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桥
——伊斯坦布尔散记
施大鹏
人的一生，要过多少桥？世界上有小桥：“小桥、流水、人家”；有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但是，你是否见过跨越大海海峡的桥梁呢？一到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我们就决定去亲眼看看那座举世闻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
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处东西南北的陆、海路要冲。它南北长约三十公里，东西最宽处二千四百米，最窄处仅七百零八米；最深处八十米，最浅处二十七点五米。它是欧亚两洲的一段分界线。也是它，把拥有五千七百七十三平方公里面积的伊斯坦布尔市一分为二：欧洲部分约占三分之二，亚洲部分约占三分之一。为了沟通欧亚两部分的交通，土耳其政府于1973年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时，建成了横跨海峡的公路大桥。
大桥桥身高出水面六十四米。水面没有任何桥墩。整个桥身，由两岸高达一百六十五米的两座桥塔牵引，两根粗大的钢索悬挂着，每根钢索由一万多根钢丝拧成。桥塔呈“门”字形，东西岸两座桥塔分别重五万吨和六万吨。走在桥下，仰望桥上，很快脖子有点痠痛感。
我们坐在小轿车中从桥上徐徐驶过，观赏窗外景色。桥上车辆往来穿梭。桥面宽广，可并行六辆汽车。土耳其朋友说，竣工不久，桥上每年通车一千二百万辆；1983年增至三千七百万辆，每天三点二万辆至十万辆不等；而目前，每天通过汽车十二万辆，已达饱和状态。因此，已动工兴建第二座大桥……
约四分钟光景，我们完全通过这条连贯欧亚两大洲、全长一千五百六十米的大动脉。我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刚才回到亚洲，瞬间又重到欧洲来了。站在海岸，眼望海峡，气象万千。左边是黑海，那儿正驶来艘艘轮船。它们只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才能进入马尔马拉海，再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通向地中海。正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形成两把巨“锁”，将黑海和地中海的出入口锁住。但是，有的作家宁愿将土耳其描绘成妙龄少女，而把两个海峡形容为两条绚丽的飘带。
如今已有六百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素有“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之雅称。由于地理特点和历史原因，这座世界上唯一连接欧亚两洲的名城，东西方色彩都十分浓厚。这里有世界建筑史上有名的圣索菲亚基督教堂，也有全球唯一拥有六座宣礼塔的蓝色清真寺。参观了市里的“新皇宫”和“旧皇宫”，你可以看见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结晶。这里有出售高档商品的现代化的繁华商店，那是西方款式和风格的；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有盖商场”——那是拱形屋顶、由六十四条纵横交错街道组成、约有三千多间大小店铺的巨大市场。它经营的土特产品五花八门，弥漫着中东特色。这里居民的生活风貌、人情世故、文化活动等等，处处显露出东西合璧的模式。本国服饰的居民乐于出入富有民族风味的小吃店；西装革履的人们却宁愿挤在富丽堂皇的大酒馆和夜总会。街头、邮亭既看得见反映本地特色的报刊，也不乏西方和本国出版的印有裸体女郎的西化杂志。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伊斯坦布尔在全国如何起着桥梁作用，土耳其朋友要我们记住40％这个比例数：这座城市的生产额占全国总额的40％；交纳税款占全国税收的40％；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0％；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0％……各项数字都大体占全国的40％。
要是放眼整个土耳其共和国，人们从她西面邻近希腊、保加利亚，东面毗连苏联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分属欧亚两大洲的国家，不难发现她本身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既是“桥梁”，就意味着接连两个“世界”——既可以是欧洲的一角，又可以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
土耳其朋友有句口头禅，即凯末尔的一句名言：“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看来，土耳其人正是这样做的。土耳其政府希望保持“对外关系的多样化”。一方面，它早已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而且认为自己的前途在于争取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另方面，它又表示并不完全依赖于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联系。它积极争取同东方国家的和解，企望取得它们某种程度的支持，尤其重视加强同中东国家及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近年来，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额也已大大增长。
告别伊斯坦布尔前，市长贝德雷廷·达兰先生会见了我们。他现年四十五岁，是位工程师。他的一席话，对我们认识今天土耳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大有帮助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几大洲的桥梁，伊斯坦布尔更是桥梁的桥梁。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不仅连接欧亚，而且连接北非、地中海与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为苏联经济的一个输出口，它的百分之六七十的商品须经这里输出。中东包括两伊，往欧洲的商品也必须经过土耳其。土耳其经济搞好了，伊斯坦布尔建设得更好，我们为各国的来往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
祝愿起着这种桥梁作用的土耳其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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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随笔
“挑战者”号之后的挑战
徐平
美国宇航员戴尔·加德纳的父亲8月6日向报界宣布，于1983年和1984年参加过宇宙航行的他的儿子，已决定不再上天了。
戴尔·加德纳是今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以来，决意离开航空和航天局的第六位美国宇航员。如果把时间再往上追溯两年，那么改行的宇航员就有十人之多了。
这些宇航员辞职的理由是各式各样的：有到大学执教的，有到与航天有关的企业去另谋高就的，也有进入航天管理部门的，还有不愿过分紧张的训练妨碍正常家庭生活的。尽管他们中无人把告别宇航与倒霉的“挑战者”号挂起钩来，但谁都明白，这些宇航员相继离去，与航天史上这起最大的惨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国的载人宇航经历了二十五年光辉的历程。1961年5月5日，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泼德乘坐“水星”号飞船被送上空间，进行了十五分钟的亚轨道飞行，成为第一个进入宇宙的美国人。八年后，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首次到外星球作客，在月面留下人类的足迹时，成千上万守在电视机旁的美国人，为星条旗在月球飘扬而欣喜若狂。这以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1981年4月载人处女航的成功，更是满足了美国人的自豪感。他们感到，在美苏空间竞赛中，虽然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率先进入太空，但后来美国不仅赶了上去，而且春风得意，一路领先。航天事业，就象今年刚刚度过“百岁诞辰”、被视为美国象征的“自由女神”那样，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国粹了。
然而正当许多美国人飘飘欲仙之时，突然，“挑战者”号爆炸了；随之，一共只有八十多人的宇航员队伍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挂冠而去”，甚至连一些年富力强的宇航员都放弃了宇航事业，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出现了“信任危机”，美国的宇航事业遭到了严重挑战。
宇航，是有很大风险的。以航天飞机为例，六百万个零部件中，哪儿出点毛病都可能酿成灭顶之灾。对此，宇航员是一清二楚的。但尽管如此，他们仍愿跻身于宇航员行列，并以能从一万余名竞争者中获选而自豪。这就不能简单地以“惜命”来看待改行的宇航员了。
现年五十五岁的前宇航员林德，是今年1月12日离开航空和航天局的。当他的七名宇航同事遇难后，他告诉记者，去年4月他在乘坐“挑战者”号上天时，助推火箭在发射时差一点也发生类似的严重事故。他抱怨说：“作为宇航员，我们在驾驶舱里，对此类危险却一无所知。”林德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宇航员生命安全没有保证。这难道不是一部分宇航员“拂袖而去”的真实原因？！
事实也的确如此。据美国前几天公布的材料，1984至1985年期间，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宇航中心发生的意外事故多达一百四十七次，而其中的半数以上是人为错误引起的，以至美国的舆论界都毫不客气地批评：即使“挑战者”号今年1月28日不出事，机毁人亡的惨祸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以前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作了全面调查。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检查了失事的直接原因后，也不得不承认，“过于紧张的飞行计划的压力”，和“拚命追求完成飞行计划”，使“安全标准降低了”。人们不妨深究一下，为什么要“降低标准”去“完成计划”？答案简单明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空间竞赛，特别是空间军备竞赛越演越烈，以致于连宇航员的安全也只能放在次等地位来考虑，难怪一些宇航员要“改换门庭”了。看来，“挑战者”号之后的美国载人宇航，面临着新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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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日余辉下的金角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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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带雨林面临灭绝
冯致民
据美国生态学家估计，目前，地球上热带雨林面积减少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每年被砍伐的热带森林达二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相当于英伦三岛的面积。如果不停止砍伐，那末再过五十年，地球上将不再有热带雨林。同时，地球上现有的五百万种动植物中将有二百万种绝迹。
雨林植物群生长在海拔二百米以下的低地，那里降水丰富，年平均气温在二十四摄氏度以上。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人口统计表明，近二十年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儿童出生在这些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对森林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大片森林被砍伐。
泰国和菲律宾为防止森林彻底毁灭，作了不懈努力。但由于木材不断涨价，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开辟财源，被迫把开采和加工木材的权力交给跨国公司。采伐木材时铺设的道路方便了农场主，他们把采伐区变为农场和牧场。仅在巴西，近两年就有八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变为六百万牲畜的牧场。
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这种情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不采取紧急保护措施，热带森林就有灭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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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棒球王”的回忆
刘秀政
“父亲的祖国是中国，母亲的祖国是日本，而我则继承了父亲和母亲各自一半的血统，中国、日本都是我的祖国。以至于只要我一听到‘中国’、‘日本’或‘祖国’这些词，我就热泪盈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
这是著名棒球运动员王贞治写的自传《世界棒球王的回忆》一书中的一段肺腑之言。
被誉为“世界棒球王”的王贞治生于1940年，今年已四十六岁。他的父亲王仕福原籍我国浙江青田县，母亲则是日本人。父母一直靠经营中国汤面馆为生。王贞治从小喜欢棒球运动，1957年在早稻田职业高中棒球队时已崭露头角。次年十月，他正式加入球星荟萃的巨人军棒球队，从此开始了职业棒球手的生涯。在教练的帮助下，他首创“金鸡独立”式打法，多次获得过日本本垒打冠军和得分冠军，并于1977年9月3日打破了由美国选手汉克·阿隆保持的本垒打世界纪录，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曾授予他日本第一号国民荣誉奖。他一共击出八百六十次本垒打，创造了世界棒球史上的奇迹。
王贞治现任日本巨人军棒球队总教练。他不仅球艺卓绝，而且球德、球风良好。他热爱中国，喜欢古老的中国文明，关心队友、爱护家人，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谦虚谨慎，被誉为具有“厚道的中华人品”。
在《世界棒球王的回忆》一书中，王贞治回顾了他在坎坷道路上艰苦奋战、坚强不屈的历程。他在书中写道：“如果幸福可以唾手可得，那谁都用不着吃苦了。我现在深深感到，所谓‘命运’和‘运气’都要靠自己拚命召唤才能得到。”他的回忆录写得亲切朴实，有些地方使人感动。
去年夏天，我们访日时见到了王贞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棒球王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当他知道他的回忆录即将在中国出版时，觉得十分光荣，非常高兴。那次会见之后，应我们邀请，他马上为中文版回忆录写了题为《写在中文出书之前》的短文。他在文章中说：“我还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但这本书比我提前访问了中国。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天，我也能够同大家见面”。
不久前，我们访日时又会见了他，并赠送该书中译本请他留作纪念。王贞治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中国的体育，如乒乓球、排球、体操和田径的部分项目已达到世界水平，他深受感动。他预祝中国的棒球运动不断进步，不久的将来，可以和日本棒球队进行精彩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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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的“上乘饮料”酸马奶
王义民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草原上，有客人自远方来，热情好客的主人往往会捧上满碗的酸马奶招待客人。特别是仲夏季节，客人连饮数碗，长途跋涉的疲倦之感顿时消失，感到通身舒服。
笔者有幸在蒙古草原上喝过酸马奶，而且还亲眼见过一些善饮酸马奶的人，一次饮十多升乃至二十升酸马奶。有一次，一位蒙古朋友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蒙古北部色楞省一位特别善饮酸马奶的牧民，从早到晚，共饮了三十六大碗，折算起来，起码也有六七十升。
酸马奶不仅是蒙古牧民日常生活中特别喜欢的饮料，而且早已登上了“宫廷宴会”和其它盛大宴请、喜庆佳节的雅席，被誉为“上乘饮料”。据说，在每年国庆宴会上用的酸马奶是东戈壁省或前杭爱省、后杭爱省酿制的，因为这几个省酿制的酸马奶质量比其它省为佳，味道醇香。
质量好的酸马奶，固然同马奶本身有关，但酿制技术关系也甚大。据说，酿制不好的酸马奶不仅味道差，而且喝多了会闹肚子。蒙古人酿制酸马奶有悠久的历史。在这方面，史籍多有记载。早在十三世纪，西欧传教士鲁布鲁克（法国人）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在当时的蒙古帝国住了三个多月。1255年他回到地中海东岸，翌年用拉丁文字写了一份给路易九世的报告，又叫《东方行记》或《鲁布鲁克行记》。文中在谈到蒙古人酿制酸马奶时写道：“他们把（大量）马奶灌入大牛皮袋或大罐，然后用木棒撞击它。木棒的下端有人头那样粗，其内部钻有孔。搅动后，马奶便象新酒般地沸腾，开始变酸或发酵。他们一直搅动到分离出奶油为止。此时他们尝一下马奶，如果味道相当浓，他们就喝它。”
这段记述是相当详细和真实的，直到现在蒙古人仍沿用这种方法酿制酸马奶。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人们对酸马奶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在蒙古的一些地方才开始用机械的方法酿制酸马奶，但经过搅动使马奶发酵的原理始终未变。据不完全统计，蒙古全国目前每年酿制的酸马奶大约为一千万升以上。按去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长期专项食品纲要规定，为进一步改善对居民的食品供应，提高养马业的经济效益和用机械化的方法酿制酸马奶的问题今后将更加受到重视。
科学研究成果表明，酸马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它除了具有营养价值高和酸中带甜等特点外，并有活血、舒筋、补肾、消食、健胃等效用，对久病体弱和神经衰弱者恢复精力与体内机能也有较好的作用。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在1946年就兴建了马奶疗养所，用酸马奶附加药物和现代化医疗技术治疗疾病。
此外，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访牧民家庭，饮酸马奶作为一种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来说，在草原上能饮一次酸马奶是别有情趣的，它同住一次蒙古包或骑一次骆驼一样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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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联邦调查局的卓别林档案
过客
谁能想到，著名电影艺术家、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档案材料竟有一千九百页之多！
卓别林于一八八九年生于伦敦。最初为卡尔诺哑剧团演员，后随剧团到美国巡回演出。一九一三年担任电影演员，自编自演了《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等喜剧片，揭露和讽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这自然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被列为“左翼分子”。
联邦调查局开始给卓别林建立档案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卓别林出席了好莱坞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言，抨击美国当局的电影检查制度。一位名叫霍普金斯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将此事报告给了总部，从此，卓别林便在联邦调查局里挂上了号。
联邦调查局有关卓别林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时两名专写道听途说文章的专栏作家，一位名赫达·霍珀，另一位叫劳厄拉·帕森斯。他们将卓别林的衣食住行以及私生活统统提供给联邦调查局。例如，一位年轻女影星诬告卓别林使其怀孕，联邦调查局竟然在卓别林的旅馆房间里安上了窃听器。后来，女影星分娩之后，他们又偷偷化验了卓别林的血型，结果证明婴孩与他毫无关系。
一九五二年，卓别林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愤然离开美国前往瑞士定居。联邦调查局仍然继续整理他的材料。一九七七年，卓别林病逝于瑞士。次年三月，安葬在瑞士公墓的卓别林遗体被盗。联邦调查局又不惜工本，派员前往波恩、瑞士等地调查，然后将调查材料补进档案。
联邦调查局搜集、整理了大量卓别林的材料，当然不是为了给他
“树碑立传”。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现职官员说，给卓别林设立档案，是前局长胡佛的主意，现在不会干这种徒劳的蠢事了。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联邦调查局所以这样偷偷摸摸地干，其用意何在是一目了然的，现在被披露出来，多少可以使人看出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