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关二爷·武二爷·宝二爷
舒展
川剧剧作家魏明伦，以杂文笔法塑造了一个足以引起当代人反思中国历史的新的《潘金莲》。北京的观众，看的戏多了，向来眼界较高。然而，潘金莲出现于首都剧场的演出首场，却赢得了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这原因，我想不在继欧阳予倩之后作出了新的翻案文章。它得到热烈反响（包括反感、争议）的原因在于：跨越历史、超越国界、逾越舞台，让吕莎莎（《花园街五号》的女记者）、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七品芝麻官……上台争鸣，多角度、多层次地评说封建社会一个女人的沉沦史；同时，把布莱希特的背躬效果，艾略特的象征技巧，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纵横方法，以及比较文学、交叉科学的对比分析，把凡是用得着的艺术手段，统统拿来。
拿来干什么？拿来反封建。
历史学家黎澍讲得好：“文革”后期，许多人开始反感，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解放以来，一直不讲反封建，而封建意识却在每个人思想里存在着，人们不以为非，甚至不以为耻，反而公然大行其道。
“把这么多历史人物、文学典型调来争鸣，这不是‘关公战秦琼’么？”人家自称是“荒诞川剧”嘛。如果比起“样板戏”的“三突出”来，我倒以为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是对鲍鱼之肆里极“左”噪声的一次大反动，使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加宽广深刻多了。把官僚主义者锯为两截去应付文山会海，这不荒诞么？岂止此也，简直是“刻骨仇恨”！官僚主义者难道不是人民内部的同志么？
可惜，列宁肯定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所以，艺术上的荒诞不能与思想上的荒谬划等号。当潘金莲向武松倾吐爱慕之情时，武二爷心中升起了一个“样板”——关二爷。“忠于哥哥，保护嫂嫂”。川剧的帮腔象俏皮的编者按，唱道：“关二爷，武二爷，潘金莲遇不着一个偎红拥翠的宝二爷！”
真是妙文奇想，神来之笔！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反思，这不是反历史主义的胡编，而是合乎情理的判断与艺术想象的飞翔。我们讲创作自由，允许探索；今天，如果潘金莲以新面目出现，总不能说：“禁止探索！这不是探索！”因为作品中的潘金莲的罪与非罪，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范畴中的问题。
关二爷，是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小生产者哥儿们义气的化身；是忠于皇室的表率。他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奔刘皇叔。他死后，阿斗追谥为壮缪侯。到宋徽宗时，提拔为忠惠公。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侯、公皆不过瘾了，进爵为帝，立英烈庙。以后又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跟皇帝平起平坐了。到了清顺治时，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每年致祭。各地皆立关帝庙。杭州灵隐寺，在十八伽蓝神旁，就有关二爷的供奉。湖北当阳玉泉山有关二爷的佛寺。皇帝老子愚民有术。管它是道是佛，一律为我所用。戏曲中关公斩貂婵，不是执封建礼法之法么？貂婵何罪？因为她美。美就是祸水，就乱国。关二爷捍卫的“正统”，就不是血统么？
喧嚣多年的“血统论”，如今克服得如何呢？比西门庆的蓄奴更简便更荒淫的腐败纨绔绝种了吗？
根据“七出”法，女人不生孩子，说话太多，都可以由丈夫休掉。潘请求武大与之离婚，懦弱的武大回答得真妙：“我就剩这么一点夫权了，使不得，使不得！”
有人或许会问：难道武二爷杀掉潘金莲有什么不对么？这就象英国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在我国上映时，有人深恶痛绝地谩骂那样：“这是歌颂‘破鞋’！人家卡列宁一心扑在工作上……”云云。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吾复何言！
宝二爷却不同于关、武两位二爷。他是第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把女人当人的人。二尤参祭，他为之挡浊气；藕官烧纸，他为之打掩护；焙茗幽会，他尊重奴婢的隐私；平儿挨打，他为之服役；香菱污裙，他为之替换；晴雯病危，他前往探视。而当晴雯的嫂嫂拉他求淫，却遭到坚决抗拒。
当然宝二爷这个贵公子有许多先天不足处，他不能过五关斩六将，不能上景阳岗打虎，但他给两千年封建的大气污染，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女人。这种比大刀和铁拳更有力的解放女性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明吧。
如果关二爷取代贾政成为荣国府的统治者，宝二爷还有活路么？如果武二爷取代宝二爷以授受不亲的冷面对待众少女，大观园中还会有笑声么？1986年6月1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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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化字与书法的关系
唐大笠
最近，从北京到各地，从《人民日报》到省市报刊，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汉字书写规范化，提出不要乱用不规范的简字，不要任用已经简化的繁字，更不能自造字或胡乱通假。这对于目前存在的文字混乱现象，引起各方面重视，无疑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治理文字的书写与使用上的混乱，当从教育、出版、文牍等诸多方面入手，庶乎可以取得效果。但是，某些报纸不加分析地报道某些组织小学生当“文字纠察”的新闻，上街乱涂乱改，电视屏幕上还播放“小纠察”的行动。老实说，对此我当时确是捏着一把汗的，生怕小学生又重演“文革”中大破“四旧”的那种蠢事，不分青红皂白的横扫一通。
自造字自属大谬，单说繁简字与书法艺术的关系，是不能不搞清界限的。汉字简化是为了应用方便，书法则是艺术，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在于书法不受简字的约束。日本文字早已改革，日本书法家至今仍在大量的使用汉字的繁字。国务院公布第一批简化字时，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书法是一种艺术，当然可以不受汉字简化的限制。简字本来主要是用在印刷上的，我们不可能强制大家必须按照《汉字简化方案》写字。因此汉字简化不会对我国的书法艺术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欢迎书法家按照简化字书写，以提高简字的艺术水平”。周总理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书法可以不受简字的“限制”，更不能“强制”，但“欢迎”书法家写简字。这个讲话精神完全符合艺术规律的，迄今并未过时。书法家作书，从来不排斥简字，但从繁从简应是自由的，它必须按照书法创作中的章法、布白、取势、依让的需要与可能而抉择，才能创作出美的艺术品。遗憾的是许多谈汉字书写规范化的篇章包括（《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竟都遗忘了周恩来同志这一完整、准确的阐述，而笼统的一概反对使用繁字，使生活中发生一些如“纠察”那样的混乱。
小学生热情可嘉，但他们正处在求知识的初级阶段，他们能“纠”什么“察”多少？那股“纠察”风幸亏没有多大的发展起来，不然的话，不但新近书法家写的招牌匾额要被涂抹，就连刚恢复的名胜古迹的匾额楹联也会遭横祸。在“四人帮”践踏我国文字最凶残的时候，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对于书法用字做了更详尽的论述，不但可以写繁字，连甲骨、金文、古篆都可以写。郭老的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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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柜
邓星荣
工人有工具箱，知识分子应该有书柜，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从中学读到大学，书一天天地增加，但住的是拥挤的学生宿舍，书没处放，只好用纸箱装起来，摞在床下。用时要爬到床底下去拿，经常累出一身大汗。
转眼大学毕业，不久又成了家，总算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起初，嘴里象吃了蜜糖似的，觉得这一间房子好宽敞，好亮堂呵。不久孩子相继出世，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一下又窄狭了许多。并且一挤就是十六七年。大人读书，孩子做作业，全在里面。若是洗衣、做饭、加煤炒菜，真叫针插不进。我的书，虽然由出学校的两箱增至十箱，但仍然摞在床下，查找资料伤透脑筋。
一天，我爱人以商量的口气说：
“家里实在太挤，不要再买书了吧！”然后脸一沉，象下最后通牒似的：“堆书的地盘只能在床下，不能往外扩展！”
我听了后，慢声应曰“嗯”，但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过不久，爱人看我手中翻着一本刚买到的书，立刻火冒三丈：
“你把书清点一下，拿些去废旧物资回收站卖了再买，不能光进不出。”
这可把我惹火了。但我并没有大吵大闹，说实在的，不觉还感到理亏——双人床下的空间毕竟全给我占据了。到头来，书没拎去卖，反而病了几天。我过后静静想，爱人是中学教师，对书不能说没有感情，但又实在没有地方摆放。这时候，我多么渴望能增加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呵！哪怕是六米、五米，反正能放一张桌子、两个书柜就行。
今年初，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单位分给我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我激动得高呼万岁。正待要打扫房子时，整幢楼房早已经“乒乒乓乓”地干开了。呵！别人开始打家俱了。木工有浙江的、四川的。这是一幢新盖的文联宿舍，可以住二十四户人家，这些知识分子，多是些已过“不惑”之年的人，个别的已接近“花甲”了。在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渴望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也渴望有个书柜，但苦于没有地方只好把书长年累月淤塞床底。今天有了房子，考虑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打书柜了。大家你追我赶，昼夜加班，我大受鼓舞，立即进行计算，布置房间的草图出来了：一间作卧室，另一间给两个孩子住，最大那间作会客厅兼我的工作室。也请木工打了三个书柜，然后再来一对长沙发。
住房高二米七，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我计划制作三个二米六的书柜，顶天立地，并排占去一面墙的位置。每个书柜由两截组成，上下各四层。设计时，我就想：书柜做好后，床下的书就可以请出来，分门别类摆好，充分发挥作用。
我爱人这时乐呵呵地说：
“明天书柜就要做好了，你可别一人独霸呀，我使用两层总可以吧！”
“爸爸，给你提个意见，你太自私，只顾请木工师傅做自己的书柜。我的抽屉早塞满了，趁师傅还在，技术又棒，买点木材，胶合板，也给我做一个。”读高二的大儿子如是说。
“我的书没地方放了，反正少不了我一份。”读初三的二儿子也很理直气壮。
爱人和儿子的话，把我的思绪引回到三十几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上。是的，再也不能让孩子把书塞床底了。我同爱人商量，决定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个，先做四层，将来书多了，再做两个四层的叠上去。然后就摆在他们哥儿俩住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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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
十年前在浩劫中故世的老革命家张闻天，“五四”时期是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1931—1941年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对新文学运动又多有指导。程中原写的《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论述了张闻天早年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还运用近几年发掘和整理的珍贵文献、史料，介绍了他对文艺问题的独到见解，评介了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全书十五万字，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在近期出版。
（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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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黎雀声声》
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芳的散文集《黎雀声声》，描写了塞北山川的雄浑壮丽风光，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近年来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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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寓哲理于童心
——《张天翼寓言》序
黄秋耘
寓言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学体裁。古希腊有《伊索寓言》。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就已经盛行。《孟子》、《庄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例如“揠苗助长”、“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狐假虎威”、“东郭先生”……等等，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般地说，寓言大都是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
张天翼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老作家，我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就认识他了。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同被打入“牛棚”，有一段时间还一起被关在一间只有五平方米的“斗室”里，朝夕相对，索然寡欢。不过天翼同志还算达观。他读书很多，学识渊博，甚至对佛经里的一些哲理和故事，也十分熟悉。他说话不多，但富有幽默感。晚上“斗室”里一灯如豆（当时名在“黑籍”的人只配用一个十支烛光的灯泡），无须读书写字，我们只好躺在破木床上聊天，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当然彼此都不敢谈及政治问题和文学问题，因为隔墙有耳，万一说错了话，给造反派的“战士”们听到了，说不定“一言可以丧身”。因此我们谈话的内容大抵以古书中的趣闻轶事为限，这也是苦中寻乐之一法。
我记得，天翼同志也是属马的，比我年长十二岁。他的创作生涯又开始得很早。我还在青年时代就读过他的小说和童话，例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清明时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都是他的代表作。至于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宝葫芦的秘密》、《罗文应的故事》、《蓉生在家里》等，也都是小朋友们很欢迎的。可惜那时我已经“人到中年”，失落了童心，对童话没有多少兴趣了。
这本集子所收入的寓言，大都是他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作品，主题多数是讽刺和控诉反动统治者穷凶极恶、倒行逆施、残害人民的罪行，有些则是用嘲讽的态度揭露剥削阶级人物的丑恶嘴脸和他们愚蠢可笑的心理状态，大都是有针对性的。由于时间已经过了近四十年之久，今天的少年读者不见得都能够理解作者当时的用心和寓言的主旨所在。因此，我接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在每篇寓言的篇末，加上几句极简短的“题解”，也许对少年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我的浅见也可能有曲解作者原意的地方，天翼同志已不在人间，再无法去征询他的意见了。每念及此，我不禁惘然若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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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牧趣〔中国画〕
贾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