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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兴建三十万吨乙烯工程
向社会发行五亿三千余万元债券用于建设
据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 （记者吴复民）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上海三十万吨乙烯第一阶段工程。它是继宝钢之后在上海建设的又一个大型重点工程。这项工程建成以后，将显著改变上海化工、建材业的结构和轻纺类产品的面貌，对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的建设资金将采取多渠道筹措。除了三十万吨乙烯、二十万吨氯乙烯和二十万吨聚氯乙烯三套装置已经引进以外，其余建设资金将采取利用外资和国内集资、发行债券的办法解决。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已经联合成立领导小组，统一组织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六套大型现代化生产装置，预计在1989年建成。整个工程的总投资约五十亿元，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国家提供有机化工原料、塑料、化纤、合成橡胶共一百二十万吨，年税利近十亿元。
又讯 为建设上海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行五亿三千六百万元债券；其中二亿元是建设银行的建设债券，三亿三千六百万元是建设单位委托建设银行代办的公司债券。据记者了解，用向社会发行债券的办法建设大型骨干工程，这在国内还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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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纸上会议消息多而枯燥
读者不满意总编辑伤脑筋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14日电 （记者张持坚）“报上会议消息多而枯燥，我们不爱看。”许多报纸读者的这一意见，反映到了正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上。
报上会议消息究竟有多少？且看五家报纸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登在一版上的会议消息条数：贵州日报七十九条，四川日报五十三条，浙江日报五十四条，辽宁日报六十三条，解放日报四十五条。
总编辑们确实为“会议消息”问题发愁：有些会议读者很关心，会议精神对面上工作也有普遍指导意义，报纸应该发消息。可是，有相当多的部门召开的会议，是纯业务性的，发了消息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主管部门总是说：“发个消息吧，登报了，说明我们干工作了嘛！”
读者对此所以不满意，因为他们看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总编辑们也分析说：有些会议消息写得枯燥无味，和记者不善于从会议中捕捉到读者关心的新闻有关。
出席座谈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滕藤认为，读者的意见有道理。他说，报上会议消息多而枯燥的现象非改不可；要改，各级党委要支持，报社自身也要努力，对重要的会议，报社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要精心写作，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作按新闻规律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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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31日）
万里同志们！
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宋健同志、钱学森同志还有许多专家，都在会上发表了精辟的讲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新意。这是我国科技界以及整个知识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对软科学本身的学科建设，我说不出多少意见。据我的理解，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近，小平同志几次建议研究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正因为软科学研究同领导决策关系密切，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密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加强软科学研究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软科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种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是指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指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的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这后一点，正是软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尽管软科学这个名词在我国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的，但决策的研究工作过去早就存在了。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情况确实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前更加宽广和复杂了，决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大大发展了、丰富了、深化了。调查民情即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这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考察分析，并从它们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中作综合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原理，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计算工具和测试手段，把静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决策的民主化同科学化结合起来。过去凭个别事例，不作定量分析，就对重大问题作出判断，这是吃过很多苦头的。因此，应当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充分实现决策的理性化。
软科学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近几年，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开始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决策，开始进行定量分析和测算，选择优化方案；现代化建设中一些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订，也经过了较周密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论证，具有较大的科学性。例如，国家科委、计委、经委共同组织了十几项重大技术政策的研究，已经经国务院审议、正式发布。还有我国2000年发展前景的研究，新技术革命及我国对策的研究，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价与研究，以及关于一些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等等，都是明显的事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软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软科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我们党和政府决策工作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适应新时期开放与改革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的产物，又是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期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全党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决策中那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让位给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恢复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对比，我们党进一步认识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坚持双百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为我国软科学研究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求人们作出尽快的答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任务之繁重，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大大增加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人不仅要依靠本人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仅要依靠领导成员集体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依靠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依靠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实践反馈信息的综合体，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集体的研究，才能提出正确的对策。这是软科学得以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互相渗透和交叉，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使得跨部门、多学科的大系统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并反映了各科学部门的共同要求。这种情况大大加强和丰富了决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决策研究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这是软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科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结合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冲破各种障碍，推动各学科的结合，以便更好地开展决策研究。
正因为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才有了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随着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各部门各地区在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采取的各种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对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可以断言，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软科学研究工作者将大有用武之地。
（二）改变旧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决策方法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近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过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三）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
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我们有大批老革命干部，是从战争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有丰富的阅历和领导经验，有很高的智慧和才干，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不少人，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比较缺乏，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大批出身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干部，他们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长，懂得许多精深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宏观决策，也缺乏组织工作经验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就这两部分人而论，他们都生活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环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方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对科学技术进入决策领域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价值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对软科学研究的认识，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一般喜欢“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认为这才是实在的东西；而轻视“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认为那是虚无飘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在今天，特别是在未来，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发展。“软件”是“硬件”的先导，“软件”指导着“硬件”的发展。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它通过知识和信息的综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和再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过程，使我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代价，预测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不认真利用这种可能性，谁就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然，这件事不能责怪那些干部，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鼓励他们勤奋地学习，刻苦地钻研，努力克服可能存在的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和思想意识，自觉地培养起尊重科学、尊重民主的良好作风。我们的党校和有关的大专院校的教育，不仅要设政治理论课程，更要设现代的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新的决策理论方面的课程。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正确决策，象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的建设出现了空前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肇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软科学研究是为各级决策者、领导人服务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这种服务。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既要尊重专家，又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应当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有些部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这是很好的，可惜不少是有名无实，只是一个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应当吸收一些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要充实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并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人才，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使他们能够真正发挥智囊、参谋、研究、咨询的作用。
决策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带有很大风险性，有时出现某些差错是在所难免的。领导者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作出正确的鉴别和取舍。如果决策出了问题，这首先是领导者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研究人员身上。一个高明的领导人，甚至能从错误的决策建议中受到启发，得出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有时候，某项软科学的成果，虽然没有被采用，也没有什么眼前利益，但它作为警告、预防或考虑问题的因素，往往有极大的价值。
（四）发展软科学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象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的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的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正是使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没有别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我们强调执行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决不是说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客观的普遍真理。软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对研究工作的指导越有效，研究工作的成效也越好，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硬套在软科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圣经，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决不能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借口下，把当代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当“糖衣炮弹”、异端邪说而拒之门外，而要通过实践检验，把一切真正科学的东西吸收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软科学本身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必然会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现成公式。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软科学研究，应该而且一定能够进一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软科学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的支持。软科学研究至今没有固定的经费渠道，只好向各方面讨斋化缘。其实，软科学队伍是一支轻骑兵，投资少，效益高。它不需要大型实验室和贵重设备，只需要少量资料费、机时费、调研费等。每年确定一个适当的稳定的经费额度，就可以满足当前需要了。只要各主管部门和各地区领导真正认识到软科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他们就会理解花点小钱以换取巨大效益是值得的。还有资料、数据问题。这几年统计部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应当看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现在整个统计工作还是相当落后，对许多社会经济现象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缺乏科学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现有的一些很不齐全的数据材料，往往控制在一些部门或地方手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人的重视，积极设法解决。必须认识，没有资料数据，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研究。当年马克思如果不是查阅大英博物馆的大量数据资料，是写不出《资本论》来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技、经济、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建立各种信息和数据的服务系统，健全各种保密和解密的制度，尽可能把各种信息和数据，包括可能得到的世界各国的信息，送到需要者手上，成为全民的财产。
（五）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我国的软科学研究工作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务必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尖兵。软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地、自觉地为我国的开放和改革服务，为现代化建设各项重大决策服务。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深入全面地向前发展，各项改革和开拓性工作方兴未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崭新的道路。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对外开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民主、纪律、法律、道德，在改革中如何同步建设；社会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经济效益如何得以提高；不同部门和地区应有何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各种行业应有何种技术政策；价格政策如何制定；劳动制度如何改善；人口如何控制；环境如何保护；山区如何发展；工程项目如何评价；人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人才如何造就和选拔；还有社会情况的变化和如何指导社会文化、道德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需要决策的问题，都是软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各种实际存在的问题着手。我们要准备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进一步树立起软科学研究的权威，把软科学研究在全国普及化、社会化，使之逐步成为一种产业。到了那时，我国各项决策工作的水平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软科学研究也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探讨，这是不能忽视的。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丰富、深化和创新。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来说，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应用研究的课题上，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最紧迫的课题上来。
为了不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重任，软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研究人员除了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献身精神以外，更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经验。自然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社会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大家都要面向实践，面向现代化，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这样才能有较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如此，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抽象能力以及文字能力等等。这种“通才”、“杂家”型的人才往往比专家型的人才更难培养。他们是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招之即来就可以凑数的。因此对研究队伍的组建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各主管部门应该有总体设想，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以及从近年来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拔一批有能力从事宏观决策研究的人员，加以培养和指导，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队伍。
软科学研究是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大系统综合研究。研究工作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可否认，由于目前我国在行政体制上条块割裂，部门所有制严重，各种研究机构大都直属不同部门和地区，他们的观点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影响。我不认为部门和地方不应当重视和讲求本部门、本地方的利害得失。这是他们肩负的一种责任。但是又必须把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全局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软科学工作者应当提高自己的理性化程度，自觉地抵制这种习惯势力，树立严谨的正派的学风。他们应该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避免卷进可能产生的部门偏见和利害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秉公直言，按科学精神办事。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格的科学工作者。
同志们！
国家科委召开这次会议，各方面的专家济济一堂，互相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为发展我国的软科学事业献计献策，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这次会议的深远意义，在于提高了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认识，对我国决策观念、决策方法、决策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我相信会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我希望，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们能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统一协调，形成网络，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党和国家各级决策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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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石如饭团
浸泡食有益
麦饭石系列食品问世
一种象饭团的石头，在我国已被作为饮食的营养添加剂。华哲麦饭石联合开发公司推出包括酒、饮料、糕点、糖果等在内的中华麦饭石系列食品，将陆续投入市场。
麦饭石含有二十余种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长期饮麦饭石浸泡过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好处，有利尿、健胃、保肝功效。（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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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三省扩种水稻四百万亩
目前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新华社大连8月14日电 （记者杨善清、李永文）东北地区今年在发展粮食生产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据统计，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共种水稻二千一百九十二万亩，比上年增加四百零一万亩。目前，这些齐刷刷的水稻长势喜人，正在扬花抽穗，呈现一派丰收在望景象。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有种水稻的习惯，所产大米品质优良。如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乡大泉眼村出产的大米，曾作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被称为“御米”。但是，由于受到气候、生产条件的限制，东北三省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过去水稻种植面积很小，产量不高，当地所需大米多靠外省调进。近几年，三个省的许多农村积极推广室内育秧技术，解决了春寒育秧难的问题。
东北三省人少地多，以往插秧忙不过来，耽误农时，中耕劳力不足，农活忙不过来，往往影响稻田产量。近几年，特别是今年，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和化学药剂除草，缓和了水稻生产劳力紧张的矛盾。许多地方还打机井，修渠道，扩大灌溉能力，为多种水稻创造了条件。水稻是高产作物，产量比旱粮多，价格比较高，对农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上东北有些低洼地地下水多，种旱粮常常因水多而减产。去年，东北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后，今年农民在低洼易涝地里发展水稻，变害为利。黑龙江省今年因地制宜种植水稻八百多万亩，比去年增加二百三十多万亩，由于有地下水灌溉，一般都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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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总理在北戴河会见图图主教
谴责南非当局顽固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支持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北戴河八月十四日电 （记者虞家复）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北戴河会见南非约翰内斯堡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夫妇时强烈谴责南非当局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赵紫阳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南非当局肆无忌惮地残酷镇压黑人群众，只能激起南非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遭到国际社会更加严厉的谴责。
他说，南非广大黑人群众为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英勇反抗和斗争。近年来，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更加高涨。我们尤其高兴地看到，南非各界人民正在出现加强团结、联合斗争的局面，许多基督徒和神职人员也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这对广大黑人群众是一种重要的鼓舞力量。
赵紫阳说，我们相信，只要南非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注意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国内外力量，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就一定能取得斗争最后胜利。南非当局倒行逆施，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图图主教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反对压迫和非正义的斗争的支持。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他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图图主教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对图图说，“你坚决地同南非广大黑人群众一起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并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受到南非人民、整个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国人民对你的正义和崇高精神十分钦佩和赞赏。”
他说，“你是第一个来我国访问的南非宗教界领导人。我相信你的来访必将有利于促进南非教会同我国宗教界、南非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往来。”
图图说，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不是人们想象的僵硬、单调和划一的社会，而是多样化的社会。我们看到不同观点和思想互相争鸣，但又能和平相处。这使我大开眼界。他说，使我感到欣慰和高兴的是，我看到中国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上海，我看到有许多人到教堂做礼拜。
赵紫阳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式的。我们的制度是同中国的国情、特点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我们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对人民也要实行开放。在我们的制度下，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图图主教刚才谈到多样化的问题。确实，我们在统一和一致的方面很明显，在多样化方面也很明显，但我们把统一和多样化结合起来。统一就是指一致的目标。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在几十年时间里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附图片）
赵紫阳总理在北戴河会见南非约翰内斯堡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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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牟平采用苹果栽植新技术
山东省牟平县观水镇二甲村采用矮化密植新技术栽植的二百五十亩苹果树，已于去年大量结果，提前五年进入盛果期。今年，这些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预计亩产可达二千公斤，为探索苹果树速生高产闯出了一条新路。目前，烟台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广这种新技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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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捕获珍奇动物黑足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两名中学生最近逮获了一只黑足鼬。
黑足鼬是七十多种鼬类动物中最珍奇，最逗人喜爱的一种，目前世界上仅存八十多只。它长相奇特，外形似黄鼠狼，但脸部却象浣熊，四只脚和尾巴尖端呈黑色。
黑足鼬的发现已引起有关专家重视。
（据《中国西部开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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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哥拉军队抗击南非入侵者
击毁敌军一辆装甲车六辆军车毙敌数十人
新华社罗安达8月13日电 据安哥拉国防部12日晚提供的消息，连日来，安哥拉武装部队在安哥拉南部宽多库邦戈省奎托夸纳瓦莱镇附近坚持与入侵的南非军队作战，给南非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到目前为止，安哥拉武装部队已打死南非士兵数十人，击毁敌人六辆军车、一辆装甲车、缴获一辆军车，六门榴弹炮和一些通讯联络工具。安哥拉方面两名战士死亡，二十三名居民被炮弹炸死，二十人被炸伤，一辆汽车和一些房屋被炸毁。
南非的这次入侵是从8月10日上午开始的，目前战斗在继续进行。
南非再次侵犯安哥拉，已引起国际舆论严重关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讲话和声明，强烈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径。
新华社巴西利亚8月13日电 巴西政府今天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武装入侵安哥拉奎托夸纳瓦莱地区。
巴西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南非的这一侵略行径违反了邻国关系所应遵循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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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现代化的低效率
宝林
各种电脑、复印机、电子打字机走进办公室，取代了传统的复写和誉印，使印制文件易如反掌，为提高工作效率创造了条件。但在不少机关，也同时开始了“现代化”的造“文山”活动。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非要正式呈文报批不可；有一、二份就够用的材料，却印上十份、百份；看到你出一套《通讯》，我也编若干《简报》，你抄我，我转你，热热闹闹；各式各样的文件如同漫天大雪，纷纷扬扬……至于效果如何却很少顾及。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叫嚷经费太少，办公室紧张，柜子不够用，恐怕与此很有关系。这边一锹一镐地“挖山”，那边用现代化的设备“造山”，如此下去，“文山”何日能移？工作效率怎么能提高？
可见，要提高工作效率，采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官僚主义的作风不改，文牍主义的作法不变，现代化的手段倒有可能助长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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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山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验收团昧着良心大吃大喝
陕西处分六名违纪县级以上干部
据新华社西安8月14日电 （记者华年轮）陕西省委最近严肃处理了陕西省教育厅和商洛地区普教检查验收团在贫困山区大吃大喝违纪事件。其中犯错误的六名县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处分。
这个普教检查验收团由二百二十五名干部组成，去年11月24日至12月22日分成两个分团分别在商洛地区的丹凤、商南、商县、山阳四县进行普及验收教育工作。验收团制订的纪律中明文规定“不准大吃大喝”。但是验收团下去后却把自己立下的规矩丢在一边，每到一地，都大摆宴席，领导同志带头赴宴劝酒。仅在四个县的县城，就先后宴请十二次，共摆酒席二百五十九桌。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克俭中途来到商洛，七天之内就被宴请八次之多。有的县验收合格后召开庆功会，一请就是三十几桌。丹凤县最多一次设宴四十三桌。在山阳县，验收分团共九十八人，而先后陪同吃喝者竟达三千五百四十五人。四个县为接待这个验收团共开支十四万九千五百多元，其中仅伙食费开支达八万七千三百多元；烟酒、茶点、水果和影戏招待花去三万三千四百多元。
商洛地区的这几个县是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山区县，三分之一的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接待这个验收团，各县不惜动用财政款三万多元，教育经费二千多元，集体积累五万七千多元，群众集资的办学款二千多元，学校勤工俭学款一万二千多元。
先后有四十四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卷入了这一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事件。验收团的主要领导同志赴宴都在十次以上。验收团副团长张志忠还在商县的一次有区、乡长参加的会议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好客的习惯，宁穷一年，不穷一日。”这件事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应。陕西省和商洛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认真调查，省委讨论并报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给予张克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验收团团长、商洛地区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李正棠撤销党内职务，建议撤销行政职务；副团长、省教育厅视导室主任（当时为省教育厅督导队负责人）张志忠党内严重警告，建议撤销行政职务；验收团副团长、商洛地区教育局局长张元虎，分团长、商洛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唐建章，党内严重警告。商洛地区地委委员、商县县委书记（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智铭带头“抬轿”，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党内职务。
省委责成在这一违纪案件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都要在适当范围的会议上公开检讨，多吃多占的东西要全部如数退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