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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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奉献、充实、提高的一年
——来自讲师团的汇报
  郭永福
编者按:去年,中央决定组织讲师团时,有的同志有疑问:讲师团在培训中小学师资方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参加讲师团的干部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吗?这样大的举动值得不值得?这些问题讲师团一年的实践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今天本报选登了部分讲师团成员的文章、日记,帮助大家了解讲师团在基层工作、学习与生活的情况。
去年夏天,中央刚决定组织讲师团时,很多同志不太理解,担心这个没有讲师的讲师团会“误人子弟”。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年来,讲师团为培训地方的师资做了大量工作,深受欢迎。据统计,在三千多名讲师团成员中,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占88%,培训中小学师资十一万多人。
讲师团所以能在培训师资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地方的急需。我国要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关键是建立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中小学师资队伍,而大力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则是当务之急。据1984年统计,全国现有的中小学教师中,需要培训的约有二百四十万人。这个任务光靠地方来完成,难度很大。因此,中央派讲师团加以支援,就成了“雪中送炭”和“及时雨”。
其次,讲师团素质比较高。去年中央机关选派的讲师团,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94%,党团员占82.3%。讲师团同志所学知识比较新,也比较扎实,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尽管他们缺乏教学经验,但是由于主要任务是培训师资,不是直接到中小学担任教师,培训的对象又是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加上讲师团同志热情高,虚心好学,同学员互相取长补短,因此,缺乏教学经验与传授知识的矛盾并不是很突出。很多同志取得了比预想要好的教学效果。
在中央机关讲师团里有不少人是“三门”干部,从未下过农村和基层。参加讲师团的工作为他们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中,他们了解了国情和民情,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和机关里学不到的东西,想问题实际多了,对理想和人生价值有了新的理解。广大中小学教师“身居陋室、忘我工作、不计名利、甘当人梯”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鼓舞大家为培训师资而发奋工作。一年来,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备好课,他们翻阅资料,苦心思索,通宵达旦地书写教案。因此,这一年在知识方面,既是无私奉献的一年,也是巩固、扩展、深化和提高的一年。
实践是个伟大的课堂。过去,许多同志在家靠父母,在校靠师长,走上工作岗位后靠领导,独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很差。当上老师以后,需要独挡一面地开展工作,既要上课,又要做学员的思想工作,还要料理生活。许多年轻同志都说:下来一年,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好多!
有些同志认为,组织讲师团所花的钱,不如直接拨给地方,让他们办师范或请教师,这样作用更大。其实不然。为了讲师团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央和地方的确花了一些钱,但数量有限;比起地方花钱请教师还是要节省得多,何况有些地方花重金也请不来教师,师资问题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应当看到,派讲师团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对于促进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教育,推动各行各业支援教育;对于密切中央机关与地方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机关作风;对于年轻干部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
一年来的实践使大家深深体会到,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既是年轻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也是中年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从各方面再提高的好机会。参加讲师团虽然也会给个人生活、工作和家庭带来了一些困难和不便,但是大家认为,这一年在基层的紧张工作,为地方办了实事,自己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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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块土地我终生难忘
  邹大力
从北京乘火车到山西灵丘县,需要五个多小时,却要穿行近百个山洞、隧道。这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老山区,著名的平型关大战遗址就在这里。
刚到这里,我先用五天的时间走了全县十九个乡、镇。虽说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里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这里还相当贫瘠、落后。一个曾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老大爷对我说,他活了八十岁,吃了几顿大米、白面,吃了几斤油都记得,每天就是三顿咸菜。一个妇女对我说,她家养了十几只鸡,但孩子却从来捞不着蛋吃,就是为了换几个钱买点盐。当我从一个个低矮的土屋中走出来时,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面对他们,作为一个中央机关的干部,一个党员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真想把自己的行李搬到这里,和他们睡在一条土炕上。是啊,来了,不就是要为山区人民干点事么?
我所在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开学了,我承担了哲学和美术两门课。一上讲台,我总觉得有讲不完的东西。开始,学校考虑到我的教学量较大,每周安排两节美术课,但是,上完第一堂课,学生们就要求增加课时,后来又增加了两节。美术课结束还要开设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和美术字课程。一个同学在日记中写道:“我最愿听邹老师的课。他的课讲活了。”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为这块土地干一点事而换取的最大宽慰。开学不久,我们创办的校刊《晨光》报印发出来的时候,同学们是那么兴奋、喜悦,我也很激动,我想到了一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想到了从没用过文具盒的孩子……面对同学们对我这一点点工作所给予的肯定,我的声音哽咽了,泪水在眼圈里滚动,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是那么实在而有价值!
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县的教育状况,我多次利用课余时间到距县城百余里外的山区学校调查研究。有的学校设在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破庙和石头、黄土垒起的房子里,冬天,没钱买炭,甚至没钱买窗户纸;有的学校没有桌椅,学生蹲在炕上,在砖头和木墩上看书。就是这样,学校却从未停过课。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我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师,他从十八岁就在这里教书,二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成家。他每月只有不足四十元的工资,而由村里付给的部分,常常三四年得不到,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要人照料,这种情况,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呢?他翻出厚厚一沓子发票对我说:“没有钱,也要上课呀,这是几年来我买粉笔、墨水、教学资料的发票,村里没钱,一直报不了销。有的家长说:可苦了你了,别管这些孩子了。我想,虽说苦些,但不能丢下这些孩子呀,他们是可爱的。”看,多么好的老师,在他们面前,我还能有什么私欲呢?至今,这些质朴的话语还深深地影响和震动着我,使我无法平静。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经济、教育落后的现状,而且,也从这些默默无闻的山村教师身上,看到了教育发展的希望和整个民族振兴的内在力量。
我坐不住了,每到一处,都尽可能干点什么。在柳科乡学校,我看见教室里光秃秃的墙壁,就为他们书写了三十多张鼓励孩子求知上进的条幅和学生守则,还为每个教师书写了一幅,与之共勉。在石家田乡,我同农业中学的师生一起联欢,给同学们讲故事、说相声、唱歌、跳舞,很快就和大家交上了朋友,于是,大家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一个十八岁的女学生跟我说,如果她哥哥找上对象,她妈妈就不让她念书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哥哥结婚要花几千元,现在家里一点也没有,而我不能挣钱,每月还得花九元的伙食费,妈妈还说要把我嫁出去,用彩礼钱为哥哥结婚,您说我该怎么办?……”谈话中我还知道,她十分喜爱文学,《红楼梦》已经看了两、三遍,做了两大本笔记、摘录,并能说出上百个人物的名字和人物性格,还根据想象画了不少插图呢,说着,她拿出笔记本和剪集的不少有关红楼梦的资料、画片给我看。我激动了,在这样一个偏远、贫穷的大山里,一个女孩子竟研究起《红楼梦》来,多么难得呀!然而,不幸的是,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迫于母亲和世俗的压力而流着泪离开她心爱的学校,去为哥哥能娶上媳妇而耗掉自己的才智和青春年华。我想,无论谁,得知这可怕的现实,都会在内心里为这个姑娘流泪的。
这是一片让人流泪、也让人割舍不得的土地。我们在这里,虽然尽最大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总觉得远远不如得到的多。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贡献,学生们却十分感激,几乎每一个学生的日记里都记下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星期日有不少同学却不回家,原来他们是在默默地陪伴来这里的讲师团老师。
去年12月29日是我的生日,不知怎么让学生们知道了。这一天中午,班主任老师告诉我,晚上,学生要为我举行生日晚会,而且,他们已经走遍了县里所有的大商店,买了花瓶、年画等纪念品。我说,同学们的心意我领了,能不能把这个生日晚会改成全校师生迎新年晚会呢?学生们答应了。晚会上,师生们纷纷赠诗、献歌为我祝贺生日,虽然这里没有生日蛋糕和美酒,但我分明感受到了比蛋糕还要香甜,比美酒还要浓郁的真诚情谊!我含着眼泪颤抖地说,这个生日,这个夜晚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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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统计
第一届中央机关讲师团总人数为三千二百五十九人。在一年的支援教改工作中,直接参加培训中小学师资的有二千一百多人,被培训人数为十一万四千多人;直接在中小学担任教学的四百六十二人,听课学生是四万二千多人;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的三百七十七人,被培训人数为一万八千多人;搞教育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的有四百二十二人,写出调研报告六百四十三篇,被县以上领导批示或在县级以上文件转发了一百二十篇;做教育行政管理的有一百七十六人。举办一、二年制培训班八十二个,各种短期培训班五百二十六个,举办各种讲座二千四百多个。
支援地方教育物资一千七百多万元;支援或帮助地方解决非教育方面物资十九万元(其中有钢材四百二十吨,汽车二十余辆,建材等)。
在基层工作期间立功受奖(地方县、原单位部以上)的有二百八十九人;发展党员四百七十八人;第一届讲师团成员自愿延长支援教改一年的有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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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使我更成熟起来
  张聪
我是北京航空学院八四届的毕业生,被分配在航空工业部航空材料研究所工作。我喜欢读些西方的文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崇尚“变化”,崇尚“开拓精神”。比如,我非常欣赏弹性工作制,对八小时上班制很恼火,于是我就有根有据地向单位领导建议实行弹性工作制,也不管领导采纳不采纳,我干脆自己先“弹”起来。上班有时我去得非常早,有时迟到;下班有时非常晚,晚到第二天早晨,有时自认为没事儿,就提前收拾回家了。别人一听都会感到可笑,可当时我确实是这么干的。
去年,我参加讲师团来到贵州,分在乌江上游的一个小山镇思南县城。那儿英语教师奇缺,许多初中根本没开英语课。县教育局要求讲师团培训一批初中英语教师,于是在思南师范学校办了一个英语专科班。我讲授口语课,另一位同志开语法课。
当教师不仅教书,还要育人,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人师表。到学校不久,校领导就让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有关理想、纪律与道德的讲座。我简直不知怎么讲法,无从下手。碰巧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打开了我的思路。有个学生在宿舍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抽烟,而学校的规定是学生不许抽烟。不仅如此,他还说要在班主任面前抽,学校要处分,他就和老师拚命……我知道这事后觉得奇怪,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如此作梗?我准备找这个学生谈谈。
学校同意了,还告诉我:他喜欢拉小提琴。
我把他找到宿舍,因为他爱拉小提琴,我喜欢弹“吉它”,我们先谈上了音乐。他渐渐和我亲近了,话也多了。经过交谈,我了解到原来他刚上一年级时就因打架挨过处分,他觉得处分要跟档案走一辈子,没前途了。他开始学上了抽烟,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几天前,他抽烟被老师抓住,又被处分了,遂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要和学校、老师拚命,于是发生了上述行为。
这件事给了我启发,觉得学生思想方法有问题,看问题容易片面、偏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于是,我决定把讲座定为《思维方法漫谈》。我在讲座中分析了学校纪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关系,又从心理上分析了吸烟、打架、嫉妒等问题的原因及危害,并鼓励犯过错误的学生积极向上。
那学生和我谈完话,认了错,表示愿接受学校的处理,并要以行动改正错误,直到现在他一直表现不错。
讲座结束后,许多学生到宿舍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解答。这些问题涉及到恋爱、事业、人际关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很多问题我从来都没想过,我怕他们把我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所以回答起来很慎重。正因为这样边工作边思考,逐渐使我感到:我要对这些学生负责,不能误人子弟呀!这件事,也促使我想到自己,我办事也有偏激、片面、不考虑实际的毛病。从此,我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去做上考虑得多了。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上学期末,我任课的班英语总平均分为八十九分,没有一个不及格的。英语试卷是当地教师进修学校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校长亲自出的。
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我确实在感情上起了变化,现在你如果问我还崇尚变化和开拓吗?我会肯定地回答:是的。不过要再加两句:认真,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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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刻的一课
  李振中
到福建南平师专一年的支援教改工作,使我深切感到,对于工作时间不长,涉世未深的年轻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艰苦生活的磨练,基层工作的经验以及对社会实情的了解。不艰苦奋斗就不能成才,就不懂得社会,不懂得人生价值和正确的成长道路。
我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妻子也很贤惠,有一个刚两岁的小孩。报名参加讲师团的时候,我觉得离开北京,离开家,把孩子留给我爱人一个人带有很多困难。同时也感到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再下到基层工作意义不大。但是经过这一年的锻炼,我的看法改变了。闽北山区冬天没暖气,夏天闷热、蚊虫咬,出门爬山,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有一次讲课正赶上我患支气管炎和口腔溃疡,两节课讲下来嘴疼的发麻。可是,当我看到所教的学生学习有了进步,师生结下较深感情时,当学生们成群结队向我道别时,我感到了为山区人民做工作的意义,感到了以前所没有感到的人生价值。这个时候,我似乎才真正懂得了朱德同志对青年人说过的你们要想着为人民做大事,而不要想着做大官的道理。
这一年在基层工作,还加深了我对国情、民情和教育实情的了解。教学之余,我和同志们到松溪县、浦城县调查了中小学的教育情况。我们确实看到了“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到许多小学生因学校没凳子,只能自己从家里带。中学生十二人住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民办教师每月二十六元工资,还常常不能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父亲原是中学校长,“文革”中被欺凌致死,临终嘱咐他,今后干什么都行,再也不要当教师了。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还是来到了教育战线。他说,我爱父亲生前的事业,爱我的学生。我听了以后为之感动。面对这些教师的献身精神,我给自己提出了“惜时如金,视知如银”的座右铭,把主要力量花在备课上和学习上,一定要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一节课也不能耽误。
除了教学,我还想为教育事业多做些事,在调查的基础上,我深入探讨了一些教育问题,写了几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参加学校的教育理论讨论会。其中就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的十四条措施受到重视,决定在学报上发表。这一年,我有幸能为教育改革贡献一点力量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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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记二则
周林生
九月一日 阴
到渡口已经两天了。今天,市教育局张同志带我们走访了几个中小学校。当我们来到盐边县淘水小学时,我不敢相信这摇摇欲坠的泥房就是一所小学。这里没有电灯,遇着今天这样的阴天,就只好在草坡上上课了。民办教师们每天要走好几里山路来校上课,中午就吃自带的凉饭菜。阴暗的教室里只有十几根绑成排的粗木条,算是桌椅板凳;唯一的办公室里陈列着学校的全部家当:两张旧桌,几盒粉笔和一个篮球。
看着这一切,我的心里象压上了一块石头。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起飞的时代,然而,腾飞的翅膀还十分沉重。在社会化大生产已进入知识密集阶段的今天,我国尚有二亿三千多万文盲和半文盲!教育不济,何言兴国!
我愿用青春的血浇灌教育这块还很贫瘠的土地。
十二月二十日 晴
下午上完课,初二(2)班的几个同学对我说:“周老师,您多留一年,把我们带到毕业吧”。望着孩子们一双双恳切的眼睛,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傍晚,我独自坐在校后的山岗上。夕阳下,金沙江象一条银带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我的心也象金沙江的激流翻腾不息,几个月来的生活一幕幕跃上脑海。
——那是十月的一天,我们积极为学校筹备的计算机课终于开课了。生病住院的老校长从十里外的医院特意跑来,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太辛苦你们了。”
——生病了,同室的老师端来了热腾腾的鸡蛋面。
——郊外的野餐。孩子们争着把好吃的往我的碗里夹,欢歌笑语洒满田野山岗……几月来,我找他们谈心,带他们活动,他们对我是这样信赖,无话不谈。每当我站在讲台上,承受着孩子们深情的凝视,总有一股强烈的感情涌上心头。环境的偏僻,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都忘到九霄云外。为了他们,我真愿意再留一年……
可再留一年,意味着自己的专业要多耽搁一年。我想到了远在北京的她,出来后,她一直给我写信、寄资料,要我抓紧专业和外语学习,盼我早日回京……我想了很多很多,直到月上山头。
明天,要告诉可爱的孩子们,我愿意再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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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机关赴福建南平师专讲师团,积极深入教学第一线。这是讲授物理的老师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林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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