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城门与言路
吴国光
旧时筑城，是为了对付攻战。那城实际上就等于一个大堡垒，因此素有“城堡”一说。城门大开，说明不虞外患，乃是一番和平安定景象；而城门紧闭，则表示风声紧张，很可能是兵临城下，城如累卵了。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势头甚猛，都城汴京形势危急，钦宗在此种境况下登基，颇思更新旧政，诏臣庶直言得失。当时奸臣李邦彦从中主事，每当形势危急，才允许臣下进言，一旦稍有缓和，便横加阻抑，不准别人讲话。所以，当时有谣谚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原来言路通畅的程度是看形势是否危急，也即城门开关而定的。事物之间存在这种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关系，在数学上即称为函数关系。这里，“言路”就是“城门”的函数，而“城门”则是不为“言路”所决定的自变量。
依我愚见，“城门”与“言路”的函数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宋钦宗、李邦彦他们把它弄反了，就象屁股朝天手走路一样，因此要跌跤子。钦宗时终有靖康之耻，以至身为北虏，朝廷南渡，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也不能不说因此证明了他的那个“门开路闭”的函数式是错误的、失败的。钦宗那种诏求直言的做法，当然是好的，可是未免太功利，太不彻底了。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解释，他把民主自由——这里主要是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单纯当成手段了。手忙脚乱了，需要别人出主意了，请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阵，以便集中“群众”智慧来解决问题；用不着了，请闭嘴，任何不同意见也甭想提。这不是太急功近利了吗？好象他所施舍的那点言论自由乃是一种万能的速效感冒胶囊，一打喷嚏赶快吞下一丸，而平时却是根本用不着它。健康人吃药干什么？
反就反在这儿了。其实言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根本不是药，它本身倒正是社会的健康状态。这个观念不弄清，自由或民主便不可能有保障，只能是被掌权的人呼来喝去，踢到东来又踹到西。有时觉得它有点好处，能救一时之急，济一事之用，就放开闸门，让你“自由”“自由”，亮一下翅；不等你清好喉咙，忽然又有变动，或者是太平了，不用听你的高论，或者是不太平了，不能让你胡说，总之收回“自由”。这就是钦宗式的函数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城门闭、国家亡。
这道理对宋钦宗或李邦彦是说不明白的，就是对唐太宗也不一定说得明白，封建君主只能是搞封建专制。我们不过是借历史来汲取一点教训让自己更聪明些，懂得民主自由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本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崇高目标，要始终如一地去追求它，不管会遇到多少崎岖和坎坷。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手段：抛弃了它只会有更多的坎坷，它的实现程度越大则坎坷越容易被战胜。这就是“城门”与“言路”的另一种函数关系了，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函数关系：言路开则城门开，言路闭则城门闭。
在几经开闭的折腾、反复之后，我们共产党人是逐渐明白了这一规律的，从而有能力将民族与人类一步一步引导到自由境界，近年来的现实发展正在证明这一点。言路从此车马无阻，城门常开无惧风雨，才能有民族昌盛人民幸福呢！
第8版()
专栏：
距离
邓万鹏
我们面对面而坐
中间一张很旧的小桌
我突然感到有些晕眩
桌面上的木纹似乎在动
渐渐地，成了一条内流
河河水流得很慢很慢
但把距离拉得很长很长
你一边不住地用语言
加固堤坝
一边拚命吸烟
在河面上制造出许多雾
因此我无法看清你的面容
当我的表和我的头脑
都累得不再想动
终于用一句话
斩断了滔滔流水
我们该分手了
——在梦中，
距离或许会缩短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兵管官”
“兵管官”，乍一听还当是发扬民主，提高“兵”的地位哩。其实不然。有个处，三位处长管一个“兵”，“兵”草拟个报告意见，“处座”分头传阅，有画圈的，有写“拟同意”的，形不成统一意见，最后只得据“兵”提供的信息作决策。这实际上就是“兵管官”。
在调整机构以及实行工资与职务职称挂钩办法后，有些单位不管工作是否需要，擅自扩大编制，机构升格，科升为处，处升为局，立庙请神，因人设事，突击提干。结果呢，官增多了，扯皮的事多了，工作效率反倒降低了。
在我国古代，官多与政治腐败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朝末季，建都南京的小朝廷滥封官，官多兵少，南京城头有这样的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官多到和“羊头”、“狗尾”一样，当然不值钱了，结果是政绩荡然。这样的历史似不可不鉴。 隋喜文
第8版()
专栏：
泡桐树
郭修德
出差到豫东，我拐了个弯儿，想再看看生我养我的那座小村庄，看看我亲手栽的那几棵泡桐树。
下了车，向庄上望去，土路上旺生生的泡桐树一棵挨一棵，足有三里长。地上是桐花，树上也是桐花，路边葱绿的麦田里也缀上了一棵棵盛花期的泡桐树。
俺村原名“黄连村”，是黄泛区，1958年改名叫“幸福村”。可是，幸福村的人们的日子名不副实。秋季“夺”回几面红旗，春天捧回来一堆购粮证。庄稼长得象牛毛，干部们也想不出什么窍门。麦子被风沙打死种玉米，玉米旱死栽红薯，一年到头“红薯汤，红薯馍”。我上中学那年，发现村里的榆树、槐树长得干巴实焦，唯独老钟爷家的十几棵泡桐树长得旺。我眼热了，征得老钟爷的长孙岭子的同意，偷偷在他家后院里挖了几棵泡桐根。这一年，俺家院墙里也窜出了六七棵泡桐树。一天，老钟爷见了我，伸手拧住我的腮帮儿笑着说：“机灵鬼，早说，咱队的泡桐也长一人高了。”第二年春天，老钟爷把自家的十几棵泡桐树全卖了，桐根给队里育了二亩苗圃。三年后，村头那块鸡不叨、猪不拱的沙荒地变成了一座青枝绿叶的“大礼堂”。没料想，在泡桐刚晃动风的时候，路线斗争的“浪”漫了过来，工作组说老钟爷和我家“村头住，栽桐树，三年过来大财主”，是资本主义。在“澄清路线是非”后，将我家两棵大的泡桐树砍去盖了办公室，还要毁村东的泡桐林种粮。老钟爷当时也没说什么，可第二天，他和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爷爷全得了精神病，又唱又笑，又哭又闹。拿着小拐棍朝砍树人头上敲，用头朝他们身上撞，工作组也知道他们没病，但硬是拿他们没法。老钟爷那些日子白天在树林里转悠，晚上就搭个茅草庵睡在里面，岭子哥给他暖脚，家里的大黄狗和他们作伴。……
路上，我看着地毯似的麦苗，间作的泡桐树和一幢幢青砖红瓦楼房，加快了脚步。走到村头，看见泡桐林里蹲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正拿着发了芽的桐根向土里埋。啊！就是他！“老钟爷”！我跑上前，紧紧握住他那象桐根一样的双手。老钟爷先是一怔，马上笑了：“你呀！又来偷桐根的是不是？”老钟爷拍拍手上的土，拉我坐在铁锨把上，自己坐在地上。我说这一回黄连村变成幸福村了吧？老人说，如今，麦子刮不死了，全村发了桐树财。那一街子泡桐卖了八万多元，桐根育了三十亩桐苗，除了自己栽之外又卖了四万多元。我拍着身边一棵二尺多粗的泡桐树干，问：“这树怕有五年了吧？”老钟爷笑了起来，我这才想到数桐树枝，顺着干、粗枝向嫩枝上数，“呀！才三年多一点！”我惊呼起来。
老钟爷说：“这是岭子培育的速生泡桐壮苗试验，上边叫他干的。”他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塑料大棚说，“岭子比我能，干啥都讲究个巧劲儿。去年，全国速生泡桐树壮苗试验评比，岭子培育的丰产林全国第一，法国、联邦德国等几位外国专家说是世界性的高水平。”他还说岭子白天在村里干活，夜晚骑上摩托去县城上夜大学。
正谈着岭子，一个扎小辫的女孩边喊边跑地来到他跟前：“爷爷，爷爷，家里又来亲戚啦！”这小女孩是岭子的独生女。
“苗苗，给他数一百棵桐根，收一半的钱，别的东西不留。”小女孩答应一声跑了。我却百思不解，也不问是啥亲戚？这不是太凉了吗？再说，亲戚要桐根怎么还收钱？不一会，苗苗又来报告，说家里又来了两家亲戚，我才不得不问了。老钟爷告诉我，岭子培养了速生泡桐之后，乡里把他聘为林业技术员，村里选他当支书。来家攀“亲戚”的数不清，春节前后，陆续来了二百多位这样的客人。
突然，加工木材的电锯响了，老钟爷不再和我说话，侧耳听听锯响，又望了望岭子哥的塑料大棚，象小孩子一样“嘿嘿”地笑了。他拣起了一朵桐花，放在嘴边吮着、品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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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敬题昆仑同志诗集
赵朴初
昆仑余事作诗人，文采风流绝可亲。
莫向句中求窈窕，好从象外见雄浑。
开函先读狱中诗，无怨无尤叹骨奇。
石破天惊时入梦，山高水远志堪师。
不向高墙诉断肠，未来世界信辉煌。
坐穿牢底君何恨？自有心光照十方。
尔耕江上畦畦雨，我念盘中粒粒餐。
别女一诗其绝唱，至情至理寸心丹。
逝者如斯恨不禁，感君为我细论文。
卅年留得知音泪，洒向遗篇荐素心。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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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一部研究敦煌写经书法的专著
周绍良
《敦煌书法丛刊》已经全部出版了。它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所编，1984年至1986年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的。
这部书，是从书法角度，由敦煌卷子中选出一批精品，汇编而成的一部选集。全书二十九册，按卷子本身的性质分类。计“拓本”一册，“韵书”一册，“经史”十册，“书仪”一册，“牒状”二册，“诗词”一册，“杂诗文”一册，“碎金”二册，“写经”七册，“道经”三册。共收敦煌卷子一百五十二件，基本按原件尺寸全幅照相胶印，只有少数卷子选印首尾。
过去研究敦煌卷子，大多从文史资料角度着眼，对于书法艺术，一直没有给予应该而且必要的提倡。尽人皆知，敦煌卷子中大多数是写本，其书法各代各体兼备，不少瑰异之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
古代书法家首推钟、王。唐代则崇尚虞、褚、欧、柳，推为一代宗师。实则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书法高手。即就专事写经的经生（早期写经写的不是佛经而是儒书）而论，他们是以写经为专业的，他们的书法，自魏晋以来逐渐自成体系，形成“写经体”。写经体自有其一种同具的风姿，但各时代各个人又独具一格。从书法艺术发展上看，他们是有艺术成就的。
饶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对于艺术有深刻的研究，尤其精通书画。现在从众多的敦煌卷子中遴选出这批精华，据其《自序》，他的选取标准，首要的是“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在此前提下，尽量选取“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和“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的。通观全书，确实不虚。如所选《众经别录》（P．3848）一品，大有《兰亭序》遗韵，看来，后世的赵孟頫未必能称抗手。又如乾元二年（759）王老子写《尚书》孔氏传第五卷残卷（P．2643）一品，笔若悬针，刚劲固不下于柳公权，实为后来瘦金书体所本。《汉书·王莽传》写本（P．2513）书法整饬遒丽，可与虞世南书法颉颃；《春秋谷梁传集解》写本（P．2590）的书法也可与褚遂良比美。
这些卷子，从书法角度来衡量，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统观敦煌卷子中，书法可入妙品以上者，奚止二三百品。饶先生据以上自定标准所选，全是个中精华。
饶先生为所选的每个卷子都作了提要，详叙源流，频加考订，旁搜博采，参互比较，所论不仅限于书法。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当然，偶或也有花了许多功夫研究而尚未臻详至者，如《大智度论》第二十六品（P．4143），饶先生以《大正藏》本核实，却没有指出《大正藏》本乃第二十七品，从这里可以见出后来传世诸本编次之差异。此外，如《众经别录》提要，有沿袭《敦煌古籍叙录》讹误之处，据我所知，国内白化文同志将有专文评论《众经别录》写卷著录中的问题。以上略举小疵，决不影响饶先生这部书的成就。
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国内外都正在全面铺开。从各个角度进行的专门化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敦煌书法丛刊》的出版，可说是在一个专门化新领域中出现的最新成就。它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敦煌书法艺术的全貌，给书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这一新的领域中，《丛刊》无疑是一个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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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晨辉〔版画〕
段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