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化领导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高占祥
目前，我国文化艺术出现了稳定发展的新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新形势，把文化工作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作为文化部门的领导，要增强政策观念、改革观念、战略观念和服务观念，在思维方法、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方面实行重大的变革，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促进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
一
增强政策观念，在调查研究、完善政策方面下功夫，以适应领导机关职能的转变。
不久前，赵紫阳总理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总编辑杰基奇采访的时候，有一段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讲话。赵总理强调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转变，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也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文化部是管理文化工作的政府机构，机关的职能也要有相应的改变。这是需要我们文化部门的领导潜心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首先，要实行文化领导工作着重点的适当转移，即把我们的主要精力转移到调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来。我们要注意适当改变过去偏重于开会、发文以及组织会演、调演、比赛一类的作法。尽管组织一些有质量、有影响、能起示范作用、能起推动作用的活动是必要的，今后也还是要搞的。但从总体来看，领导机关不应把主要的人力、财力过多地用在这方面，而应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调查研究、拍板决策和宏观指导上来。
其次，要注意从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在立法和完善政策上多作文章。文化工作长期以来采用行政管理手段，使文化工作的性质、地位、经费来源、人员构成、艺术创作，以及劳动成果等都没有法律保障。人们从多年的实践中深深感到：文化艺术事业要繁荣，还需要法律和政策做保障。
为了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我们应该逐步地建立科学的、配套的政策体系。这是关系到我国文化艺术事业能否得到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千头万绪、繁杂众多的问题面前，光靠手工业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是远远不行的，必须通过立法和决策去解决那些重要而又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还有， 大胆地在“脚下”简政放权，努力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以利于用更多的精力去管“天下”。不在“脚下”简政放权，是无法管好“天下”的，是无法适应机关职能的转变的。只有放权，才能增强基层的活力，才能把下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使领导者腾出手脚去深入基层，才能实现文化部门领导机关职能的转变。
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应机关职能的转变，我们除了在领导方式上实行重大变革外，还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适当调整。比如要加强和充实调研人员的力量，建立智囊团，充分发挥智囊人员在决策中的作用。
二
增强改革观念，保护和支持改革者，促进文艺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一，文艺要坚决走改革之路。最近，我到三十多个文艺团体去看了看、谈了谈，深深感到：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文艺团体确实遇到了新的挑战，矛盾、困难很多。出路在哪里？一些改革搞得好的单位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生机，向改革要观众，向改革要效益。改革之路，是艰难之路，然而改革之路，却是繁荣之路，是振兴之路。为了促使旧的文艺体制尽快地向新的文艺体制转化，我们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改革，如领导体制的改革、机构设置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剧团管理的改革、艺术本身的改革，等等。
在改革中，我们要鼓励探索，支持艺术竞争，增强表演团体的活力。今后，不应采用行政的手段去维护表演团体的级别，而是用艺术竞争、优胜劣汰的方法，来考核评定艺术表演团体的级别。这样就可以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中间坐不稳，在艺术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文艺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艺术生产力，做到“出人、出戏、出效益”，用精美的精神食粮来不断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
其次，要正确地看待文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象经济战线保护改革者那样来保护文艺战线上的改革者。前一段的文艺改革有成绩，也有缺陷，有经验，也有教训。如能正确对待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就可转化为我们的财富。前一段注意克服“大锅饭”、“平均主义”弊端，起了积极作用，要肯定方向，不要来回再折腾。至于说出现的问题，要采取继续完善的办法。其它经济方面的改革都是采取完善的政策，精神生产部门也应象经济部门那样采取“完善的政策”的办法，进一步解决“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端，建立健全的艺术生产责任制，把文艺表演团体的改革引向深入。
保护和支持改革者，是正确对待改革的核心问题。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改革中的失误者。改革是崭新的事业，崭新的路，它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因此，改革就意味着探索，就意味着标新，因而要允许改革失误，允许改革失败。对改革中的失误者要本着“吸取教训，高抬贵手”这八个字去正确对待。如果出了点毛病，就一味指责，甚至处分、撤职，那谁还敢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拓者。我们绝不能再重演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悲剧。我们各级领导要为改革者，特别是为那些诚意改革的失误者多说几句公道话。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导”字上下功夫，在“微调”上想办法，在“完善”上作文章。
再者，要敢于和善于在影响艺术生产力发展的要害问题上进行改革。文艺改革涉及方面很广，在改革中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确定改革的重点、步骤和方法。从总的来看，当前应在机关领导体制和文艺表演团体管理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上多下些功夫。
领导机关的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机关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有利于服务基层，有利于宏观指导，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增加基层活力，有利于解放艺术生产力。只要符合上面讲的“五个有利于”，不管困难有多大也要坚决改革。在机构改革中要特别注意做好人员配置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要选拔配备好领导班子。新班子成员应是年富力强，勇于开拓创新，大胆坚持改革，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能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领导班子中的主要成员要懂艺术规律，懂文化管理，有较强的专业基本功和较高的文化素养。要敢于使用那些年轻有为，尚未出名的人才，改变过去那种只有老资格、名家才能行的观念；新班子成员必须公道正派，全心全意为振兴文艺事业努力工作。
我们还必须下决心搞好文艺表演团体的改革。这大体上包括文艺表演团体的领导体制、合理布局、机构“消肿”和以剧目为中心的业务建设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机构“消肿”是难题，要下决心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多下些功夫。这方面山东已创出了路子，各地亦有了经验，只要领导重视，只要把工作做细，是可以解决的。
三
增强战略观念，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与研究，以促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战略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一个时期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开始了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和研讨活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文化热”。这股文化热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这是因为改革的浪潮正在冲击着与其不适应的旧的思想观念、旧的文化观、旧的风俗习惯，促使人们去寻求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探求建立一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文化观念。
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树立现代化的整体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进程。三者缺一就实行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顺乎历史的潮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与研究，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活动，当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开放的科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与研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当前，而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发展战略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到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这样做，有利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早日振兴与繁荣。
文化发展战略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面很广，在考虑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时要注意它的核心部分。就是说，要着重考虑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队伍的建设，文化设施的布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确立战略目标和制定规划时，要注意科学性、系统性、稳定性和时效性。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确立发展战略目标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可以把各方面力量——意识形态的各部门和经济战线的各部门都动员与组织起来去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
新时期的领导者，要有战略意识、战略眼光和战略头脑。我们负责的每个单位、每个地区，它既是全局的局部，同时又是一个全局。因此，增加战略观念，实行战略指导，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是一个大大小小的战略家。我们要学会用战略的观点去推动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
增强服务观念，发扬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以表率作用去影响、带动文艺大军前进。
胡耀邦同志要求文化部“要把全国一百万表演艺术队伍真正统帅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满足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带好这支队伍的方法可以有若干条，但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用自身的表率作用去影响和带领队伍前进。正如同志们所说：表率就是力量。
首先，我们的干部要有一种甘为下级服务的孺子牛精神。“领导就是服务，干部就是公仆”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所谓领导就是服务，主要是指为下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区分“公仆”与“官僚”的根本标志。在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要抛弃那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其次，要有一种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文化工作的矛盾、困难很多。在困难面前，我们应该知难而进。我们的口号是向困难进军！向老大难进军！克服老大难，就是新局面。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百折不挠地去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奋斗。正如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文化工作时所说，正因为有困难，才要我们去工作，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干什么！考核一个干部的实绩，不是看口头上讲得怎样，而是看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能不能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实际问题。
再次，我们要有一种“自强、自立、自信”的自奋精神。应该有一种不等、不靠、不推、不拖的优良作风，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践告诉我们，谁在那里等、靠、要，谁的工作将失去主动权。
总之，我们要有一种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艺术事业，锐意进取，奋力开拓，自己勇于踏着困难前进，就能带领文艺大军在改革之路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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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学猎人的寻找和发现
——评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创作
罗强烈
在他那具有深浓的草原色彩的艺术世界中，燃烧着“琥珀色的篝火”，腾跃着“七叉犄角的公鹿”，回荡着“森林里的歌声”……乌热尔图是在“寻根”吗？好象是，似乎又不完全是。
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三连冠”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最近由民族出版社集结出版，题为《七叉犄角的公鹿》。翻开作品，我在《森林里的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他望着这一切，那沉醉的神态，犹如恋人凝视心爱的姑娘那迷人的身姿。他爱这里的一切，他生在这片土地上，长在这处森林里，游猎在这里的山峦中。他常把自己想象成婴儿，把森林、山脉、大地比拟成母亲。”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他”，可以看成是乌热尔图本人。正是这种爱，触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使他象一位敏锐的文学猎人，寻找和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真、善、美”，从而在一个特定的艺术层面上，展现出了鄂温克民族壮美的生活形态。
乌热尔图的文笔是简洁而朴实的。他勾勒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从总体特征上展现出大兴安岭莽莽密林中游猎的鄂温克族人神奇的生活风貌。那里的山林、风雪、动物、人情、习俗……所构成的独特的生活形态，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就相对完整和充满魅力来说，是比较突出而令人难忘的。在描写这个艺术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甘愿为它的原生美所吸引，而仅只采用能写貌传神的白描手法；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还可以说，具有如此魅力的原生美，以其巨大的力量控制了作者，以至使他相形之下，主体意识发挥得略显单调，笔墨变换不够丰富。但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能从总体上把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简练地传达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样的描写，足以使我们置身于那个独特的生活境界之中了。
当然，展现鄂温克人神奇的生活风貌，对艺术来说毕竟是比较表层的东西，也不是乌热尔图的目的。在整部小说集中，我看到这位青年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深厚的爱；这种爱，又使他尽力去寻找和发现自己民族的美好心灵。挖掘和赞美鄂温克族的心灵，可以说是乌热尔图小说创作明显而重要的主题指向。这种主题指向，大体上是从两种生活形态中来表现的：大部分是从鄂温克人正常的生活形态中来表现，小部分是从鄂温克人遭到变异的生活形态中来表现，那就是极左路线给这个民族造成的灾难，引起的他们生活的扭曲。但是，乌热尔图这部分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主要是在这种历史的阴影中来突现自己民族美好的心灵色彩，而不是要通过这个民族的灾难来表现那一段历史的阴影，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相对闭塞的大兴安岭中，没有外界的社会冲击，鄂温克人的生活虽然不乏艰辛，但却透出自由、乐观和美好的内蕴。这就是一种“常态”下的民族心理形态。《越过克波河》赞美了希布坎大叔优秀的狩猎品质，《棕色的熊》则充满了鄂温克儿童天真烂漫的色彩。值得重点分析一下的是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琥珀色的篝火》和《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写了尼库这个鄂温克猎人的形象。在送重病的妻子去医院的路上，尼库看到了迷途的外乡人的一串脚印。在这种深山野岭中迷路，是一件可怕的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妻子看出了丈夫的烦恼，她理解丈夫，或者说她也有和丈夫同样的品德，她毅然支持丈夫去援救那几个迷路人。在救妻子和救迷路人这两者中，尼库选择了后者。因为，在生活中，他看重的是鄂温克人的美好品质的力量；他相信和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以品质力量来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七叉犄角的公鹿》则在猎人和驯鹿的对立中，写出了一种鄂温克人和驯鹿的美好感情，使我们能透过这种友情，看到鄂温克人与大自然亲密交融的心灵。
历史的变幻，政治风雨的冲击，虽然也使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态”。但是，在这种历史的阴影中，鄂温克人的心灵仍然是正直、善良和美好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民族，富于责任感的品质，仍然在历史的阴影中熠熠发光。——这又是乌热尔图所着力表现的另一种生活形态中的鄂温克族人的形象。最突出的仍然是获奖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这篇小说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它却借这次历史性灾难来描写和衬托鄂温克人的优秀品格。古杰耶从“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私牢中逃出来，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猎人的责任：除掉那条糟踏驯鹿的恶熊。他既有仅凭一把刀子杀死恶熊的勇敢，又有为不刺伤妻、子的心而隐瞒自己伤痛的柔情。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形象。后来，他为了不连累好心的朋友，为了守信用，他又自觉地回到了那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此外，《爱》写了一个鄂温克男人的痛苦，写了他被诬陷“搞民族分裂”的遭遇。但是，作品的重心，仍然是通过这个男人和一个纯真的孩子的心灵碰撞，揭示出他心中对自己民族的深深的爱。
我说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好象是“寻根”，是因为他寻找和发现的，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独特的东西，与“寻根”文学的创作趋向有所接近；说他又不完全是“寻根”，是指他不是用“寻根”文学中多数作家的那种视角去看取自己所表现的生活，而更多地注重于对一种优质心灵的赞美和讴歌。当然，因为乌热尔图的创作冲动的发生原因是爱，他往往更多地被这种爱所支配，以至很少从其它的角度去审视自己民族中还比较落后的方面。纵观他的这个短篇小说集，我觉得他更多地是表现了鄂温克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层面——虽然是一个重要层面，而没能更深入全面地挖掘这个民族丰富复杂的生活蕴含。因而，在“小说模式”方面，便显出一定的单调，多“静态”展示，而较少“动态”描写，使心理描写的深广度受到影响，当然也就影响了对生活认识的深广度。乌热尔图今后的小说创作要突破现有的水平，是否应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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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让每一个家长深思
——读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
马立诚
也许你会觉得作者所报告的事实在某些细节上有点夸大——目下，即使在大都市里，能给孩子买钢琴的家庭也为数颇少。
但是你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光和勇气。问题不在于买得起钢琴买不起钢琴——近年来，对独生子女的娇宠和溺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汇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这股爱河在吞噬着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心灵，造成日益严重的恶果。对此，为数众多的家长不仅习焉不察，反而竞相攀比，生怕自己的孩子有点滴不快。是啊，做父母的，如果在“爱孩子”上被周围舆论指出一个“不”字，那在人伦上简直就有无颜立足之危了。
遗憾的是，对这种“四个祖辈、两个父辈围着一个小太阳”“转得头昏眼花”的“四二一综合症”，我们的公众舆论和社会学似乎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有力的匡正。
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作者涵彦，载《中国作家》今年第三期）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站出来大声疾呼了。
你要想知道这些家长们在溺爱子女方面走火入魔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就请读一读这篇报告文学吧。当你看到那位偷偷跟踪到夏令营、趴在孩子床底下的可怜的父亲为自己的古怪行动辩解说：“我怕苏平从床上掉下来，掉在我身上也比摔地上强啊”的时候，你会在下意识地苦笑之后悲哀地叹一两口气；当你看到无节制的溺爱使孩子变得自私、冷漠最后终至走上犯罪道路或者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幼小的生命的时候，你会感到心灵的颤抖……《中国的“小皇帝”》以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提出了在生活中带有普遍性但尚未引起各方面严重注意的问题。这种对于生活的近距离的反映，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动以及迅速作出的回答，是它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
当然，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价值，不仅表现在题材的发现上。如果缺乏开放性的思考，没有从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角度去审视和观照，只是机械地就事论事，那么作品就可能为生活表相所囿而陷入平庸。这里的关键是作者要有思想深度，要用思想来驾驭题材，挖掘出题材的深意和容量。《中国的“小皇帝”》的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溺爱子女的生动的事例，而是想得更深更远——二十年后，眼下的独生子女将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的国家，将要由他们来治理。作品深刻地启示和警醒人们：“我们的一大批年轻父母们时下所做的不仅仅是哺育孩子，多多地做新衣服，买巧克力，每天不辞辛苦地接送孩子去幼儿园，我们同时也是在缔造历史！”这就是看来似乎是区区小事的父爱和母爱在厉史上的份量，这发人深省的揭示无疑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的思考。这正是这篇作品反映了较大的社会容量和迸发出撼人心灵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的“小皇帝”》在艺术上的探索很有特色，首先是作品的整体结构摇曳多姿。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精心地构思熔裁，从家庭素描、老师日记、孩子自杀前的录音、独生子女的心理研究以及二十年后的预测等不同的角度切入题旨，每个角度都包含着大量新鲜的信息和独到的见解，读来引人入胜。其次，这篇作品通篇都洋溢着作者的激情。大段的议论和剖析虽然稍有冗长之感，有的略欠准确，但字里行间所涌动的气势，所燃烧着的作者的一片赤诚，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真诚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令人称道。面对作者这样一颗赤诚的心，不论是年轻的家长还是年老的家长，读罢掩卷，都会扪心自问，深长地思索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