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小草天地心
——纪念陈叔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荣毅仁
今年是陈叔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由于他的道德文章，我们都尊称他为“叔老”。他自清末点了翰林起，到中华人民共合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中历尽坎坷，然其高风亮节，诗词翰墨，早著声誉。解放前我与叔老曾在上海南阳路寓所有一面之缘，对他很为敬慕。
我第一次与叔老共事，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上海各界发起劳军之时。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特别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使我们深为感动。叔老是那次上海各界劳军委员会主委，我是副主委之一。我见他宵旰勤劳，处事深入细致，待人和蔼可亲，虚怀若谷，从不独断专行，极为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叔老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之一。1952年筹备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开始，到1966年初叔老谢世，我和他共事了十多年。叔老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的忠诚。在工商联工作中，叔老尽其全力把党和政府的要求与工商界的愿望融为一体，但并不等于说他只是一座桥梁。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叔老深思熟虑，有他自己的主见。当1955年我国对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时期，社会上一般都认为工商界重视定息，而工商界自己也确实有所谓“坐三望四”之说，即估计国家给工商界的定息是三厘，但希望是四厘。后来国家规定定息是五厘，七年不变，如果还有困难，可以拖一个“尾巴”。这当然使工商界皆大欢喜。但叔老与我们交换意见时，我感到他所最关心的并不是定息问题，就我记忆所及，当时他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下述三点：（一）公私合营时对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能否公平合理；（二）人事安排是否适当；（三）企业合营后公私双方如何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尤其是后两点，他格外关心。从那时迄今三十年的事实证明，叔老当时所关心的几个问题，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是发挥工商界的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贡献自己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专长，并与干部、职工群众团结合作，共同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关键性问题。
在工商联工作上，叔老一贯主张既要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又要积极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他曾经和我们讨论过多次，提出我们必须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需要时应该对党的工作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为工商界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知识、有技术、有管理企业的经验。现在国家要发展生产力，要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怎么能吸引他们，同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他还说，我们的工作如果“左”了，就会影响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如果右了，又会影响工商界的自我改造。所以，不论“左”了或右了，都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归根到底，必然损害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生产力的发展。
叔老十分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多方罗致经济人才。就是要充分发挥掌握现代企业的有管理经验、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的作用，以尽量少的投资，取得尽量高的经济效益，创造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在我国的民族企业家中，是有这样的人才的。
时间已经流逝了二十多年。叔老当年关心的这些工商界的人才，现在已经老了。但我们应当看到，当年的老企业家现在已成为知己知彼，既熟悉资本主义，又了解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针、方法及其存在问题的新时期的新企业家。尽管两鬓如霜，仍在尽心竭力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受到党和人民充分赞许。更何况他们还有遍处海内外从事工商企业的第二代、第三代。溯其根源，必须肯定这是当年党和政府，为了团结民族工商企业家，实行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成果。
叔老所指的经济人才，从工商界来说，不仅是经营大中企业的人士，也包含经营小企业以至小商小贩等个体户（当时称为“小户”）。叔老同样十分关心小户。他们的人数要比经营大中企业的不知多多少倍。决不能忽视这些小户。他们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为各地居民提供生活服务和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说明个体经济为国家建设所需要，就我记忆所及，在全国工商联，叔老是第一个提出举办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的。这实际上是由人民团体主办，不列入国家财政开支预算的一种社会保险事业。当时，小户也是工商联的会员。有了这项生活互助金，小户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他们可以安心经营，安心学习，无后顾之忧。
叔老给我另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品德。这特别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因为他是清朝的翰林，当年旧中国的统治者，不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都想借重他的盛名，许以高官厚禄，但都遭他拒绝。抗战时期，日伪也因他出身清代翰林，又是日本留学生，更千方百计对他拉拢，他始终避而不见。叔老是一位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不屈服的爱国者。上海工商界都知道，叔老虽然相继在出版界、银行界工作多年，但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常常变卖所藏文物以至卖字。他崇爱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历史上深怀爱国感情，忧时忧民、洁身自爱的诗人，这实际上表现了他自己崇高的爱国情操。我读过他的一首题为《记石》的诗。其中有“相携北而南，中历几桑海，国破此独完，盆盎发光彩”；“小草天地心，坐对蠲尘浼。”所谓“北而南”，我认为是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经历了多少次历史变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光彩；他是棵常绿的小草，而他的心与天地同在，没有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然而，新中国甫经成立，他就立即应中国共产党之召，积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活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叔老的平生了。
叔老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他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因而也就真心诚意地对党的领导人某些工作上的失误或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他早向我们谈过，解放以前，为了发动农民英勇地反抗几千年来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应该的，否则就不能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恐惧感。农民运动发动不起来，地主阶级的威风也就不会倒下去。但是，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了，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人民内部，如果仍然把“矫枉必须过正”奉为金科玉律，那就值得怀疑了。叔老这个观点，不仅同我们私下谈，而且公开在会议上谈，希望引起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就我而言，叔老在这方面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当时他认为开展这场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有两个担心，一是怕斗争扩大化，二是怕搞错，也就是把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解决的问题，甚至把正确的批评或意见，也当作是敌我矛盾来处理了。在当时情况下，“言者无罪”变成了“言者有罪”，致使以后若干年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团结，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巨大损害，这个历史教训不能说是不深刻的。
叔老是位求贤若渴、选贤任能的长者。他任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期间，先后邀请沙千里、项叔翔两位同志为全国工商联秘书长。沙千里是举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是位律师，然而与工商界关系甚深，项叔翔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办事老成持重，工作细致，待人诚恳，素为工商界所钦敬。两位秘书长都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与党很亲近。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的英明，同时也是工商界爱国热忱的表现。全国工商联在叔老的领导下发挥了组织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两位秘书长主持了具体工作，功不可没。
最后，我想谈谈叔老的学习态度，叔老平时认真钻研理论，学习方针政策，手不释卷，讨论时语多精辟，从不无的放矢。有一次，我们讨论周恩来同志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话。叔老表示，他历尽沧桑，在各个历史时期，有过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还有过很重的封建迷信思想。他说：“我是从封建社会中过来的，如果我不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怎么能跟着新时代、新社会一起前进呢？”他的这些话至今言犹在耳。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叔老的这种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是值得我们十分珍视的。
叔老长我四十岁。他生前我们时相过从，我敬重他的刚正不阿，平易近人，以长者礼待，而叔老不以年长自居，遇事垂询，时加商榷，视我如“忘年交”。人之相知，贵相之心。至今叔老音容宛在。他崇高的爱国精神，他的强烈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附图片）
1956年5月30日，陈叔通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在天津公私合营利和织物公司视察。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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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慷慨奉献的一生
——纪念母亲李德全诞辰九十周年
冯理达 冯颖达 冯洪达
今年，是母亲诞辰九十周年。她那慈祥爽朗的音容，她那慷慨奉献的一生，至今依然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激励着我们前进。
父亲的“贤内助”
1923年，母亲已二十八岁，为了争取妇女和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她将全部身心投入社会教育事业，对个人的幸福置之度外。
后来，在表姨李淑诚夫妇的介绍下，她结识了父亲冯玉祥将军。当时，父亲在北京担任陆军检阅使，胸怀壮志，中年丧偶，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十分渴望得到一位知己。他爱慕母亲的才华和胆识，对她所具有的劳动人民淳朴本色，特别钟情。在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上，他们真诚相爱，1924年2月结为终身伴侣。由于他们的婚礼热烈而节俭，曾在奢侈成风的京城传为佳话。新婚次日，夫妇并骑出席早操，当即博得全场官兵喝彩。
当时，父亲已故夫人留下五个子女，多未自立，母亲亲操家务，精心抚育幼小。同时，伴随丈夫，辗转军旅，深入到官兵中间问寒问暖，深入到眷属身边排忧解难，并为随军及驻地的儿童开办学校，让孩子们免费入学。她力图改变这支以穷苦人民子弟为主的军队的素质，向广大官兵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消除封建思想意识。她的努力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虽受到一定局限，但在部队中，的确萌芽了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
不久，父亲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动了震惊全国的“首都革命”，积极响应北伐。接着，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可惜当时北方政局已为军阀把持，父亲被迫避居。在此复杂形势下，母亲不畏险恶，代表丈夫到北京欢迎孙中山先生。这一举止，引起段祺瑞执政府的恼怒，拟对她施加迫害。她有家难归，一度到母校贝满中学避难。不久，孙中山先生卧病，她再次挺身而出，代表丈夫去探望孙中山先生，并当面聆听教诲。
面临国家动荡，新老军阀相互倾轧，母亲多次陪同父亲拜访李大钊同志及苏联驻华使馆的同志，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同时，她在官兵中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925年，母亲陪同父亲前往苏联考察，他们受到了斯大林接见，拜会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的妹妹。列宁的妹妹赠给她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勉励她拿起武器为中国妇女解放而斗争。在苏联的种种见闻和感受，使她受到很大启迪。她的思想开始叛离“唯神论”，并向“唯物论”逐步转化。
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父亲先行返国。母亲特派胞弟李连山陪同在西北军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一道出发，为父亲在五原誓师进行准备工作。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帮助，父亲的部队挥师大进，所向披靡。此时，母亲继续留在苏联考察，并密邀妹夫张克侠将军和其他进步人士，前来苏联领悟十月革命的真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她不顾敌人的诽谤和一些朋友的误解，排除困难从苏联返国。她协助丈夫抵制反动派下达的除掉苏联随军人员的命令，指示胞弟李连山亲自参加护送苏联顾问回国的工作。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全体在冯部的苏联同志，都平安返回祖国。
自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父母亲共同吸取教训，在泰山聘请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讲授政治、经济、历史，借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在很长时间内，父母亲身边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一些共产党人成了他们夫妻的良师益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母亲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积极促进父亲旧部及一切爱国部队共同抗日。她还参与过营救胡志明，慰问被囚禁的杨虎城将军以及帅孟奇等的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她和丈夫一道，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而并肩战斗。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她代表丈夫到机场欢迎。他们还尽一切努力，掩护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
1946年，父亲被迫离国，在美国居留期间，母亲积极协助父亲从事反对内战的活动。
不久，父亲的护照被吊销，经济来源被断绝，这一切，都未能使他们屈服。没有钱，母亲便在旅美华侨开办的国语班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附设的华语班担任教员，用她劳动所得来维持生活。此时，父亲口述，母亲记录，整理出版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向世人展示出重要的历史资料。
1948年秋，新中国已升起曙光，为了尽快投身祖国的解放斗争，母亲两次与苏联驻美大使联系，终于使没有护照的丈夫和全家人胜利踏上返国的归程。不幸的是：黑海上的意外火灾，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使这一对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患难相依的革命伴侣永诀了。
母亲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返回祖国。她捧着父亲的骨灰，向欢迎她的朋友和同志们说：“冯先生的志愿是回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现在遭遇不幸，他未能亲自看到现实，我要把他的骨灰带回解放区来，以实现他的心愿。为了参加革命，我勉励自己要踏着冯先生的脚印，完成他的遗志。”
1982年秋，在纪念父亲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小平同志接见我们时评价父亲说：“冯玉祥将军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母亲正是在这“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父亲同享悲欢，相互砥励。她是父亲处于风云变幻时期的亲密伴侣；是父亲面临重要抉择时的革命战友。在他们共同度过的几十个春秋中，有荣誉，她愉快地站在父亲背后；有危险，她勇敢地闯到父亲身前。她曾作为丈夫的使节，不惧生死，出色地完成过无数艰巨而复杂的使命。她为了帮助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帮助数十万计的冯部官兵日益走向革命，付出了大量心血，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功勋。
争取自由民主的“女战士”
早在学生时代，母亲便投身于爱国运动。在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系燕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时，她担任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学生争取自由和民主，曾率队抗议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华言论，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她作为“全国妇女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会”的代表，带头请愿，反对“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要求规定男女代表的比例，规定妇女团体有权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同年夏天，她联络南京知识界妇女，发起组织“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任常务委员，为促进国民党统治区上层妇女的联系，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广泛团结各界妇女、各界人士，支援前线，从事战时儿童保育，开展妇女运动及救济工作。她到处进行抗日救国的鼓动宣传，有时候，在会上讲演，让当时还年幼的子女为群众表演武术，高唱抗日歌曲，常常使会场为之沸腾。她的爱国热忱和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同志特别讲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李德全，积极抗战，有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她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联合进步妇女，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平与妇女解放而进行奋斗。在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后，她愤怒声讨反动暴行，为被杀害的女同学伸冤。在“沧白堂事件”及“较场口事件”中，她身为大会主席，坚决站在斗争第一线，毫无惧色，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1946年9月，她受邓颖超同志和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委托，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她用英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及“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提案。她的发言，正气凛然，显示了中国革命妇女为争取解放的坚强意志，得到了世界进步妇女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各界人士反对独裁暴政的信心。会后，邓颖超、许广平及中国妇女联谊会等许多团体分别或联名来信，称赞她“为我中华姐妹争一口气，为我国族争公道正义。”
为祖国任劳任怨的“老公仆”
1949年2月，年过半百的母亲到达北京，从此开始她为新中国服务的里程。二十三年来，母亲在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中担任过不少职务。她一贯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甘做人民的“老公仆”。
二十年来，她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做过许多争取和平与友好的工作。1952年，她代表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中国各界人民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和各国权威人士组织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和朝鲜人民的罪行进行科学调查，给予了有力揭露和严正谴责。在第十八届、十九届的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她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进行了坚决斗争。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派往日本的使团，她不顾少数反动分子的猖狂挑衅，为开拓中日友好做出有益的工作。
她曾经率团访问过苏联、东欧和西欧以及亚、非、拉美一些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杰出的妇女领袖、社会进步人士以及普通群众，进行了亲切、坦率的交谈。由于她能应用英、俄两种外语会话，有助于沟通感情，广交了朋友，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做出了卓越贡献。
毕生不谋私利的“好榜样”
母亲出身贫寒，自幼常处逆境，后来尽管身居高位，但始终把名利、地位、金钱视为身外之物。在父亲遇难后，她把父亲的全部文物和遗产连同本人的财产，无私地捐献给国家，没有给自己和亲生子女留下一点私蓄。
她有六个胞弟，都曾对革命事业有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她从未利用自己的地位去为他们谋取名利，始终不渝地鼓励他们去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对于自己的亲生子女，她一贯要求严格，不允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权。她的专车，从不许子女私用。只要没有重要日程，她上下班常常步行，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也利用走路的机会去接触群众、观察了解社会生活。
她的工资，除赡养老母和本人必需之外，大部分都还之于民。凡是她听到、看到、想到的“困难户”，她都有计划地或及时地给以帮助。她常常怀念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曾长期给吉鸿昌同志的女儿吉瑞芝以经济援助，并叮咛吉瑞芝哺育好下一代。
她一生都以助人为乐事，受到她无私帮助和周济的人不可胜数，其中，有她所熟悉的人，也有素昧平生的人。她帮助别人从不求得报偿，也反对替她宣扬。她特别鄙弃那些以小恩小惠来施舍的人，反对那些热衷于“锦上添花”而故意当众解囊的人。
母亲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是祖国统一、人民幸福、人类和平，并强烈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她在年过花甲之后，重又焕发青春，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长期夙愿，从此，她变得年轻了，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更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