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希望在这里<br/> 戴文葆<br/> 十分引人注目的“双百”方针，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了。人们关心它，热烈地期望它有所作为；同时，也不无惆怅地谈论着它命途多舛，三十年间，踩着斑斑的血泪，走过了坎坷的历程。<br/> 这个方针是赢得了赞誉的！谁都承认，它是我国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一个创举，是发展科学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针。在年景颇好的日子里，它被贤明的执行者所理解，而能付诸实施，的确也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各项文化事业中都能举出例证来。<br/>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它在给人激励、使人鼓舞的同时，也给人苦恼、使人困惑，甚至会把它的热爱者搂在怀里窒息过去。象什么神话里美丽娇嗔的公主，惹人钟情而又难以抚爱，愿听差遣而又无法侍候。骑士精神在她面前会讨得啼笑皆是的结局。<br/> 1950年提出“戏曲要百花齐放”，得到普遍赞赏；1951年有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辞； 1956年“百花齐放”又加上“百家争鸣”，这就成为我们文化科学艺术工作的根本性的长期指导方针。可是人们已经指出：自从“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经过几次反复和挫折，终至退缩搁起。又说，执行“双百”方针是一场艰苦斗争，障碍重重，疑虑殊多。还说这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风云突变，纸灰飞飏；若要付之实践，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云云。总之，这位“双百”好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画中美人。<br/> 严肃地说，“双百”既不是娇嗔的公主，又不是画中的美人。它确确实实是一项基本的国策，但要立足，还得有土壤。何以见得？从我们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可以找到答案。党分析了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了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说：“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党找到了病根！<br/> 我们都曾生活在失去了活力的僵化的模式中。食、衣、住、行，升学和就业，找对象，教子弟，谈学术，写论文，应对、辞受、取予、出处，都要顺应这种模式。每人都要紧跟勿懈。这种模式，只允许闭关禅定，不欢迎游目骋怀。其结果，势必要出现红海洋，出宝书台，出忠字舞，而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有迂阔不悟者，饭碗打碎，家庭破裂，亲朋弃绝。研究这种模式的佳作已有不少，应该把“双百”方针的历史命运安排进去加以论述。<br/> 现在，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促进文化科学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伴随着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双百”方针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双百”方针也将唤起科学研究的探索精神，为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贡献力量。“双百”方针与中国人民的宏伟改革事业共命运。在《决定》的第十节中，党已经指出：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要振奋起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状态。“双百”方针渴望这种土壤与气候多年了！希望在这里，问题的答案也在这里：“双百”方针与改革共命运！如果没有改革呢？这就不用赘言了吧。
第8版()<br/>专栏：<br/><br/> 小镇的夜<br/> 杨羽仪<br/> 这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br/> 一百多年前，虎门要塞曾以它不屈的雄姿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太平镇内的销烟池，牛背岭上的古城墙，威远山炮台，大虎、二虎、上下横档的金锁铜关，和濒海的沙角点将台，默默地俯视伶仃洋。<br/> 小镇原先只有两条丁字形的小街，近年忽然“抖”了起来。以一座小山为圆心，向四放射出街道楼宇，并用几条宽阔的大街把“射线”贯穿起来，活象一张巨大的蛛网。它成了一个濒海的商品集散地。旅馆特别多，小的几十家，豪华型高层宾馆也有七八幢。茶楼、饭庄、酒舫不计其数。还有咖啡厅，游乐城，新兴的整容中心等等。小镇的交通十分发达，水路可通广东各大水埠，一天两班的豪华船可以直达香港。陆路除了几个大巴公司在竞争外，还有豪华型的中巴、小巴和摩托车。他们待客非常热情，可算得上小镇的一大奇观。<br/> 夕阳西下，海山苍茫，小镇披上紫绛色的华贵的服装，庄严、平和。入夜时分，霓虹灯引发着小镇的全部风情：乡间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风驰电掣；外地的宾客睁着好奇的眼睛。捕猎夜色；镇上的青年多少带点英雄后裔的自豪感进出商场、游乐城、歌厅；但都落落大方，绝没有“陈奂生进城”引出的种种滑稽戏。倒是大城市来的人容易自惭形秽。当你走进游乐城，玩几分钟碰碰车吧，四块；租一张乒乓球桌一小时六块；英国式桌球，每台每小时十块。每月百把十元工资收入，玩得起么？！倒是小镇公民出手不凡，十台英国式桌球，没有一台空着。<br/> 歌厅无疑是小镇的骄傲，同大都市的歌会相较并不逊色。厅内是恒温的。枣红色的地毯，水晶吊灯，丝绒沙发，茶色玻璃圆桌（供应各种鲜果汁、咖啡、可可等饮料）。前厅是可以旋转可以伸缩的歌坛，台后绘着立体的异国风情画。虽然票价昂贵，但经常座无虚席。倘若外地的名歌星莅临登台，无异于小镇的节日。<br/> 这时乐声渐起，红、黄、蓝、绿的灯光明暗变幻。歌者如痴如醉，光影声色使人仿佛进入梦幻的天国。<br/> 乡下人生性淳朴，虽然也跳迪斯科，但不放浪形骸，而仅仅作着力和美交融的运动，品味一下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尝试是多方面的，自然也包括恋爱方式的更新。现在，再没有一对恋人笨拙地躲在河边或者幽暗的角落羞涩地说话。几千年来，中国有这样的农民吗？<br/> 夜至中宵，鹅黄的月亮高悬天庭。霓虹灯的热情没有消减，继续应答月华的清晖。散场了，人影憧憧，笑语欢歌，——光影也有着和谐的旋律。<br/> 凝固了的历史和流动着的现实在这里交织；威严的古迹与豪华的生活相谐和。我赞美现代化的都市文明与乡村淳朴的民风。
第8版()<br/>专栏：文坛风景线<br/><br/> “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br/> ——与林斤澜一席谈<br/> 刘梦岚<br/> ——最近读了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的系列小说《李地》，很觉新鲜。“系列小说”这个词儿，我好象还是头一次听说。<br/> ——“系列小说”倒是个新词儿。不过，这种形式，中外文学作品中早已有之。中国古典小说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外国小说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其实都是系列小说。拆开来是多个短篇，合起来表现同一主题，但人物并不一定始终如一地出现，可分可合，写来自在、灵活，可以勾画比较复杂、变化迅速的生活。<br/> ——您是怎么想到要写系列小说的呢？<br/> ——一九八三年，我回家乡浙江温州地区，跑了三个月，亲眼看到沿海乡镇企业大发展的蓬勃景象，看到长期被埋藏的人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真是惊讶。我连续发表了《矮凳桥传奇》、《矮凳桥小品》等几组作品，得到了鼓励，特别是青年的反映，鼓舞我继续写下去。不过前两组没标“系列小说”的字样。小说中的“矮凳桥”是虚构的，人和事也不限在“钮扣市场”，是杂凑的。这是小说，不能“对号入座”。<br/> ——我很喜欢您塑造的一批乡镇新人的形象，如溪鳗、“同学”、李地等。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只有在新时期，他们的生命才显出了真正的价值。除了题材新、人物新之外，看得出来，在写法上您也是刻意求新的。<br/> ——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当然，创新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创新就会僵化。有人说，中国传统的小说总是有头有尾、情节连续不断的。其实不全这样，也还有别样传统。跳跃式的、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常常需要作家从多角度、多方面去描写，有时就要中断情节，出现“空白”。在《溪鳗》、《李地》等篇中，我就留了一些“空白”。这也算在写法上的一种新探索吧。<br/> ——很多人对您在六十岁以后还能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非常赞赏；但也有人认为留“空白”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让人“看不懂”。<br/> ——其实，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是很讲究“空白”的。中国画就最讲究“空白”。画鱼不画水，画树不画根，画鸟不画天。齐白石画的虾，从上到下画一片，却没画一滴水，从没人说看不懂。书法家讲究<br/> “字在字外”，黑道道是形，空白是神。看戏也不一定非看成本大套的全出，折子戏也很受欢迎。《苏三起解》就看起解这一段，人们也能看懂。文学和艺术的规律是相通的。小说里的空白是留给读者理解和想象的余地，多让读者动动脑筋有什么不好？常有青年读者、青年评论家和我说，并没有看不懂的问题。当然也有真正看不懂的人，要想让他看懂，就得改变我的这一套，可我现在还不想改变。<br/> ——看来您在艺术追求上还真有一股拗劲。这倒让我想起了孙犁同志对您的评价。他说您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有所探索、主张、向往，也很固执。他赞扬您象一位老石匠，在小小的采石场里默默地工作，甘于寂寞。我以为这评价是公正而中肯的。<br/> ——那是孙犁同志对后辈的过奖和鼓励。不过，前辈的指点：当个老石匠，默默地、固执地敲打着石头，哪怕只发出一点微小的火花——倒是诗那么美。
第8版()<br/>专栏：文史小品<br/><br/> 杨震的家风<br/> 孔天<br/>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东南）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五十岁时才开始做官，后来位至三公，是颇受人尊敬的一位贤者。史书上说他四世清白，颇有威望。<br/> 杨震之父名宝，毕生设帐授徒，不愿担任官职。《后汉书·杨震列传》注引《续齐谐记》说：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余日毛羽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出现清白官吏的心情。<br/> 杨震从小好学，知识渊博，学者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为官清廉，不贪赃，不受贿，可谓两袖清风。因此，他的家庭经济不富裕，子孙经常吃蔬食淡饭，俭朴度日，平时出门也经常步行。一些人劝杨震购置家产。杨震很不以为然地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br/> 杨震做到“无私”，因而也“无畏”。他多次诣阙上疏，陈述政见，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在朝廷中威望很高。<br/> 杨震之子杨秉，最初隐居乡里教书，年四十余岁才出来做官。他居官清白，有其父之风，史称他“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有故旧部下以百万钱相送，他“闭门不受，以廉洁称。”（《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秉传》）后来，杨秉官居太尉，秉公检举不法太守、刺史等五十余人，皆受重罚。杨秉不喜欢饮酒，夫人早死而不再娶。他曾从容地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br/> 杨秉之子杨赐，少传家学，以博学为灵帝之师，后来官居太尉，有祖、父廉洁之风。杨震的曾孙杨奇、杨彪，清廉有祖风，受到人们称颂。<br/> 不贪赃，不受贿，居官清廉，这就是杨震的家风。在封建社会里，官吏钻营聚敛，唯利是图者比比皆是，杨震数代独能博得“清白吏子孙”的称号，为千古所传颂，确属难能可贵。
第8版()<br/>专栏：大地<br/><br/> 在布痕瓦尔德<br/> 黎之<br/> 刚离开<br/> 寂静的歌德故居<br/> 刚走出<br/> 清幽的魏玛公园<br/> 布痕瓦尔德<br/> 这历史的伤痕<br/> 纳粹的集中营<br/> 横铺在面前<br/> 没有魏玛大公的踪迹<br/> 看不到歌德、席勒的诗篇<br/> 处处闪耀的<br/> 是血的诗句<br/> 是火的誓言<br/> 血火中留下一个巨人的名字<br/> 共产主义战士<br/> 台尔曼<br/> 从万里之外<br/> 我带来<br/> 中国老战士的敬礼<br/> 在艰难的岁月<br/> 布痕瓦尔德的斗争<br/> 同我们的解放事业<br/> 紧紧相连<br/> 默默地<br/> 献上心中不败的花束<br/> 留下无限的哀思<br/> 更燃起炽烈的信念
第8版()<br/>专栏：大地<br/><br/> 缅甸石狮<br/> 王介南 苏碧华<br/> 到过缅甸的人，无论瞻仰仰光的大金塔，游览“万塔之城”蒲甘，还是参观古都曼德勒和其它诸城市的佛教建筑，常常赫然瞥见一对对高大的石狮雄踞门前。可比中国常见的大多了。这些用砖石筑成的石狮，凝结着缅甸工匠艺术家的智慧和心血。<br/> 狮子是兽中之王。缅甸人民自古喜爱狮子，称颂雄狮的气质。崇信佛教的缅甸人民在普建寺塔的同时，赋予狮子以神威和祥瑞的寓意，筑造对对精美的石狮来镇守万千寺塔。就连封建时代的缅王也爱用四个木雕狮子作御座的四条腿，以此象征封建统治的神威。难怪缅甸人形容某物神威无比、凶猛异常时，常用“佛塔前的狮子”这一成语来作生动的比喻。<br/> 历史文化名城蒲甘的瑞喜宫佛塔门前的石狮，四肢粗壮，体态丰满，颈系铜铃，头颈高昂，体高约三点五米，宛若两名魁伟的忠于职守的卫兵，永远睁着警惕的眼睛，竖着灵敏的耳朵，守卫着这座始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珍藏有佛的锁骨、前额骨和牙齿的著名佛塔。雄踞于卑谬市瑞珊陶佛塔门口的一对石狮，形象更为高大，体高约十二米。它体态雄伟，颈挺首昂，胡须飘冉，口张牙露，圆目凝视前方。它好象听到什么动静，停止脚步，昂头四顾，侧耳聆听似的。<br/>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缅甸石狮始于何时，考证资料不多。从1977年缅甸考古工作者在下缅甸发掘“杜温那蒲米”——直通王国的都城遗址时发现的石狮浮雕来看，至少始于公元一世纪，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br/> 关于缅甸石狮的来源，有这样的传说：很早以前，印度一个小公国的王子蒂哈巴沪，因羞恶于自己的出身，射死了其父——一头巨狮，犯下了滔天弑父之罪。为了赎此大罪，文武百官奏请王子雕凿石狮，置放于佛象之前，这样既可顶礼佛陀，同时又膜拜了亡父——狮子。王子应诺照办不误。于是，雕凿石狮置于佛象之前，遂以一种佛教文化的形式而逐步固定下来。后来随着佛教的东传而传入缅甸。<br/> 在遍布寺塔的佛国缅甸，形象生动的对对石狮，为气势崇宏的万千寺塔增色不少。这些石狮映现着缅甸人民的智慧和英伟豪迈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