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任弼时同志在转战陕北中的风范
田为本
党中央转战陕北的空前壮举转眼快四十年了。任弼时同志过早地离开我们也已经三十六年。1985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从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到1948年3月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一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86年3月27日,胡耀邦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弼时同志既坚持原则,又循循善诱,又公道正派,他在三十、四十年代就赢得了我们党许多人的尊敬。他五十年代初去世后,这么多年,许多老同志还怀念他……几十年不容易哟,如果不坚持原则,能把工作搞得这么好啊?坚持原则,循循善诱,公道正派,这是一个统一体,不能分割。要提倡全党发扬这种好的作风。
在建党六十五周年的日子,重温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一页永放光华的历史,重温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同志在转战陕北中的伟大风范和彪炳功勋,会使人们更加坚定地来端正党风,精神抖擞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献身。
坚持原则、循循善诱、公道正派的作风
1946年10月3日,任弼时同志在他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的扩大会议上(1946年5月30日至11月3日任弼时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就曾经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指出:从7月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来,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地方,但是达到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我们要提高胜利的信心。我们已失掉些地方,可能还要失掉些地方——张家口、哈尔滨、邯郸,同时还要准备蒋介石打延安。
五个月后,任弼时同志的论断果然得到了应验。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开始了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谓“犁庭扫穴”的军事行动。在天上,他调集了国民党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三,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大轰炸。在地下,他使用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集团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在胡宗南亲自指挥下,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19日,胡宗南部侵占延安。26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的多数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同志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分为四个大队,再加上中央警卫团一个团部、一个内卫排和四个连,统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代号先后为昆仑支队、三支队、九支队、亚洲部),由任弼时同志兼任司令员,陆定一同志任政治委员。
风云诡谲。在陕北,敌我双方陆军兵力的比例约为十比一,空军更是敌人所独有的。战火急速在陕甘宁边区这片东西宽七八百里、南北长八九百里的地面上燃烧蔓延。“仗究竟怎么打?”“我们为什么撤出延安?”边区的军民都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一谈起来就情绪激昂,争论得十分热烈。边区十多年来相对的和平环境,在一部分干部中也滋长了太平麻痹思想,不能适应急变的战争形势。
在这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任弼时同志不仅要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行军居住、安全警戒、物资供应、敌情侦察,还要做中央机关的大量细致、复杂、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刚刚撤离延安的日子,在日理万机中,任弼时同志在瓦窑堡仔细地听取了延安各界赴晋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同志关于刘胡兰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汇报。他听完当即说道:“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任弼时同志就向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刘胡兰同志为革命慷慨捐躯,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新华社当即播发了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一个向刘胡兰烈士学习,敢于为革命战争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
党中央离开子长县进入清涧县境,任弼时同志敏锐地察觉这里战备存在着问题。任弼时同志批评了清涧县委书记郝登洲同志,说他过于太平麻痹,敌人几天内就要到清涧县城,他还在石咀驿埋头试办土改,连县级机关搬出县城没有都不知道。任弼时同志要他停止试办土改,迅速回县委进行战争动员。不久,毛泽东同志遇到郝登洲同志就问:“任弼时同志批评你了吧?”郝登洲同志面带愧色却又心服地说:“批评了。批评得对。我们的确麻痹大意,缺乏敌情观念,以至昨天下午六点以前,县级机关搬出县城没有,我都不知道。”他当场表示,一定赶到县委,按照任弼时同志的指示,把对敌斗争工作搞好。清涧的教训成了绥德专区其他各县加速战争动员的警号。在领袖们的言传身教下,富有革命传统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都来坚壁清野,民兵组织游击队,并且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支前民工达二百万人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边区妇女做军鞋达九十二万九千多双。
党中央从清涧县经绥德县、子洲县、子长县到达靖边县和横山县交界处的青阳岔镇。4月6日,任弼时同志向中央纵队指战员进行坚持在陕北的政治动员。他说:“同志们,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得通,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战略决策,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你们一定要懂得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他形象地指出: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正是敌人围困的中心。北边的敌人已占横山,西边的敌人占了陇东,又逼近“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南边是胡宗南十几个旅,摆成一条线,只有东边,算是“网开一面”,那是通黄河的路。他激动地说:“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我们就象正月十五闹秧歌,来回和敌人转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他详细分析陕北战局说:敌人来延安时是握着拳头,等他伸展开来,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消灭掉。又比方,敌人象五块豆腐,摞在一起,我们的口没有那么大,吃不下,等他摆开来,再一块一块吃掉,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已在青化砭吃了一块,第二块也快到口了。我们多吃它几块,就可以反攻了,可以收复延安了。他强调指出: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不仅对陕北和全国军民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可以吸引敌人几十万大军。现在各解放区都以实际行动,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潮,我们中央纵队更要发扬英勇顽强、沉着机警的精神,准备应付最艰险、最困苦的局面。
中央纵队的指战员听了任弼时同志这番话,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领会得更深了,战斗情绪更加高涨地投入长驱二千里的转战陕北行程。任弼时同志这时年仅四十三岁,却象长者一样地循循善诱,几句话,一席谈,就使同志们的思想疙瘩迎刃而解。每天宿营在塬野梢林的农家窑洞的党中央,电台是联系全国各战区的纽带,是领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电台的工作人员都亲身参加过大生产运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子小家当,撤出延安以前,动员大家轻装,可是总是这也不肯丢,那也不肯舍。这倒并不是吝啬,这些东西都是人们辛勤劳动换来的,哪能不珍惜呢。在频繁的转移中,每个人除了携带自己的东西外,电话员还要带电线、电话机;报务员和摇机员要背电台、手摇马达。在行军转移中,这种情况被任弼时同志发现了,他利用行军的间歇给大家讲了一次话,他亲切地说:“每个人都背着个大包包,这是搬家,还是行军打仗?亲手劳动得来的东西嘛,舍不得丢掉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延安我们还不是丢了吗?一点盆盆罐罐又算得了什么?长征时我们丢了个干干净净,但有了以后延安的大发展,今天丢个干干净净,会有全国的胜利。”他这番话真有说服力,大家痛痛快快地来了个轻装。于是就能轻快地在敌机轰炸扫射、敌军尾随追踪下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电台负责人崔伦同志感动地说:“如果不是任弼时同志这次动员,这些日子走绥德、绕‘三边’连续行军没有人掉队才怪哩!”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机关日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先后宿营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山、子洲、绥德、葭县(今佳县)、米脂、吴堡十二个县的三十七个村镇。中央纵队的四个半连,经常担负着抗击敌军几个旅的尾随追踪的艰巨任务。危急时,望得见敌人烧起的火堆,听得清敌人骑兵的马嘶。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和政治委员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政治部主任廖志高四个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任弼时同志的身体不好,但以惊人的精力,小心谨慎地领导着中央纵队。他发扬细致周密、任劳任怨的“骆驼”精神,抓住任何一点时间,召开检讨会,或者从这个大队转到那个大队,亲自跑到兵舍里、马号里,检查行军备战情况。侦察员找来老乡当向导,他要直接和向导谈话,问吃了饭没有,衣服穿得够不够,给向导解决困难,使向导高兴地自愿担任这个工作。他常到田间地头去找老乡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的疾苦,并发动大家节衣缩食,组织人力畜力,支援驻地受灾的人民。他这个“政府”把党中央机关这个“国家”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公道正派,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
深入调查研究,领导土地改革运动走上正轨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数以亿计的农民,是人民战争力量的主要源泉,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会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任弼时同志在党中央直接承担土地改革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在1947年7月小河会议上,任弼时同志介绍了土地改革的情况,并有预见地提出了保护中农的问题、如何斗争地主的问题。8月沙家店战役后,任弼时同志患有的高血压症,因工作过度劳累和频繁的转移急行军更趋严重,医生劝他休息,他反而劝医生不要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后来毛泽东同志知道了,以中央的名义要他休息。但是,生平最怕工作少的任弼时同志怎能安心休息呢,就是在不到二十天的休养中,他仍然集中精力研究土地改革问题。土地改革运动起潮于全面内战爆发之前。1946年4月,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延安召集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研究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问题。在会上,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都普遍反映,广大农民正在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取得土地。任弼时同志对此非常兴奋。在这转折的关头,他坚决主张:党的土地政策应该由减租减息逐渐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充分发动群众,领导广大农民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他还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5月4日,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向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转变。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还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当前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提出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应适当照顾等项界限分明、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重要的土地问题文献。到1 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按照“五四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革命战争的支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发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时,朱德同志盛赞“五四指示”的明效大验,他说:“革命高潮的基础仍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解决得愈彻底,我们胜利的把握愈大,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全面展开。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消灭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性大变革。这是亿万人民参加的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而它的全面进行,又是正当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战最激烈的时期,在它迅猛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向。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村举行了二十天会议(其中四天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夺取全国胜利问题,其中重要议题之一是纠正
“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十二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并在1948年1月18日拟出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发给党内征求意见。
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专心致志地调查研究土地改革中的问题和偏向,并提出如何纠正的方针、政策。这时,他高血压症很严重,应该完全休养,但他仍带病到杨家沟周围三十几个村调查,详细研究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探索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在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就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他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说服力,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主要问题,都给予了正确的阐明和具体的解决。关于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他抓住山西兴县蔡家崖行政村错划阶级成份这样的典型例子来进行分析,循循善诱,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和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份的最标本的情形。他指出:“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象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份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的检查这个划成份的问题,公开的明确的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20%。在老解放区,一般占50%上下。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有30—40%的家庭是中农。这说明,中农是贫雇农的最强大的永久同盟军。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各解放区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危险倾向,然后说明巩固地团结全体中农要做到的各个方面,他说:“只要成分不定错,不侵犯中农利益,吸收中农参加工作,负担又公平,平日对中农又能加以体贴,经常给以教育,那一定能把全体中农很好的团结起来。”他关于团结中农的全面阐述,是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重要补充。
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还论述了土地改革中的其他几个问题。“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呢?”问题是这样尖锐,讲话中的回答是这样明确。任弼时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要采取保护政策,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使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在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作用。他说:对开明绅士也要采取保护政策,以利于团结90%以上的人民。他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只有这样才会促进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阐明在对地主富农斗争中,对地主与富农要有区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更要有所区别,还应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非恶霸。
这个讲话是任弼时同志一贯的坚强原则性和惊人说服力的统一的光辉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个极重要的土地问题文献。党中央当即把这个讲话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并且迅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在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1948年3月17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4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政策和策略究竟是什么东西?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克服‘左’的偏向?用心来研究《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毛泽东同志起草)和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而且这两个文件分析得很周到细致,完全符合于新区。”
1948年3月初,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赢得了宜川、瓦子街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等到打败胡宗南才东渡黄河的决心实现了。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沿途任弼时同志继续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实践经验修订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长江流域的胜利大进军,土地改革运动也有如滚滚东去的黄河主流汹涌澎湃地一往直前。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就有着任弼时同志的卓越贡献。1959年3月,董必武同志在一首诗中启示我们:应该极大地注意向革命前辈学习,“如闻謦欬精神振,展诵遗篇识所归。”任弼时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坚持原则、循循善诱、公道正派的伟大风范,也正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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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我国著名农学家邹秉文先生
  胡子昂 茅以升 金善宝 吴觉农
我国著名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邹秉文先生逝世一年多了。他一生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在创建农业科研机构、培养农业人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创立出口商检事业和化肥工业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秉文先生原名应菘,原籍江苏吴县,1893年12月3日在广州出生。他十五岁赴北京求学,1910年赴美留学,后以优异成绩补取为清华留美官费生。
秉文先生少年时期,正值列强入侵,国内政治腐败,农村凋敝;出国后,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教育与农业经济,两相对比,深感欲振兴中华,首赖农业,乃决心考入以农科见长的康乃尔大学。1915年毕业,他又在该校研究院继续攻读植物病理学,并与同学任鸿隽、杨杏佛、茅以升等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印《科学》月刊,宣传先进科学和技术。
1916年学成回国,他应聘金陵大学农林科,任植物学与植物病理学教授。翌年,改任南京高等师范
(后改为东南大学)教授兼农科主任。他认为,农业科学与教育,务须结合生产实际和实践,因此,他坚持自己采集标本,实地考察,编讲义;力求增加农场实习课程;主张学校必须兼做技术推广工作,把单纯课堂教学方法改革为教学、研究、推广三结合的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农业教育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秉文先生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参加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预感到战争结束后国内复兴农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便多方联系,选拔农科学生赴美学习。1943年至1944年间,经秉文先生不辞辛苦地奔走、联系,先后选派二百多名学生去美国专攻农业。这些学生后来大都已成为我国农业科研和教育方面的骨干力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秉文先生带来了由衷的喜悦。这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中国农业建设方案》,准备再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所长。但是,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就发动了内战。1947年末,他坚决辞掉了所有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的职务,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代表。然后,参加了由华侨经营的以农产品国际贸易为主的和昌公司,担任董事长,并定居美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秉文先生在美国突然接到上海棉纺界顾毓瑔、吴味经的电报,要求他所经营的和昌公司尽快选购几百吨岱字棉良种,供国内播种之用。他从长期从事植棉事业的经历中,深知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便立即向美国南方各棉种公司洽购,不料答复都是岱字棉种已颗粒无存。事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立即抱病乘飞机前往密西西比州产棉区,动员当地华侨,一同驾车到各私人农场。不论多少,不分昼夜,尽量收购。三日内购得棉种四百九十六吨,随即打包装车,运到新奥伦港,转船赴青岛。赶在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前运出,货轮绕道南美,于次年清明节前安抵青岛,未误农时。
1950年新中国的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55.8%。1951年又继续增长48.8%。这与秉文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50年至1951年他的家属九人,先后分三批自美国回国。1956年6月,他和夫人以赴欧旅游为名,离美到英,又转巴黎。一天,他的老友冀朝鼎同志深夜来访,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在冀朝鼎同志的安排下,秉文先生夫妇得以绕道莫斯科,于1956年8月回到祖国。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和高教部顾问,次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秉文同志虽已年逾花甲,但精力充沛,情绪尤其乐观。他行囊甫卸,就在周总理委托的范长江同志的安排下,一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一面前往各地观光视察。他勤于作实际调查,勤于思考,每日记日记,坚持不辍。每次视察归来,他必写出书面报告或建议。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的专著、文章,包括历次重要会议的发言以及对台广播稿等,共约一百余件,数十万言。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散失,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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