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重视总量平衡中的信贷超分配问题
田椿生 王加春
近年总供求不平衡主要是信贷超分配引起的
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标志，是货币购买力与物资供应量在总量上相适应。在正常情况下，货币购买力与物资供应量二者之间存在着平衡的基础。因为所有社会购买力尽管分布在不同的领域、集团和个人，最初都是由生产企业销售产品收入转化而来的。企业用获得的收入进行初次分配，补偿生产消耗，支付职工工资，上交税收、利润等，进而通过再分配分别形成不同的购买力。由于这些购买力都是企业让渡产品以后形成的，都有相对应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因此二者在总量上的平衡具有现实的客观可能性。
经济生活中所以会出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金供应量和存款货币供应量）不正常。从我国历史情况看，影响货币供应过量的因素，一是财政超分配，强制向银行透支挂账，迫使货币过量发行。我国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两年，主要是财政赤字影响总量平衡。二是由银行信贷活动所产生的过多货币购买力。这两年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1984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85年财政不仅消灭了赤字，而且还略有结余。尽管存在一部分财政虚收实支的因素，但就总量而言，不足以影响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近年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主要是信贷超分配引起的。如果说财政超分配的形式比较显露直观，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那么信贷超分配则隐蔽得多，容易给人以“平衡”的假象，从而忽视对它的应有重视。因为信贷投放无论多大规模，在形式上收支总是平衡的。原因在于贷款的数量总是恒等于存款加货币发行，就好象贷款在给自己创造资金来源。如果存款有一部分是虚假的，信用投放（包括现金发行）相对于商品流通是过量的，那么形式上的平衡所掩盖的实际不平衡，一定要通过物资供求关系紧张表现出来，造成事实上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信贷超分配的两种表现形式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信贷超分配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1）货币供应绝对过量，也就是银行凭空创造流通手段，从而形成购买力膨胀。撇开前些年财政赤字造成的财政性发行的因素，这两年主要是社会贷款需求过大，信贷资金缺乏正常来源，迫使银行多发货币。一种情况是，有关部门把银行视同国家第二预算，用信贷资金弥补预算资金不足，连年指令银行大额发放投资性贷款。在信贷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量。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没有根据社会再生产的逐年扩大相应安排流动资金积累，把供应流动资金的任务全部交由银行贷款解决。流动资金一向被看作是短期资金，认为使用以有借有还为特征的信用资金是最合适的。事实上，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流动资金，即“铺底”资金，一旦投入生产流通是无法收回的，它将被长期占用，从流通中取走物资。尽管企业在资金周转过程中会通过销售收入获得货币资金，表现为银行结算户存款，但这部分存款是资金周转中的货币间歇，是待支付前的短期滞留，它并不能用来归还贷款。因此，正常的流动资金占用是一种长期资金占用，当这种长期资金需要超过银行可供资金量的时候，就会迫使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在国家物资库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家不相应增拨流动资金，而银行贷款又缺乏正常来源，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导致货币的绝对过量。
（2）货币供应相对过量。银行在不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下，还会相对加大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形成购买力膨胀。例如企业间开展赊购赊销的商业信用，使一部分产品未借助货币媒介就实现自身价值。这时虽然流通中货币量没有增加，但是与社会购买力相对应的物资供应量实际上已经减少，等于相对增加了货币购买力总额。如果中央银行确定年度货币供应量时，对这部分商品交易行为未加考虑，或考虑不周，就会造成货币的相对过量。又如银行贷款虽然是在计划指标以内，但由于贷款质量不高，发放了积压商品贷款，使投放出去的购买力没有物资对应，也会相对加大物资供求的矛盾。再如，生产企业加工制作的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要经过很多环节。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每一个环节大多由一个企业来完成，分别作为独立的产品实现其价值。如果产品在后一个环节报废，那么前几个环节所形成的购买力事实上没有相对应的物资来吸收，也会形成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
总之，不论是货币供应的绝对过量还是相对过量，都会造成货币供应与物资可供量的不平衡，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派生存款正在支持过量信用投放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的信贷体制正在通过不断创造派生存款来支持这种过量信用投放。目前中央银行规定，发放贷款实行“贷转存”方式，即计划贷出的款项，不管贷款企业实际支用情况，全部转入这个企业的存款账户。也就是把贷款直接派生为存款。这几年信贷逐渐搞活，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差额信贷管理，多存可以多贷（从去年以来有所控制，但流动资金仍实行多存多贷），这有调动银行搞活资金积极性的一面，但也相应带来多次派生存款的问题。尽管从去年开始，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派生存款的增长有所遏制，但这种遏制作用是有限的。在未实行存款准备金的情况下，存款可以近似无限制地派生；在实行存款准备金的情况下，撇去一些其他因素，理论上最大的派生存款为存款准备率的倒数。如果存款准备率为10％，那么一万元的贷款可以派生出十万元的存款。
目前我国信贷计划使用的是基数水平法。中央银行核定专业银行的存款计划，是在上年末实际完成额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银行对下级银行也层层使用这种方法。这就承认了上年派生存款被全部利用的事实。而计划年度新的存款计划中所包括的派生存款又作为实际资金来源用于发放贷款。这种事实上的信贷超分配是现行体制造成的，具有合法地位，所以没有为更多的人所重视。
当然派生存款不是完全不能用。第一次“贷转存”所派生的存款没有支用的部分，表明相应的物资尚未从流通中取走，这部分派生存款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是象上边举的例子，一万元贷款派生十次存款，银行相应贷出十万元，那么当各个贷款户把十万元都支走时，就会发生一万元的物资对应十万元购买力的情况。所以不论存款派生多少次，它可利用的额度应以不超过第一次“贷转存”派生的存款数量为限。
改善和加强宏观金融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控制金融活动通常采用调整存款准备率、贴现率和买卖证券等公开市场业务手段，执行抽紧或放松银根的政策。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信贷管理将逐渐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些手段并不排除为我所用。在新的金融调控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当前改善和加强宏观金融管理，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坚持财政信贷平衡的原则，端正计划安排指导思想。计划部门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要优先保证企业追加流动资金的需要，然后根据资金情况确定投资规模。决不能把银行当成国家第二预算，用挤信贷的做法指令银行发放过量的贷款。银行要努力开辟资金来源，特别要吸收城乡人民的手持现金，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
第二，中央银行增发票子要留有余地。随着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国家每年都要增加现金投放以支持商品流通，但发行必须适量。在商业信用逐渐开放以后，要充分估计到企业间不依赖于货币媒介进行商品交易的情况，在发行总额中打一个折扣。
第三，确定贷款总规模不能满打满算，有多少来源就放多少贷款。银行计划年度的贷款规模，应该在存款计划的基础上，扣除一部分不能利用的派生存款和其他虚假存款，加上正常的现金发行予以确定。专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真正成为宏观调控的杠杆，用以调节市场银根松紧。为了减缓派生存款的冲击，可考虑取消目前的“贷转存”做法，银行发放各种贷款，一律在企业贷款户内透支使用。
第四，贷款要坚持确有物资保证的原则，做到钱物结合，物资跟随资金运动，避免贷款支持滞销物资的生产和采购，避免用派生存款支持企业扩张的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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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印《道藏辑要》的意义
任继愈
习惯的看法，认为儒家的经、史、子、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佛教、道教的著作，是宗教和迷信，文化价值不大。这是一种误解。
封建正统观点，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指导思想，认为佛、道两教不是文化正宗。实际上，从唐宋以来，儒、佛、道三教长期交融，相互渗透，佛、道两教的著作不只是宗教的古籍，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了解佛教，就无从着手，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对道教著作的重要性，现在社会上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象对佛教著作那样重视。
事实表明，道教著作中的可供汲取的东西非常丰富，它的重要性，比起佛教著作，至少不差，甚至可以说比佛教更重要。
道教著作，其所以没有引起国内社会上的普遍重视，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学术界对道教研究工作刚刚开展；再一个原因是资料缺乏，道教的书不易找到。道教的专集，是《道藏》，共有五千多卷。这部书国内解放前影印过五百部，后来台湾省据影印本不断影印，还印有缩印本，海内外的大图书馆多采用这种影印本。《道藏辑要》可以说是《道藏》的“续编”，这部书由巴蜀书社据原木刻版印刷出版。《道藏辑要》的出版，给海内外研究《道藏》的人士提供了资料，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作为一个道教史研究者，对这部书的出版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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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好联社服务基层
季龙
我国的各级手工业联社是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前后发展起来的。它作为集体经济的联合组织，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和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方面，曾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以后由于“左”的影响，强调“一大二公”、“升级过渡”，并且照搬国营企业管理模式，联社的作用被削弱和歪曲了，集体企业也变成了主管部门的附属物。特别是十年动乱中，集体经济受到更严重摧残，联社也被迫停止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对联社这个集体经济联合组织有了正确的评价，在加强二轻管理部门的同时，各级联社逐步恢复起来，并在推进集体经济改革、落实集体经济政策、维护集体经济合法权益、为基层企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联社这种五十年代出现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又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而得到恢复和发展呢？这不是偶然的，是由多方面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首先，是进一步放开搞活集体企业的需要。多年来，集体企业直接由政府部门管理，政府职能同企业职能混淆，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集体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得不到切实的保证，削弱了集体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压抑了它发展的内在活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按照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管理集体企业，改变行政管理部门对集体企业干涉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必须恢复和发展联社，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经济联合体的作用。这样可以从管理体制上保证集体企业充分行使自己应有的自主权，进一步放开搞活。
其次，是在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壮大集体经济的需要。轻工集体企业量大、分散、面广、行业多样，多数企业底子薄弱，技术装备差，生产的产品又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小商品，受市场影响大。在有计划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集体企业根据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联合起来，通过互助合作，形成一定的优势和力量，求得共同发展。同时，通过自己的“代言人”，维护集体企业的合法权益，以保障集体经济能在竞争中克服困难，壮大发展。
再次，是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保证各种经济活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在这种形势下，联社作为集体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向上可以反映集体企业的呼声和要求，为国家制定有关集体经济的法律、法令和方针政策提供依据；向下可以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方针政策，保证集体企业的健康发展。
联社的恢复和发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在改革中联社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作用将充分显示出来。这对奠定适合集体经济性质和特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集体工业管理体制的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联社是集体经济的联合组织。根据联社的性质和职能，其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指导、维护、协调、服务。
（1）指导集体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深入地进行改革，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加强民主管理，推行厂长负责制，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理顺各种关系；推进集体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商品生产和经营。
（2）维护集体企业的合法权益，当好集体企业的“代言人”，为集体企业讲话，同平调集体企业资财的行为以及一切限制、歧视集体经济的错误做法进行斗争，运用法律手段保护集体企业的发展，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同时要向政府和各部门反映情况，呼吁解决有关政策问题等。
（3）协调联社与各有关部门之间、企业与各部门之间、企业与联社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指导企业组织好生产和经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4）通过开展多种经济活动和社务活动，为基层企业服务。增强集体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的后劲，使联社成为集体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联社的中心任务是为基层服务，联社办得好不好，关键看服务够不够。
联社要更好地服务基层，自身必须进行改革。由于历史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联社仍习惯搬用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这同联社的性质是背离的。在联社自身的改革中，要坚决摒弃这套做法，同时充分发挥联社群众性、民主性的优点，以进一步把集体经济搞活。集体企业作为联社的成员，对联社事务必须有充分的发言权，联社的重大决策要经联社理事会讨论决定。联社要根据集体企业的要求，围绕为基层企业服务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各项经济活动和社务活动；充分尊重集体企业的自主权，避免包办代替和横加干涉的做法。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联社的性质和特点，联社才能有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联社要服务基层，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多年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联社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财，这是集体企业的共有财产，是为基层服务的物质基础。联社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资财开展供销、生产、科技、教育、集体福利等项服务性工作，使参加联社的集体企业能够得到真正的实惠和好处，从而调动集体企业支持办好联社的积极性，同时也使联社在服务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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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的问题
张塞
当今世界，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信息革命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先导，将要或者已经迅速地发展到各个领域。而统计信息作为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也就成为信息技术现代化的主要领域。
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指出：“统计工作现代化，是整个信息工作现代化的重点之一。”如果没有统计工作的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是不可设想的。而没有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宏观管理工作的不断加强，各方面对统计信息需求的数量迅猛增长，而且要求越来越细、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迅速及时。统计工作的任务日趋繁重，实现统计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更为紧迫。
我国信息技术的落后，造成了已经开发的统计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的主要表现：一是在开发过程中的大量遗弃，使可供应用的信息呈典型的“金字塔”式。即基层单位和城乡居民所提供的巨量信息，构成了“金字塔”的庞大底座，但经过层层手工处理，逐级遗弃，最后报到国家统计局的信息仅为原始信息的5％左右，构成了“金字塔”的微细塔尖。即使如此，仍难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例如，各种年报、季报、月报信息，以及各种抽样调查信息和普查信息等，都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金矿”。只有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才能进行多导向、多因素、多层次的分析，从而使浩如烟海的“金矿砂”变为更丰富、更宝贵的“黄金”。二是造成了信息的运行速度极其缓慢。信息贵在及时，失去时效性的信息，只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一瞬间的历史记录，从而限制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统计信息技术落后，不仅使已开发的信息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使国家宏观管理急需的新的信息资源难以顺利开发。诸如社会生产的总投入与总产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建筑业价格等统计信息；还有国情国力普查，诸如农业、服务业、固定资产等普查信息，都是亟待开发的新领域。统计信息技术的落后，还使国家宏观管理急需的数据库迟迟不能建立，影响了经济数学模型等现代化方法的运用。此外，还影响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核算标准的制定和建立。
因此，为了尽快扭转我国统计工作落后的被动局面，急需加速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或是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基本上都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普遍建立了统计部门直属的信息自动化系统，其共同的特点是把统计工作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紧紧地融为一体。从这方面看，我国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比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落后相当一段距离。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加速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很可能在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世界新技术革命中又拉大了距离。每一个统计信息工作者以及与此有关的宏观决策者，都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如何实现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由大到小，即先从大型机抓起，然后再配备中、小型机，最后配备微型机，以最终形成网络；另一条是由小到大，即先从微型机抓起，继而配备小、中型机，最后再配备大型机，以最终形成网络。
由于历史的和技术的原因，许多国家一般都是走的前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投资多、见效慢，而且一开始就需要大批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由于计算机知识短期内难以在统计工作者中普及，因而无助于解决国家统计信息事业发展的燃眉之急。有鉴于此，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指出：“争取在几年内县以上各级统计局要配备微处理机，逐步建立健全现代化的统计信息计算体系。”近几年来的国内实践已经证明，从微机抓起，由小到大，逐步实现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是因为：第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微型计算机的生产量日益增多，它的功能亦越来越完善，从而为走这条道路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第二，我国是一个大国，统计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大量统计信息需要就地及时处理，也只有从微机抓起，才能适应这一特点；第三，我国底子薄，国家还比较穷，一时尚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购置大型设备，先从微机抓起，便于多方面筹措资金；第四，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广大统计工作者尚未掌握计算机技术，而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员却又不大懂得统计。从微机抓起，不仅便于统计工作者直接掌握计算机技术，而且也便于培养掌握统计信息知识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以更有力地开发统计信息资源。
统计信息资源的开发和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开发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的开发为后者的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而后者的开发又有力地促进了前者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开发。因而，在微电子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把统计工作者和计算机工作者科学地结合起来，是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道路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软件技术越来越直接面向用户，统计工作者掌握计算机的使用技术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从现在开始，各级统计部门都要展开较大规模的培训工作，培训的数量和质量要同其所配微机的进度和应用要求相协调，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统计信息技术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