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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津县检察院挂牌办案
变群众上访为干警下访
本报讯 山西省河津县人民检察院改变作风，走出机关，实行“挂牌办案”，变群众上访为干警下访，初步解决了人民群众上访难的问题。
河津县检察院从1984年6月“挂牌办案”以来，先后共挂牌一百三十多次，接待上访群众三千多人次，受理案件七百余件，自行查办四百八十九件，挽回经济损失五十多万元。同时，提供法律咨询三百七十四条、一千四百九十五人次。今年以来，群众上访案件大幅度下降。
以前，河津县检察院把信访工作当成是软任务，可有可无。因此在信访工作中存在着“来信翻翻看看，来访听听记记”的现象，甚至采取推、压、拖的办法，致使一部分群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一些老案得不到处理，一些新案又拖成老案。
1984年6月，河津县人民检察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牌子在城关镇第一次挂出来时，一下子就轰动了赶集的群众，人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涌来，告状的，伸冤的，评理的，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纷纷称赞这是方便群众的新鲜事。两年来“挂牌办案”由检察院群众来访接待站发展到检察长接待群众处、公检法联合接待群众日和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及公检法司联合接待群众日。
河津县检察院在“挂牌办案”中，始终坚持了“多办少转”的原则，凡是他们能够独立解决的案件，决不转办。案件办结后，定期回访，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们处理了下化乡老夭头村农民史赖子的经济案，决定老夭头煤矿付给史三间窑洞塌陷赔偿费三千三百元，该村另给史划院基一座。在回访时，发现上述问题均未落实，他们当即进行联系和催办，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对于转办案件，他们也不是一推了之，而是在“搭桥牵线”的同时，及时去人去函催办。 （冀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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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绥宁县改革干部制度
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一般干部选聘制
本报讯 据湖南日报8月9日报道：湖南省绥宁县大胆改革干部制度，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一般干部选聘制，干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下基层、办实事、讲效率、争效益的新局面。
绥宁县改革干部制度的作法是：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对各部、办、委、局和乡镇的领导干部，按照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县委批准的原则，重新任命，任期三年，不称职者可随时罢免，免职后不再享受原职待遇。对一般干部，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提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在原有干部中进行选聘。结果有五十九名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退出现职岗位。在一般干部中有六十多人未被选聘，经过组织部门批评教育，调整到缺编单位之后，仍有八人至今没有任何单位愿意接受。这些未被选聘的干部，按规定第一年只发给90％的工资，如果第二年还未被选聘就只发70％的工资，第三年则作退职处理。这样做，在全县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武阳镇有个干部，原先一年上班百来天，工作责任心很差，开始没有被选聘。他着了急，向镇领导提出保证，表示改正以往的缺点错误。被选聘后，他把铺盖搬到镇政府，主动包了一个村的工作。仅3月份，就配合有关部门收回了这个村三年来的水库水费欠款三千二百多元，落实了计划生育对象节育措施，做好了全村二百四十户粮食、生猪合同定购。
实行聘任制后，各级干部都按照各自岗位责任的要求，实行目标管理，并分段进行考核评比，作为干部奖惩和升降的依据。这样，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普遍增强，纷纷深入基层办实事。今春以来，全县在做好宣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落实粮食、生猪定购合同等项工作的同时，着重解决了乱砍滥伐森林、占田建房和财务管理混乱等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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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锡爵驾客机首飞大陆上空
本报讯 原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长、现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副总飞行师王锡爵，经过短期休息和恢复飞行训练，于8月10日担任中国民航机长、驾驶1304号波音747大型客机，重上蓝天，开始了从台湾归来后的首次航班飞行。
这天清晨，王锡爵早早起来，高兴地穿上了中国民航制服，再次仔细地检查了飞行的一切准备工作，和机组其他成员走上飞机。根据地面指挥的口令，他熟练地进行操作，满载中外旅客的747飞机，腾空而起。他第一次驾驶着中国民航客机，飞越黄河，俯视长江，飞行在祖国大陆上空。
在班机停留期间，王锡爵抓紧时间研究飞行资料。飞回北京时，他仔细地询问和检查了机上的各项工作并与机组的其他成员交流了飞行经验。他说：“同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我们机场地面设备还是比较落后的。第一飞行总队安全飞行了三十一年，是第一流的。”
他还说，他搞了快一辈子的飞行，今后要恪尽职守，多研究解决些问题，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附图片）
图为王锡爵驾机飞抵目的地时，受到同行们的欢迎。
孙启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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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应培索贿受贿万余元
投案自首退赃被免起诉
本报讯 最近，在河北省沙河县召开的公判大会上，县检察院宣布：对索贿受贿一万多元，而投案自首的杨应培从宽处理，免于起诉。
杨应培，四十九岁，是冶金部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驻沙河县）物资处驻北京办事处材料员。1984年5月，冶金部在邯郸召开钢材定货会期间，杨应培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以江苏省宝应县计委的名义，从冶金部钢材处批出小角钢二十吨，而后转给北京市昌平县马池口乡横桥村“华都贸易公司”，索取贿款六千元，同年5月至12月，杨应培又先后从冶金部物资局钢材处批出四百三十吨钢材，转给一个生产企业公司（集体企业）。该公司拿出“提成费”四千一百二十三元现金给杨应培。
杨应培接受贿金后，一直坐卧不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决心走自首坦白争取从宽处理的道路。去年年底，他向本单位领导如实交待了自己索贿一万多元的问题，当即交出了全部赃款，并检举揭发了他人的问题。
河北日报8月9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说，对杨应培索贿受贿问题，经沙河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证实本人交待全部属实。杨应培收受贿赂一万零一百二十三元，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本应追究刑事责任。但鉴于他能投案自首、主动坦白交待，积极退赃，并能检举揭发他人，认罪态度好，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对杨应培依法免于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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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小议“得罪”
治非
刘宾雁最近发表的报告文学《没上银幕的故事》，记录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吴天明大力改革、开创新局面的感人事迹。其中有这么一件事：干部W以权谋私，分房时先占了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住房，还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吴天明责令他退出房子，撤了他的职，对他义正辞严地说：“……不得罪你一个人，我就要得罪四千人！”
看来，一个领导干部，既要不怕得罪人，又要怕得罪人：不怕得罪搞不正之风的极少数人，怕得罪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的广大群众。吴天明之所以深孚众望，恐怕这是一条主要原因。有的领导干部却不然，他们怕得罪的对象刚好颠倒了：怕得罪搞不正之风的个别人，却偏偏不怕得罪广大群众。
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单位，搞不正之风的都是少数人。身为领导为什么生怕得罪他们呢？一种可能是领导自己作风就不正，害怕“拔了萝卜带出泥”，把自己的问题也给牵连出来。一种可能是领导虽然洁身自好，但却不敢碰硬，因为搞不正之风的人一般都比较刁钻，不好对付，或背靠大树，有后台。他们害怕得罪这样的人会危及自己的私利，因而原则也抛弃了，群众的利益也不顾了。殊不知，顾此而失彼，小“得”而大失，因为怕得罪个别人而得罪了群众，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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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读者投书《中华杂志》
指责当局“三不”政策是“反逆人道”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经常刊登去台老兵呼吁的台湾《中华杂志》，8月号的一期又刊登三封读者投书，呼吁台湾当局开放海峡两岸的通信和探亲往来，指责台湾当局采取“三不”政策是“反逆人道”。
一群退役老兵在投书中呼吁台湾当局“决策诸公”，有暇不妨到公园里去看一看，那里“有独坐支颐沉思者，有喃喃自语者，也有三五成群叙述家乡往事及思亲之苦者”。投书说，当局如再不解决老兵到大陆探亲、和大陆亲人通信问题，老兵“一旦饮恨而终时，还会发出声音的，会高呼悔！悔！悔！恨！恨！恨！永不瞑目！”
另一位投书者吴明士写道，去台“大陆老人不但是少小离家老不回，而且只有生活在少小离家梦中回了”，“昨夜又梦回故乡，已经不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而是大人相见不相识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要找父母的游子，绝大多数的人都要上山（即上坟）去找了！一觉醒来，枕畔已经湿一大半”，“这股怀乡的心情，执政诸公的心也是肉做的，不会无动于衷吧！”
这一期《中华杂志》还刊登了台北市“议员”林正杰6 月13日在台北市“议会”上提出的质询全文。林正杰曾在1983年把他在大陆的老父亲接到台湾，他在质询中说，经过千辛万苦的奔走，他的一家才得以团圆。虽然海峡两岸亲人不少利用海外关系家书往来和利用海外地区与亲人团聚，但去台的“广大中下级军公教人员缺乏海外关系，暌别亲人数十年，连一封家书也不可得，四处陈情而言辞悲苦”。他认为，台湾当局“采三不政策，阻断人间亲情，反逆人道”。他建议当局，设置特别信箱，处理海峡两岸亲人通信事宜，并且让能提出亲属证明的大陆同胞到台探亲或到台依亲定居。但林正杰的建议遭到台湾“行政院”的拒绝。《中华杂志》为此发表短评，呼吁台湾当局“必须本人道之心，行仁义之政，迅速解除在台大陆同胞以及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不准探亲的禁令，进而作有限度有条件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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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平姚兆德对大姐遇害深感悲痛
希望赴台湾参加悼念姚兆明活动
新华社南京8月12日电 （记者古平）姚兆明教授在大陆的亲人对姚兆明在台湾惨遭谋害感到震惊、悲痛，他们要求台湾方面尽快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并希望能尽快赴台参加悼念活动。姚兆明的妹妹、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姚平及弟弟、扬州柴油机厂工程师姚兆德在南京对新华社记者说，姚兆明是他们的大姐，与他们分别已有三十多年，他们对远离家乡的大姐一直十分挂念，年近八旬的老母也盼望着有生之年能与在台湾的女儿会上一面，但由于时事变迁，海峡阻隔，他们一直未能详知姚兆明的音讯。他们说，而今海峡两岸人心思统一，亲人盼团聚，在这充满希望之时，他们的大姐在台竟惨遭人谋害，噩耗传来，实在令人痛心。他们要求台湾方面尽快查明姚兆明被害真相，严惩凶手，希望海峡彼岸的溥孝华姐丈节哀珍重，并希望能尽快赴台参加大姐的悼念活动，以表达哀思。
姚平和姚兆德已向姐丈溥孝华发去了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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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朴初欢宴喀麦隆经社理事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赵朴初今晚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由主席阿扬·吕克率领的喀麦隆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喀麦隆经社理事会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咨询机构。
赵朴初在讲话时说，中喀两国建交以来，在各个领域里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他说，喀麦隆经社理事会和中国政协两个组织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领域。
吕克说，代表团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业已存在的友谊和合作，了解中国取得的成就，并吸取中国在建设中取得的经验。他说，喀麦隆十分关注中国的四化建设。代表团特别愿意同中国政协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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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空军派飞机抢运触电民工
本报济南8月12日电 今天中午一点三十分，济南军区空军某运输大队一架飞机紧急出动，把一位触电受伤的民工送往青岛抢救。
上午，山东省长清县一位十九岁的民工在施工时不幸触电，停止呼吸十六分钟，经抢救、伤员心跳恢复，但神经系统严重缺氧，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必须赶快送青岛某医院接受高压氧舱治疗。济空司令部在接到市政府的救援电话后，立即下发出动命令。某运输大队副参谋长赵宝胜机组在二十七分钟内做好一切准备，伤员一到，迅速起飞，并在空中克服了气流大、风力强的困难，于十四点五十分安全到达目的地，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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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凤凰城”在腾飞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位于宁夏平原中部，东滨黄河，西依贺兰山，是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塞上古城。早在公元1038至1227年，这里就是西夏国的都城。银川别称“凤凰城”。民间传说，在很久以前，一只凤凰落到银川，从此这里便逐渐富裕起来。然而实际上，直到解放前夕，旧中国留下的银川仅仅是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两万多人口，破烂不堪的一座小镇。
如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银川市，已经是一座人口七十多万的新兴城市了。市区一千三百多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和宾馆，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银川市拓宽了市区的街道，还兴建了唐徕、湖滨等五个新的住宅区。
银川市不仅是宁夏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形成了以机械、化工、轻纺、建材、清真食品行业为主的、拥有一定现代化装备的工业体系。银川毛纺厂生产的提花毛毯、长城机床厂生产的仿形车床，畅销国内外。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银川市与二十多个省、市发展了横向联系，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建设。银川市生产的喷淋式双缸洗衣机、袖珍收录机、枸杞水晶糖等产品，深受自治区内外消费者的欢迎。
银川市居住着十三万回族群众。清真饭馆、清真食品店遍布全城，穆斯林们的宗教活动也受到尊重和保障。实行对外开放后，更加促进了银川市的发展和繁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人士，来银川参观访问和洽谈经济技术合作。
美丽的凤凰城正在展翅腾飞，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马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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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力争“后来居上”
井村
今年2月，胡耀邦同志在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进行考察访问时，挥毫写下了“后来居上”四个大字，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尽快改变贫困面貌。他反复强调，急躁情绪不可有，翻番信心不可无。胡耀邦同志的这些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而是急躁、冒进，那就必然吃亏。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但是，如果丧失自力更生的信心，一味等待国家帮助和先进地区的支援，甚至单纯依赖国家救济，那也同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落后的问题。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帮助，这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帮助的主要作用，应当是提高当地的自力更生能力。过去，国家对某些贫困地区尽管也花了不少钱，但是“输血”代替不了“造血”，有些地方的面貌仍然没有显著的改变。
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有没有可能着重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改变面貌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树立“后来居上”的志气和信心。一些“脱贫”的农民说得好：“人凭志气虎凭威，改变面貌靠自己”。当然，还要找到发扬当地优势的起步点和采取切实有效的脱贫致富措施。例如，山区土地面积大，有利于发展林业和牧业就是个优势。宁夏的西吉县大规模地种草种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这也是因地制宜、发扬优势的一个例子。
我们相信，只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同心协力，奋发图强，同时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能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中做到“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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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水利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黄巨俊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原水利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黄巨俊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钱正英、赵庆夫、李伯宁等出席告别仪式，向黄巨俊同志表示深切哀悼。乌兰夫、习仲勋、宋任穷、郑天翔、钱正英、赵庆夫、杨振怀、李伯宁以及水利电力部送了花圈。
黄巨俊同志7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黄巨俊同志是陕西省清涧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战争年代，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他对敌英勇战斗。以后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1980年3月调水利部纪检委工作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仍勤奋工作，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保证水电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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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川西北藏族牧民看上电视
本报讯一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海拔三千五百米高的川西北草原——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建成。远离祖国首都的藏族牧民坐在电视机旁就可以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新闻和文艺节目。他们欣喜非常，无不称赞党和人民政府“雅格都”（藏语：好）！
这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是在县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由县内各单位集资修建的。自7月1日开始转播电视节目以来，效果一直良好，图象清晰，声音清楚，音量洪大。
（周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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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朝阳村的变迁
“朝阳滩，风沙滩，风来沙起天地暗”。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河西乡朝阳村过去的情景。
同心县是干旱山区，历来缺水。1979年，同心县扬黄工程正式通水了。黄河水沿着干渠向朝阳滩流来。这一年，县上决定开发朝阳滩。不久，刚从其它干旱山区搬迁到这里的五十一户回族农民，开始建设新家园。他们白天平田整地，填坑修渠，晚上打土坯。艰苦奋斗了一年，平整出水浇地四百亩，修了住人的窑洞一百多个。现在，朝阳村已经营造防护林带十七条，全村共有树五十九万株，人均五百多株。现有成片林六百多亩。去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八十万斤，人均八百斤。 （魏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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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绿色的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是干旱山区。1983年3月我国政府接受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个援助项目计划，于1983年至1986年之间，在西吉县造林种草一百三十二万七千五百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8％）。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此向西吉县提供粮食援助，提供用于退耕造林种草的粮食补助和荒山造林种草的少量报酬。这就是西吉防护林工程。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对这个工程作了重要批示，鼓励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保证按期完成工程计划。从这时起，全县三十二万回汉族人民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快速造林种草活动。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战胜了重重困难。工程开始的1982年，西吉县严重干旱，当年栽种的苗木大多干枯而死。但是，他们没有向自然灾害低头，而是一边从山下担水抗旱，一边补栽补种。到年底，成活率竟高达84％，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全县从1982年春季到1985年春末共造林种草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亩，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工程计划。
在工程指挥部里，总指挥王秉升对我们说，现在，全县绝大部分荒山和坡地的植被已经恢复，全县土壤侵蚀量比工程开始前减少了62.4％。
在西吉县，昔日的一些荒山秃岭，如今已披上了绿装。绿色的希望已经从这里升起。 （马瑛 妥永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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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笹川良一一行。
新华社记者 马俊田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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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图主教到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南非约翰内斯堡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和夫人在访问上海和西安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殷继增到机场迎接。
殷继增对图图说，“我们北京基督教徒听说你要到中国访问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热情地期待着你来北京。”
图图说，“我在上海、西安过得很愉快，受到这两个地方人民的热情接待。非常感谢你们。”
一些非洲国家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到机场迎接。
今天晚上，图图主教在他下榻的西苑饭店会见了中国记者。在谈到博塔在南非实行所谓的改革时，图图说，种族歧视是不可能通过改革加以消除的。白人说，对种族歧视可以作一些改革。但我们黑人说，种族歧视必须铲除。
图图主教是10日晚由上海抵达西安的。在会见陕西省省长李庆伟时，图图感谢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他还说：“我们在中国看到人们在勤奋努力地工作，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街头个体经济活跃，青年们穿得很漂亮。这些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他还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所幼儿园，一所农村卫生院并访问了农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