力超越自我。” （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