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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关于“所有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问题的讨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一是越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一公有化的模式，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新格局；二是改变了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的壁垒森严状态，出现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相互渗透的趋势。为了把所有制方面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调整好所有制结构，合理配置所有制形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社联等单位召开了研讨会，讨论我国当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问题。
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国家所有制的改革
国家所有制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国家所有制的改革。围绕着这个问题，与会者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完善国家所有制。这个方案的依据是，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是势在必行，因此改革不应否定国家所有制，而是使它更加完善。如果否定了这一形式，就不能高度集中全国的生产资料和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甚至会导致分散主义和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但如果不改革这一形式，僵化的传统经济模式就不易冲破，企业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改革的目标是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现国家所有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同程度的分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如个别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直接经营；更多企业全民所有，企业自主经营；小型企业可采取租赁、承包等方式。一些同志认为，这个改革方案一方面坚持了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仍然是企业的所有者，可以依靠这种所有权取得利益，制定计划并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因而必须承担风险和责任，实行自负盈亏。从横向关系看，各个企业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这是市场模式得以建立的基础；从纵向看，国家所有权的确立，为建立宏观调控机制提供了前提，这两者的融合，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机制的模式。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保证企业能合理地自主经营的内部调控机制，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得以明确划分，是这个方案必须解决的难题。
第二种方案，是变全民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否定国家所有制，变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这个方案的理论依据是，国家所有制是多年来预算软约束，从而企业生产者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的方向应是变全民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真正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实行企业所有、企业经营、自负盈亏。国家的职能就是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使企业行为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国家放弃计划职能、无权干预企业活动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企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如何从宏观上控制消费基金规模，从而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地发展，是这一方案不易解决的难题。
第三种方案，是推行全民所有制股份化，以股份所有制来取代国家所有制。这个方案的理论依据是，股份经营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具体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所要求的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相统一的经济关系。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部分资产应作价转让给企业，并吸收职工入股，国家成立控股公司，形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合办企业的模式。这一方案，并不根本改变国家所有制的性质，而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一种新形式。因为确定一个股份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关键在于主要的股份掌握在谁手里。
但是，另一些同志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但应该看到，其内部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股份制内部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所有者主体，且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因此，如何解决多主体结构下经济机制的矛盾，是这个方案要认真考虑解决的难题。
在讨论上述三种方案时，许多同志认为第一种方案虽有不足，但作为所有制改革的近中期目标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它可以避免所有制结构重大调整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有利于宏观调节系统的建立和微观基础的进一步调整。第二种方案虽能确立企业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进一步促发企业活力，但这种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国家只能从上层建筑方面对经济生活进行引导，实质上已否定了国家的计划职能，这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相去甚远。第三种方案理论上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意见分歧也比较大，而它在实践上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如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的健全、金融管理队伍的建立，等等。这些条件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具备，因此股份化的改革可以作为一个远期目标在局部地区和个别企业试行，同时还必须结合试行的实践对股份所有制从理论上作深入的研究。
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内容是所有制形式的合理配置
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合理配置，即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各种半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相互间的合理比例。一些同志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仅表现在比重占压倒优势，而且表现在和其它所有制经济形式处于平等地位的竞争中发挥优势。如果国有制经济通过改革得到完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对非公有化经济主要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个体劳动者和经营者，采取积极引导和加强管理的方针，那么非公有化经济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现在的1—2％提高到10％，也不会同公有制为主体相矛盾。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有制形式的合理配置，应当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出发。
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配置中，对集体经济的重要地位及其同国营经济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认识。一些同志指出，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条件下，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体，它们是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无高级低下之分，也不存在过渡的问题。两者应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溶合成新的经济联合体，最后向社会直接占有的形式过渡，而不再循着“小集体——大集体——国营经济”的公式发展。因此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应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应是互利、互补的。同时应看到，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低下，集体经济有着更加广泛的适应性，正确认识集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趋势，是合理配置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必要前提。
同样，对个体经济和其它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地位和作用也应当有新的认识。近几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城乡个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使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日益明显。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劳动就业的扩大和资金积累，推动了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改革，并为社会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实践表明，个体经济能够适应不同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
但是，在个体经济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些个体户的收入偏高，个别人员违法乱纪、偷税漏税、诈骗和坑害消费者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健全经济法规，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还应当把引导和管理结合起来，对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员进行思想、法制、文化和专业的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经济素质。
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体经济的雇工经营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应过早地定性，更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简单地持否定态度。应当根据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趋势，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管理和引导，取其利而避其害。
横向经济联合是所有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将给我国经济发展闯出一条新的路子
在所有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渗透，互相交叉，互相联合，从而形成许多新型的合作经济。这些多种多样形式的新型合作经济的出现，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横向联合，形成了一股蓬勃、兴旺的发展趋势。
横向经济联合及其新型合作经济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一些同志认为，从生产力方面看，由于我国幅员广大，生产力多层次性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在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市场容量、资源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差异就会有流动。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流动是自发的、少量的、缓慢的，有时甚至会发生滞流与断流；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流动会大大地加快。尤其是在各地都要求振兴经济、加快四化建设步伐的情况下，技术、资源、产品、资金、人才等流动的速度要求加快，流动的数量要求增加，流动的范围要求扩大。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横向经济协作与联合便应运而生。从生产关系方面看，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中，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森严壁垒，严重地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有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来冲破条块和所有制之间的壁垒，从根本上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横向经济联合正是这一要求的必然产物。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容纳各种所有制形式，即全民、集体、个体乃至外资都可以成为这种经济联合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它不仅能够较好地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而且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于一个经济联合体内，形成一种紧密结合的新型的所有制结构。一些同志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统一的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等，通过市场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进行物资交流、资金融通、技术引进、信息传递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这就必然要冲破所有制的界限，在经济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形成多形式、多内容、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当这种联合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展开的时候，生产资料、资金和产品的所有权，就必然由单一化转为多元化。
横向经济联合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首先，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给全民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由外在的影响作用，转化为内在的支配作用。在新的经济联合体中，全民所有制经济由于占有资金、技术的优势和掌握了资源，具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因此往往充当“龙头”，这就为实现领导与控制生产过程，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其次，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为合作经济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我国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是以乡、村自然区划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城镇集体经济也是以区、街道行政区划为范围建立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以行政区划为范围的集体经济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要求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必然使集体经济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根据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需要和内在的经济联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由区域小范围的合作，扩展到村际、乡际、区际、省际的大规模合作，甚至发展到国际范围的合作（如贸易、劳务、技术、资金的合作），由此组成多种形式的新型合作经济。
再次，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通过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多种形式的联合，一方面城市大工业扩散，建立工农联营企业，在资金、技术、物资等各方面帮助农村建立加工工业，促进农村工业的发展，改善农业的物质条件，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村接近城市；另一方面，农村不仅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而且为大工业加工零配件，提供场地、厂房、劳动力，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和解决臃肿问题作出贡献。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商品经济带来的横向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农村城市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最终走向消灭城乡差别。
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设想将来两种公有制的统一不再走过渡的道路，而走联合或者融合的道路。许多工农联营企业的实践证明，全民和集体之间可以互相参股，在资金、技术、物资、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进行协作联合，相互渗透，相互溶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经济条件日益接近、共同利益逐步形成、差别越来越小的时候，就有可能上升为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尚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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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未来学研究中的“悲观派”和“乐观派”
——《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评介
文宣
国际上未来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着“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不同的派别。前者以西方著名未来学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为代表；后一种主张的学者比较分散，朱利安·林肯·西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引进了这两派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这两本书对于我们面向未来，探索正确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有裨益的。
《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4月成立以后提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L·米都斯博士指导下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执笔。他们运用该院杰伊·W·福雷斯教授设计的世界模型（这个模型是系统动力模型，为分析全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行为和关系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把系统收集的历史统计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从时间和空间的最高层次着眼，探索了全球关切的五种主要趋势：加速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以及环境的恶化，并研究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的后果。他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人类的活动不能超越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由于增长并不是大多数人习惯以为的线性的过程，而是每年按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很快就会产生巨大的数量；而增长除了带来污染外，还以资源消耗为条件，资源的有限性会迫使增长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增长的滞后现象又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有朝一日会出乎意料地突然接近地球的临界点。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为了避免人类陷入这一困境，他们提出了必须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下的“全球均衡”。这个研究报告在1972年问世时，正值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空前繁荣的时期，它所提出的人类面临困境的预测被视为危言耸听；但是，就在它诞生的第二年，风云突变，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石油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经历了战后最严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经济危机，迫使世界的注意力转向这个报告，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它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1972年报告发表至今，已先后被译成三十四种文字出版，发行量达六百万册。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从此为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所瞩目。随着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各项新技术的高速发展，罗马俱乐部近些年来对世界前景的看法在逐步发生变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把增长极限的结论改为有限增长的提法。
乐观派的代表作《没有极限的增长》，是朱利安·林肯·西蒙1981年发表的《最后的资源》的编译本。这本书与《增长的极限》对人类前景所持的悲观论点截然相反，广泛而系统地论述了乐观派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等问题的看法。作者首先抨击了罗马俱乐部研究问题的方法，认为用技术分析的方法预测未来，往往与历史的实际进展相差甚远，提出只有用历史外推的方法才是最切合实际的方法。他批驳了资源有限和面临枯竭的论点，提出衡量资源是否紧缺的最恰当标准是自然资源的成本和价格，而从1800年以来，大多数自然资源的成本和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运用历史外推方法预测，资源的前景是乐观的，地球资源是无限的；特别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能力开辟其他途径即发明新的原材料或替代品来满足增长的需要。关于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应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出发来判断其价值。如果有更多的人分享了生活的乐趣，较低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一件坏事，长期来看，较多的人口反而会带来较高的人均收入，“强大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产生众多的知识创造者，会使人类拥有防止和控制威胁生活和环境的强大武器”。何况人口按指数增长是按照数学假设产生的观点，历史并非永远如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人口曾经停滞甚至规模缩小过。总之，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和他的分析，得出人类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成其为问题、人口将在未来自然达到平衡的结论。
应该说，这两本书对人类未来发展都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增长的极限》提出的“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没有极限的增长》对“零度增长”以求“全球均衡”的否定，等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两本书研究问题迥异前人的方法。但是，不论哪一派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们的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决定人类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社会因素。这种社会因素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无限的悲观或盲目的乐观都会产生极大的偏颇。如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长期无法摆脱饥馑、贫困、动乱、战争，显然不是由于自然的因素，而恰恰是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世界战略所导致的后果。其次，“悲观派”过于局限于短期状况，低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和速度，因而看不到人类主观能动性和对既成发展界限的突破性；“乐观派”则以为只凭借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就能自然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没有看到任何既成的社会发展形式都含有它的极限，而极限的突破，有赖于社会发展形式的突破。正确的观点应当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但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自然的、技术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人类在发展界限的挑战面前，能依靠发展着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能力，以及调节社会内在关系，达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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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科技报》开辟《为了忘却的回顾》专栏
建国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过三十多次“学术批判”。受到批判的有共振论、控制论、摩尔根遗传学说、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电子计算机万能论、宇宙大爆炸学说、人工智能、绿色革命、热力学第二定律、黑洞学说、能源枯竭，等等，涉及的学科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力学、农学、地学和心理学等等。这些批判虽然情况各异，但总的说来，都是很不适当的。为了使今后不再干这种蠢事，中国科技报从今年六月底开辟《为了忘却的回顾》专栏，陆续对以上提到的三十多次“学术批判”一一写文甄别。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文章有：《摩尔根遗传学说遭到的厄运》、《“双百”方针与批判共振论》、《宇宙学研究难逃“宇宙观”的“罗网”——介绍对宇宙学研究的几次批判》、《对分子生物学的粗暴“批判”》、《“相对论”蒙受“反动政治观点”之冤——介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和《心理学被诬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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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改革干部制度要实行四个分离
陈志宏同志在《企业家》月刊召开的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会上提出：改革干部制度要实行几个实际步骤：一是官与僚分离，官是领导者，僚是智囊团。官的任务是采纳方案，并对成败负责；僚的任务是制定方案，不对成败负责。二是官与吏分离，吏是指文官系统。现在的情况是官吏一体。领导调动，下属换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国外的文官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三是官与爵分离，有些对革命贡献大的老同志，不一定都要放在领导岗位上，可以根据其贡献的大小分别授予荣誉，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四是官与企业分离，取消企业干部的行政级别，实现厂长（经理）职业化，消除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认为，只有实现了这四个分离，形成多样化的价值标准，解决了干部分流问题，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干部职务终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