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
李一氓
古籍的整理和出版，经过1982年以来四年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大致如下：
一
有一部分已经出版的文、史、哲古籍，不是原来的1982—1990计划所包括的。约计有新
近出土的，有从国外引回的，有翻印台湾出版的三大类。因为这些书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值得在计划外加以出版。今后也还要注意搜集，继续出版，以有利于文史哲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新出土的，或者虽然出土较早，但未加印行过的。如广东出版的《潮州戏文五种》，内有1958年揭阳出土的《蔡伯皆》（即《琵琶记》）明正德写本，1975年潮州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明宣德写本。此外，1967年在上海出土的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和《白兔记》，上海博物馆已转印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出土较早，近年才整理刊行的，如国家文物局编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近年大量出土的楚帛书和竹简，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有待于今后做大量的工作，使其能出版。它将会与《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媲美。其实以前也已经出过《银雀山汉简》。
（二）有些善本或孤本，流出国外，现从国外获得副本，加以印行。如福建印的冯梦龙的《寿宁待志》，系从日本得回。浙江印的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系从美国得回。广东印的《潮州戏文五种》，其中《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全》三种明嘉靖、万历刊本，则是流散在英、奥、日各国获得副本后合并印行的。特别是即将出版的八十回抄本《石头记》，为清道光间流入俄京彼得堡，去年才取得副本付印的。从今以后，如果没有别的发现，则所有《石头记》的抄本就都全了。对于红学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出版的冯梦龙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多年来所印都不是全本，近年始自日本引回全本。北京续印的《永乐大典》（共六十七卷），部分亦自国外引回。这种情形，今后还会有，而且是必要的。早年黎庶昌、杨守敬的《古逸丛书》实已开了先河。
（三）从台湾出版的古籍中，翻印了几种。其中有陈鼓应教授的《庄子今注今译》和《老子注释及评介》，读者反映甚佳。不久还将印行潘重规教授的《龙龛手鉴新编》，它在字义方面对原书作了极大的补充，更为有用。
由于考古工作的发展，近年从地下出土的文物，无论在西北或华中，数量都比以前更多，内容都比以前更丰富，我们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至于引回流散域外的古籍，目前应该着重敦煌部分，可以从中挖出许多材料，如近年编辑完备的《王梵志诗校辑》，可为一例。又如《析津志辑佚》，也是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来的。对文史哲古籍来说，复印台湾著作才刚开始，只要多加注意，就还有很多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可供参考。
二
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1911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因为从1911到1985年，已经过去七十五年，不仅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不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在现代史的研究方面，要求整理出版许多必要的文献。从《春秋左传》到《清史稿》，现在都叫古籍了，而其实都是当时的史学家或当时官方历史机构所纪录的。拿《史记》来说，三皇五帝和秦、汉史，即是司马迁根据文字传说或亲自查阅当时文献所得。因此，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现在我们已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1911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如《孙中山全集》、《梁启超全集》、《朱执信集》、《张謇集》、《黄兴未刊电稿》、《蔡锷集》、《蔡元培全集》、《经亨颐日记》、《熊希龄集》、《顾维钧回忆录》、《廖仲恺集》等等。还有《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职官年表》和在拟议中的《中华民国军队序列》等。在学术上出版《章太炎全集》，在文学上出版《南社诗集》等。
根据同一理由，湖南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家书》）、《左宗棠全集》（《札件》）、《郭嵩涛日记》、《郭嵩涛奏稿》、《曾纪泽遗集》，上海出版了《李鸿章全集》，北京出版了《林则徐集》等。同时，在已出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之后，将续出专辑《宪政运动》和《太平天国（续编）》，《中法战争（续编）》，《中日战争（续编）》，《义和团（续编）》，使这套丛刊更为丰富和完善，对近代史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因为，无论如何，研究近、现代史，比起研究春秋、战国史，有更多的现实意义，研究领域更为广阔，更会有新的认识和提出新的见解。
三
现在提到整理方法。我们曾列举标点、注释、校勘、今译、辑佚等等，无非是一些汉学家数、乾嘉本领。现在看来，长此不变，必将逐渐减少学术意义。只有开辟更为完整的科学途径，才能取得站得住脚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已开始突破前人蹊径，有了新的成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在所收的每一种书的前面，都有一长篇对作者本人及其撰述的评论，把每一段落都加上简扼的提要，印在书叶页边，极便读者。再在书后附两个索引，一是人名索引，二是名词索引，把外国人名、地名、外语词的音译都详列英文；并加现通用的汉文译名。还有《曾国藩全集》，就《家书》而论，在每封信前都有一行提要，书后附《人名索引》，这也是要花功夫的。
我还可以举几本书为例：
季羡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参加校注的都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家，又通晓英、日、俄，德语言，故能征引广泛、立论确凿。特别是季羡林的《前言》，对唐初的中国、佛经翻译、印度历史，以及玄奘本人西行的学习及回国后译经成绩，并《大唐西域记》的中外版本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和有见识的论断。书后附有《汉释条目索引》及《注目表》。《大唐西域记》是从唐代就流传下来的文献了，宋元明清学者包括很有造就的乾嘉学者，都没有本事搞出这样一本校注本来。只有具有广博知识的现代学者采用科学方法才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可惜的是《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太迟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出到《大唐西域记》叙引到的卷册，致使主要的参考都是引用日本的《大正藏》。这当然怪不得校注的同志们。有朝一日，这部校注所用《大正藏》的引文都替换为《中华藏》就好了。
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书前作者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不是从佛教哲学加以论定，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论定。参校本引用了宋代承迁的《注解》、净源的《类解》、日本景雅的《勘文》、高辨的《光显钞》，对所有这些引文，都加作者《案》；特别在每章之后，作者还写一段《总释》。这种整理方法，特别在长篇述评上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不单纯在于校释引用之广泛。
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诗》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起自德祐二年离杭以前，止于至元二十五年南归以后。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纪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
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这部书的好处不是泛引古籍作名物注释了事，而是对《国志》记载有关山川史迹，广泛引用古今史地著作，相对比较，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彼此之间谁是谁非、谁正谁误的判断。这就使这部书成为研究三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政治、民族等极为有用的书了。甚至就地理而论，对今天的四川和西南亦有现实的考证价值。附表有《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凡对史地古籍的整理，不附有关索引，则整理是不完善的。
假如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尽量减少指令性的计划，那么，整理古籍这种精神生产的手工业性质和个体思维性质更强的事业，更应放手让大家去做，让各单位去做，让各地方出版机构去做。各地出版社根据自己的编辑力量和物质条件，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会取得成绩。假如还有什么指导性计划的说法，那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也就只能起这么一点作用而已。当然，这几年因为选材不当，标注方法陈旧，编辑不得力等，也还出了些中下等的产品。我希望大家都要向高水平看齐，事业就自然会向高水平发展，我们也就无愧于这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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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红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之一。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先后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青海、宁夏、甘肃等省，歼敌三十六万余人，开辟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27年11月间，中共鄂东特委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领导黄安（今红安县）、麻城两县的农民举行起义，并将起义队伍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开创了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局面。1928年7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全师三百余人。1929年5月，吴光浩牺牲。6月，党中央派徐向前接任红三十一师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豫东南的商（城）南起义成功，成立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其虚，全师一百余人。11月，皖西的六（安）霍（山）起义成功，成立红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政治部主任姜镜堂，全师二百余人。从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中诞生的三支红军队伍，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1929年下半年，红三十一师等部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兵力发展到一千四百余人。年底，由徐向前、戴克敏共同起草并经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建军和作战经验。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和红军游击战术的原则。决议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士兵的教育和训练、红军与赤卫队和群众的关系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个决议，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1930年春，中央决定将鄂豫皖根据地的三个红军师组成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了从游击部队向正规部队、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是年，红一军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大混战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东出皖西，西出平汉路，连续取得了霍山、英山、杨平口、花园、四姑墩等较大规模战斗的胜利。半年时间里，共歼敌近万人，自身兵力发展到六千余人。
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是鄂豫皖红军的大发展时期。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自1930年11月底至1931年3月上旬。蒋介石的“围剿”兵力共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人。红军采取“飘忽战略”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避强击弱，运动歼敌。经新洲、金家寨、鹅毛岭、东西香火岭、二道河、磨角楼、新集、李家集车站、柳林车站、双桥镇等一系列战斗，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胜利粉碎了敌第一次“围剿”。双桥镇一仗首次全歼敌一个整师（第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声威大震。反“围剿”过程中，红一军与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十五军合编，改称红四军。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全军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反“围剿”，自193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蒋介石的“围剿”兵力共十多个师约十二三万人。红军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经独山、浒湾、桃花等战斗，共歼敌五千余人。敌第二次“围剿”又告破产。不久，红四军改组，由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张国焘任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夏天，红四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歼敌七个团，俘敌五千余人。9月，红四军奉张国焘的命令北返，途中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开始“肃反”。将近三个月的“大肃反”，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四军、二十五军，共三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击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的战斗。当时，敌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围剿”兵力，有十五个师以上。方面军总部决定趁敌尚未部署就绪，采取外线进攻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发动群众，主动出击，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从1931年11月至次年7月，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连续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共毙俘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地被全歼的敌正规部队即近四十个团，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又一光辉范例。战后，红四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逾三百五十万，进入鼎盛时期。
1932年8月，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集中三十万大军，发起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苏区推行过“左”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未能打破这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四个师约两万余人，于1932年10月11日跳出外线作战，伺机杀“回马枪”；留下两个师会同地方武装继续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但主力部队西越京汉路后，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堵，遂被迫西行，进行转移。在十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涉丹江，越秦岭，走关中，渡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余里，终于使敌人所谓红军“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破灭。经长途转战，红四方面军共歼敌上万人，自身兵力保存了一万四千四百人。1932年底，利用四川军阀混战的形势，全军从陕南翻越大巴山，进据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兵力，后来发展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实施战略展开，击退敌人反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很快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至1935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三次外线进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共歼敌近十三万人，给四川的军阀以沉重打击。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伺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利用川北山高林密、南低北高的地势，抗击二十多万军阀部队的进攻，历时十个月，歼敌八万余人，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并建立了第一支工农女红军团队——妇女独立团。经过大规模的实战和训练，全军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及战略战术思想明显提高，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本领进一步加强，“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大大发扬，出现了一批善攻、善防、善于夜袭的英雄团队。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人口约五百万，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为实现“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横扫涪嘉流域之敌，克县城九座，歼敌万余人。5月，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6月，在懋功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方针，8月底，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进行包座之战，全歼胡宗南一个师，打开了北进通道。但是，野心家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分裂党、分裂红军，在一、三军团北上后，另立伪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南。南下期间，全军艰苦鏖战，虽歼敌不少，但自身伤亡和损失也近半。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的影响下，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进抵川西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休整训练。6月，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标志着其分裂主义的失败和破产。7月初，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10月9日，一、二、四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军及五军
（由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而成），共二万一千余人，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待机打开新疆的通道。至1937年3月，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血战近五个月，共歼灭敌军两万五千余人，但由于敌众我寡、疲兵屡战、有耗无补等原因，惨遭失败。西路军余部七八百人，由李先念等率领，经四十余天艰苦转战，终抵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
红四方面军河东的两个军（四军、三十一军），配合一、二方面军作战，取得了山城堡等战斗的胜利。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下三原、淳化，援助抗日友军。1937年3月，奉令组成援西军开至镇原，因西路军失败，遂停止西进。8月，中央军委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一部编为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挺进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成为我军三大抗日主力师之一。一直坚持在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红四方面军的十年斗争历程是光辉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支由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英雄儿女组成的革命队伍，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百折不挠，证明它不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红四方面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是我党军事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竹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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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武大召开李达学术思想讨论会
不久以前，武汉大学举行了李达同志学术思想讨论会，我国理论界、学术界一
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各阶段，他都发表了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他早年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现代社会学》，从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来讲，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他在三十年代写的名著《社会学大纲》，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该书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以及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五十年代初他写的《〈矛盾论〉解说》和《〈实践论〉解说》，对“两论”作了深刻、准确、通俗的解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晚年，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是我国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优秀著作之一。
有些学者认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许多独创性发挥。他把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原则贯彻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论；指出一切反映社会变动事实的革命学说，是革命阶级实践的契机，能够促进社会的改造。他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的系统观”。社会是包摄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国家形态、法律制度以及一定意识形态的系统，而生产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他把对劳动的分析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和展开的基础，认为劳动是人类和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对社会具有规定意义，主张立足社会本身，同时又从社会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有些学者认为，李达还是我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部著作，当时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翻译成俄、日等国文字。三十年代中期，他写的《经济学大纲》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著作之一。他阐述的许多观点，如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至今还很有启发性。他还阐明了恩格斯的广义经济学的思想的重要实践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李达对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也有贡献。他1947年写的《法理学大纲》，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段启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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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瞿秋白传》出版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从一八九九年出生到一九三五年英勇就义，仅仅在世界上生活了短短的三十六个春秋。但是，却以其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革命实践，永远激励着人们。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士菁撰写的《瞿秋白传》一书。作者依据丰富的材料，以朴素简练的文字，刻画出了瞿秋白同志的光辉形象。〔何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