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努力办好中外合营企业
季崇威
中外合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
我国对外开放后第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1979年7月公布施行以来，已有七年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于1980年5月开业以来，也有六年多了。几年来，已经开业投产的中外合营企业，绝大多数的经营状况良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中外合作者都获得了利益。1980年建立的第一批合营企业，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天津中法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公司、深圳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上海福克斯波罗仪表公司等，都茁壮地成长和发展起来。以建立最早、规模较大的中瑞合营工业企业——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为例。1985年电梯年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三台，比合资前的四百九十台增加一倍多。合营六年来，已生产电梯五千四百多台，每年产值递增23.7％。这个公司合营六年的总利润额达五千六百五十万元，相当于总投资额的两倍多，出口产品创汇一千六百九十二万美元，外汇收支作到平衡有余。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引进了瑞士迅达公司的先进技术，实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使电梯升级换代，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在国内外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荣获了伊斯兰贸易国际组织颁发的伊斯兰国际贸易奖。该公司去年已生产了微电脑控制的新电梯，今年可试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六位微机控制超高速电梯。在经营管理上，它吸收了瑞士的经验，实行了科学的管理体制和人事工资制度，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现在中、瑞、港三方投资者都有信心把企业办得更好，逐步实现“造就第一流人才，开拓第一流管理，创造第一流产品，提供第一流服务”的奋斗目标。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在成长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走过一段曲折和艰难的路程，但在中外双方的合作努力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我觉得，迅达公司的成功事例是整个中外合营企业的一个缩影。其他许多合营企业在前进途中都曾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有着各自的成绩和经验。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已办起来的中外合营企业，不但本身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对国家来说，补充了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制造了许多新产品，扩大了出口创汇，替代或减少了进口，积累了资金，培养了人才，促进了技术进步，在同行业中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这些，对于推动我国实现现代化，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几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投资环境的逐渐改善，中外合营事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六年来，中外合营企业由几十个发展到几千个，吸收外资总额由一亿多美元发展到一百多亿美元，企业的投资规模由几十万美元扩大到几千万、几亿美元。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了以下几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一，前几年举办的中外合营企业绝大多数是成功的，中外双方都获得了利益，增强了继续合作和扩大合作的信心。
第二，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之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还在不断改善中。
第三，中国对外开放吸收外国投资的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获得了不少外国企业家的信任，已经为世界各国和中国合作举办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今后外商投资将会以更大的规模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认真总结办好中外合营企业的经验
六年来，我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经验十分丰富，需要认真地总结。我认为，要办好一个中外合营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正确认识合营企业的性质，明确举办目的。中外合营企业是办在中国领土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受中国政府和法律管辖的中国法人。它吸收了一部分外国资本，和外国合营者共同经营管理，共负盈亏，但仍是中国的企业，符合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可为我国现代化作出贡献。因此，合营企业的职工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所有政府机关、企业和干部，对中外合营企业都要采取爱护、支持、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歧视它、妨碍它，或给予不公正的待遇，总想从它身上捞一把。
（二）要正确掌握投资方向，认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从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到宏观的社会效益，都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特别要重视对国际国内市场趋势的预测，对国产原材料、协作件供应来源的安排和成本、价格、财务、外汇收支平衡的核算，以保证企业建立后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要妥善选择合作对象，同心协力办好企业。合营双方要长期合作共事，共担风险，所以必须慎重选择可靠的合作对象。在共事中，要本着平等协商、互相谅解、信任和尊重对方的精神，紧密配合，真诚合作。遇有不同意见，应求同存异。重大的原则应坚持，态度要温和，方法应灵活，必要时应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四）要签订平等互利、符合中国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合同。双方应互相监督，认真执行合同。遇到合同中规定得不明确不具体或发生新情况、新问题时，应经过协商，在照顾彼此权益的原则下，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作出妥善处理。
（五）要共同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严格遵守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要遴选具有政策水平、战略眼光和业务能力的人担任董事长，避免由政府官员兼职。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人事制度和工资奖励制度。企业应有招聘、辞退、解雇人员的自主权。
（六）要确定经营的战略、目标。大力做好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开发工作，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和生产协作配套体系，建立销售、服务网。为此，要积极培训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培养出能掌握现代化企业的人才，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学会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现代化的管理。把已建立的合营企业办好
中外合营企业是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过去几年，许多合营企业就是从不断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成长起来的。今后还要在努力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和发展。
最近一个时期，中外合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者反映，在外汇平衡、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进出口、企业行使自主权等方面，遇到程度不同的困难。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要坚持贯彻吸收外资的方针、政策，遵守法律和已签订的合同，改进管理，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帮助合营企业办好。我认为，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改善中外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首先要提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干部对中外合营企业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大家了解，办好现有合营企业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我国能否对外资具有吸引力、增强外商来华投资信心的关键。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把办好中外合营企业作为自己的职责，列入工作议程，切实抓好。对于国家已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府颁布的有关方针、政策，必须重视学习，认真执行，决不能漠不关心，甚至采取与之相抵触的做法。
其次，对已开业的合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要确定一个综合部门主管，并组织其他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本行业内中外合营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要注意纠正对外商投资的企业乱摊派、乱抬高收费、雁过拔毛、故意留难、不守信用等不正之风。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工资、土地等费用低廉，是我国吸收外资在华办企业的优势；基础设施不完善，官僚主义严重，办事难，效率低，则是我们的劣势。如果我们把优势失掉，保留了劣势，那对外资就没有吸引力，在和其他国家、地区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大家都要树立全局观念，决不能从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贪小而失大。
第三，要认真执行国家法律和企业合同，尊重和保障外资的合法权益，使合营企业能充分行使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上级机关对合营企业既应避免行政干预，也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应当积极地予以协助、支持。对于派往合营企业工作的中方干部，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他们，给予指导，使他们放心大胆地贯彻执行国家政策，与外方人员合作共事，把企业办好。
中外合营企业的产业和类型较多，供产销情况比较复杂，存在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目前比较普遍而突出的问题，是外汇收支的不平衡，这需要从帮助组织原材料、另部件的国产化，鼓励产品多出口，和做好合营企业之间外汇余缺的调剂工作等方面来解决。在资金融通、物资供应、简化进出口手续等方面，有关部门也要积极给予支持和方便。总之，办好中外合营企业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事，不能只靠主管机关或一个部门负责，而要在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各个方面齐心协力，共同配合，帮助支持。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中外合营企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生产经营条件，中外合营企业就一定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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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控制投资规模 也要调整投资结构
刘峰昌
建国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过三次大的失控。第一次是1958年，第二次是1978年，第三次是“六五”后期的超高速。前两次的大失控，都导致了比例严重失调，被迫进行了两次大调整。而第三次的大失控，比例关系没有发生严重失调，基本上保持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问题很快得到缓解。
为什么同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对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情况作具体分析。
前两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大失控，都是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发生的。解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在产业结构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重型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长期都是重重轻轻“一头沉”。如果以轻、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的话，从1953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中，重工业最高的年分占到94.3％，最低年分也有85.1％；轻工业最高年分是14.9％，最低年分只占5.7％。二十六年累计平均，重工业则占89.7％，轻工业只占10.3％。这种“一头沉”的投资结构，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产生的根源。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项目一旦上了马，就骑虎难下。第二，重工业建设项目多为国家保的重点，用的是拨款，吃的是“大锅饭”，没有还款和利息的概念，花起钱来容易大手大脚，所以计划常常突破，预算常常超过。第三，重工业项目大，油水大，建设期间可以“吃大项”，投产之后对改变地区或部门的面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就极大地刺激了各地方、各部门争项目的“积极性”。近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种重型结构，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长期失控，1958年的失控和1978年的失控则是这种重型结构弊端的两次急性发作。
“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发生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产物。它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急剧增长：一是重工业的投资在国家计划内急剧增长。1985年同1981年相比，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一点四倍，而同一时期轻工业的投资几乎没有增加。重工业投资的急剧增加，主要是由于国家保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但是也有旧体制的惯性作用，重重轻轻未能根本转变。二是轻工业的投资在计划之外急剧增长。仅据轻工业部系统的统计，在国家安排的投资之外，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用于轻工业的投资“六五”期间近二百亿元，是同期国家安排投资的二倍多，超过了过去三十年国家安排投资的总和。由于这两个急剧增长，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度膨胀，就其失控的程度而言，不亚于前两次。但是这一次的大失控却没有发生比例严重失调，这是因为在计划外轻工业投资的急剧增长，同计划内重工业投资的急剧增长，情况不同，作用不同，在总体上抵销了重工业的畸形发展。
应当看到，这几年轻工业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它加速了轻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局面。“六五”期间，国家给轻工业的投资虽然没有增加，但是各地方计划外的投资却大幅度增长，轻工业实际得到的投入，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些投入又主要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轻工业的落后面貌，加速了轻工业的发展。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重工业，1985年同1980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6.5％，重工业增长了58.5％。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80年的四十七比五十三，到1985年变为四十九点六比五十点四，轻重工业出现了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轻工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
另一方面，它适应了轻工业的特点，把轻工业搞活了。轻工业的特点是产品成千上万，又是千变万化，企业小而多，星罗棋布。这个特点需要极大的灵活性。集中统一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缺乏灵活性，容易误时误事。计划外的投资，手续简便，机动灵活，可以不失时机地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有不少投资项目，可以做到当年立项、当年投资、当年收益、当年还款。当然，由于宏观指导不力和经济杠杆不灵，在一些行业和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哄而起重复建设的现象，造成了一些损失。
三次失控，两种结果，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投资结构失调和投资规模失控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前两次投资规模失控和投资结构失调同时发生，因此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被迫进行调整。而第三次投资规模虽然失控，但投资结构在总体上还是协调的，国民经济比例没有发生严重失调。因此，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时，必须充分考虑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关系，是多方面的，既有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也有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和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例；还有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投资比例。而其中最重要的比例，是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这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这个比例如果失调，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可是，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完全靠国家计划安排投资，轻工业容易被忽视，被遗忘，被挤掉。“六五”期间，正是在国家计划之外，由于各地方积极投资于轻工业，才使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趋于协调。由此看来，轻工业的投资，除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需要靠国家计划安排外，那些小型项目特别是那些技术改造的小型项目的投资，靠地方（主要是靠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搞活金融）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它既适应轻工业的特点，也符合计划体制改革的方向。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过大，计划外的项目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控制。但是，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一刀切。对于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坚决压缩，上了马的也要停下来。而对计划外的技术改造项目则要慎重从事。这是因为，多年来老厂欠账太多，如不加快改造，就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的需要。但是对那些名曰技改实为基建、盲目上能力、产品不适销对路、原材料又无保证的改造项目，同样要坚决压缩。已经上了马的，也要坚决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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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哲学现代化丛书》简介
方志
现代化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现代化。为适应这一需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型丛书《哲学现代化丛书》。今明两年计划出版十五种。已经出版的三种：《认识论与决策科学》、《现代领导方法简明教程》和《现代领导新观念》，引起了哲学界和学术界的兴趣和欢迎。
当前，对哲学现代化的口号是有争议的。什么是哲学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哲学现代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思考是必要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可能要继续下去。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点大家并没有异议。因此，哲学家们如果不想流于空谈，当务之急应当是立即开始哲学现代化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最终打开一条实现哲学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哲学现代化丛书》的作者，正是脚踏实地地开始了哲学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探索工作。
哲学现代化是哲学的改革和发展。哲学的改革和发展，十分重要的是，要有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认识论与决策科学》的作者，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了研究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决策科学的重要课题，把“决策”引进了认识论的范畴，并且确立了它在认识论中的总体性范畴的地位。该书研究了认识形式或思维方法，并具体化到决策活动中成为决策方法，即辩证方法、系统方法和数学方法。这些都带有开创性。《现代领导方法简明教程》一书则较系统地阐述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领导方法体系。领导方法的改革本身是个实践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则形成领导方法的理论。这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因为现代领导方法这个课题在内容和逻辑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现代领导新观念》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当代中国领导观念变革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题，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个伟大的实践，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领导者的观念要同这个主题相适应，要主动、自觉地逼近这个目标。只有确立了新的观念，才能成为改革事业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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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此非求谏，乃拒谏也”
周修强
题目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见于《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编定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后不久，宋神宗赵顼死，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八岁，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当政后，专程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当务之急是什么？司马光回答：“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朝廷接受了司马光的意见。于是，下诏号召百官议论朝政得失，直言极谏。
诏书起草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切望臣下积极踊跃上书言事。但诏书中有那么几句话：“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宋史·司马光传》）这段话，设立了一系列禁区，上书言事者稍不留神就得陷于“罚无赦”的境地。广开言路，应该实行“言者无罪”，要求臣下直言极谏的诏书，却写明了“言者有罪”，这样谁还敢讲话？
这时，司马光正由洛阳到陈州任职途经东京，接到高太后派人送来的诏书。读毕，他认为诏书的开首和结尾都写得很好，但是，诏书提出的六条当罚，是堵塞言路。他认为，议论朝政得失，免不了对大臣有所褒贬，那不是“阴有所怀”吗？本职之外的事，稍有涉及，就是“犯非其分”了；议论朝政得失，不可能回避政策问题，岂不是“扇摇机事之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与朝廷不谋而合，不难扣上“迎合已行之令”；如果说新法不便当改，很容易被说成“徼幸希进”；反映民间疾苦，当然是“眩惑流俗之情”……这么多的限制，还有多少可以议论的余地？因此，司马光说：“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宋史·司马光传》）又说：“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为什么会出现“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这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呢？回答一针见血：“时大臣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如果让百官臣工无所禁忌，畅所欲言，把所见所闻，批评、建议都说出来，一定会揭露不少失误与弊病。这些，都将触犯大臣的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当然是他们不乐意看到的事。于是，他们在求谏的诏书里面做了手脚，塞了私货，设置种种禁区，以限制“切言者”。
因此，司马光上书要求删去诏书中限制言论的文字，“使人尽所怀，不忧黜罚，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高太后和哲宗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将诏书删改后颁布，效果很好，百官上书直言者以千计。
封建王朝下诏要求直言极谏，其号召的对象，无非是文武百官，至多也不过加上官僚的候补者。即使范围这般狭窄，还有大臣千方百计设置禁区，加以限制。可见，封建统治者内心虚弱、神经紧张的程度。司马光和他们不同，主张真正的广开言路。他认为，要使下情上达，使朝廷了解真实情况，集中众多官员的意见，就不应该设立种种限制、禁令，妨碍言事者讲真话，而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这一点看，司马光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