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
——读部队青年作家近作随感
范咏戈
文学愈是向作家呼唤“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语），作家队伍则愈趋于“分化”。部队青年作家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日益被强调的文学流变中，正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从一度热衷于集团式的
“定向爆破”（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题材禁区或提出新的社会问题），转而变为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文学田园，寻找自己头上的“一方天”。这种“分化”现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部队青年作家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披览他们的近作，会强烈地感受着一种“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王充：《论衡》）新格局的出现。
在这批执著于对文学进行新探索、新试验的青年作家中，莫言无疑是应当被首先提到的一个。这位立志要“进行新的探索”的青年作家，两年里，从《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球状闪电》到《红高粱》、《高粱酒》、《筑路》，这些作品以新奇的面貌，让人感到一个有强烈主观创造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鲜明个性。《透明的红萝卜》是这一创作个性的第一次显示。从作品中那个虚实相间的黑孩身上，分明可以感受到作家童年倍受生活压抑的心灵，对恶梦般动乱年代的追忆，及由此生成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同情与挚爱。这也是莫言一系列小说中无时不在的一个艺术精灵。它使莫言小说既有变幻现实之美，却又不失现实主义精神之真。
如果说在《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中，作家是以其大胆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移植进自己的田园而显示了他的创作自由度，那么在近作《红高粱》、《高粱酒》中，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作家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新的艺术追求。《红高粱》遣笔端于描绘一幅高密东北乡的风俗画，写出余占鳌、罗汉、奶奶、父亲等一组有情、有义、有血、有欲的人物。这些都标志着这棵“红高粱”是秉领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孕育。然而作家并不满足于工笔描绘出一个现实的世界，他又用注重感觉的描绘、思无定检的想象、率而造极的夸张，及非逻辑联想等种种奇瑰笔触，传导出一个悟性世界。在传统的故事框架里“变法”、腾挪，从而使一个最容易落套的抗日伏击战故事获得新的审美价值，得以轻舟般驶过了久已为人们诟病的革命战争题材的“五老峰”。这部作品标志着莫言的创作步入了更加自由的天地。
和莫言强化“主观创造意识”不同，朱苏进所倚重的是强化对现实的洞观并升华审美意识。从《凝眸》开始到近作《第三只眼》，朱苏进借助十分尖锐的取材——与敌岛对峙中的连队生活，将对军队生活的反思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军人人性善恶的思考。其解剖也更见深刻。《第三只眼》把矛盾凝聚在以南琥珀为班长的一班。这个班由于战士司马戌越海投敌，并在海峡对面用大喇叭对一班战士逐一点名，道出隐私，精神几乎被瓦解。在这一变故中，作家用尖利的目光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了立体透视。司马戌的“第三只眼”，是仇视光明、觊觎人本身的阴暗的“第三只眼”。南琥珀的“第三只眼”，尽管有偷营、听哨等不够光明磊落之处，但他是深刻犀利的，他看透了畸形年代军营的一些痈疽，能够征服一班的战士，成为一班的新的凝聚力。而指导员的“第三只眼”，则是一种忍辱屈从人格的显示。所有这些“第三只眼”，都通向对复杂性格的描绘。而南琥珀这一形象，体现了对于畸形年代的军队和军人被扭曲了的灵魂的洞察与超越。从这个层面来把握军人美，正是朱苏进审美意识的升华。
乔良的近作《陶》在为数不少的成功的“寻根”作品面前也许不十分显眼，但它却透出了部队青年作家文化意识在觉醒的信息。摆在乔良面前的是一个极平常的现实题材：某大桥要建造一组雕塑，而青年雕塑家从初民时代遗留下的彩陶汲取了灵感和激情创作的《猎神》，却因为构图打破了均衡被评委们否决。最终，桥头还是耸立起工、农、兵、学四座同样“目视前方”的圆雕。作家没有将这个题材处理成一个一般的压制人材的社会问题小说，而是把目光投向历史，以体现着先民的原始生命强力的彩陶为结构线索，写了原始生命强力在今天这个变革时代里价值的失落，从而达到对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烂熟文化的哲学反思。作家显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参照系，来判断今天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观照方式，自然比那种直奔主题而去的方式，更能适应今天读者的审美需求。
文学观念的变革在部队青年作家中引起的是多层次震动。一些营造战争小说的作家，在致力于从更广的层面上把握和表现英雄主义，开垦战场英雄的心灵世界方面，表现出新的思考。宋学武的《山上山下》提供的画面仅仅是两个战士一天的乏味生活：闷热，看敌人阵地拉尸体。两个战士的行为方式也只是站哨拉呱。但是作家正是通过描写的生活化和生活化的描写，在似不经意间把战士们忠于职守、热爱生命、视牺牲如平常事的精神风貌诉诸读者。作家追求那种以平为奇、平中见奇的英雄主义主题，追求“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那样含蓄蕴藉的美学效果。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审美追求。何继青《只不过是一瞬间》中的正面主人公姜汉民，显然比传统的正面主人公更具新质。姜汉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想赶走慌乱，止住颤抖的努力都失败了，竟至小便失禁。他一时不能被人们理解。在经历了屈辱的、难以说清的战场一瞬间后，姜汉民的英雄气质表现为三年如一日地等待。尽管他没能等来这个机会，带着难以洗刷的羞辱离队了。但岂不也可以说他是带着战士的光荣走的吗？部队青年作家对传统的英雄主题“多方位”的思考和表现，极大地开拓了我们对战争小说的思维空间。
也许一些部队青年作家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文学，如果只关注了对自身的突破，不对生活作大面积的突破，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只会在较小的文学圈内引起呼应。当突破文学与突破生活作双轨同向运行时，文学才能有更加迅猛的发展。因此他们继续对变革生活投以极大的热情。青年作家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在比较广阔的战争背景下展现了几个投笔从戎的院校毕业的青年军官火一样的年华，写出了他们对爱情、幸福、和平的憧憬和对牺牲、战争的思考，洋溢着强烈的现代军人意识。张为的《战火青春》写的虽然是不见硝烟战火的后方医院，却也展现出青年男女士兵在战火中青春的净化与升华。庞天舒的《谁热切地怀恋过》，李颖捷的《亲情》，张为的《零点归来》，都在残酷的战争与美丽的爱情两相映照下，写出了战士的心灵在赤诚的追求与庄严的选择中绚丽升华。这些激情充盈的作品，将新时期以来对军营内外的生活作了大面积开采的《西线轶事》、《秋雪湖之恋》、《高山下的花环》等形成的军事文学主潮推向广大，无疑是值得格外推重的。
处在开放时代的当代文学，传统和创新交织融汇。部队青年作家群是进行变革和探索的最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之一，但也显露出某些亟于追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偏差。比如对应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之上去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文学在内的营养、必须烂熟于心才能有运用之妙等，缺乏应有的自觉。即如已经显示了鲜明创作个性的莫言，对现代技法的借鉴也不无失当之处。注重感觉的描绘和传达是莫言创作的长处，但《红高粱》详细描绘罗汉大爷被剥皮的一节，感觉的传达便流入感官的刺激，令人不忍卒读。当然从宏观上看，部队青年作家群所经历的由非审美化到审美化的转变，是军事文学趋于成熟的希望所在，前景是喜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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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真叫感人的“好戏”
——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读后
荒煤
读罢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北京文学》1986年6月号）这篇小说，一个多星期了，我总觉得作品中的剧团团长郑三保用
“被自己的行为感动得眼睛湿润”地瞅着我，似乎在问：“你看这出戏怎样？”我不能不回答他：第一遍读后，我的眼睛也湿润起来，我衷心地为这出戏叫好。
被一个短篇小说激发出这种情感，很多年没有过了。读作品时，我不能不跟着郑三保走。一个村支书让乡上给撤了，群众要求剧团唱一台戏。郑三保开始认为被撤的支书一定是个“坏东西”，要为刚上台的乡党委书记“助助威风”，决定演一场《过五关》。没想到群众却“不是为了庆祝支书下台而演戏，而是为安慰支书而演戏”，使他“大大吃惊”。然而乡党委书记老门却警告他：“这个戏绝不能唱！……这个支书很不好。我们党委把他免了职，你们却给他唱大戏——你想想看这个问题的严酷性！”
但是郑三保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群众给这位被撤了的支部书记演一台安慰戏——这“戏是一定要演，谁也挡不住。”而且说到做到。乡党委书记阻止不了，顶头上司文化局长来了，也阻止不了。而且郑三保经过调查研究，确信被撤了的“支部书记李润娃给群众办了几件大好事”，不但把原来定的剧目《过五关》不演了，还认为：“不能让关公抡着大刀乱砍。既然是群众给支书送戏，我觉得还是唱《长坂坡》的好”——要把支书歌颂为英勇奋战的赵子龙。郑三保还决定，李润娃回群众一场戏，为表示感谢群众的情谊，点了一出《八义图》。剧团再送一场戏：《卧薪尝胆》，也显然是要鼓励李润娃虽然下了台，还要为人民做好事，要有“卧薪尝胆”的精神。
谈的都是“戏”，可是古为今用，这三出戏确实表现了李润娃、群众、郑三保之间真挚的情感，也把郑三保这个人写活了。他性格倔强、开朗，富正义感，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又赋予他机智、幽默的品格。在他身上比我们某些“城里的”艺术家更多一点纯朴和与人民心连心的高尚品德。尽管剧团“两个月没钱可发工资，没钱报销医药费；电管站的人凶神恶煞地铰了电线
……”当他考虑演不演这场戏时，还是知道，
“钱算什么呢？”郑三保重视调查研究，这种作风也值得我们的干部们学习和深思。
支书李润娃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有性格、很有光采。作者通过郑三保的调查给我们把李润娃支书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了。李润娃还真是个娃：他曾经向文教局长下跪，哭得拉不起来……然后要了一点钱办起了小学校；见了郑三保，“大眼里闪着忧郁的光，突然泣不成声。”可是郑三保已经感觉到：“这个半山村的年青人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过着一种高尚的人的生活。”所以，作者这几句写得多好：“这些没有权力的群众，为李润娃的屈辱大鸣不平，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最振奋人心的抗争手段——凑钱为他唱大戏。在他产生失落感的时候，群众从空中接住了他，把他拥入宽大而结实的胸怀。”
作者笔下出现的人物，哪怕是露一下面，都给你画下一幅生动的肖像。例如那个谣言大王，那个不愿给老门作证、诬蔑李润娃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农妇，那个邻村的许书记，通过他们简朴的语言把李润娃的形象衬托得更加鲜明生动了。
作者没有故作玄虚地运用许多深奥的辞句作出什么哲理的判断；倒是质朴而真挚地写活了一个郑三保，从演不演这一场戏而展示出农村基层新旧干部之间的复杂的矛盾，使人们得到许多启迪。
小说的语言很口语化。人物的语言，都是性格的语言，通俗易懂，也很生动。这比有些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如何如何，不按人物的身份、个性，尽力用琐碎的做作的矫情语言来描绘，倒觉得更加自然清新，有一股质朴的美。
看了这篇小说，我觉得反映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的新的赵树理应该大批产生了。广大农民新的命运，还有多少好戏没有出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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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文明呼唤喜剧电影
何渊耀
近年来，喜剧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出现了日渐旺盛的态势。去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五部故事片中，就有四部是喜剧片：《酸辣姻缘》、《飞人浪漫曲》、《流浪汉与天鹅》（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85年优秀影片奖）、《南洋富翁》。该厂决心今后将喜剧片作为生产重点之一。南昌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去年一年就推出了两部颇受观众欢迎的喜剧片，即《丈夫的秘密》（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和《风流局长》（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这个研究所打算今后全力以赴从事喜剧片的创作、拍摄和研究。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喜剧意识是人类向文明进军中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喜剧电影是人类生命和智慧的赞歌，它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感”（苏珊·朗格）。它以诙谐幽默的格调、讽刺夸张的手法，寓社会批评于笑声之中，使人们体验了“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愉快，感到了充满生机的喜悦，看到了生命浪潮飞溅的浪花，成为“人生的摹本，风俗的明镜”。人们有理由要求在银幕上看到更多更美的喜剧之花！
喜剧电影与社会文明同步。应该说，近年来喜剧的发展是与社会生活的日趋民主化、文明化分不开的。
作为干预生活的一种文明批评，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喜剧的命运都是不佳的。一位电影理论家感叹道：“喜剧的命运是悲剧。”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说，“喜剧是令人痛苦的事业”。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建国十七年内国产喜剧片仅五十余部，创作者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粉碎“四人帮”后，喜剧创作仍被一些人视为畏途而不敢问津。1977年以来，国产喜剧片也大约只生产了五十部左右，全国一百多名专业电影编剧中，致力于喜剧创作的不过数人。
时代呼唤喜剧。一方面，喜剧电影是很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有思想上的启迪，而且还有审美情趣上的特殊快感和愉悦。另一方面，时代的变革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新旧生命形态的更迭，社会生活和观念的错动、断裂及位移，为喜剧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时代的喜剧性和广大观众渴求喜剧的心理机制，要求更多更好的喜剧电影问世。
然而，从现状来看，喜剧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未能尽如人意，堪称上乘的少。在改革中的诸种艺术的冲击波面前，喜剧电影的步子显得有些迟缓。一是花色品种少，比如一些边缘样式（音乐喜剧、科幻喜剧、惊险喜剧等）就没有；二是喜剧观念不够开放，不少片子情节雷同化，表演模式化，人物类型化；三是对电影特有手段（如蒙太奇手法和特技摄影等）发挥不够，有向滑稽戏靠拢的趋势；四是一些片子艺术上较为粗糙，意念大于形象，追求表面的硬噱头，不注意开掘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思想内涵的笑料；五是对喜剧电影理论和世界各国喜剧电影创作研究不够，使近年来的喜剧片质量没能出现明显的突破。
我以为，要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喜剧电影创作，必须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打破束缚创作人员思想的清规戒律，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这就有赖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文明化。创作人员良好的心理环境，是在银幕上呈现千姿百态的喜剧艺术的前提。另外，我还以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种关系，对于繁荣喜剧电影也是必要的。
高级与低级。认为喜剧比悲剧、正剧低级，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世界上只有低级艺术品，没有低级的艺术。电影史上就涌现了一批喜剧电影精品和喜剧电影大师。喜剧与其他样式一样，也能成为电影王冠上的珍珠。
通俗与庸俗。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对于观众和评论者来说，不能无视喜剧通过变形和夸张反映生活的特点，不能无视喜剧解释生活的特殊逻辑，而将通俗看成庸俗；对于创作者（编剧、导演、演员等）来说，不能将无聊当噱头，将肉麻当有趣，将庸俗当通俗端给观众。
思想性与娱乐性。不能把思想性理解得太偏窄，要求所有的笑料都要有深刻的思想性，无疑是取消了喜剧本身。笑料只要是健康的就应该肯定。当然，我们也提倡题旨深刻的噱头和笑料，这是上乘喜剧中所不可少的。
喜剧电影也能出珍品、巨片，也能出象卓别林这样的大师。我们深信，在现代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喜剧电影的命运必定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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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古典文学鉴赏
袁行霈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的鉴赏成了热门。广大读者迫切需要这方面的读物，许多古典文学的专家也以极高的兴致撰写了大量赏析文章。这是可喜的现象。
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中，鉴赏占有重要的地位。鉴赏和创作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没有创作，鉴赏就失去了对象而无从谈起；没有鉴赏，创作的价值也只能处于潜在状态而不得实现。
注重鉴赏，就是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把文学当成文学来对待，而这正是目前应当加以提倡的。长期以来，在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下，古典文学研究往往离开了作品的审美特质，片面强调所谓现实性、人民性，文学遂成为某种思想的图解。如何从审美的角度对古典文学作出新的评价，是一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课题。而作品赏析——也就是对作品的再认识、再评价，作为一项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便日益显出它的重要。这是一项普及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工作，正因为要面向群众，所以更增加了它的难度。
中国历来注重鉴赏。季札观乐各有所论，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们堪称最早的鉴赏家。王敦酒后吟诵曹操的《龟虽寿》，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贺知章诵李白的《蜀道难》，呼为谪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这些都已传为鉴赏的佳话。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里已有关于鉴赏的论述。宋代以后的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的评点，大多以鉴赏为主要内容。许多文学批评家，其实就是鉴赏家，而许多鉴赏家又兼为作家和学者。
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并形成中国自己的传统。概括地说，它的特点就是直观的、印象的、评点的，重感受、重悟性、重启示。其好处是充分尊重读者个人的审美能力，留给读者许多补充发挥的余地，引导读者自己进入鉴赏过程。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始终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鉴赏的心理机制、鉴赏规律、鉴赏方法等等都缺少科学的阐述。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五四”以后，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文学鉴赏在理论上有了许多建树。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朱光潜、巴金、叶圣陶等老一辈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曾撰文论述过文学鉴赏的问题，他们就鉴赏的性质、鉴赏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鉴赏力的培养和提高，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等老一辈的文学史家，也都撰写过作品赏析的文章。古典文学的鉴赏遂呈现出新的面貌。目前的古典文学的鉴赏热，既是古代鉴赏传统和“五四”以后文学鉴赏所取得的新的进展的延续，又是对十年文化浩劫中扫荡民族文化、压抑审美要求的逆反。群众的古典文学鉴赏活动，呼唤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系统的鉴赏理论的诞生，也期待着系统的鉴赏文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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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阿波罗踏着硝烟逝去》
〔中篇小说〕
作者 张廷竹 载《新苑》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这是描绘老山前线自卫还击战的一幅生动画卷。在老虎尾箐高地上，守卫着祖国疆土的我指战员，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然而，这个英雄连队的副连长牺牲后，受到的却是不公正的待遇。战争的炮火，使所有的人受到一次洗礼，懦弱变为坚强，阴晦变为光明，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爱情更加甜蜜。（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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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没有风浪的护城河》
〔中篇小说〕
作者 刘进元 载《十月》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伯平的家住在老北京的永定门外。当年这里有古老的城墙、长流不断的护城河水，还有居住着市井百姓的小杂院。伯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渡过的。反“右”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一次次风浪波及这些小杂院。但伯平的母亲刘嫂以及傅婶等普通家庭妇女，忍辱负重、相濡以沫，以她们的吃苦耐劳、通达乐观挑起了支撑门户、抚养子女的重担，也分担了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她们是好母亲、好妻子，更是国家的好百姓。
伯平今天已是一名记者了。他站在那仍是无言的、没有风浪的护城河边深思：人民总是在感谢国家，国家不也应该感谢人民吗？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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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全国美术理论会议在烟台召开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和美协山东分会发起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会议，最近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前美术理论思潮和今后美术理论研究的任务和方向。来自各地的美术理论工作者和美术家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