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义影响
  苏绍智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最近在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又提出要进行某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几年来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当前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是越来越明显了。
1978年以后,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几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的领导和群众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套,就很难深入进行,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巩固。光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
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对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如此。当妨碍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消除之后,政治因素就可能成为某一阶段妨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官僚主义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陈旧框框往往构成改革的主要障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不应该忽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应该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我们目前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主要不在于引进了市场机制,根本问题是没有充分保证人民应有的参政权、发言权、决策权。所有这些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在宪法上已有明文记载,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也一再强调,但仍缺乏制度化的规定。实现社会生活民主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正是我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
1978年以后我们能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因为我们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试想,如果还是“文革”时代,或“凡是”盛行的时代,怎么可能进行改革呢?我们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我们宣布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宣布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出要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提出选举要逐步实行差额选举和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等等。这样才有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全面展开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这就不能不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有些同志认为,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正之风”,“不正之风”给我们的改革抹了黑。于是发生了争论:“不正之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从我国情况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至多是外因,内因在于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仍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思想领域有着严重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帝国长期统治着这块土地。解放前虽然早已不存在帝制,但封建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削弱。解放以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如何继续肃清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封建主义流毒,仍然是最迫切的一个课题,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前提。
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特权。当前所说的“不正之风”,诸如党政干部和干部子女经商、任人唯亲等问题,无不与特权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特权,正是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这样的经商和用人,决不是什么资本家的企业精神或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而是利用封建残余挖国民经济的墙脚,败坏党的威信。
特权的问题不仅仅影响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还在文化方面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文革”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当然有文化专制主义。即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今天,这方面的残余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了。现在,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出现了适宜于百家争鸣的好形势。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清除文化专制主义的残余,使科学、学术、文艺有更大的发展。
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的遗毒使很多改革的好办法“变形”,不但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反而带来一些困难和难题。例如,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之点是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冲击高度集中的、僵化的体制,这是件好事。但是,在封建主义遗毒没有肃清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却被封建残余所利用,于是出现干部和干部子女经商的现象。这种经商利用职权批条子、发贷款、非法进出口、倒卖紧俏物资、炒买炒卖外汇,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又如,奖金制度本来是贯彻按劳分配的一个好办法,但在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下也变形了。奖金实质上应该是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只有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实现更多的利润,才可能以多增加的一部分利润来发奖金。奖金从本来意义上说不存在“滥发”的问题。但在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变形”。奖金变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成了变相的增加工资,造成消费基金失控,却起不了刺激生产的作用。
封建专制主义对思想政治影响的另一点表现,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尊重官阶超过尊重知识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里讲的“尊重”,包括精神的尊重和物质的尊重。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待遇都低,成绩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想当官,人才往这个方向流。想当官也未可厚非,我们也确实需要一部分优秀青年去从政。青年人有新知识,敢于与旧势力斗争,只要有真正当人民公仆的决心,这是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说明存在一种社会危机,即由于实质上的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不尊重,可能导致文化、教育、学术、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出现萎缩。无论从长远和近期来看,从宏观和微观来看,都是大有害于现代化的。这是一个事关战略的问题,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封建主义还有一个表现,即所谓“关系网”,即父子关系、亲戚关系、上下之间的关系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于是必然出现用人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任人唯亲。往往是领导人看中了某人,便可提拔他做官。被提拔的人即使毫无建树甚至失职,推荐者也没有任何责任。我们的用人制度往往把重心放在领导者的好恶上,用的人往往是领导者认为“比较可靠”的人。这样易于产生很多唯唯诺诺的庸才。其实这种问题出在缺乏民主,没有完善的选举制度。应该使候选人有竞争性,选举人有选择性。差额选举和竞选就比较好,可以有竞争性和选择性。
封建主义的影响在信息传输结构上也表现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信息传输结构往往只有纵向渠道,而其中又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渠道,缺乏自下而上的渠道,致使“下情不能上达”,决策往往只能是领导人的决策,与此有关的就是决策结构。决策结构应有层次,而我们往往由中央一统到底,不利于发挥人民和各级组织的创造性、积极性。特别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缺乏健全的民主和法制,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决策程序以及关于决策的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这也是封建主义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情况已延续多少年,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还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究竟是谁的问题不明确。是人民,还是领导者?我们说的话、用的概念,往往不是把人民当作主体力量,而是把领导者当作主体力量。例如去采访人民代表,有的代表可能首先会说: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要认真学习某某领导人的报告;却想不到他要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提出什么意见或建议。这就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例如“圣君、贤相、青天”是封建时代平民百姓的最高的期望,现在它还未能从群众思想中清除出去,这种思想同人民是主体的思想是根本抵触的。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用语也反映了这种问题,例如“倾听群众意见”,仿佛某人理应高高在上,能听意见就不错了。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的思想没有深入人心。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很多的,需要我们大家识别、归纳、清理、打扫。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修课。政治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各国都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单有好的体制,没有好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没有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体制再好,法律再好,也不能实行。这在我们中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例如,宪法早就郑重地制定了,并一再郑重地修订了。宪法里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特别是开宗明义便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有法不依,无视宪法,是常有的事。你若批评某人违背宪法,可能许多人还会笑你迂腐!这都根源于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传统。所以,如果没有思想意识上的大变革,不但政治体制改革不易进行,整个改革都是难以搞好的。
我们应该鼓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不要老是怕出现不同意见。实际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只不过往往是不同意见发表不出来罢了。我们往往有个固定观念,即认为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顶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对一件事情,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方法,怎么能强求有一致的看法呢?我们不要害怕有人提意见、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有了不同意见,能够讲出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对不同意见认真地分析、研究,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找出当时最佳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只会使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必须做别人或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必须允许大胆探索。谁能说他的看法一定正确、完全正确呢?这就应该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开阔视野,勇于提出各种方案和建议,并且需要民主的、平等的讨论和争鸣。然后在这一基础上民主地、科学地作出最优方案的决策,推动改革的发展。这里关键在于充分地实行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也就难以产生并实现对改革事业的民主化、科学化的最佳决策。反对封建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逐步实现高度民主化,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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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故发生之后……
  王文也
6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报道:《陕西山西两省联合召开大会,表彰在黄河抢险救人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读完以后,总觉得不是滋味,心还悬在那里。
据报道,这场抢险救人的紧张战斗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山西省临县一只机动木制客船在驶往陕西佳县白云山途中,“由于严重超载”而沉没,致使一百七十多名乘客全部落水,“造成一起特大恶性交通事故”。后果是被救起了四十五人,打捞尸体三十多具;其余约一百名乘客是否已经自行游上了岸,脱了险,还是遇难了,葬身鱼腹,报道中没有说,让读者仍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更令人不安的是,既然事故的原因是“严重超载”,不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那么,如何处理事故,总结教训,如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自然是人们更为关心的事;可惜,报道没有一个字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读到的仅仅是召开表彰大会、授予英雄称号、记功、授奖,还有“组织抢险救人英模报告团,在黄河两岸巡回宣讲”等等。表彰、宣扬抢险救人的英模事迹,当然是应该的。但参加了表彰大会以及听到宣讲之后,人们还会不安地提出:为什么会发生这起重大恶性事故?有关部门是怎么处理的?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
大家都知道,坏事变好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首先就是不回避事实,有勇气承认它是一件坏事;然后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措施,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因此,事故发生之后,有关部门要召开的,首先不是“表彰会”而是检讨会。有关领导要面对惨痛的后果,深刻地而不是敷衍地检查自己有哪些工作该做而未做,该做好而未做好。对于那些玩忽职守、造成恶果的干部,有的要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有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做,当然有一点不舒服,不象召开“表彰大会”那么轻松、神气。但这点不舒服,比之“一百七十多名乘客全部落水”还是舒服多了。即使受到法律的追究,比起那众多遇难者的不幸还是轻松多了。只有经过这些不舒服、不神气的转化工作,我们的工作才能前进一步,坏事才能变成好事。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倘若有关部门在事故发生之后没有做这步转化工作,或者是已经做了,但在报道上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在工作上或新闻报道上不敢正视事故本身这一件坏事,而是离开事故本身,用另外一件好事去掩盖事故这件坏事,用英雄模范的高尚行为去掩饰某些人的失职、过失以至犯罪。这样搞下去,其结果将是:事故还将继续发生,抢险救人的英雄模范也将继续涌现,轻松而又神气的“表彰大会”当然也会不断地开下去,隆重的“命名”、庄严的“号召”还会通过新闻媒介不断地传播开来!至于人民的生命财产么,自然也会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花架子下面继续损失下去!
人们已经看到不少这种类型的“表彰大会”了。没有人反对宣扬英雄行为,但人们渴望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后,有关主管部门多做一些、报纸上多报道一些认真的检查,严肃的处理。如果要开表彰大会,那也应是先检查,后表彰。千万不要用“表彰大会”来敷衍塞责,千万不要以他人之功掩自己之过,千万不要用英雄的光彩粉饰官僚主义者和蛮干者们的罪责。只有这样,才叫作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为人民负责。人们读了这样的报道,那个悬在半空中的心才能放得下来。
以断手再植闻名的“手大夫”孙雪良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呼吁:“但愿世人手都好,宁可不再植残肢”。我想那些抢险救人的英雄模范们在同激流搏斗时,并没有想到立功受奖,他们也不会同意让别人用他们的英雄行为去文过饰非、哗众取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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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活动论》简介
  高放
什么是科学?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认为科学是知识的体系和实践经验的结晶。这只是从静态和结局来看科学。然而国际上,从三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学的诞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著《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侧重从动态和全部进程观察科学的新著。
本书不是单纯引述国外的新观点,而是对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的理论从多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指出把科学看作活动的合理性,并概述了科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和规范。其次,着重探讨科学活动的认识论原理,涉及到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验的结构和特点,作为或然性推论的归纳在科学认识中的意义以及具体的归纳方法,科学认识的经验和理论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再次,从科学活动的认识论过渡到社会学论,阐明了科学的真理观和科学成果的社会确立过程,比较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人类重要创造活动的异同,揭示了科学发现的心理特征和素质要求,指出了科学家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科学家共同体(学派)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最后,归结到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这个主题,突出定量研究的成果,进而分析科学增长的机制和制约因素,展现了科学活动对人类历史的价值以及科学活动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本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见解。例如,作者认为当代科学活动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活动组成的庞大而有机的体系,使三者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在发达国家,这三者的科研投资比例大体上是1∶2∶5。但国情不同,传统各异,各国应有自己的特点。作者还认为:人类若要真正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提升,真正实现对社会的科学改造,没有科学及其带来的更加强大的生产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应当自觉地、充分地认识科学活动的规律,抓住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宝贵机会,使科技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杠杆。作者比较了德、美等国的科学发展,指出开放型的政治制度比起封闭型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前者敞开了社会流通的渠道,为人才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后者则抑制科学人才,甚至驱使人才流亡异国。作者又以苏联三十年代起延续数十年的李森科事件、勒柏辛斯卡娅的所谓“新细胞学说”等等,说明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某些学派的权威,而对不合意的学派则当作政治上的反对派横加迫害,结果必然使科学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只有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为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作者还以清朝乾嘉学派的阮元为例,说明如果只是整理国故,在概念里兜圈子,那只是面向过去,面向典籍,面向祖宗之成法,而不能面向现在,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知识。只有注重实践,不断改革,有所创新,科学才能向前发展。这些见地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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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首届全国技术市场理论研讨会简介
不久前,由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发起的首届全国技术市场理论研讨会在江西九江市召开。会议就技术市场发展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议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技术市场在我国已初具规模,技术交易的内容丰富多样,技术市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功能日益显著。技术成果商品化、技术市场的初步形成,促进了科研和生产的结合,调动了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快了科技工作社会化,促进了知识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从广度和深度上开拓技术市场。当然,在技术市场发展中,也还有些不完善之处,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管理措施,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和解决。
与会代表指出,从根本上说,技术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买方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商品的迫切需求是技术市场繁荣的首要条件。但几年来我国技术市场发展的情况表明,与技术市场卖方的活跃相比,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出现了两个一头热现象。第一个一头热是在有些地方基本上是买方市场,科技成果滞销,另一个一头热是小企业、乡镇企业购买技术多于国营大中型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企业从事技术进步的压力、动力、能力方面来说,落后于以技术市场作为突破口的科技体制改革,二者之间不够配套、协调不合理的价格政策,新产品开发基金的缺乏,使许多技术陈旧、产品老化的企业没有能力从事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如不尽快扭转此种情况,那么技术市场就很难会有长足的进展,甚至会趋于萧条。因此,与会代表认为,应该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切实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之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面向市场,置身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同时,国家又要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企业从事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增强企业从事技术进步的动力、能力。
与会代表指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巩固和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拓展技术市场的又一关键。要力求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撞车、朝令夕改的现象。各项政策、规章的制订、实施要有利于科技体制改革,有利于技术市场的进一步拓展。要注意划清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工作同搞不正之风的界限,充分尊重和保护科技人员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改革的积极性。
与会代表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技术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总体上的协调、指导。现在,技术市场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于基层,都形成了独家经营、自成系统的局面。这种情况不利于技术市场整体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技术市场平等竞争的展开,从而也就不利于统一的有活力的技术市场体系的形成。对此,有些代表建议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切实负起责任,采取措施,做到三个统一,即技术合同管理的统一,分配比例上的统一,减免税收和优惠政策的统一。
会议还就技术商品的特性,技术商品的价值、价格,及技术市场和其它市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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