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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
黄火青 王从吾 宋时轮 郭述申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距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它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整风运动使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团结。这一点，当时参加学习的干部普遍地感到收获很大，至今不忘。
一
在整风运动之前，全党有八十万党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新党员。这些同志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我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相当突出。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很多人受过教条主义的蒙蔽和影响。遵义会议虽已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在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思想尚未为全党普遍所接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左倾和右倾路线还没有受到批判和肃清。在党的负责干部中，许多同志经历过党的发展和挫折，看见过党内发生的许多严重事件，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的答案。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农村，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其困难，一些同志对革命全局了解较差，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心中无底。因此，迫切需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起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更加巩固的党，以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当时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集中党政军群各级的一些领导骨干，进行整风学习，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正确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以前，经过了一个充分的准备时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重要著作，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自1941年起，党中央接着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并通过“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山头”，从而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
延安整风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飞跃发展和更加成熟起来。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的历史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邓小平文选》256页）经过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一切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二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还集中了除在延安工作的以外的全部“七大”代表。这样也就集中了党内各方面迫切需要解决和弄清的问题。因此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全党整风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党工作的开展有巨大的影响。
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开学。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向全党宣布整风运动开始。
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党校过去所定的课程，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以三百至四百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彭真同志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整风学习。1942年3月1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校整风学习的正常进行。
党校开始时只有一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后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原党校学员中，“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编为二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1943年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三部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阎达开。由于老干部要学习理论，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必需有相适应的文化知识，所以，又将军事学院合并来的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组成了四部，在整风的同时学习文化。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1944年初，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全校学员三千余人，加上公务人员共约六千人。
中央党校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有群众联系的干部参加各支部的领导工作。由于他们多系各个方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这样就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示和反映群众的思想动态。否则是很难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教训的。
三
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过程，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目的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在全党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最终肃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影响。
党校整风的第一步是精读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4月3日，作出决定，要求对中央规定的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组织讨论。
党校领导对组织学习文件是十分认真的。彭真同志为《解放日报》代写了社论的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怎样学习文件作了深刻的阐述。参加学习的同志对阅读文件非常认真，逐字逐句地读，两遍三遍地读，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去读，联系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去读，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并认真写笔记。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紧密结合进行，经常提出问题，组织漫谈会、讨论会。漫谈会不拘形式、不限人数、不定内容、不拟题目，少者三、五人，多者十余人，在河边、在树下、在山坡上，随处可以进行，参加者可以随来随走。讨论会有小组的，有支部的，也有几个支部合在一起开的。遇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组织一个部，甚至更大范围的讨论会。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志都到党校作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笔记，互相借看笔记，传看笔记，《解放日报》还选登一些好的笔记。毛泽东同志亲自看过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按语。在学习文件告一段落后，进行了考试。这次考试，也与普通考试不同，不考文句的记诵，而是考对它的领会与运用。考试的题目是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过的。如试题之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这场考试自1942年6月24日起，共进行了十天。
第二步是联系实际，进行检查。首先是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有一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检查自己。陈云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干部四条标准，不仅是党组织考查干部的标准，同时也是每个干部努力的标准。”在检查中大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每个同志写出思想总结，经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反复进行修改。
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检查。为了检查一个地区的工作，还召开“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通过这样的检查，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经验教训。
第三步，由地区和部门的检查，又发展为学习党的路线。1943年秋，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党的历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中央党校的这段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学习文件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本文献。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以及对中间阶级、中间派别的政策，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等，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对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政策的得失等，经过充分讨论，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在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时，着重讨论了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价问题，当时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争论很热烈。为此，周恩来同志到党校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帮助大家统一了认识。
在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文件时，主要清算了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错误。同志们用大量事实来揭露王明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他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批判。抗日战争几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完全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等一整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
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和彭真同志在党校的讲话中，都作了正确的结论。接着又学习了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次学习之前，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虽然有一些同志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他们对党内的路线斗争，不都是那么清楚的。经过这次系统学习，才弄清楚了党内的路线问题，知道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加深了对正确路线的理解，统一了对党史上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功过的认识，坚定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
四
整风运动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学习方法上是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党的历史上思想改造和学习方法改造的根本转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上，要大家牢牢记住：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依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过去，不少同志由于长期不同程度地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学习和工作中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主观与客观分离，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脱节。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学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许多同志，一方面大量地记诵马列主义的辞句，而另一方面，旧的思想意识，不科学的态度，仍然照样保留着，因而学习得不到实际成效，言行不能一致，工作没有显著改进。
中央规定的党校的学习文件，是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马列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文件。这些文件既是多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学习中不是死记文件的辞句，而是强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大家认真读文件，又认真用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来钻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当做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做天秤来称一称自己，当做镜子来照一照自己。”这种学习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停留在文件辞句的钻研上，而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中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并运用学习到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大家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决策，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整个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经过学习，大家真正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到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是掌握和执行政策，转变工作作风的基本条件，要作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系统、周密地观察事物的全面，而不能看片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看表面；看问题必须客观，不能主观。如果不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事物发展的全局，也就不能正确地掌握和执行政策。
大家认识到要真正扫除主观主义，还必须反对粗枝大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为这种不精细、不周密、不认真的粗枝大叶作风也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过巨大的损害。在学习当中还坚决反对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坏作风，并演出苏联话剧《前线》，批判了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记者“客里空”的作风。许多同志都说，这次受到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是一生中永难忘记的。
五
党校整风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特点是，既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的民主，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并在民主集中的指导下，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经验证明：只要上面的领导不充分发扬民主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真正开展起来。不能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把真心话尽情吐出来，不敢面对事实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谈不到有的放矢地学习理论，也谈不到帮助有缺点的同志提高自己和教育别人。另一方面，只有下面的积极性，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又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二者不可偏废。做到了这点，大家就能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当时，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允许对过去的结论作新的估价，真正体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反省笔记、读书笔记，又有小组会、支部会、小漫谈会、大漫谈会、个别谈话与全校大会，还有墙报、学习报与学习通讯等。党校二部曾开过一个多月的全部民主大会。会上大家自由报名发言，愿讲什么就讲什么，发言内容十分广泛，有关个人思想、工作、历史方面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工作方面的，以及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和看法都讲了。许多负责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受到了指名的批评。真是把多年没有讲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话讲出来以后，再发动和依靠大家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面对面地摆事实，讲道理，用和风细雨，耐心细致，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同志间过去积累下来的隔阂。
对于错误的意见，一方面要容许充分发表，一方面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帮助。在学习期间不容许错误意见发表，就会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但对错误的言论，特别是某些原则性错误的言论，不经过认真的辩论，不去作有力的反驳，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对那些以功臣自居，高人一等，骄傲自满，对抗组织，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不帮助其认识改正，对党对本人都是有害的。批评和帮助的时机，过早了不好，这样大家的意见就不容易充分发表出来，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也得不到锻炼的机会；过迟了也不行，这会使党内思想长期无原则的错综分歧，陷于混乱。
党校的集中领导是坚强的。首先是各级领导都同心协力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地忽视错误或固执己见。第二，特别重要的是，党校整风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校领导乃至支部领导是随时如实地、不折不扣地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错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多半是在上级和下级反复商议考虑后形成和进行的。中央领导十分注意及时了解，研究整风运动进行的情况，这对党校各级领导起了带头和启发作用。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教育，使大家受益很大，影响是深远的。第三，党校的整风领导是以大批久经考验的支部领导骨干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路线过程中以及在整风学习阶段以后的审干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决定性条件。对当时审干中发生的问题，党校领导以严肃的态度及时加以解决，给干部的教育是深刻的。第四，党校在整风运动时期，没有设班主任和辅导员，基层是由支部领导的。许多领导干部，如罗瑞卿、薄一波、陈赓、陈锡联、王从吾、宋时轮、陈奇涵、阎红彦、张平化、钱瑛、赵林、裴梦飞、贺晋年、向仲华、舒同、余光汉、柳运光、于致远、郭子化等都在党校一部任过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党校领导和学员共同学习、互教互学，相互面谈，互相讨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善于从众多的意见中，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集体讨论，加以提高，再拿到下面去，引导支部的讨论健康发展。第五，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两条路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形成了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到言行一致的集中的风气。这是当时行之有效的，大家亲身感觉得到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在整风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能够随时改正错误，取得成绩的关键。
六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最后，真正做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一方针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全党，既反对教条主义者统治时期那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反对象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的模糊是非，一团“和气”。这个方针的目的是救人，但救人必须治病，病不治则人不能救。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治病不是治人；二是有病一定要治，不能讳疾忌医。实现这个方针的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同志式的帮助，而不是打击。党校各级领导，包括支部领导，把启发大家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作为整风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强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觉，而且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的；压服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反而会伤害同志，损害团结。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而一切冷嘲热讽，捕风捉影，都是不正确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进步，即使是微小进步，也应该鼓励和帮助，以争取更大进步。由于大家都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尽管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而会后仍然是有说有笑，亲如兄弟。
党校认真掌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批判从严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教育，不能例外。在组织处理上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从宽处理。对犯错误的人，不能放弃原则，回避矛盾，“和平共处”，维持形式上的团结，也不能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
党校领导经常不断地通过各种会议，个别谈话，互相交心等，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干部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注意掌握是非的标准，注意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它是路线错误还是一般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还是组织纪律上的错误；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全部错了，还是某些方面的部分错了。并且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犯错误，而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因而，对于每一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这种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同志们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
党校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学校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组织得很好的。党校校务部在牟泽衔、吕其恩、傅振声、伍能光等同志的领导下，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和开作坊，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保证了整风学习的顺利进行。
我们四人，是当时党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和大家一样收获很大，并学习和掌握了一套优良作风。所以在七大召开和整风结束以后，大家能够精神焕发，满怀信心地走上各自的战斗岗位，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新局面，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延安整风三年的经历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永远铭记不忘的，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光荣而宝贵的传统。这种优良作风将永放光辉，而且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证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