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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发展中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
吴象
温州及其所辖九县二区，共有六百二十万人，近年来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前往参观访问、调查考察的络绎不绝。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有的誉之为“温州模式”，有的却疑之为“资本主义”。为什么温州的吸引力如此强烈？反映又如此相异？它究竟有些什么特色？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下面提出几点初步看法，供商榷。
温州经济的特色和格局
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优于内地，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又可说是沿海发达地区中的佼佼者。位于浙南的温州地区同前两处相比，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交通相当闭塞，又没有邻近大城市的有利条件，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却不出其下，并且显示出一种罕见的活力，这就难怪要引人注目了。
如果说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原来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那么，温州虽然气候温和，盛产鱼米，兼有山海之利，却是个缺粮的贫困地区。全区人均耕地（包括梯田、旱地）只有四分六厘，比以人多地少著称的苏南或珠江三角洲还少一半。当地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农业和土地之外别谋生路，历史上温州人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手工业匠人也特别多。解放前温州的工业基础很差，解放后由于地处前线，基本建设投资少，只建立了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一些中小企业。全市人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浙江全省平均数的28％。社队企业廖廖无几，知青就业曾经成为一大难题。“六五”期间，在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城乡经济发生了巨变，与1980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一点三倍、一点五六倍、一点二二倍和一点五倍；农业劳动力有60％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尽管发展还很不平衡，仍有一些山区尚未摆脱贫困，但整个地说，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在十大专业商品产销基地及其周围的平原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可达千元以上，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
家庭工业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主角，这是温州不同于苏南或珠江三角洲的一大特色。1985年全市共有家庭工业十三万三千户，从业人员四十多万人，产值达十一点三六亿元，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工业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用的原料大多是废弃品和边角料，出的产品大多是产值低又“不显眼”的小商品，但不可因此就小看它。正因为家庭工业具有这些特点，才能（一）补城市大工业之不足，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使它得以站稳脚跟；（二）容易学，容易做，容易在农民中普及，使它得以不断扩大；（三）投资少，成本低，竞争力强，使它得以薄利广销，占领市场；（四）变“小而全”为“小而专”，使产品专业化、系列化，而且很快形成“拳头产品”、“王牌产品”。
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特色是专业市场特别活跃。全市城乡共有市场近四百处，其中专业性市场一百一十三处，最突出的是闻名遐迩的十大全国性专业市场，作为市场联络的轴心是十万农民购销专业户。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和穷乡僻壤，采购原料，推销产品，签订合同，传递信息，但与国营、集体或个体工商业户都没有固定的隶属关系，各自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市场。温州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家庭工业，几乎全是远购远销型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不仅与农业的联系不紧密，而且与地方经济的联系也不紧密。如果没有一支庞大的购销队伍为其服务，是无法存在和发展的。反之，一旦形成了这样一支神通广大的购销队伍，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工业就能突破自己的局限性，通过市场的调节、组织作用，形成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挥出专业生产的群体结构的优势。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各有一两个拳头产品，每个产品又分若干道工序，分别由各自独立经营的户担任，因此能做到花色繁多，规格齐全，机件配套，凝聚力和辐射力强。桥头出售的钮扣，竟达全国服装业所需的一半。从中可以悟出温州某些产品畅销不衰、日益兴隆的奥秘所在。
与家庭工业、专业市场紧密相联的是小城镇的勃兴，这是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特色。近三年多来，温州地区的建制镇，由二十四个发展到八十七个，农民逐渐成为城镇人口的主体，除自理口粮入镇定居的农民外，还有一种就业在镇，歇息在村，早出晚归，其经济利益也与城镇有直接、稳定的联系，客观上已成为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入镇农民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积极筹资改造老镇、兴建新镇，集资总额已达四点五亿元之多。入镇的农民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和经营本领，把众多的小城镇发展为有特色的专业市场，带动商业、运输、加工、邮电、建筑、服务以及文教卫生事业同步发展，建成多形式的经济结构，多渠道的流通网络，多功能的服务体系。这种服务体系完全是适应市场需求逐步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大大促进市场的繁荣。
综上所述，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形成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经济的新格局。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联为一体，协作配套，自成网络，没有任何统一规划安排，不按任何指令行事，初看似乎比较乱，其实是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在起作用，它体现着商品经济本身合乎规律的运行次序，显示着农民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奋斗和开拓、痛苦和欢乐。来温州看过的人，都会感受到农民中蕴藏着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潜力。
历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温州这种独特的农村商品经济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逼”出来的，“放”出来的。
人多地少，是当前我国农村普遍性的矛盾。在温州，这个问题远在一二百年前就出现了，“逼”着农民去外出谋生，求生存的适应力，养成了温州人“做生意”、“耍手艺”的本领，磨练出温州人大胆敢闯、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传统性格。但是，多年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强调“以粮为纲”，把密度过高的农民硬性束缚在特别狭小的耕地上，把“做生意”、“耍手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又一次地批判、斗争，终于把路堵死了，善于“做生意”、“耍手艺”的温州农民只得苦守不到半亩的耕地受穷挨饿。联产承包制给农民带来了自主权，“放”开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能。尽管由于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更为突出；尽管温州不象苏南或珠江三角洲，没有集体经济较强的资金积累，没有大城市工业的辐射，没有多少国外的资金可以引进，他们却闯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致富道路，就是通过大力经营家庭工业，就地消化剩余劳力，发展商品经济，积累资金，造就人才，为农村经济的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
显而易见，温州的家庭工业发展迅猛，同它的历史传统分不开，是几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历史传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温州能工巧匠多，生产门路就多，因此能在人多地少、农副产品原料不充裕的情况下，开拓多种多样的小商品生产，使家庭工业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外出经商的多，信息就特别灵通，因此能使多种多样的小商品中最适销对路的产品脱颖而出，迅速普及和发展，形成拳头产品和专业市场，反过来又推动家庭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温州农民每年有二十七万人在全国各地弹棉花、修鞋子、做衣服、搞建筑、下矿井等，他们寄钱回家，提供发展生产的资金，还给家乡带来大量的经济信息。十万农民购销员原来就是善于经商的大能人，他们各有熟悉地区，各有一条路子，各有自己的
“商业网”和“信息网”，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民间的横向的松散的不固定的网络，活动频繁，效率很高。社会再生产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连续的过程，生产与流通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我国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刚刚起步，长期形成的独家经营、多环节、封闭式的流通体系，对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个严重的障碍。温州的充满活力的专业市场，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突破，显示了流通带动生产、促进生产的作用。比如桥头这地方本来不生产钮扣，自从变成钮扣的集散地之后，从事钮扣生产的家庭工业日益增多，1985年当地自产的钮扣总值已达二千万元。
不少同志认为，温州的经验对商品生产起步晚的广大中间地区和落后地区比较适用，因此称之为“温州模式”。我基本上赞成这种看法，为便于与苏南等地的经验作比较研究，称为“模式”也无不可。但这里想提醒和补充一点，任何“模式”的出现都有自己的条件，切不可不顾条件盲目照搬，以为登高一呼就能普遍推广。发展商品生产，不仅要有自然资源，而且要有社会资源，特别是人才。能人是组合多种生产要素的关键。温州就是靠成千上万善于经商的能人，使千家万户的小商品生产适应于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实现产品的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打开高效率的流通渠道。在温州，流通不仅带动生产，而且促进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随着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和功能的完善，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辐射面又不断扩大，为产品开拓销路，进一步促进家庭工业的发展。如此良性循环，雪球越滚越大，小商品就形成了大市场，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看，温州经验并不一定容易学。因为各地虽然都有能人，但一是数量少，零星分散，不易形成力量；二是鄙视经商的社会风气浓厚，有了能人也不容易出头，不容易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难以发挥作用。热心“温州模式”的同志，首先要在发现、支持、培养人才，转变社会风气方面下点功夫，多做基础工作。
一个意义重大的新创造
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温州在专业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陆续出现了信息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劳务市场。所有这些，对于长期生活于自给型经济秩序中的人来说，往往会感到不可思议，格格不入。加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尚在探索与草创之中，远未健全和完善，一部分人经营作风不正，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一些难于完全避免的弊病，如忽视质量，以次充好，冒牌欺骗，偷税漏税，行贿经销，高利借贷等等，也比较明显。有些同志对温州经济发展的前景表示不安和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人们已经提出的问题中，有个问题特别为各方面所关注，就是个体经济比重不断上升，会不会影响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近几年来，温州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不小。198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35.94％，集体工业占51％，家庭工业只占12.4％；到1985年，国营工业的比重降到18.43％，集体工业为54％，家庭工业上升到30％。同一时期，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的比重，由36.8％下降到27.15％，供销社和合作商店的比重，由59.1％下降到45.91％，个体商业却由2.14％增到26.52％。无论工业还是商业，个体经济的比重已接近甚至超过国营经济，国营经济还能不能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国家还能不能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呢？
对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温州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要把它放到全国范围中来考察。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是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的，局部地区个体经济比重较大，并不影响国营经济在全局上占主导地位。从温州来说，家庭工业经营的拳头产品，几乎全是无关宏旨却又能满足人民生活某种需要的小商品，原材料多来自城市工业的废弃品和边角料，产品多推销到广大农村以至边远山区，对城市工业正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国营工业虽然比重下降，绝对量仍有很大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和产品，如电力等基础工业、干线交通以及银行、邮电等，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对当地整个经济生活仍起主导和控制作用。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新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还可以通过税收、信贷、工商行政管理等宏观控制手段，进一步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事实证明，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它显示的活力，是对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挑战，有利于促进它们改进经营方式和经营作风，有利于改革的深入。
目前温州农村中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业，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农村个体经济。它从事社会化生产，以商品经济为前提，比自给型的个体经济高了一个层次。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需要，大多已超越家庭的规模，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协作与联合。一种是服务性的联合体，全市已达三千零二十一个，有货车、客车、拖拉机、客船、冷库等服务设施，一般由联合体统一对外，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和核算；另一种是“挂户经营”，实际上是地域性或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的个体商贩几乎全部去一定单位“挂户”，否则拿不到介绍信就无法活动。承办挂户的单位，要经过区、乡政府批准。它对挂户者实行统一记账、统一开支票、统一盖公章、统一交纳税金等“几统一”，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经营上各户仍有全权，不受任何限制。为家庭工业承办挂户的服务项目更多一些，包括技术指导、信息提供、资金融通等等。上面几个统一，下面自主经营，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可说是分散生产，协作服务，实质上是农业联产承包制向农村工业的移植应用和新的发展。可以相信，通过这种形式，只要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服务项目，就能把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商业逐步与国营经济联系起来、联合起来，纳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在这种比较松散、比较灵活的联合中，家庭经济是有机体内一个独立自主的细胞，而不是固定在一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或螺丝钉，因此仍然充满着活力。“挂户经营”是温州农民在实践中的新创造，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帮助它逐步完善，使它对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对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春天第二次来到温州，看到从市、县、区、乡的干部，都在调查研究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探讨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温州商品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与各级领导干部比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比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有很大关系。发展中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应该坚持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党中央一再明确指出，领导就是服务。商品经济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谁也说不清如何发展才算正确。为了搞好服务，领导干部首先要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只有从群众中来的东西，才能在群众中得到衷心拥护，也才能在群众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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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树立“文责自负”的风气
千家驹在《群言》杂志“笔谈双百方针”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主张：必须打破“舆论一律”的障碍，树立“文责自负”的风气。他认为，凡是报纸上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只能由作者自己负责，而不是代表报纸或刊物，这样报刊的责任编辑就可以胆子大一点。“文责自负”决不是作者可以胡说八道，发表一篇文章，是要负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如果发表与宪法相违背的言论，就要负政治责任；如果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就要负法律责任。但责任在作者而不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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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青年学者踊跃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
近几个月来，北京和各地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相继召开了几次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会议。七月二十七日，来自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党校的几十名青年理论工作者聚集一堂，举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改革”专题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党政关系调整、国内外形势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和政治理论变革等问题。他们决定以“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的名义展开活动，计划在一年内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一系列专题讨论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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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伪满洲国史》正在修订
《伪满洲国史》作者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和张辅麟最近正在修订该书。这本书的初版是在一九八○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它解剖了一个人们记忆犹新、但并不熟悉的殖民地典型。作者在中央档案馆等部门进行了长时间的资料查询和研究工作，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修订版将以一九三七年为线，分上、下两部，以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阶段性。修订后的《伪满洲国史》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俞慈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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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嵇文甫文集》评介
王恩荣 李定中
嵇文甫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评价历史人物，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对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和船山哲学的研究，尤多创见卓识。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传播真理，教育学生，感人至深。《嵇文甫文集》的问世，既是一部传播“火种”的真实记录，也是向学术界奉献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嵇文甫文集》上卷说明，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嵇老就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的研究具有很高的造诣。他在1931年写的《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中所阐述的思想，现在读起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他以达尔文、卢梭、罗伯斯庇尔等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为例，说明“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都是自然的在群众间孕育许久，而后产生他自己需要的英雄，来为他完成其任务。”而英雄一经从群众中产生，就会起着巨大的作用。他说：“当某一个时代到来，人人心中或多或少的都具有某种倾向。能捉住这种倾向，把散漫的潜伏在群众意识中的时代精神集中起来，发挥出来，体现出来，这就算伟人。”他更强调指出：“伟人在没有领导群众之前，先受群众领导；不能受群众领导者，不能领导群众——这就是我的结论。”他在五十五年前阐发的这些真知灼见，今天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他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在分析中国思想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方面，从方法论到具体人物和思想，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写下了许多论文与专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在方法论方面的论著，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与《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两部专著中。他批评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存在的左的与右的两种偏向，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很偏狭的主义……它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进步的东西。”他提出肯定历史人物的三个标准：对人民有贡献；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表现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他很重视对“历史评价中的矛盾性与具体性”问题的研究，主张面对错综复杂、曲折迂回的历史，必须坚持具体分析的态度，既反对绝对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对历史评价中经常遇到的动机与效果、个人与群众、偶然与必然、成功与失败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受到史学界的好评。早在建国初期，吴泽教授就特意指出自己在写《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时，曾参考了嵇老很多好的意见。
他运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对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陆（象山）王（阳明）学派与船山哲学的研究，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成为在开创性研究中最有成就的专家之一。对陆、王学派，他在深刻批判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分析了其中的某些积极的因素，认为王阳明的学说体现了道学的革新运动，它“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界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他写于1933年的《左派王学》，是我国早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左派王学的代表作。他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更多独到之处，写有一系列专著，成为“船山学”的有名专家。他对船山学说中的精华与糟粕都作了精辟的分析，既认为船山哲学是中国旧唯物主义的高峰，又论证了其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还混杂着唯心主义的杂质。他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对后学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嵇老的文风和他的生活作风一样朴实无华。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有着明确的目标。他在谈到写《春秋战国思想史话》的目的时说，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使青年认识和热爱祖国丰富的思想遗产”，“引起他们对于祖国的自豪感”，“使青年受到一种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他一生战斗在教育战线上，诲人不倦，奖励后学。在他的引导和支持下，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少学生成长为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深情地把嵇文甫作为自己作人与为学的楷模。今天《嵇文甫文集》的出版，对繁荣学术研究，提倡严谨的治学精神，当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嵇文甫文集》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下卷也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