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也谈欲的正邪之分
陈小川
欲有正邪之分，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不赞成。从古至今的思想家、史家、文学家以及酒肆文学、胡同文学，都在划分欲的正与邪。人的有一些欲，一般是可以划为正欲与邪欲的。如“愿留青白在人间”的欲，“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欲，是正欲无疑。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窃诈骗……”自然该划入邪欲之列。但是问题并不象有些出发点善良的人们所愿，有许多欲是不能用正邪的标准来划分的。
譬如人的作官欲，正乎？邪乎？近几年就折腾了几个回合。因为今天还没有达到马克思论巴黎公社时的理想境界，当官除了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负责任之外，还会给个人带来权力与待遇。所以诸如自荐当某长之类，就难说是纯而又纯、一尘不染的正欲。那么能说当官欲就是邪欲么？恐怕也有些以偏概全。
再如人的发财欲，正乎？邪乎？商品生产在中国刚刚萌芽的时候，所有的思想家都把“想赚人家的钱”当成邪欲，叫作“奸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把个体户利用商品流通赚钱叫作“二道贩子”，把他们从广东贩来的牛仔裤在北京加价出售这种运用价值规律的事，划为邪欲。今天呢？还说他们是一群浸透邪欲的人，就不对了。那么能说他们倒腾广货的行为是正欲么？与“愿留清白在人间”和“人的价值在于奉献”是一类么？恐怕也显得牵强了。
我以为“欲有正邪之分”的说法，是一种在道德评价上习以为常的两分法，不是积德就是缺德，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崇高就是卑鄙，不是大公无私，就是自私自利，不是正欲，就是邪欲，不是君子，就是小人。实际上忽略了一大块中间地带，即有些欲是非正非邪的，而且也变化着。
这样一来，怎么划定什么属于“正当合理的‘人欲’”，又怎么要人们“适度适量为合理合法”，就显得十分难办了。中国人从孔夫子起就提倡“中庸”盛行，结果有哪一个“中庸”了呢？问题就是这个尺度以谁的道德评价为依据，这个尺子又由谁拿着。
时至今日，在一些乡村山区，哪个小伙子有想“握握恋爱对象的手”的欲，也还是“邪欲”。前几年小说里描绘的“握手村”的悲剧，可以为证。可见划定什么人欲是“正当合理”、“适度适量”，仅仅用正邪、非此即彼的分析法是不行的，这仅仅是善良人的理想而已。因为任何道德评价尺度都受着文化（传统的和当代的）的制约。翻翻古书，划定人欲正邪的标准，可谓成筐成箩，汗牛充栋。但是我以为都值得怀疑它们在今天的真理性，包括杨继盛的“好念恶念”观在内。杨继盛若在崇祯年间，保准不会认为李自成的“当皇帝欲”是正欲。而当时林则徐若有了“纳妾欲”，就一定是正欲。
我以为划定欲的正邪和非正非邪，不是道德评价的任务，只能由法律去划定邪、恶、贪的范围。谁有了邪欲，还付诸行动，法律就得制谁。这不是用“理想道德教育”能“净化和引导”得了的。例如个体户想发财而偷税漏税，仅仅用“理想道德教育”来“引导”他“适度适量地赚钱”，恐怕未必见效。只有用税法去约束。这种约束，不是、也不可能从此杜绝有邪欲的人，它是制裁，同时也是导向。当然我不反对“双管齐下”，但是精神文明可不是在法律划定的邪欲圈外，再划一个更大的圈，更不是以净化人的欲念为目的的。而是提高人的素质，使当代的中国人有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从祖宗到咱们，吃“道德治国论”的亏太多了。今天我们才找到一条正路——法制治国。
人欲的正邪是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把希望押在大力提倡无欲则刚，或者是杨继盛式的“慎独”、“静思”，我仍然抱怀疑态度。我也一言蔽之，假如有一天，人人都变成天使，那么法和道德教育都没有用了。可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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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哭秦似
冯英子
上午从楼上下来，打算去探望一位病着的同事，看见收发室有一份我的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秦似教授七月十日廿二点四十分逝世”一行字，一下呆了，但觉五内俱焚，不能自己。呵，秦似，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这么急呢？
秦似这些年来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却一直在病中。前几年他到上海来，为了不想惊动别人，也尝一尝平民百姓的生活，悄悄地住入一个朋友家中，连我也不知道。可是天不从人愿，他住入朋友家没几天，突然发病休克，被匆匆忙忙送到一家医院的观察室中去“观察”。大抵有过这样经验的人都知道，有些医院的观察室，其实是住不得的，一住，无病可以变成有病，小病可以变成大病，有些医护人员（我这里只是讲“有些”，不是全部或多数）的脸色，也实在难看。病人的号叫，家属的哭泣，断臂折腿的，大小便失禁的，无所不有。我从不相信有地狱之说，但这种场合却使人感到有点象地狱。这时，他的朋友才想到来找我，我听了大吃一惊，赶快为他奔走，最后总算凭了他那个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广西文联主席的头衔，把他送进了华东医院，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那回我几次去华东医院看他，病稍微好一点，他又精神起来了，拉着我好象有讲不完的话。我们谈过去在桂林时的情况，也谈十年动乱中的情况，大抵时代相同，经历相似，因此不少看法也差不多。我们谈到了“特权”的作用，大家痛恨特权。但一旦离开了某些特殊待遇，简直寸步难行，他这回医病的经过，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一次他谈到了某文人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对于现代的史学，也不无感慨。他在病床上写了一首七律送我，诗曰：
注经修史属高文，
馆阁曾容劫后身。
意气书生争饾饤，
机心策士蓄风云。
骨埋梅岭汪精卫，
传入儒林曹某人，
地下范增应太息，
马迁未许汉功臣。
后来他回了广西，还把这首诗写了一个条幅送我，迄今挂在我的小书房中。
1984年春天，《中国新文艺大系》的《杂文卷》在广东从化定稿，我应邀前去参加。曾彦修同志告诉我，秦似也要来的。我想这一回又可以在从化小叙一个时候了，谁想逾时仍不见影踪，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买好了飞机票，医生说他不宜远行，临时又把他留下来了。但他仍然不断写诗、写文章来，那些锋利、泼辣的作品，使人仍能想到他青年时代编《野草》的风格。
王力教授逝世之后，他到北京去奔丧。他自己身体本来不好，又经历这样的悲伤，几乎一到北京，病就加剧了。我接到他夫人的来信，告诉我这些情况，使我非常担心。前几天，又接到他夫人的电报，“秦似病危”。一看电报是从南宁发来的，我才知道他们已回了南宁。可是我除了着急之外，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何况上海南宁之间，迢迢千里，即使真能赶去，恐怕也只是陡然增加他们的负担，于心何安？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想不到两天之后，就接到了秦似弃世的电报。哀哉，哀哉。
我与秦似相识于1940年，那时我二十五岁，血气方刚而经验极少，真以为新闻工作者是正义的化身，真以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美好的未来，口诛笔伐，天下不愁定也。秦似比我年纪更轻，他有点象广西的中学生，秀气之外也还带点稚气。但他沉着、刚毅，几乎一个人顶了《野草》的工作。而《野草》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是尽了呐喊之责的，因此我们虽然交往不太多，彼此的心却是相通的。十年动乱之后，有一次他来上海看我，那时我还在《辞海》编辑室工作。他很惊奇，象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不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这也说明他对于世事还是那么天真。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沉浮，依然保持了那颗赤子之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王力同志逝世不久，现在秦似又走了，他们父子两人几乎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接到这个噩耗时，我确实很难过，一整天神不守舍。哲人其萎，哲人其萎，秦似未过七十，应当是大有作为之时，为什么老天这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苍苍者天，曷其有极了。
1986年7月13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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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与散文
渴望从“一”到“多”
林道立
散文，如何打破半死不活的僵局？要真实，要朴素，要写人，要有个性。这是中国散文尤其是现代散文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开创新时期散文世界的新局面，必须首先恢复这些传统。但我们现处的时代，物质生产方式，精神生活的内容，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既不同于秦汉唐宋，又区别于“五四”时期，也离开五六十年代已远。我们对散文的渴望，凝聚为一句话，那就是：让不同层次的读者，有多种的选择。
譬如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把握，除了以传统的描摹客观对象的手法反映生活以外，我们企盼出现浪漫主义之作，象征主义之作，魔幻变形之作，昭示散文家心灵历程的心态之作，让读者有挑选的余地。譬如立意，除了单一的鲜明集中以外，我们翘首等待可以从任何方位去开采，发掘多义意向。譬如散文的功能，除了教化以外，我们需要幽默风趣、充满喜剧味儿的逸乐之章，以解除紧张劳作的困顿。譬如题材，除了与现实“同步”的纪实之作，我们还准备通过乡土散文、市井散文、海味散文、京味散文、工矿散文、军旅散文、校园散文、庭院散文，纵览四方八极的风习民情以及自然风光，引发内心阳刚之洪波，壮中华民族之雄节。譬如结构形态、体式格局，除了“传统”的诗化散文以外，我们希冀产生品类交叉、相互渗透的小说化散文、戏剧化散文、寓言化散文，甚至电视化散文以及系列化散文。譬如语言，除了刻意营构文眼，精巧圆润以外，我们需要家常大白话的文风，亲切地与读者交谈。譬如行文的角度、节奏，除了单一的内视点或外视点，缓慢单调的叙述、描写之外，我们要求内、外视点交迭的现代散文的视角，体现现代生活频率的节奏和律动……
对内恢复散文传统，对外开放交流。这样虽然很难说新时期的散文就搞活了，但是至少能够推倒横亘在散文作家、散文作品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一段围墙，消除相互之间的一瓣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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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文谈
义愤填膺的斯蒂伦
申奥
威廉·斯蒂伦是美国著名小说家，1925年6月11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海军服役，1947年在杜克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过《巴黎评论》编辑，并去欧洲进行广泛旅行。他以多才多艺蜚声美国文坛，他笔下各种风格的人物戏剧化地展现了当代生活中的困惑和矛盾。
他的第一部小说《躺倒在黑暗里》（1951）记述了女主人公佩通·洛蒂丝悲剧的一生。她出身一个富裕家庭，却得不到爱情和安全，不被人了解，最后饮恨自杀。作家指出她的死虽然是她父母的过失造成，但社会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作品中娴熟地运用了象征、倒叙、意识流等手法，描绘了错综复杂的家庭生活。1953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长征》，叙述在一次海军的训练性行军中，一个上尉拒绝执行错误的命令，反抗他的司令官，结果导致八人死亡，全篇充满了沉郁悲凉的气氛。他的第三部小说是《烧掉这座房子》（1960），反映在意大利的一群美国艺术家的堕落生活。他们彼此间勾心斗角，使用暴力，有人被谋杀，有人自杀，闹得乌烟瘴气。这部小说在法国流传很广。
他影响最大而有争议的小说是《奈特·特纳忏悔录》（1967），描绘1831年美国南方的一次奴隶起义。它用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了这次起义的领袖奈特·特纳对历史的沉思和回顾。小说对罪恶的奴隶制度和教会的虚伪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但在结尾，特纳却梦想与他所爱的一个奴隶主女儿结合，并皈依基督。这部作品得到了一部分评论家的赞扬，并获得了1968年的普利策奖，但也遭到一些黑人作家的指责，认为它歪曲了历史。十二年后，斯蒂伦又发表了小说《苏菲的选择》（1979），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中营为背景，此书曾经畅销一时。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喜剧《在陋室中》（1972）和散文集《静静的尘埃》（1982）。
斯蒂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对所看到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是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官僚主义感到义愤填膺，加以口诛笔伐。1984年5月，他被国际笔会推选为当代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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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观画听歌
高伟
朱屺瞻老先生年愈九十有五，一生作画，在国内外举办过十数次个人画展，颇享盛誉；九十岁时曾在京展出新作，轰动京城。他画风独树，学前人而自出胸臆，笔墨方、辣、拙、厚，技法气象刚健，情致高华。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在艺术上勤于创造探索，不断变法出新，他的画总使人感到无限的生机。就说这次进京展出吧，他坚持：五年前在北京与观众见过面的画，一概不再展出。据中国美术家协会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展出的多是朱屺瞻先生近两三年的新作，也就是九十四五岁时所画的。
画得究竟怎样，自可见仁见智。我这个“美盲”却五体投地、叹为观止于他那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刻意求新的创造精神。他的儿子也是作画的，说：“父亲不但看国外的画，也看我国的新画老画。就是五六岁孩子的画，他也要目不转睛地看上好半天，并认真地从中汲取养分，使自己的画更能充满朝气，更富于一点稚气。”
晚上，在电视机前看了一次音乐会。出场的不无著名的新老艺术家。但演唱的节目“老”而“旧”，有的歌从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一贯制”！一些新出现的歌星也总要唱老歌唱家已唱了多年的歌，新人旧曲，总不那么新鲜。没有适于自己演唱的新歌，责任在作词作曲者，演唱者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推六二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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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午〔油画〕 金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