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牛棚”试释
完颜荔
巴金同志倡议设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我热烈附议。好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真怕它失传了。
但是，兹事体大，恐怕会有各式各样的阻力吧！十年之久，全国之大，上连中枢，下逮山陬海澨，情况不易掌握，展品也不易搜集。单是各种说明文字，怎样写得既通俗又科学，足以信今传后，就决非易事。
譬如“牛棚”这个词，今天大家大体上都懂，尽管住过的和没住过的，见过的和没见过的，懂的深浅详略已有不同，但是将来的人大概非有解释不能明白了。怎么向他们解说呢？如果说：“牛棚”者，“文化大革命”中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的“牛鬼蛇神”之处所也。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够了，甚至过于详细了。但将来的人看了，仍然是一大堆的问题——
这是司法或公安机关授权设立的呢，还是私设的呢？
如果是私设的，那就是违法的，何以不是少数单位偷偷摸摸搞的，而是全国各单位一致公开搞的呢？司法机关为何不管呢？被拘禁者为什么不反抗呢？
说是各单位自行设立的，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呢？是不是各单位的负责人呢？为什么所有各单位的负责人大都进了“牛棚”呢？
特别重要的是，究竟什么叫作“牛鬼蛇神”呢？我听说，有一位欧洲国家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国一个文化出版单位工作，有一篇文章要请他翻译成某国文字，其中“牛鬼蛇神”一词他就犯了难。他问：是犯罪分子吗？答曰不。他再问：是违警分子吗？答曰不。他又问：是嫌疑犯吗？仍然不是。他实在找不出词儿来问了。于是中国的同志向他详细解释了几遍，他还是似懂非懂，但毕竟比没听讲解时懂得多了一点，于是摇头叹息道：你们用的语言为什么这样充满封建迷信的意味呢？我们的后代人的不懂，大概也会是这样。我们必得解释“牛鬼蛇神”这一成语的出处和源意，还得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指哪些人？他们当时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被置于什么地位？受到什么迫害？为什么不用别的名称而单要用“牛鬼蛇神”来指称这些人？在一个单位里由谁人通过什么程序来确定谁是不是“牛鬼蛇神”？如此等等。这已经够复杂的了。
“牛棚”，并不是正式的名字。正式的是“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不同，但它们的别号通称又一律是“牛棚”。把“牛鬼蛇神”简称为“牛”，原是误解了那个成语的构造，以为是并列的四个东西；而不知道只是两个东西，犹云“邪鬼邪神”而已。但这个被误解的不通的简称，居然十年间全国流行，这本身又反映了那种愚昧的文盲空气和残酷的政治空气，只要最能侮辱人，作践人，就是“最最最革命”。把人当畜牲当然是侮辱，而畜牲中的牛当然又是最经得起作践的了。
至于“牛棚”的置立沿革，组织规章，领导管理，如何审问，如何劳役，如何早晚请罪，如何通过触及皮肉去触及灵魂，……本不是一两个词条文字可以说明的，简直可以写一篇政治学专论《牛棚之研究》。在“文革纪念馆”内应该专辟一间“牛棚”展览室。象这么说一点也不是为了讽刺，故意夸张，我诚恳地希望“文革纪念馆”里，贯彻科学的严肃的精神，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实地展览给后代。善良的人们很容易忘掉自己的血写的历史；但是，“江东子弟今犹在，卷土重来未可知”，那些人永远忘不了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地留下他们用别人的血肉建造天堂的人证和物证。
198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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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庄严的人生的结束
悼念杜谈同志
袁文殊
诗人、电影剧作家杜谈同志逝世已经两个多月了。他逝世前的景象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他是在4月19日去世的，4月17日我还去看过他，见他躺在床上虽然显得十分虚弱，但他的眼睛还是相当有神的。没想到那就是我和他的诀别。
杜谈毕生献身革命文艺，走过了他庄严的人生道路。他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在北京与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倡导普罗诗歌，先后参预编辑过北平左联领导的《北方文艺》、《文哨》、《擎旗手》、《普罗诗选》等文艺刊物，发表自己的诗作。在这以后的文学生涯中他曾用窦隐夫、白特、朱彭等笔名写过好些诗作和话剧《到明天》。1932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了《新诗歌》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那时，他主要用诗歌为武器，号召群众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
杜谈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翠岗红旗》（张骏祥导演）。它是以中央红军北上之后，中央苏区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残酷斗争为题材的影片。曾于195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伐利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摄影奖和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的二等奖。此外，他还创作了好几个剧本，有的在创作中出于某种原因自动让给别人去完成，在完成影片的片头字幕上他坚决不让挂自己的名字，连分给他的稿费也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这种不为名利的高尚风格是杜谈身上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更可贵的是他的刚直不阿的品质。他创作态度严肃，既不闭门造车，更不迎合低级趣味。
我是1935年在苏州反省院的时候认识杜谈的。我们都是1934年先后在上海被捕，但是因为他参加的是“左联”，我在“剧联”，彼此没有工作关系，互不认识。在反省院，也只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因为他在反省院是个敢于同反动当局对抗而出名的人物。他经常公开跟他们捣乱，蔑视他们，鄙视他们的监狱制度和规矩，所以他特别引起周围革命同志的注意，受到人们的钦佩。他知道我是他当年的“难友”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事情。1949年进城之后一起共事，彼此之间便更无芥蒂了。
革命胜利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了种种内伤，也在杜谈身上增加了重重包袱，特别是十年动乱给他精神上增加的创伤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几年他不得已全然闭门谢客。
杜谈的一生光明磊落。他在敌人屠刀前面不改色，在人民面前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尚情操永远值得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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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夜
刘亚舟
深夜。万籁俱寂。
灯光之下，我在原稿纸上写下了最后一笔。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章节的最后一笔。
搁下笔，将这写满字的一叠稿纸理齐了，小心地、工整地放在案头上。
我抬起头来，面向着楼窗。
一束摇曳着榆钱的树枝，衬着春夜的温柔的天幕，从楼窗的一角斜垂下来；几颗金豆儿似的星星，恰巧缀在枝头上，极象童话世界里圣树上光华耀眼的果子。
榆枝的梢儿之下，是一片俄罗斯式的小平房。夜色中，我的目光掠过这个建筑群奇形怪状的尖顶，落在远处那幢大楼的影影绰绰的轮廓上。
那也是一幢宿舍大楼。可，它是哪个单位的呢？也许，它并不单属哪个单位，而是房产局的公用住宅，里面住着本市的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居民。
老实说，白日里看去，那栋楼跟我们作家协会这栋宿舍楼差不多，并无些许出奇之处。然而，每至入夜时分，一俟灯火从那无数只窗口里透出，在我的眼中，那璀璨的光的立体，便实在是瑰丽的、壮美的了；逢上有月亮的时候，于朦胧之中，它甚至还有点令人莫名其妙的神秘。
但，此刻，它于初夜时分的那番景致，早已海市蜃楼般地消匿了，偌大一个建筑物上，唯有最上层的一个窗口里，还亮着淡淡的豆绿色的灯光。不难辩认，那是一盏壁灯的光。
谁家的灯呢？为啥还亮着？不会是因为主人睡得过熟，而忘记闭掉的吧？
也许，在那柔和的光亮里，有位年轻的母亲，正在悉心地照料她的无比可爱的婴儿；若不，就是那卧室的主人，渴望借助那美妙的光，作一个美妙的梦……
我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扫一眼写字台上与墨水瓶放在一起的手表——哦，又是午夜一点了！
午夜一点，是这座城市最甜不过、最香不过的酣睡的时刻，而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夜猫子”，这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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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火车上
余绍荣四周星星般的目光向我致意，从我崭新整齐的行装联想我沐浴时的陶醉，我羞涩地摸摸衣袋里的妻子的叮咛。小伙们热情的谈论，姑娘们爽朗的笑声，一起流进我溢蜜的心田；我一抹两腮带露的芳草，掌心沾满儿女的亲情。为了一席座位，我和大娘推推让让；她好象找到了儿子，我好象碰见了母亲。窗外的树是绿的，阳光送一路绿色的温馨；人们稳坐在这绿色的长廊，绿——也在脸上荡漾。我打开一本《求索》杂志，深知通往理想的路还很漫长；那飞逝在天边的缕缕轻烟，不断向亲人报告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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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躲与惹
司徒伟智
过去小民百姓最怕跟官府的人打交道。为免生出麻烦，他们对付的办法是：“我惹不起，还躲不起？”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老百姓有几个还会见了党政机关的干部就怕，就躲呢？这变化是可喜的。不过也有另一种可笑的变化。听到几位地方党政机关干部的叹苦经，说现在是轮到他们自己一年总有几次东溜西躲，否则到时候为招工、安置、毕业生分配，以至提干调资等等，前来说情送礼的人们会叫自己招架不住。那些人大多与自己沾点亲、带点故，属于“惹不起”或不好意思“惹”的，应承既不妥，峻拒亦不便，不如一躲了之。然而，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藏来躲去，岂不愧煞人也！ 见说客则躲，平心而论，算不上太坏的事，正说明他不愿意拿原则作交易。只是躲来躲去，浪费时间，误了正事。而且，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躲，实在不是上策。
我倒有个建议：既然“躲”不成，不如干脆“惹”，索性惹他一回。摆开堂堂之阵，对担任“说客”的衮衮诸公，既听取反映的实情，宣传政策和法纪，确属困难则解决之，非分之想则拒绝之，看他们怎么样！这是不是会惹恼了个别人，在背后发牢骚，散布闲言碎语呢？会的，那也不要紧。做好事也会挨骂，骂的是少数人；做坏事更会挨骂，骂的却是大多数人。
好处还在于，见你以“惹”代“躲”，一身正气，他便不来纠缠了。结果就叫做：躲不得，却还惹得起！同时，这也算给钻营者一种思想上的帮助。明代张居正就坚持“惹”道。他担任首辅时，每逢下属走后门来送礼，必曰：我非但不收礼，且“必将言于朝廷，以明己之无私”。这一手够厉害，使别人免除钻营之苦，自己也脱却纠缠之灾，好处是双重的。
唐代也有个行“惹”道的人物，叫杨绾。他晋升为宰相的命令一下，京城里，花天酒地的官僚闻讯而动，纷纷回到家里，裁乐队的裁乐队，减骑从的减骑从。可见，不是邪压正，总是正胜邪。一个在恶浊空气面前敢于“惹”和顶的人，毕竟是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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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文谈
英国笔会会长金
申奥
现任英国笔会会长弗兰西斯·金是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也是国际笔会所推选的当代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
1923年金生于瑞士，在牛津大学许斯伯格学院受教育。他长期任职于英国新闻处，从1949至1964年一直在国外工作。他写过十五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走向黑塔》（1946）、《黑色玻璃》（1954）、《火中行走的人》（1956）、《寡妇》（1957）、《岩石上的人》（1957）、《海关》（1961）、《家畜》（1969）、《飞行》（1973）等。他还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被损害和侮辱》（1959）、《日本伞》（1964）和《布莱顿的美女》（1968）。他善于通过对话和不同的文化教养来表现人物的特性，也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海关》和《日本伞》都是写日本人民生活的，这使他成为战后第一个描绘当代日本人新的性格特征的欧洲人。
金经常为《星期日电讯报》、《伦敦》杂志、《听众》等报刊撰写文艺评论，他写的评传《福斯特及其世界》（1978），简洁明晰而又中肯地介绍了这位很有影响的英国小说家，这本书受到一致好评。他还出版过诗集《咒语之路》（1952）和两本介绍希腊和日本的旅游书。1952年他获得毛姆奖，1956年又获得曼斯斐尔德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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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柏贞松〔中国画〕
梁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