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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食糖产量居世界第五位
本报讯 据经济日报报道：轻工业部食品局提供的情况表明，目前我国榨糖年度食糖产量已达五百一十六万吨，居世界第五位。
据悉，一九八五跨一九八六年度制糖期，我国食糖产量比上一年度制糖期增产八十五万吨，是建国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期。我国食糖产量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我国进口食糖的外汇支出。目前，世界上一百一十多个产糖国家和地区中，食糖产量大于我国的只有苏联、巴西、印度和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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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农民
——部分农村工作者、研究者座谈《来自农民的呼声》
编者按：6月28日本报二版发表的《来自农民的呼声》，引起不少农村工作者和农民的关注，现已收到不少来信来稿。7月9日，本报邀请部分农村、商业工作部门、研究部门和地、县的同志举行了座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来自农民的呼声》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地区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从农村改革的角度，多方面地分析农村形势，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对农民的反映作出了一定的回答。现把发言整理摘登如下，以飨读者。我们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来信来稿，使讨论逐步深入。
农民的呼声不容忽视
黄道霞（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家庭经营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说从事传统种养业是它发展的第一步，那么，在此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是第二步，即变为兼业户；第三步是由兼业户变为专业户；第四步是由专业户向外延伸、发展服务和联合，形成专业区域。现在全国农户中，处于第三步以上发展水平的是少数，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也是少数，多数可以说处于《来自农民的呼声》中刘道才所处的水平：缺少门路，无业可兼，难于起步。显然，这部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问题，是一个战略性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启发性的工作，帮助他们起步。象刘道才这类水平的农民要发展成专业户，必须首先达到兼业户的水平。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农户向高一层次进步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汪文斌（安徽省阜阳地委）：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局发展的大问题。只有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不断发展。所以，各方面都应积极关心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不仅是各级党委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
如何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呢？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现在农民迫切地要求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帮助他们搞好横向联系，拓展农副产品市场，搞好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这些都是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对我们各级领导提出的新课题。我们自己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探索，牢固树立为农民服务、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农民的期望。
要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就要放手让农民参与流通，放手让农民开拓农外产业。这些年，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十分尊重农民的伟大创造性。保护和支持农民去探索、开拓，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是至关重要的。我很赞同“领导就是服务”的提法。服务，就是为农民富裕服务、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
引导农民向市场学习
周志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马克思曾把商品的转化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并且指出：“这种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所有者。”可见，向商品转化不是平平稳稳的事，而是在艰难险阻中实现的。我国农民几千年来习惯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懂得商品生产，也不大会进行商品交换。长期以来，他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辛勤劳动，没有独立经营决策的机会。现在让他们自主经营，实现商品转化，一时还难以适应，产生困惑，是毫不奇怪的。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一般说来要有四个条件，即生产经营者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劳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合理地流动；市场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了，而其它三个条件，一时还不易充分实现。自主权可以通过微观调节实现，而后几条却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调节，加上农民的自我适应才能实现。由于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还不配套，广大农民对商品生产缺乏应变能力，因而必然增加“商品跳跃”的惊险性。
我认为，刘道才的呼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民要学习商品生产知识的紧迫性。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一场社会范围内的利益分配，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各种商品的兴衰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农民要学会按市场需要来组织生产，国家要善于根据各方对策来制订符合全局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
薛伯昌（河北省固安县委）：《来自农民的呼声》一文引起了我的深思。看来积极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相当突出和迫切的问题。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要注重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有商品生产，就有竞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多年来由于自然经济的束缚，农民的竞争意识比较淡薄，稍不注意就会在市场波动中吃亏。我们要采取疏导的方法，引导农民逐步增强竞争意识。在组织农副产品进城中，我们教育农民拾漏补遗抓奇缺，错季避旺抓鲜活，挤进市场，站稳脚跟，提高竞争力。今年农民种植的三万亩西瓜，其中有85％比去年提前十天上市。我们根据北京市场的变化，及时转向天津、保定、廊坊城市市场，销售西瓜两千五百多万公斤，适应了市场的多变性。去年二季度北京取消生猪调拨指标后，我们及时提出了京、津、保、唐一起上，集体、国营、联户、个体一起上，广辟销售渠道，出栏的十六万五千头生猪全部销售完。在竞争中，农民开始学会在市场的大海里游泳。
把市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
郭书田（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刘道才的反映很有认识价值。当前农民“怕好面馍吃不长”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深思并认真对待。去年起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改革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从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发展到商品价格体系，自然比过去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第一步改革以很大的魄力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建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承包责任制，从而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那么，第二步改革，就要通过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逐步把三十多年来被扭曲了的价格体系理顺，从而加速农村经济商品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年多以来，尽管这个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进展并不顺利，付出的代价比较大，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例如，在价格方面，一些新商品粮产区收购价格有所降低，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农民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自然会作出不愿多种商品粮的选择，加上在收购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不断发生，确实使部分农民“伤透了心”。这些农民在第一步改革中迸发出来的活力受到了压抑，使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内伤”，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地倾听农民的呼声，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医治这种“内伤”，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村的生产力。
要坚持流通领域的改革，有步骤地改革价格制度，把生产和流通机制理顺。在实行合同定购时，可以逐步减少合同定购数量和品种，扩大议价数量和品种。合同定购必须严格按照《经济合同法》办事，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把国家在合同定购中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好。在逐步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有步骤地放开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销售价格。还要特别强调打破封锁，鼓励竞争，废除违背发展商品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保护有竞争力的生产经营者，给缺乏竞争能力的生产经营者以压力和必要帮助，把市场机制培育起来。
牛若峰（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读了《来自农民的呼声》，深深感到，千方百计地组织好商品市场，为农民排忧解难，是各级经济管理机构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因而就要有国内市场（当然也要有国外市场）。就农产品市场而言，不仅应当有不同层次的收购市场、批发市场、集市贸易市场、城镇农贸市场、零售市场，还应当发展各种专业市场、中心城市的期货市场，形成多元结构、纵横交错的市场网络。组织好城乡市场，完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职能。
一切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论是国营的、集体的、股份联营的或个体的，城市的和乡村的，也不论其资金多寡和经营规模大小，受教育程度如何，都是平等的贸易伙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关系。
为什么在农产品收购中经常发生压级压价、板脸训人，使农民伤心的事情呢？说到底，就是收购部门没有把自己和农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没有把自己和农民看作是平等的贸易伙伴，没有把他们之间的收购和出售关系看作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关系。签订定购合同时，农民不能平等协商，只能接受收购者一方规定的条件，而收购者却可以不承担合同义务，甚至任意毁约，拒收定购的产品并不赔偿农民的损失，这种情况必须扭转。
白南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现在农村不仅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也在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旺，这必然使市场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这是农村的历史性进步，农民必须在这种进步的过程中学习。这里应该明确，农产品的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靠现在的低水平反馈的信息来指导生产，常常就会成为“马后炮”。仅仅靠反馈指导生产，还解决不了基本问题，必须下功夫研究实行预测和指导，根据多年统计建立起必要的超前预测和控制。
搞好社会化服务
曹梦蛟（河北省廊坊地委政研室）：我们地区和河南商丘的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纯农户的收入相对降低。解决这个问题是农民的迫切愿望，也是能否稳住农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感到，对《来自农民的呼声》加以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怎样解决纯农户收入低的问题？几年来，我们也在不断探索。作为地区工作的各级领导部门，也就是基层领导部门，主要的手段是搞好服务。通过加强服务为农民创造一个增加收入的良好环境。由于农民收入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服务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作为基层来讲，搞好了服务，也就实现了领导。目前，我认为主要应抓好下述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为农民增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引导农民搞好土地转包，扩大纯农户的经营规模；三是增加土地投入，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基础条件。
牛若峰：要逐步做到，各级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对农产品总需求和总供应作超前预测，提前核定国家计划收购量，争取每年夏收后（7月1日前后）公布下一年度各种主要农产品的国家收购量、质量要求和价格。这些年按自然年度于年初发布的信息，多半成了“马后炮”，对农民起不到指导作用。如难以做到一次超前公布，可以考虑越冬作物产品的收购量和价格先在7月1日公布，其他于10月1日公布，便于农民安排生产，也便于签订定购合同。
吴硕（商业部经济研究所）：刘道才反映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在实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条件下，农民不必担心产品卖不掉，反正是国家统购包销，有多少，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农民操心、担心也没有用。农民与市场是基本隔绝的或半隔绝的。现在取，消统派购制度，对农民来说既喜又愁。喜的是农产品放开后，产品可以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同市场联系密切了。愁的是对市场不熟悉、不了解，要承担风险。这就容易造成盲目性。刘道才反映的正是这种心情。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现在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一是国家成立一个权威机构，分析研究和公布农产品市场预测和信息，综合运用宏观调查手段，让农民按国家指导的方向去生产。二是农民自己也要组织起来，需要有一个自我服务的流通合作机构来接受市场信息，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白南生：建立起地域性的中间服务组织可能是适应商品生产的一种必要选择。国家难以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户。保持农产品的规范化和品质，靠一家一户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方式是困难的。在商品交换中，分散的一方永远处于不利的地位，农民自己应该有自己的商品交换服务组织。当然，这种组织必须注意下述问题：不能走老路，坚持自愿，关键是不要触动所有制；其次是一户可以参加多种服务组织；这类组织代表某类商品交换的需求，通过组织的参与，让农民学会从事商品经济。
开拓农外产业保证农民增收
平欣（农牧渔业部乡镇企业局）：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增长来自农外产业。从去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加速度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发展农外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困难。在资金、物资、税收、各类费用方面，乡镇企业处境艰难。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农村和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各方面都急急忙忙向农村伸手。农村怎样稳定增收是篇大文章，有很多问题，光靠农副产品这一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拓农外产业。现在歧视乡镇企业的观点、作法还有一定市场。在某省，有些国营厂产品不合格也发给生产许可证，而一些产品合格的乡镇企业，反而不发许可证。这种观念和作法都影响了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农民要增收，必须支持他们大力开发农外产业，这是不容忽视的。
郭书田：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保持并增强它们的活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特别要大力组织农民参加和发展第三产业，组织农民采取多种形式，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建立一支强大的农民经营流通队伍，形成一个新型的流通渠道。为此，要从大局着眼，坚持实行已经制订的在信贷和税收方面的某些优惠政策，而不能急于取消或随意改变。在资源分配上，应当给乡镇企业一席之地。同时，要提倡多样化的生产经营形式，不要重新搞“一刀切”的模式。以家庭为基础的经营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长期坚持。（附图片）
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来到川陕老革命根据地的四川省南江县菌种场传授香菇菌种的栽培技术。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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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化实行补偿造林效果好
本报讯 浙江省开化县在林业经营体制改革中，推行补偿造林新办法，加快了速生丰产林建设。去冬今春，已有二十七个乡镇的一百八十多户农民和县营林公司签订了补偿联营合同；到4月底，全县营造杉木速生丰产林一万一千多亩，超额15％完成今年计划。
1984年，这个县普遍实行山林承包到户，给林业生产增添了新的活力。但因林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尤其是营造高标准速生丰产林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多数林农有困难，影响了林业发展。为解决林业经营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县领导和林业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搞纵向联合补偿造林，并于当年底在县林业局内成立营林公司。联合补偿造林的作法是：由营林公司提供资金、技术，农户按速生丰产林的标准造林、抚育、管护。凡有条件连片高标准造林十亩以上的农户，经公司派员实地察看认可，帮助订好设计规划，可签订联营合同。（胡咏宽 齐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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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广复线施工运输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颜世贵报道：衡广铁路复线工程指挥部，以集体的智慧和改革的精神，严密组织，精心指挥，自1978年开工以来，运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开创了我国铁路史上的先例。今年上半年工程完成投资相当于去年全年投资总额；全国进入广东的物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0％，广东运往全国的物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4.7％。
衡广复线是在原有线路上施工的。今年，工程全面铺开，施工与运输的矛盾十分突出。指挥部组织专家和领导深入第一线制订施工方案，在既有线上对沿线车站、股道、信号等行车条件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造，增加列车密度，缩短列车交会时间，并将重载列车，由每天四列增加到目前的十列。每天增加的运能相当于多开两趟半车，弥补了因施工而被吃掉的运输能力。施工单位做到了尽量减少对运输的干扰，充分利用列车运行空隙时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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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让利得利
宫雨农
怕竞争、怕肥水外流、怕背包袱、怕砸名牌、怕收益无保证，这“五怕”，说到底只是一怕，即担心搞横向经济联合会亏了企业自家利益。其实，静心想一想，联合是决不至于失利的。
企业之间开展横向联合，彼此都应让出一些利来，使对方有利可得。当然，这种让利，决不是为了借联合之机，“钓鱼下饵”，揩别人油水。让利的实质是互惠互利。譬如，甲让出资金，乙就可以借此扩大生产；乙让出产品，甲又能以此补充原材料。双方相辅相成，共得实惠。反之，你也“铁公鸡”，我也“瓷仙鹤”，谁都不拔一毛，那就只好是缺资金者产量难以增加，缺原料者难为无米之炊。虽然谁都不让利，但谁又都得不着更大的利。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让利得利，贪利失利。这乃是发展横向联合中的辩证法。愿所有企业都能领悟这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勇于参加横向经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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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阳拨专款奖励承包有功的厂长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报道：贵阳市决定从市长基金中拨出一笔专款，对全面完成经济承包各项指标的国营工业企业负责人进行奖励。
从七月一日起，贵阳市属国营工业企业负责人，分别向企业主管部门签订经济承包“责任状”。承包项目包括总产值、实现利润、销售收入、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五个方面。凡全面完成各项责任指标，其中总产值完成上级下达的力争计划指标，实现利润、销售收入随产值同步增长，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上升，事故发生率下降的企业，发给企业正副职领导一次性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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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世界贸易中心会成立
本报讯 成都世界贸易中心会于七月七日正式成立。它是由中国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成都锦江宾馆和香港企业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的。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其宗旨是扩大世界贸易，增进国际经济及贸易联系。其会员已达六万家公司、企业，有一百二十多个分会，遍及五十多个国家。成都世界贸易中心会是它的分会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参加世界贸易中心会的有：广州、深圳、南京、上海、北京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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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将大力发展空陆客运
本报讯 据中国交通报报道：开放的西藏，“旅游热”和“生意热”与日俱增。最近，自治区政府决定在“七五”期间大力发展空中和陆上客运，为四方来客提供方便。
目前，西藏的公路已初步形成网络。“七五”期间，西藏还将增开客运线路；被国际旅游界誉为“黄金旅游路线”的中尼公路拉萨至樟木口岸段也要分段改造；自治区客运公司计划新购置十辆大型高级客车，争取今年内投入客运。另外，还将扩建贡嘎机场，维修和平机场，以满足发展空中客运的需要。届时将开辟新的国际、国内直达航线，开办拉萨至香港的包机业务。据有关方面预计，到一九九○年，西藏的年客运量将达到五十万人次，比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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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联运网络开展异地托运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华东地区联运协作委员会二十六家成员联运公司七月二日在福州达成“相互代办异地托运”和“相互代办中转业务”两项协议。
开展“异地托运”和“中转业务”后，客户的物资在华东地区联运网络内，不需要到对方办理，只要在当地联运公司办理托运手续，即可按照物资单位的要求托运（中转）到目的地。实行一次受托，分段计费，全程负责。这样，既方便了物资单位，又能为物资单位选择合理的运输工具和路线，省时、省力、省钱；同时，把华东地区联运公司紧密地联结起来，形成网络，改变过去各地联运公司只受理发运本地区物资、业务相隔离的状况，将有效地提高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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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五怕”促进联合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
今年以来，上海市的横向经济联合势头很好。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企业对发展横向联合还有一些思想顾虑，集中起来是五个“怕”：一怕给自己增添了竞争对手，教会了“徒弟”饿着了“师父”；二怕肥水外流，好处不多；三怕对方基础较差，给自己背上包袱；四怕联合伙伴技术水平不高，使名牌倒台；五怕政策多变，经济收益没有保证。事实上，从上海一些开展横向联合较早而又有成效的工厂来看，只要认真做好联合中的各项工作，这五“怕”是不必要的，也是不难解决的。
上海自行车厂为扩大“永久牌”自行车的产量，同江苏、安徽一些自行车厂实行了联合生产。开始，有人担心这样做扶植了外地自行车厂，对方一旦翅膀硬了便会同上海开展竞争。实际上，“永久集团”成立后，生产计划和原材料由国家直接下达给“龙头”厂，再由“龙头”厂分配给各分厂。分厂所需的工艺、模具、装备等也均由上海自行车厂提供。这就把彼此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外地工厂也不愿再去生产不受消费者欢迎的杂牌车了。今年，外地分厂将为市场增产一百六十多万辆“永久牌”自行车，占上海自行车厂产量的一半以上。
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同外地联合生产“蝴蝶牌”缝纫机后，通过几次让利，去年从联营中获得的收益只占全厂利润的2％。有人认为这是“花了大力气，得了小利益”，自己没有多少好处。协昌厂的领导认为，有没有好处要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来看。“蝴蝶牌”缝纫机虽是名牌产品，但现在年产量只有一百多万台，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而且由于生产任务繁重，无力开发新产品，致使绝大部分产品至今还停留在第一代的水平，第二代初期的产品还不到1％。搞了横向联合以后，不仅可以增加“蝴蝶牌”缝纫机的产量，协昌厂还可抽出力量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使产品挤入国际市场，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这样一分析，大家对联合的意义认识更深刻了。
先进企业同目前还处于后进的企业进行联合，是否会使自己背上包袱，影响自身的发展呢？近几年来，上海英雄金笔厂生产的“英雄”牌自来水笔一直供不应求，工厂生产已达到饱和状态。一年半前，上海英雄金笔厂同浙江省丽水金笔厂实行联营，去年一年增产了一百八十万支“英雄”高级铱金笔，并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国画新笔。最近，英雄厂算了一笔帐：如果不搞联营，今年自来水笔产量最多只能增长4％，而现在却可增长10％以上。
横向联合会不会影响名牌货的声誉？生产“大地牌”风雨衣的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用事实否定了这种疑虑。三年多来，这个厂在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发展了十一个生产“大地”风雨衣的加工点。平时，每个加工点都配有驻厂员，对产品质量一律按优等品的标准进行严格考核，连续三个月达不到标准就停产整顿。现在，由协作厂生产的产品已占到“大地”风雨衣总产量的十分之九，产品质量也比过去更好。
有些同志深怕政策“多变”，使开展横向联合的企业空忙一场。上海皮鞋厂一位会计师拿出一系列数字，说明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这个厂从1980年开始发展横向联合，前几年在联营中每取得一万元利润，留利只有一千元左右。现在，由于政策的完善，万元利润的留利已增加到四千五百元。他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某些经济政策作相应的改变，只会越变越有利于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
克服了这“五怕”，企业在横向联合中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么？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的一段话颇能发人深思：“别的并不可怕，怕的是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这股潮流中自己原地踏步，没有新的突破。”这个回答代表了一批有眼光的厂长的想法。最近，上海许多著名企业，如生产“三五牌”台钟的上海中国钟厂、生产“牡丹牌”香烟的上海卷烟厂等，都在一面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一面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争取攀登新的高峰，创造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