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外学、内寻与“内法”、“外师”
陈宝云
当前，在文学界有两股学习热潮：一股是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拉美学习；另一股是向中国的古文化学习，特别是向诸子百家学习。前者可以叫做“外学”，后者可以叫做“内寻”。这一外一内的学习，使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增强了艺术想象，增加了艺术表现的方法和技巧。在这两种学习的触发下，许多作家都不安于现状，急于突破艺术的陈旧框架；都在追求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内涵的丰富性，表现的新颖性；都希望将现实与历史统一起来，将宏观与微观统一起来，渴望写出博大精深的作品。不少作家还在力求将写实与象征、传说与历史、幻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努力去寻找两者的结合部。所有这些不安、希望、追求和努力，都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生搬硬套和生吞活剥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模仿现象，但这毕竟是支流，是暂时的，不足为怪。对于这些现象，只须具体地引导，不必多所指责，更不应因噎而废食。因为这两股学习热潮的合流，既是将我国的当代文学推向新的历史峰巅的动力，也是它的前提。
没有这一外一内的学习不行，但仅有这一外一内的学习也不够。要使我们的文学出现风格流派更多样化的繁荣局面，还得向第二个“内外”学习，就是古代画论所说的“内法心源”和“外师造化”。我看这个“内外”更为重要。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都借鉴了他人的艺术经验，但主要的还是作家自己心灵的创造，是作家心灵的外化，是作家所闻所见所知所历的生活通过心灵的艺术化。因之，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却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作家心灵的真诚流露，一个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现。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是他心中的河。他所描绘的几条北方的河不仅表现了他独特的观察、感受和体验，而且也渗透了他的气质、感情、思想、性格和心境。就一定的意义上讲，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就是他的心灵的外化。另一方面，他也挥洒出了北方河流的独特的美姿，写出了生活的世态炎凉，写出了一代人的酸甜苦辣，一代人的骚动不安，一代人的追求。作者之所以要写北方的河，一是因为只有北方的河才能展现他的心灵、他的胸怀、他的气魄，才能表达一代青年的力量、信心和追求；二是因为他悟到了北方的河的内蕴。前者就是
“内法心源”；后者就是“外师造化”。
记得《北方的河》发表不久，王蒙同志曾经发出三十年不要再写河的感叹，表示对这部作品的由衷的赞美。可是数月之后，矫健就在《河魂》里写了一条北方的河——南河，并在结尾处不无挑战意味地说：“这才是北方的河！”王蒙的慨叹是有道理的，矫健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得再好，也只是写出了他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只是写出了他的心灵，却不会也不可能囊括其他作家对北方的河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因之，在《北方的河》问世之后，其他作家照样可以写自己眼里和心里的北方的河，是不必望河兴叹的。象流不完的河水一样，河也是写不完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自己。
现在有些作者（特别是那些还不成熟的作者）却常常失掉了自己。在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和各种风格的作品纷至沓来的时候，他们显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社会上热什么就写什么，时髦什么写什么，却不管自己的条件，不去研究自己的所长与所短、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去研究用什么形式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心灵，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成为热门货和时髦货的仿制品，成为没有灵气的东西。也有个别作者将外国某作家的作品改头换面地搬进自己的作品里来。这种不法于心只法于外，不法于己只法于人的作品，不过是水上的浮萍，随风飘来也会随风飘去的。一切域外和域内的东西当然都应学习、消化、吸收，但却不能因“学”而忘“我”，更不能以“学”代“我”，而要以“学”补“我”，以“学”富“我”。失去自己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创作呢！
还有另外一些作者，他们倒是很注意研究自我和表现自我的，然而却相对地忽略了对时代对社会的研究，因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只是个人的一点小悲欢、小情趣、小打闹。虽然作者也表现了自己心灵里的一点真诚，却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人们从这类作品里听不到时代的足音，感受不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当今，在科学走向新的综合的时候，人们也需要文学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作总体的把握。这就不仅需要作家“内法心源”，更需要“外师造化”，需要将“内法”与“外师”融而为一。“内法”给作品带来真诚，带来个性，带来个人风格；“外师”给作品带来真实，带来时代精神，带来丰富的生活内蕴。因此，“内法”与“外师”的结合，就可能给作品带来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真诚与真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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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开拓和追求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
刘文
人们拿出时间阅读长篇小说，总是怀有一种渴望，企盼着能够如览名山大川，或如探幽境奇观，引人入胜。大凡可以如愿以偿的这类创作，总能在思想上艺术上显示特色，给人以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凌力的两部历史小说《星星草》和《少年天子》，可以毫无愧色地立于这类文学创作之林。
《星星草》是三条线索的多元结构，意在多侧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但辅助线与主副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游离。《少年天子》围绕顺治及其以下一大批王公大臣、宫妃宫女，大自军国大事的处置，小至日常生活的料理，集中主要篇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逼真而生动地再现了一幅幅宫廷生活画面：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的频繁较量；皇帝的选妃和婚姻及其透露出来的权力和爱情的矛盾；皇后废立和帝位继承的明争暗斗；太监和宫女之间的暖昧情状；皇室和贵族的祭祀、丧葬、狩猎和骑射等等。其间虽然也有汉族士大夫的诗酒唱和、兴亡感叹、梨园弟子的欢歌悲哭，但它们都与主要情节息息相关。《少年天子》给予读者的，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一切都描绘得如行云流水、从容自如，各种人物和事件都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就象历史生活本身那样。这一切集中起来，就形成了顺治所以为顺治的典型环境。但典型意义不仅表现在主要人物的典型性上，同时也表现在主要人物所处时代和环境氛围的典型性上。人物的典型性和环境的典型性是密不可分的，典型人物只能在他周围的人际和物际关系，即典型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年天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史诗特征。
《星星草》对于人物的刻画，确有不少光彩的篇章。但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农民起义英雄人物，却逊于清廷特别是许多汉族军政大员的人物刻画。作者也没有完全摆脱曾经长期存在的刻画人物两极化的影响，正面人物因概念化、理想化而显得雷同和苍白。近作《少年天子》刻画人物，超越了固有模式。对于中心人物顺治的性格塑造，作者调遣使用了多副笔墨：严格的现实主义描绘，浪漫色彩的泼墨渲染，具体入微的心理刻画，梦幻以至象征意味的烘托。读过小说，我们就会看到，顺治身处新旧王朝鼎革的历史关头，矢志革故立新而又面对巨大阻力，多情善感而又狃于皇室传统，自尊心极强而又自卑得可以，暴戾而又脆弱，既是有着无上权威的皇帝，同时又是阅世未深的少年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
作者刻画顺治，运用对比的方法，多侧面地展示他的思想和性格。正是通过圈地的禁和行、逃人法的宽和严、议政王会议的保持和撤销、内阁的设置与否、六部汉人尚书的设置与品位的争论、两次科场案的处理、江南十家冤狱是否平反以及强夺和宠爱乌云珠这些重大问题的矛盾冲突，顺治的思想和性格才得以成长和表现出来。郑成功围困金陵，在顺治看来，这是入关不久的清朝能否保有天下的关键时刻。他先是惊慌失措，企图逃奔关外；经过庄太后的当面痛斥，后又下诏御驾亲征，搞得举朝人心惶惶。这个戏剧性场面，深刻暴露出顺治自卑而又自尊的性格。顺治对乌云珠的一见钟情和占有，那朝朝暮暮的心驰神往，那炽如烈火的激情冲荡，那披肝沥胆的衷曲倾吐，那人去楼空的失意落寞，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浓烈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不由得你不为这种九重宫阙之内的真挚爱情而心动神摇。同时，在情节发展中，你又不得不在这场表面美丽而背后逐渐透露出来的潜在悲剧的浓烈诗意中扼腕喟叹。
《少年天子》对顺治生母庄太后的刻画也是成功的。她慈祥和蔼、沉着干练，而又富有谋略。她疼爱顺治，支持顺治的改革，在紧要关头又不惜唾骂和反对顺治。正是在她的关怀和扶持下，顺治才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一些改革，度过了几次政治难关，并在爱情和婚姻上得到了某些满足。在宫内宫外的各种纷争中，他们是一对政治上甘苦与共、生活上互相体贴的母子。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者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追求和探索。但是，有一点是作者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创作题旨的严肃性。
长篇历史小说的题旨似无大小之分，而它所蕴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客观上却有显著差别。《星星草》使我们认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人民群众的抗争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风雨飘摇的历史画卷。捻军最终是失败了，捻军个别领袖人物带有近代资本主义的朦胧理想也破灭了；然而捻军起义所反映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不是可以给面对历史的曲折而一时陷入困惑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吗？
现在，作者上溯三百多年，把艺术笔触指向十七世纪中叶同一封建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以其政治改革的屡遭挫折和爱情生活的破灭，揭示的是历史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这样一个题旨。着眼于历史的悲剧，从顺治皇帝实行改革的步履维艰和最后失败中，我们不免要勾起幽幽思古之情，感叹历史发展的一往无前而又迂回曲折，从而获取历史长河奔流的这种信息：历史前进的转折关头，必然会有曲折，表现为方生与未死之间的力量角逐。着眼于性格的悲剧，我们的良知不免会被紧紧牵动，从内心深处给顺治这个悲剧性格以深切的同情和惋惜。不过，在二者的接合点上，我们感到的不是懊丧和悲观，而是历史的无情而又公正，人对美好的追求和对自我的肯定。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可以看出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题旨是很重要的。选取素材，提炼题旨，反映着作家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体现着作家思想境界的深浅和艺术视野的宽窄，更重要的是证实着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强弱。我觉得，长篇创作的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等，应该也必须多种多样，这是万象纷呈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但是，人们有理由提出要求，长篇小说在提供审美享受的同时，更要提供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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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学术争鸣 表彰研究成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行第五届年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新时期文学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今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一百六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就新时期文学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历史性的特征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许多与会者指出，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这十年文学的空前繁荣，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经历曲折后走向全面的复兴，也标志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与发扬。十年间，在思想解放、艺术民主的大潮推动下，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电影、电视和儿童文学、科幻文艺，各个创作领域新人辈出，佳作连篇。理论批评在拨乱反正、为创作开拓道路方面，更起着有益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意识结构中，人道主义正迅速成为这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导向。近年因对创作主体与艺术规律的尊重和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革命现实主义尽管仍是强大的创作潮流，但艺术创作方法也明显多元化。这无疑都构成这时期文学的突出历史特征与超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冯牧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勉励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要关心当前的改革和四化建设，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修养与研究水平，为迎接新的文学高潮的到来而贡献力量。
本届年会还对新时期以来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获得优异成果的个人和集体颁发了当代文学研究奖。其中包括当代文学史著作六部，作家作品研究与评论论文集作者三十六人。有关刊物编辑部也被择优授奖，分别授予了奖章、荣誉证书和奖金。
最后，年会还改选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领导机构。冯牧继续当选会长，朱寨、张炯、阎纲、刘锡诚、谢冕、李子云、晓雪、顾骧当选为副会长，张炯兼秘书长。 （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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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探讨述略
潘凯雄 贺绍俊
最近，一些报刊开展了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探讨，这是继文艺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之后引起广泛注意的又一个文艺理论命题。这场讨论的发端是刘再复同志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即《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和《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从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在文学活动中应有的地位，指出了过去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体的人的不同程度的丧失，进而在正反两方面概要论述了研究重心从客体向主体转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同时还提出了开拓新的多元的参照系统的问题。
《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集中论述了文学主体性问题。文中首先概述了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理论前提，概括起来看，是“两个方面”：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层内涵”：一是把实践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把人看作目的；二是要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关于对象主体性，刘再复首先认为文学的根本对象是人，作家应“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与偶象”。因此，在创作中，要“正确地摆正创造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关系”，“作家在特定时刻要服从人（对象），而不是人服从作家”。由此生发开来，他提出了作家和人物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
谈到创造主体性，刘再复认为这主要是作家内在精神主体的运动规律。这一主体性的实现，从心理结构上说，是作家升华到自我实践需求的精神境界；从创作实践上看，则是包括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在内的主体对世俗观念、时空界限和封闭性自我的超越，从而进入充分自由的状态。创作主体的自我实现，还要求作家的心灵与历史的脉搏相通，以广义的使命意识即广义的忧患意识构成自己的最核心的主体意识。
对于接受主体性，刘再复把它看作是人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他认为接受主体性的实现，包括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二是激发欣赏者审美再创造的能动性。作为接受者高级部分的批评家，其主体性的实现，还须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实现审美的和自我的再创造，从而由科学境界升华到艺术境界。
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发表不久，《文汇报》先后用三个版的篇幅刊登上海师大中文系八位教师的专题讨论摘要以及董子竹、何西来的两篇论文（参见《文汇报》1985年9月30日、11月18日），这些文章对刘再复的主张提出了或支持、或补充、或商榷的意见。今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就有关文学主体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开始逐渐展开，但气氛平和，而使这场讨论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陈涌同志长文的发表。
陈涌在《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上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阐发了他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对刘再复把文学的规律分成“内部”与“外部”的提法以及他对历史、现状的观察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在谈到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时，陈涌认为刘再复“看到了我们过去的文艺思想在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但问题是他没有把我们有些人在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时的错误和缺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却在否定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时，实际上连同在这些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一起否定了”。陈涌说：“怎么能够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着的人’分割开来呢？”陈涌认为：“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陈涌认为：“文学观念的更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更新，才有可能有正确的方向。现在确有少数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在‘文学观念更新’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弃置不顾，甚至加以贬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命运问题。”
陈涌文章发表后，《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论报》等报刊分别发表论文或开辟专栏，对刘再复和陈涌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涉及问题较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在文学主体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概述一二。从已发表的文章上，大体可分为不赞成陈涌的意见，积极支持或补充刘再复的观点以及基本不赞成刘再复的意见两类。
在第一类意见中，王春元指出：“就陈文的整体构架而论，就其文章的主旨而论，我感到陈涌同志对当前文学理论、文艺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气象，缺乏必要的耐心和热情。他不是从现代意识、改革意识和发展意识出发看问题，而是从因循守成的视角看待现实，引用材料多有陈旧之感，观点发挥并无新鲜之意”（《红旗》1986年第14期）；徐俊西也认为陈文“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方面，实际上却并没有做什么事”（《文艺报》1986年6月21日）。程麻在《一种文艺批评模式的终结——与陈涌同志商榷》（《文论报》1986年7月21日）也持相似观点。在谈到主体性问题时，汤学智认为：“文学主体性理论之所以比其它方面的探索更带关键性、更具突破意义，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见出。”第一，它“使‘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沿着正确的方向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使我们的认识更进一步逼进了文学的内在本质”。第二，“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积极深化的同时，进一步充分拓展开来，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从而会对调整和更新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这一理论抓住了文学的主体性，抓住了使文学成为文学的真正关键”，“它必将有力地向原有理论的各个方面渗透”（《文论报》1986年5月11日）。何西来指出：“如果从我国文艺理论的宏观历史发展来看，文学主体性的重新提出，实际上是跨越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断裂，勇敢地接上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一个光辉的命题。当然，不能把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简单地等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刘再复力主‘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这个命题是从高尔基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推演出来的，它的基本理论前提应该是‘文学创作应以人为描写中心’。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囊括了这些命题的全部内容，其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因此，可以说，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的提法。”（《文论报》1986年6月11日）杨春时也认为：“文艺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涌同志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非实践性哲学，用来批评文艺的主体性理论。”（《文艺报》1986年8月2日）
在第二类意见中，敏泽指出：“通观《主体性》全文，不能说作者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毫无认真的思考，但从总体上看，又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遗憾。”敏泽说：“问题并不在于应该不应该重视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和宣传，而在于站在什么立足点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的观点，这正是一系列原则性分歧的根本。”接着，敏泽从道德规范和关于艺术的任务、功用等角度与刘再复商榷（《文论报》1986年6月21日）。程代熙也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就是目的论和情感论的二重组合。如果说当年康德和费希特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思想时，还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在于人的感情思想，也在历史上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在刘再复同志的主体性理论里就连这样的积极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为他的主体性理论不仅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而且还与当代现实生活发展的要求直接相抵牾”（《文艺报》1986年7月19日）。此外，钱竞和毛崇杰从哲学基础着眼，认为刘文的立足点是人本主义哲学和“人——非人——人”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张国民认为刘文在一些地方尚未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王善忠、涂武生、袁红等，则较多地提出了刘文中一些概念、术语不够科学和确切的问题，如“对象主体”、“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等（以上均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目前，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尚在继续进行中，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由于这是一个以往理论界涉足甚少甚至根本没有谈及同时又是一个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命题，因此，讨论中产生一些尖锐的分歧也是正常和必然的。对一些问题的评判还有待于时间的推移和讨论的深入后才能作出，任何简单、轻率的结论显然无助于理论探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