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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高尔顿博士与和平研究
殷鼎
和平的生活，是人类最普遍的愿望。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不仅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更应是发展的目的和人类的未来。目前，国际上的和平研究蓬勃兴起，众多的研究机构中，挪威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举世瞩目。所长约翰·高尔顿博士既是它的创始人，又是当代国际上开展和平研究的先驱。从五十年代末创办这座和平研究所起，近三十年来，高尔顿博士作为国际上声誉卓著的和平思想家和学者，带着对人类前途的深切关心，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倡导和平。他著述的《和平与社会结构》、《和平与和平研究》等六本书，是国际和平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
高尔顿博士还创办了国际著名的《和平研究》杂志，担任主编近四分之一世纪。从发起和平研究之日起，高尔顿博士始终强调，和平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被利用来调解冲突和应付谈判，或作为一种赢得喘息和时间的工具，以准备新的战争。和平是人生哲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我们没有权力把暴力和冲突再留给后代，每个人必须从现在起便承担起这种义务。正象联合国和平宪章所说：“战争首先爆发在人的意识中。”如果和平的意识能植根于社会的全体人民之中，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避免的。
从人生理想的层面来理解和平，和平研究就不仅仅局限于外交谈判、核裁军、社会暴力、犯罪等方面，和平意识要人们自觉地采取非暴力的生活方式、开明容忍的思想态度去对待他人，从寻求和谐的思维出发去考虑社会前途。和平研究不仅要探讨军事、种族、政治方面的有形冲突，同时要揭示由人类精神活动方面酿成外部冲突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和平研究远远超出了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的范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都与人类和平的前途息息相关。把和平的实现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直接融合起来，这就使和平研究，不再如历史上耽于空想的和平主义以及权宜之计的和平，流于清议和权术。
目前，和平研究还在国际范围内促成了一种新的意识，改变着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和平的倡导只是国家领导阶层和政治家份内的事，一般个人的努力对社会和平的实现无能为力。而这种新的和平意识要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人都自觉地承担起他对社会和平的责任，促成社会中全体人民和平意识的觉醒。和平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是人对自己生活与未来应负的责任。今年的“世界和平年”活动，在全世界得到了各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团体以及广大民众的响应，也是这种新的和平意识兴起的明证。
我曾与高尔顿博士长谈过关于中国与和平问题。不能设想，没有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的积极参与，世界将会有和平的未来。高尔顿博士因此寄厚望于中国在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和平的建树表示赞赏。他对中国文化中丰富的和平思想，颇感兴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盛世的向往、“和而不同”的和谐理想、社会与自然的协调，以及追求内心生活的宁静平和、或许对当代和平研究富有建设性的启示。
高尔顿先生本来是数学家，曾获数学和社会学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妻子是一位与他携手致力于和平的日本女性。六十年代，高尔顿博士担任联合国发展与和平顾问时，他们在东京相识。一次，与我谈笑时，他们风趣地称他们和谐的家庭为一幅象征性的东西方“和平之作”。今年六月，高尔顿夫妇应邀来华访问、讲学，与我国人民携手合作，为了孩子，为了未来，共同从事和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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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艰苦历程的记录
——访瑞士伯尔尼爱因斯坦故居
杨武能
伯尔尼克拉姆街四十九号二楼有一套朴实无华的市民住宅，这就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故居。1902年至1907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史上至关重要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年轻的爱因斯坦总共发表了三十二篇科学论文；特别是在被称作他的“命运之年”的1905年，当时才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不仅提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狭义相对论，还提出了布朗运动理论等重要物理学理论。
古城伯尔尼以接待和庇护过杰出的科学天才而感到骄傲。爱因斯坦曾作为“三等技术专家”在市专利局工作过，市专利局所在的大街就被命名为爱因斯坦大街。1977年，在马克斯·弗吕其格博士创议下，伯尔尼成立了爱因斯坦协会。1979年3月14日，值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之际，克拉姆街四十九号正式被辟为爱因斯坦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穿过伯尔尼的老钟楼，踏着克拉姆街用石块铺成的路面，来到顶上竖着伯尔尼城徽——一头穿着盔甲的熊——的著名喷泉旁，抬头就到了故居楼前。楼下是一间生意兴隆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墙壁上悬挂着爱因斯坦的大幅像片。我们推开咖啡馆左边一道厚重的木门，登上狭窄的楼梯，进入了故居的小走廊。走廊两侧雪白的墙壁上贴满文字说明和图片。往左跨进起居室，对门的墙上有一幅放大成真人般大小的照片：一个蓄小胡子的年轻人站在三脚架支着的小桌前阅读文献资料，神情专注。它就是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时的工作照。它和故居中的其它展品一样，生动真实地记录了科学家早年创业的艰苦历程。爱因斯坦于苏黎世大学毕业后来到伯尔尼，无职无业，囊空如洗，不得已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希望谋得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后来好不容易在市专利局得到一个“三等”差事。一天紧张工作之后，他才有时间从事自己心爱的理论研究。实在累了，便踱到窗前，一边观赏克拉姆街美丽的街景，一边拉一曲小提琴，作为休息和调剂。如今，这琴、谱架和乐谱，还有那求职广告，都陈列在故居中，凡来参观的莘莘学子，无不睹物生情。
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男子来到我们面前，他就是当天在这座不收门票的纪念馆负责接待和解说的唯一工作人员，名字叫郁泽勒。他领我们走进内室，指着墙上一帧妇女的照片，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而动人的故事：1903年新年，年轻的爱因斯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米勒华·马里克是他大学的同学，一位很有才华的女数学家。在丈夫推导、论证和提出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她承担了大量繁复艰巨的数学演算工作，使年青的爱因斯坦如虎添翼。论文发表了，他早年在苏黎世的数学教授大为惊异，不明白这个从前很少来听课、懒于演算的学生何以一下子变成了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自然非常感激自己的妻子。1921年，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虽然他俩当时已经离婚，爱因斯坦仍直接从领奖地点——斯德哥尔摩赶到苏黎世，将全部奖金交给了米勒华·马里克。
望着照片上那张贤淑、聪慧而美丽的脸庞，郁泽勒先生最后说：
“米勒华·马里克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使我想到，在许多杰出而伟大的人物背后，都站着杰出而伟大的妇女，虽然她们常常默默无闻，不为人知。”是的，在爱因斯坦走过的艰难历程上，也有她妻子的脚印。（附图片）
伯尔尼的标志——十五世纪的大钟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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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伊尔的造型艺术
梁宇
1926年，年轻的扎伊尔艺术家卢巴基创作了第一批水彩画，这标志着扎伊尔现代绘画的开端。
六十年来，扎伊尔美术事业有了很多变化。尤其是1960年独立后，扎伊尔政府强调清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殖民主义影响，提出了恢复和发扬民族“真实性”，使扎伊尔的艺术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人们推倒了街头殖民主义者的塑像，在首都金沙萨的街心公园和建筑群中矗立起具有非洲民族特点的雕塑。在风景如画的恩赛莱小城里，有手擎火炬的《战士》，在恩加列马山上的《革命者的盾牌》的巨大青铜雕像已成为扎伊尔的象征。它们均出自闻名的扎伊尔铜雕艺术大师利奥洛之手。除铜雕外，唐巴和朗达的陶雕也各具特色。这些作品造型粗犷夸张，线条简洁，充分体现了黑人结实、矫健灵活的体形特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油画传入扎伊尔虽然只有几十年历史，但独立后发展迅速。艺术家运用这种技法表现非洲人民的现实生活。康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吸收古老非洲岩洞绘画的形式和运动感手法，表现狩猎、民间舞蹈和妇女头饰等生活情景。油画《女人和鱼》是康巴的一幅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物造型拉长，线条优美流畅，表现出黑人生活特有的韵律。有力的粗线与多变的细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富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民间绘画也兴旺起来了。民间画艺术家摆脱了学院派的束缚，以大胆的想象和自由发挥的技法创作出具有原始稚拙艺术风格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以莫克和桑巴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艺术家在扎伊尔艺坛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扎伊尔人民世世代代具有制造工艺品的传统技艺。其中乌木、象牙和孔雀石雕刻是工艺美术中的精品。另外，编织品、织绣品和陶制品在扎伊尔工艺美术中都具有独特风格。
金沙萨美术学院是扎伊尔全国最高美术学府。学院教学立足于民族传统，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主张观察自然和表现自然。目前，有三百余名青年正在这艺术家的摇篮里勤奋学习。（附图片）
△ 油画：《女人和鱼》 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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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日本的“博物馆热”
陈鸿斌
如今，日本列岛正在出现一个建造博物馆的热潮。近几年平均每年新增八十座博物馆，五年间竟增加了四百多座。到目前为止，日本全国拥有的各类博物馆已超过二千五百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只有一百五十座博物馆。
日本的博物馆大到国立博物馆，小到个人的收藏馆，种类亦从美术馆到各类动植物馆，电力、石油、造纸、算盘、货币、宝石、玩具、灯具、鞋类、威士忌，各有各的博物馆，五花八门，形式各异。其中最多的是历史暨乡土馆，约占总数的60％，其次是美术馆，占17％。理工和自然史方面的，约占9％，综合性的博物馆约为4％。
从地区分布来看，北海道、东京、长野、歧阜和爱知这五个道都拥有的博物馆最多，均不低于一百座，北海道更多达一百八十八座，号称“博物馆王国”，平均每两万多人就有一座博物馆。
日本的博物馆热是从1968年前后即为了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而出现的。博物馆的建造地点从县厅（相当于省府）所在地扩展到一些中小城市，如今，连一些小城镇也陆续建起了博物馆。与此同时，企业纷纷在大城市建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博物馆，展现本企业的现状及历史变迁。随着历史上第一次以科技为主题的博览会——筑波博览会的举办，日本各地在这一两年内又时兴建立科技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其直观教学作用是课堂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目前，日本的各类科技博物馆对中小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魅力。去年，日本各博物馆的参观人次超过一亿。而且，新建的科技博物馆一改以往那种寂静、暗淡并略带霉味的形象，而是采用计算机技术，使博物馆体现出娱乐的作用，让孩子们在声音和光线的变幻中愉快地学习。如东京煤气公司于今年3月在东京设立的“煤气博物馆”，就让氢气球和机器人在门口欢迎观众，在大厅里用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在屏幕上展现液化天然气产生的全过程，并设有答疑装置，可回答观众的提问。那里还用实物展示储气罐的内部结构，这在平时是看不到的。这样一遍看下来，人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煤气与生活的关系。
目前，博物馆热潮正方兴未艾。预计到2000年时，日本全国的博物馆将增加到四千五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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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能探矿
美国科学家查明，树木能指示地下的矿藏。他们发现，冷杉、松、云杉等针叶种幼树能吸收土壤中所含的三十余种金属。地质学家舍克列特断言，通过对幼树针叶和树干的分析，可查明矿物的产地。研究者把树种在专门挖掘的含有矿物的坑内，来证实针叶中和土壤中矿物质含量的相互关系。科学家认为，根瘤菌能促进树木吸收矿物质。
张玉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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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人爱学中文
方微之
不久前，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应邀向美国小学生介绍中国情况。会上，美国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讲，会后许多学生给这位学者寄来一封封信，每张信笺的下半部都画有一面灿烂的五星红旗，表达了他们向往中国、学习中文的美好心愿。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渴望了解中国、学习汉语，以便自己在日后的生活与职业生涯中，适应中美交往发展的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有四百八十所大专院校开设中文科系，进修中文的大学生超过九千人。现在美国共有二百五十多所中文学校，有些州还承认中文为中学教育的第二语言，列为大学入学考试的科目之一。有的中文学校利用假期开设中文课，供成年人业余学习，中小学生也可参加。有些城市的中文学校还招收四、五岁的儿童入学。纽约市的中文学校就有三十多所，该市教育局还作出规定，从一九九二年起，将中文列为大中学校正式教授的第二外国语之一种。在休斯敦市，有一千多名青少年和儿童分别在十多所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现在与中国有交往的经济、文化部门的一些人员，都会讲“你好”、“谢谢”、“再见”等几句简单的中国话。有的人还能讲流利的普通话。美国的一些公司，为了与中国发展业务关系，除了招收懂中文的职员外，还鼓励职工学习中文。也有些青年人自动组织起来，聘请中文老师教授中文，而正在学中文的人，则主动找机会同中国人练习汉语口语。在美国，专供学中文用的书籍与音像制品也很多。
在美国的华裔，为中国的日益强盛而深感自豪，他们鼓励自己的子女学习中文。因此，学普通话、学汉语拼音、学简体字，已成为美国华人的普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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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木屋首都—乔治敦
薛奕明
圭亚那在当地土语是“多水之乡”的意思。然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境内真正多的不仅有水，还有树林。圭亚那森林覆盖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86％，在世界上也是占领先地位的，素有森林之国的称号。
我们乘坐的波音727飞机，从波哥大到达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上空时，我从机窗鸟瞰，只见一边是海涛滚滚，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一边是绿丛阵阵，漫山遍野的大森林。而河流、湖塘逶迤点缀于树林之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圭亚那的特色一览无余了。
我们从乔治敦机场驱车去市区，一路上，只见火红耀眼的凤凰树和亭亭玉立的棕榈树伫立街道两旁，在葱郁树木和绿叶掩映中一幢幢两层小楼鳞次栉比，连绵不断，宛如田园中座座别墅，独具一格。全市不见高层建筑，我们下榻的八层飞马旅馆算是最高建筑了。以后我曾多次乘车或漫步在乔治敦街头，看到全市的建筑，无论是巍峨的教堂、熙攘的商店、办公楼房、居民住宅，都是木质结构的。木屋檐、木门窗均有装饰，大都是精缕细雕，图案花纹、精致工整。住宅大多漆成白色或乳色，在炎炎赤日下令人有怡目清凉之感。
有一次圭亚那总理在总理府接见我们，我仔细观察，总理府也是木质结构，木材花纹清晰，优美大方。离开总理府参观国家议会大厦和议会大厅，从各种装饰到厅内设施也都是木质的。圭亚那居民住宅很别致，有似我国云南傣族的竹楼，底层房基是几根承托的粗厚木柱，中间空旷可堆放杂物，或供小憩和孩子们游玩。上面一层是供住用。这样既可防潮，又有较大活动场地。
我曾兴致勃勃参观过乔治敦的一幢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教堂（见下图），风格是英国式的，高达二十米，巍然屹立，造型精美，四面装有很多玻璃，轩敞明亮。它建于1890年，至今保持完好。
圭亚那朋友告诉我：圭亚那地近赤道，濒临大西洋，气候炎热而又湿润，适宜树木成长。圭亚那盛产各种木材，有的木材质量奇特，材质细密，硬度很高，象绿心木和紫心木、蛇纹木都是珍贵品种。有的重木能落水下沉，不怕水蚀虫蛀。绿心木是圭亚那特有品种，木质坚硬到锯时能冒火星。圭亚那盛产优质木材，因此建筑都就地取材，由于全市都用木材筑屋，所以，乔治敦有木屋首都之称。（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