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王元化
一、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问题
关于新方法论问题，现在谈得很多，有一些不同看法。前几年，史学界开始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如金观涛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他认为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它们按照功能耦合原则调整着相互的关系。作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释了罗马社会由共和制变为帝国制的原因。作者运用系统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是运用得比较好的。文学研究中运用新方法论有的较好，有的似乎较逊，不少人把精力主要用到创造新名词上去了。我并不是说不要用新名词，新观念往往需要用新名词来表述。但现在有些文章用了许多生涩的、杜撰的名词、术语，其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因为完全可以用易懂的语言把问题交代清楚。正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是运用它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搬弄名词。对新方法论，也应如此。运用新方法论的成败标志，应该体现在研究的成果上。如果运用新方法解决了问题，推进了理论的进展，以至有所突破，纵使论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也是取得了成就的；如果运用新方法只得出了和以前运用老方法得出的同样结论，理论上毫无进展，徒然点缀一些新名词、新术语，那就变成空疏的花架子了。
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是相通的，钱学森列出九门学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学科和一些新方法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我们应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这些新方法的关系，这一点很必要。我很赞成“离经不叛道”的说法。但我不赞成把它理解作仅限于方法而不涉及观念。照我看经典中的某些观念也不是不能突破的。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而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上，用引征代替论证，就现成，图省力。今天提出的“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是经典中所没有的，离开了经典，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之所以常青，就在于它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成果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它不象儒家的大学之道“止于至善”，也不象黑格尔哲学虽然充满了辩证法，却得出了一个十分僵化的结论，即由绝对理念返回自身而宣告认识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局限与当时整个科学发展有关，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化论、细胞理论和能量守恒这三大发现还没有出现。过去我们只讲阶级局限，完全不顾由科学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认识局限，这是片面的。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前进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如此。列宁曾经说过：随着科学的进展，马克思主义要不断修正自己。我们现在很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沟通新方法论的桥梁，用马克思主义对新方法论进行探讨，加以剖析，给予正确的评价。把这种研究探讨和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僵化的教条的东西区别开来，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五六十年代，在《文心雕龙》的讨论中，为了这部著作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争论得很厉害，到目前还没有结论。这种争论自然是需要的，但是以为这一争论就是评定这部著作的唯一关键，那就未免太把它夸大了。我以为把政治上的概念硬套在哲学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势必得出从古到今凡唯物主义就是进步的，凡唯心主义就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由于我们用它来解释文学史，来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了强行纳入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以致作出种种削足适履的论断，以致要肯定某一著作的价值，就把本来是唯心的，也说成是唯物的。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东西很多，这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不是都要放到错误的陈列馆去呢？
我认为，目前对待新方法论不能采取否定的态度，我们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方法论的关系，并慎重地运用新方法来为文学研究服务。在这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不能把新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过去吸收了，今后还应该不断吸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新方法论，同时又在运用新方法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要有一种宽容精神。在运用新方法进行理论探索中难免有一些幼稚的和不成熟的东西，这就象孩子学步，一开始就让他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正象对待科学家实验的失败一样，我们应该容忍在文学领域内应用新方法的失误，不要看到一点点错处就冷嘲热讽，甚至加以恶谥，那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满怀热情地支持这种探索。
三、正因为是探索，就应该集思广益，倾听别人的意见，有追求真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探索者和批评者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在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才能有一种心平气和的对话。
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
为什么在建国三十多年中文化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这种研究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目前人们逐步明白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从而形成了近年来的研究文化热。但是我们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因袭的陈旧观念，那就是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不对，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点作简单庸俗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指出这种决定作用的同时，还指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作单纯直线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不是政治经济的规律所能代替的。同样的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文化史上，有没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呢？应该说是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本杰明·边沁的效用说时，提出了人性的问题。马克思说：人性可分为“人性一般”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在我们的文化史中是不是也有一种共性的东西，象这里所说的“人性一般”的存在？即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某种共性的东西。我们的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不同特点，同时还应在历史长河中探寻人们思想中所潜藏文化传统的共性成分。
我认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在创造力上表现的特点。每个民族文化在创造力上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把世界文化归为二十几种类型，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学说，以此来探讨文明诞生的原因。这也就涉及到创造力的问题。）（二）民族心理素质。（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四）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
我以为探讨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黑格尔曾经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东方哲学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我认为黑格尔这一说法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就是群体和个体、共性和个性或者说是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我国文化传统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我国古代就重以礼节情的思想，直到后来还是把“无己”、“克己”当作美德，要榨掉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使人成为一个空有躯壳的社会性的机器；这种极端思想为什么会在我国一直盛行不衰？这与我们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很有关系。但是，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进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至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
中国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把一切都同伦理道德挂钩。孔子的哲学也主要是道德箴言，思辨色彩不浓。在自然观上，中西有着不同的形态，倘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照来看，希腊是朴素的直观，中国是天人合一。刘勰的“天地人”三才说也是把自然纳入人的道德规范之中。从亚里斯多德《诗学》开始，西方人提出自然的模仿说，中国没有自然的模仿说，因而很少有史诗、长篇叙事诗，这就跟思维方式相关。中国重政教伦理，反映到文学观上就是原道、明道、载道。刘勰的文学总论也是把原道、征圣、宗经融在一起，形成道——圣——文合一的体系。至于言志说，也和希腊的自然模仿说异趣。中国的文学观离不开政教伦常。《关睢》这样的抒情诗也要和“美后妃之德”联在一起，蒙上伦理的色彩。在科技方面，当欧洲还在野蛮落后的中世纪徘徊时，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为什么到后来突然停滞不前，没有产生象西方那样的近代新科学？除了社会原因外，从文化传统中也可以探讨出一些原因。李约瑟曾列表说明科技发展的三个因素：理论、实验和应用。我国在应用上发展很快，在理论和实验上却很落后，往往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东西，这影响了科技的发展。国外一位学者说，中国人的认识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不强调理论思维，讲究直观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很对。
在对文化传统的再评价上，有的论者只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往往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不同意单单从哲学思想方面，比如用儒学来概括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不重要，而是由于哲学思想总是和时代、社会的联系较密切。可是当它一旦凝集在民族的心理中，它就往往冲淡时代、社会所赋予它的特定的内涵，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的确定模式，而这些往往正是构成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原载《文汇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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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儿童文学插上科学的翅膀
陈伯吹
一般的文学作品，主要在于塑造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但是作为儿童文学作品，既要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要张挂起“多识夫鸟兽虫鱼”的画卷。这在“文学是人学”的疆界上，似乎是“画蛇添足”，或者说是“节外生枝”。其实不然，这恰恰能适应儿童教育的特殊需要，能回答小读者对大自然提出的一系列“为什么？”“怎么样？”这也正是儿童文学有别于一般文学的特色之一。
所以，别忘了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儿童年龄特征”：好动，厌静，要求具体，要求形象，要求趣味，言之有物，少些描写，抒情，多些动态，情节，更多些新鲜事物，逗引起他们的关心和探索……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热忱地迫切地要认识并理解他们生活着的世界，只是限于知识贫乏，经验不足，急需吸收并充实自己，而科学文艺作品正好当上了他们的良师益友，它施展的“魔法”，就是寓品德教育、审美教育与知识教育于娱乐之中。
记得比安基写过一篇《苍蝇要有一条长尾巴》：描绘苍蝇嘤嘤地向凭窗眺望的人缠扰不休，索取一条长尾巴，借以美化自己。人不得已指点它到溪林中去找寻。它遍访着鱼、虾、啄木鸟和狐狸，等等，可它们的尾巴都有求生存，防敌侵的用处，不肯给予；人又让它到田里和牯牛商量，结果它被拍死在牛背上。这作品描叙了各种尾巴的性状和功用，在饶有趣味的情节中，授传了关于动物及其尾巴的知识。
鲁迅说得很精辟透彻：“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他老人家又进一步阐说道：“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这一简明扼要的分析，说明了科学文艺作品在读者获得文学欣赏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还能不太费力地记取有益有用的科技知识。八十年代的儿童若从小阅读科学文艺作品，日长月久，自然而然地爱科学，学科学，钻科学，用科学，最终就能成为四化建设战线上的勇士和闯将。
欧洲产业革命期间，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地心引力；瓦特见沸水掀起壶盖而创制蒸汽机；我国的曹冲和文彦博，则早在千年以前，认识了水的浮力。而前者以船称象，后者灌洞出球……诸如此类的历史上的科学佳话，书不绝载，这就是文学家赫尔岑说过的：“科学是到处为家的——不过任何不播种的地方，它是不会丰收的。”而科学文艺作品正是少年科学家的播种机。
或许科学家和文学家认为这一工作，非我专业，与己无关；而且看来是个“小儿科”，干起来倒也有些困难。那么，且听鲁迅直捷爽快地回答：“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同样地，文学家只要多读读科学书，当然也会够了。我们应加强这一作品的艺术劳动。
儿童文学工作者不只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催发精神文明的花朵，还要在他们的头脑中培育物质文明的果实。要在儿童文学阵地上，举起科学文艺作品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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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雪城》〔长篇小说〕
作者：梁晓声 载《十月》1986年第二、三、四期
十一年前，A市几十万知识青年满怀激情，在锣鼓声中轰轰烈烈地告别亲人，奔赴北大荒去寻找他们要寻找的东西。十一年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寻找到，心灰意冷，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地离开北大荒扑进家门，预备在亲人的抚慰中，开始人生的第二次寻找。可是生活是严峻的，城市里没有为他们留下工作的位置，却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写下了两个看不见的“红字”——待业。他们成了城市的沉重负担、家庭的累赘。强烈的心理反差，使他们感到茫然和惆怅，感到痛苦和愤怒。
为了向厄运挑战，知识青年不得不组织起乐队，在市少年宫广场帮助金嗓子刘大文同在少年宫内演唱的歌唱家对垒，为揭穿师院“师资训练班”招考的骗局，他们在一中考场上同民警发生了纠纷。小说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起伏跌宕地反映了众多返城知青不寻常的经历，以及这些热血青年为理想而奋斗，同命运作殊死拚搏的动人情景。
（张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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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迪斯科俱乐部》〔中篇小说〕
作者：瞿琮 载《小说》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乍看小说题目，不免引起对一种新的舞蹈语汇的联想，若细读下去，你会被浓烈的特区生活气息所感染。经济特区究竟什么模样？有何特殊风采？对一些内地人来说，小说反映的生活是有吸引力的。
作品围绕一批进口鸡饲料的处置问题，描写了一场错综复杂的交战。活跃在S特区的年轻经理们，在改革年代奋发有为，但是，沉重的传统惰力，权势者的作梗，私欲者的疑惑，又使改革事业举步维艰。毕竟，生活的大潮汹涌向前，特区社会环境为大有作为者提供了一显身手的天地。
作品力图打破改革者形象的“模式”，充分展示他们复杂的心态和性格，于五光十色的生活中，映照出各色人物的精神风貌；于时空变幻展示社会人生世相。
（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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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关注善良人精神的觉醒
——谈张炜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
宋遂良
张炜是一个艺术个性很强的青年作家，对文学创作抱着一种献身般的虔诚；他又是一个道德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特别敏锐的观察和理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一切美好的心灵，严厉地谴责那些昧了良心的“黑暗的东西”，感同身受地关注着善良人精神上的苦难和觉醒。
在张炜的第一个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中，表达了他对故乡和青春的珍爱。他写那些美丽、顽皮、随着年龄增长而感受到生活中无形的压抑感悄悄逼近的女孩子们。如《声音》中天真、健美、懵懵懂懂的二兰子同富有理想和毅力而其貌不扬的小罗锅之间的友谊；《看野枣》中的大贞子对于受了坏人影响而走了邪道的下台队长三来的复杂感情。在《夜莺》中，张炜细致地描写了一个苦苦地思考着美学定义的大学生和一个无忧无虑地劳动着的农村姑娘之间心理上的感应、交流和隔膜，使我们产生一种“彼此要能给对方一点什么多好”的愿望。他写那种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自然微妙的情感。友谊因为爱情的点染而变得神秘，爱情因为友谊的净化而愈显纯真。当一排一排各式各样天真美丽生气勃勃的农村姑娘从张炜笔下走出来的时候，人们惊异地发现了他的艺术悟性，诗心才情和智慧风貌。张炜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但这个世界毕竟太单纯，他回避了生活中的丑恶，他的心太软了一点。
于是张炜加强了他作品的力度，进一步密切了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他开始以农村改革为背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从1983年起，他写了《草楼铺之歌》、《黑鲨洋》、《灌木的故事》、《护秋之夜》、《一潭清水》和《海边的雪》等。在这些作品中，张炜仍然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人的精神领域：他激励那些生活中的弱者振作精神，咬紧牙关向前走；他提醒人们在欢呼责任制带来的农村新发展时不要忘记挖掘人与人关系中的“一潭清水”。在《海边的雪》中，他谴责那四个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不敬重老人，因为想发财而忘记了一切。当他们在黑夜波涛咆哮的大海和风雪弥漫的迷途中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正是老渔民金豹点燃了他毕生集蓄的渔铺子给他们指点了回归生地的光明道路。和金豹类似的老汉，还有老刚、黑老章子、二老盘、老葛船长、徐宝册等。张炜描写这些曾经沧海饱经磨砺而变得坚定、淡泊的老渔民、老水手、老果农，平静地表述那岁月冲刷不掉，劫难摧毁不了的人生价值、精神财富，它凝聚着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智慧。
在被称为“秋天三部曲”的三个中篇——《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和《你好，本林同志》中，张炜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的思考。他尖锐地揭露王三江、肖万昌这类“早已蜕化变质却又似乎总有道理”的基层干部。但是他把主要的注意力仍然放在老得和李本林这类善良的弱者的精神觉醒上。那么多的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那么多的农村青年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但张炜却执拗地把同情和关切向着那一部分在时代变动中暂时处于困境的弱者。长期的“大锅饭”和忘却尊严的依赖性生活，使李本林失去了谋生的本领和竞争的能力，天真得缺乏分辨是非好歹的正常判断力。在改革潮流的冲击下，李本林也曾跟着孙玉峰兴奋而愚笨地忙碌着。一次一次发家致富经营的悲惨失败，并没有促使他有所省悟和长进。他竟然霹雳一般地质问不愿收购他们的不合规格产品的土产店经理，“你对贫农是什么态度！”阿Q式的精神胜利和极左思潮混生的盲目优越感，使真诚、善良的李本林的悲剧性格有着极大的震撼力。从这里再一次看到张炜对人的精神觉醒和独立意识的关注和期待。
《秋天的愤怒》是去年描写农村改革生活的优秀作品之一，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这篇作品的主旨，仍在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开掘。通过对李芒形象的塑造，它赞美人的尊严和独立，呼唤不屈服于命运的叛逆精神。李芒是一个有着较丰富内涵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农民却有着充实的理性世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生活在最底层，却关心着全人类。我们找不出一个现成的称呼来概括他。他是在过去那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历经磨折，由艰难困苦玉成的新一代。李芒的觉醒和作为，显示了历史新时期人的精神的解放。
依靠感觉、情绪、心灵去把握生活，轻情节而重氛围，这是张炜的气质和艺术追求。这种追求既使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渗透力，也使它不免于某些主观随意性。张炜说过，有些人用脑写作；有些人用心写作。可是真正有力量、有内容的作品，还必须用心写。在《秋天的愤怒》中，李芒的难以排遣的忧思、悲愤形成了一条情绪的大河，贯串在整个作品的情节流向中，一种富有诗意的悲剧性的艺术氛围如影随形地弥漫于作品间。其中，有一节长达五千六百字的景物描写，那是李芒在同肖万昌决裂以后，独自对内心的激动和愤怒的一次叩问和抚慰。宁静的海滩、燃烧的晚霞、呻吟的木桥、温馨的河水，以及大自然的旷渺、深邃、质朴，映衬了李芒那孤独而丰富的心灵。心灵里蕴藏着对苦难的默想与追溯，对现实的忧虑和沉吟，对未来的呼唤与向往。正因为对家乡故土、父老兄弟爱得这样深切，才有如此真诚执著的愤怒和痛苦。
用心去写作，还促使张炜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与追求。他凭着独特的艺术悟性，不断开拓艺术视野。他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如采用“变形”的手法，放大老得勤于思索的这一个侧面，用交叉重迭的象征来描写李芒和小织的爱情。《海边的雪》则表现了一种现代人对生命、事业充满哲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有许多着重从外部世界去描绘生活变化的作品：大起大落，风云际会，气壮山河；也可以有一些着重从心灵层次上去感应生活变化的作品：清风徐来，微波荡漾，静水深流。这才见出作家的个性，这才会有文学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