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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整顿白云机场广场秩序
本报讯 据广州日报报道：6月20日以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候机楼停车场经过整顿已初见成效，进出机场的国内外旅客感到方便和满意，司机也乐意到机场接送旅客。
在候机楼停车场前，所有进入机场的各种车辆已按重新划分的地段停放，改变了过去一些车辆乱停乱放、堵塞交通、影响安全的现象。三排出租小汽车依次序排队接待乘客，服从管理人员的调度。在国内外旅客出口处，过去因出租汽车“抢客”造成混乱的现象已不再见到。整顿白云机场交通管理小组负责人说，自6月20日实行整顿停车场交通治安秩序暂行规定以来，停车场已出现新的面貌，出租汽车司机基本做到上车落表，按章收费，乘客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反映比较好。但是，“暂行规定”实行以来仍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一些司机还不适应新的秩序，“暂行规定”实行十天来，违章的共一百六十三宗，其中各种机动车乱停放和不按路线行驶的达一百五十三宗，司机拒载和“拉客”各四宗，抬高价格乱收费二宗，大部分已按新规定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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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对待历史 实现世代友好
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七·七事变”四十九周年纪念日。在这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日子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最近日本发生的“教科书问题”，深感有必要就此谈几点基本看法。
日本报纸最近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新编高中日本史一事，连续发表了很多消息报道和评论文章。从中可以得知，这本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日本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而且多处记述歪曲史实，公开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翻案。同1982年发生日本“教科书事件”后的情形一样，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和日本国内反应都很强烈，对日本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评。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重视，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即承认还是不承认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祸及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本来，世界总在向前发展，人们也应面向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那场战争的性质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有识之士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日本一些著名政治家，包括政府的负责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承认那场不义战争是侵略战争。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也郑重表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日本国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总还有那么一些人，念念不忘那场“大东亚圣战”，一有机会就想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确保两国友好合作事业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我们有必要揭露这一小股势力的所作所为，回答他们向国际公论和各国人民提出的挑战。
究竟什么是侵略？国际法上是有明确定义的。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的《国际法辞典》上也讲得很清楚：“侵略，通常是指一国为实现对别国的要求而试图以使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改变事态的目的行为。”它并且引用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侵略”的定义说：“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指出，策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是犯“破坏和平罪”。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列举日本主要战犯的五十五项罪状中写道：全体被告阴谋策划、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和控制中国，以及为达到此目的，准备和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曾提出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即所谓“田中奏折”。这个奏折详细描述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自然资源如何丰富，阐述了侵占别国领土的必要性，其中赤裸裸地写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个对外扩张计划，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不仅如此，“田中奏折”还论述了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用武力。在这一指导思想下，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7年，策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宣称“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陆军大臣甚至叫嚣“一个月左右”即可“占领中国”。一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嚣张至极。1940年，近卫内阁又抛出野心更大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妄图鲸吞亚洲，建立殖民统治的“王道乐土”。上述一切，都是举世共知的。
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编者们却颠倒黑白，不仅只字不提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而把全面侵华战争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方挑起事端，遂使日方被迫放弃“不扩大方针”，等等。然而，上述史实充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那场侵华战争，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既定国策，是任何借口和谎言都无法掩盖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四十多年前由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及整个世界，对人类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但战争也教育了人民。战后四十一年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和迫切愿望。历史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鼓吹和策动侵略的势力，最初都只是极少数人，但如果对这些人的动向放松警觉，姑息纵容，最终就会酿成殃及亿万人民的惨祸。因此，欧洲各国至今仍在追寻漏网的法西斯分子，亚洲人民也对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这样的历史了解不多，他们对于老一辈人所经历的灾难，没有亲身的体会。正确教育他们认识历史，汲取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使新的战祸永不发生，这正是老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有人竟把中国重提日本侵略的历史，说成是什么“算旧账”。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直至今天，中国总是将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同广大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应负战争罪责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国还一再表明，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短暂的逆流。尽管那场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空前巨大的损失，中国政府仍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重，主动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中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持久地教育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念旧恶，不记前仇，要向前看，同日本人民和睦相处，世代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愿老提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容忍某些人一再利用这一点，借机歪曲甚至篡改历史，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承认并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企图翻历史的案，只能起到破坏两国人民友好感情，损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消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在必要时，提醒人们重温历史，以正视听。
还有人把中国揭露日本少数人篡改历史，说成是什么“干涉内政”。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之一，在对外关系中一贯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就教科书问题而言，日本选用什么教科书，以及怎样编写、审定教科书，完全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但是，当日本的某些教科书涉及对别国关系的错误记述，甚至肆意歪曲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事实时，这就超出了日本“内政”的范围。作为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祸害的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对此表示义愤，加以驳斥，说明真相，讲清危害，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何况，1982年日本政府曾明确许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应该受到尊重”。这次由少数人再次挑起的“教科书问题”，不但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蔑视，也是对日本政府庄重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否定。
中国批评这本历史教科书和某些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什么“小题大作”。如上所述，承认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关系到两国友好合作能否健康、顺畅地向前发展。中国历来主张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同时又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应该分清是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心诚意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中日关系四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迈进。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有责任指出通过这本教科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所在，呼吁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和尽快消除这些阻碍和损害中日友好的消极因素。同样，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日本也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如果放任某些人肆意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用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错误史观来教育青少年，并影响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就很有可能把对上次战争了解甚少的青少年引上歧途，并再次引起亚洲各国人民对遭受侵略的痛苦回忆，激起他们的愤慨情绪，也势必影响日本同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损害日本想在国际上树立的和平形象。
还有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尊重民族感情，同批评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混为一谈，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既把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不幸遭遇，一向深表同情。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不让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人民，去替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还账。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悼念在侵略战争中丧生的亲属的做法，也能够理解和谅解。这都是对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充分尊重。将心比心，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口口声声“尊重感情”的人，为什么却不尊重深受侵略战争祸害的别国人民的感情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侵占别国领土、杀戮无辜人民就是侵略呢？那种把侵略暴行美化为“解放亚洲人民”，建设“王道乐土”的谬论，不仅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对日本民族感情的亵渎，是广大日本人民所不齿的。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人民交往甚早。两国间那段不幸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与日俱增。这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方向。胡耀邦总书记在去年10月发表的关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四点意见中强调，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关系两国人民长期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大事，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继续努力提高珍惜中日友好的自觉性。为此，我们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两国持续半个世纪的对立，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头子造成的。不应由日本人民和现在的广大朝野人士负责。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头子制造的侵华战争和其他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带来的极大灾难，我们两国人民和后代子孙都要作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引为鉴戒。一方面不要使历史上的对抗影响今天的友好合作，另方面也不应对战争祸首寄以同情，更不应纵容极少数人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这次发生的“教科书问题”，再一次迫使两国人民重温历史、思索未来。我们感到，日本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重视的。日本政府领导人曾表示要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尽快处理此事。我们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将使日本少数人违背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的企图落空，并且会让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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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余秋里在全军端正党风、整党情况汇报会上说
既要支持各条战线的改革
又要搞好军队自身的改革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7月3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端正党风、整党情况汇报会讲话中说，军队进行形势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要把提高对改革的认识作为重要内容。既要正确认识和支持各条战线的改革，又要进一步搞好军队自身的改革。
余秋里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从农村到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广大指战员对改革是坚决拥护的。在全面改革的形势下，部队要进一步加强形势教育。坚持改革，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而要发展大好形势，必须继续深入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又是新的事物，有一个逐步探索和试验的过程，开始缺乏经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有的人把党风、社会风气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说成是改革造成的，这是错误的。有的站在个人立场上，以个人得失来看待改革，也是不对的。我们要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认清改革的形势，增强改革的信心，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军队在军事、政治、后勤、国防科研、院校教育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对加强军队建设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军队需要改革的东西还很多。特别是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转到和平时期建军上来以后，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可以说，不改革，军队建设就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还要看到，军队改革是整个国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很多方面会涉及到我们军队，要求军队进行相应改革。因此，各级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推进军队的改革。余秋里说，军队进行各项改革，目的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一定要从军队的实际出发。我们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干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军队这个特点。地方改革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搬照套，要注意部队与地方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注意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共同规律和不同规律。有些改革，地方上能搞，部队也能搞，而有些改革，地方上能搞，部队则不能搞。借鉴外国的经验，更要注意从我们的国情和军情出发，始终保持我军的特色。另外，改革一定要注重实效，不要图形式，搞花架子，不要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在改革中，我们既要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保护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又要搞好组织、引导，使改革健康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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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某炮团纪检干部熊大礼
坚持原则竟被摘掉“乌纱帽”
勇斗歪风终受表彰任新职
本报讯 济南军区某师炮团政治处主任、优秀纪检干部熊大礼勇于顶歪风、征腐恶，最近受到了中央军委纪委和济南军区纪委的通报表彰。
熊大礼原是某团政治处保卫股长、纪委委员。从1982年7月以来，为揭露、查处三起重大刑事案件和四起严重经济案件，他同不正之风展开了毫不妥协的英勇斗争。有的上级领导干部怕案件披露影响荣誉、晋级，千方百计护短，责令“由团党委直接处理，并严格保密”，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熊大礼尽职尽责，坚持查处，多方受阻。顶头上司说，只要按“首长意图”办，“尽量考虑”给他“动动职务”。他答道：“不能为了‘乌纱帽’丢掉党的原则，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久，他被宣布列入“编外干部”，但他仍坚持原则，向上级报了案件实情。一意护短的领导干部恼羞成怒，决定将他“免职转业”。熊大礼在等待转业离队的日子里，处处遭白眼、讥讽和嘲笑，时时受冷遇、刁难和打击，甚至连家里的玻璃窗也被人砸烂。威胁、恫吓，没有使熊大礼屈服，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愤然向军、军区、中央军委纪委和解放军报、战斗报、前卫报等新闻单位，写了长达万字的控告书和求援信，得到有关方面支持。他们组织了“三级联合工作组”，配合军内司法机关，深入进行调查了解，终于使一宗宗案件被查清，一个个“红人”落入法网。勇斗歪风征腐恶的熊大礼荣立三等功，奉命归队担任新职，分别被某集团军、军区和中央军委纪委树为优秀纪检干部。 （陈清毅）（附图片）
南京军区某部105医院义务为农村培训医务人员。这是护理教员倪娅（左二）在讲授静脉输液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鲁迅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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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圆满完成
人民武装工作开始走上新的轨道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盖玉珉）全国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的工作，目前已按计划圆满完成，人民武装工作开始走上新的发展轨道。今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把做好人武部的交接工作，作为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一件大事来抓，主动与军队沟通情况，协商解决人武部改建中的具体问题，为军队排忧解难，为人武部的顺利移交创造了良好条件。各大军区、省军区为向地方交一个思想好、作风好、懂业务的人武部，本着配强班子、保留骨干、补齐员额的原则，对人武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进行了调整充实；同时，抓紧清点武器装备、经费帐目和各类物资，配齐车辆，为人武部移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军队和地方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制订人武部改建交接方案，抓好交接工作试点，促进了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按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在年底以前全部完成移交任务。全国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后，既是本地同级党委的军事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关，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为了保持人民武装工作的连续性，各地党政领导在人武部移交工作结束后，普遍采取措施，加强领导，同人武部共同研究制订了加强人武部建设的措施和开创民兵、预备役工作新局面的规划。各级军事部门针对人武部改变建制的新情况，相继举办了人武干部培训班，帮助他们适应新形势，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提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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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事简讯
外事简讯
▲国务委员康世恩7月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一些美国石油企业家。他们是埃克森国际公司执行副总裁里索、壳牌国际石油公司勘探和生产协调员詹宁斯、埃索勘探有限公司总裁亨伯尔和雪佛龙石油公司合同部经理拉姆森。
石油工业部部长王涛、海洋石油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秦文彩、石油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宋振明等参加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7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法政大学校长、参议员侬尧·猜西里率领的泰国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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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党中边整边改
新疆巴格其镇党委为农民办实事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七月六日电 （记者李现国）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巴格其镇党委，在乡级整党中坚持边整边改，为维吾尔族农民办了许多实事。
这个镇直属机关有些党员，存在以权谋私、拖欠公款、占有公物以及多吃多占等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去年十二月，乡级整党开始后，镇党委决心边整边改，坚决纠正这些不正之风。他们在成立清帐查库班子的同时，狠抓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党员自觉纠正不正之风，清退多占或拖欠的公款、公物。到今年三月，镇直属机关五十七名有经济问题的党员，已全部还清公款、公物，总金额达一万一千三百多元。由于党员带头，其他职工也积极清退自己拖欠的公款、公物，共收回欠款三万七千九百多元。
这个镇党委在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之后，又主动为农民办了许多实事。
——去年，这个镇下属的几个行政村，在国家规定的水利灌溉收费标准外，又擅自向农民加收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水费，共多收水费一万七千四百多元，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巴格其镇党委对这一问题做了认真检查，明确规定今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提高水费收费标准，同时决定从镇财政拨出专款，立即全部退回多收的水费。——镇粮店在粮食征购中曾拖欠农民三万多斤小麦款。镇服务公司在收购干果时拖欠农民二万六千斤核桃款。农民对此疑虑重重。今年一月，在镇党委的检查督促下，镇粮店和镇服务公司派出人员，将拖欠的七千元粮款和一万二千元核桃款，如数送到农民手中。
——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员联系扶持贫困户制度，对贫困户进行帮助，扶持他们尽快脱贫致富。现在，全镇已有四百五十名党员与四百九十二户贫困户建立了联系，其中镇党委和镇政府的九位主要领导成员，承包了二十个贫困户，并签订合同，力争三年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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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亨执法如山
湖南省衡阳市优秀党员、衡阳县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股股长朱志亨，被誉为“永不卷刃的钢刀”。
1979年他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不要求补发工资和恢复职务，只要求重返政法战线，为保卫四化建设出力。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心甘情愿到被认为条件差、待遇低、“尽得罪人”的单位——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朱志亨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不受利诱，不怕阻力。1983年他受理一起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案件：县工商局局长为首的贪污集团案。这个局长是老朱的老同事，两人过去交情颇深。对这个案子老朱开始有顾虑，想回避，后来想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检察干部，不能因私情放弃自己的职责，便主动要求承办。在办案过程中，局长的弟弟和爱人来找老朱说情：“他一贯老实，这次是一时糊涂。你就看在老同事的份上吧！”老朱说：“过去老实只能说明过去，这次有问题就要坦白交待，法律不是我私人的。”在搜查同案犯时发现这个局长的一份检讨，是他搞攻守同盟用的。提审这个局长时，他用乞求的口吻对老朱说：“检讨是丢失的，不是故意给的，你帮我说说吧！”老朱严肃说道：“私人关系先放一边，今天我是代表国家检察机关要你交待问题的。”工商局长无奈，只好痛哭流涕地作了交待。起诉后，他被判七年徒刑。
有一次，老朱的一个亲戚犯了盗窃罪，案件转到检察院准备起诉时，被告的父母——老朱的姐姐、姐夫跑来找老朱。姐姐说：“你姐夫是南下老干部，身边只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替他说说情吧，让我们出钱或者给什么都行。”老朱说：“干部子弟犯罪同样要追究，说情是害了他。”那个青年被判了刑，姐姐赌气不再和老朱来往。由于依法办案，老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熊永年 王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