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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在深入温州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作了认真的理论研究，就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他们写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现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理论的思索》转载于此，以飨读者。（标题是我们重拟的）——编者
从温州和全国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我们深切感到一些有关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主题
我国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农村还没有摆脱发展得极其缓慢的自然经济基础，改变这个基础是我国在今后这个跨世纪的年代中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相同的任务同时摆在一切不发达国家面前，构成当代世界两大问题之一的所谓“发展”问题。因此可以说，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主观地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去规划农村的经济发展，以致在全国解放以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我国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依旧，农村的面貌还没有根本变化。事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变革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阶段，“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双包到户的大包干却获得了伟大的成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
农村经济以发展为主题，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在农村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去急急忙忙地发动所有制的变革，而是要教育、指导和组织农民逐步建立商品经济的正常秩序。目前农村经济中出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属于商品经济发展早期难以避免的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能放任自流，但是如果草率地把它们归结为“制度”和“性质”问题而加以“纠偏”，我们就会再次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意义
我国农村发展实质上是要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转到现代商品经济基础上来。一部世界发展史说明，商品经济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不经过这个大学校的补课，农村是不能直接跳进现代经济生活的。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肯定了温州经验的普遍意义。
八亿农民要参加到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早有人说中国是沉睡着的东方巨人。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举世动容的变化，说明只有当中国农民卷入现代化潮流时，东方巨人才真正苏醒。农村居民稍稍增加的商品性需求、一亿多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产生的产业改组和对基础设施的压力，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市场容量和运行规则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再也不会恢复到它以前那种宁静的步伐。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预计。
（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涵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基础是直接对立的。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然要依据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实践来做出新的定义。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看，尽管人们曾经试图追求一个纯粹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事实上却不得不在一个不纯粹的社会中生活：外部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内部与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即使在我国“左”倾思潮最盛的时期，也终究没能将农民的自留地这条“尾巴”割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家庭土地承包是最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改变了原有集体所有制的内涵，实际上是公有土地的个人租赁经营。家庭承包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分散经营起工商业，又进一步具有个体经营的性质。许多非农专业户发展起来以后，为了争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往往需要雇工，个人经营而雇工规模很大的是少数，更多的是在合股经营的基础上大量聘请和雇用技术人员和工人，这又具有私营企业的性质。另一方面，这些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的强大影响下，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公有的因素（如向乡村交公共积累），表现出依附于公有制经济的必然趋势（如许多雇工大户欢迎国家投资，觉得这样比较保险，但要求他们自己有经营管理权）。公有制普照之光下面多种经济成分的变异，以及它们的合力所造成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揭示，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实就是公有制主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共融的经济体系。
（四）农村经济系统与城市经济系统的协调
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向城市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但是当前城市改革仍然步履维艰，而农村改革则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迅速深入，两股不同方向力量的长期僵持，可能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脱轨。因此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经是当务之急。农村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城市经济生活的巨大冲击表明，城市改革固然要调整价格等经济参数，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间接控制体系，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彻底改变城市企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我们认为城市企业管理体制可以考虑从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学习农村民办企业的形式，对全民所有制企业，除少数大型企业必须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外，废除行政管理和行政任命领导人的制度，以保证国家资产完整、收益和增殖为条件，实行招标承包经营，用类似于民间的形式办企业。二是从搞活资金入手，以国家和集体资金参与的方式，到个体和私营经济中入股，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联合。这样一方面可以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可以充分发挥私人业主和民间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增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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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
武捷思 肖捷
赵紫阳总理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要围绕着抓好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实现间接为主的宏观控制，配套地搞好各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不失时机地制定符合中国 国情的产业政策，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手段。
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效形式
产业政策，是指代表国家行使管理经济职能的决策机构，通过干预生产、投资等经济活动，以实现社会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最佳配置或达到其它某些经济和非经济的目的所采取的政策。产业政策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各种社会资源的开发分配政策；有关各个产业的组织发展政策，如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投资调整以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等。产业政策的作用层次大致分为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后者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把国家产业政策具体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在增强企业活力、调节市场供求、促进商品竞争、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注意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通过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指示市场的运行方向，纠正市场的运行偏差，完善市场的运行条件，减少市场的盲目性。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要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结构符合社会需要的客观比例，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协调发展。而为了真正做到称为
“看得见的手”的计划与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有机结合，必须通过制定一个完整的产业政策来衔接。产业政策要规定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资源开发分配政策，明确在此期间，哪些产业的发展需要支持或限制，哪些生产组织形式需要发展或制止，哪些生产技术需要开发或大力推广，等等。我们要想正确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也只有在明确的产业政策基础上，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了明确的产业政策，市场的运行方向或偏差就可以得到指示或纠正，市场机制就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避免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因此，可以说，制定一个完整的、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是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手段。
实现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条件
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制定一个科学的产业政策，对于消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克服其他在经济体制新旧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某些不稳定因素，为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出现了投资决策分散化、投资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价格体系还不合理，利率机制缺乏弹性，计划体制仍有弊端，企业尚未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法人，一些重要的经济法规也还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产业政策去约束和指导各项投资，势必会出现如下一些现象：第一，国家投资吸引不了也带动不了地方和企业的投资；第二，地方投资行为不从全局考虑，而把追求本地区生产高速度发展与缓和就业压力作为投资的主要目的；第三，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其短期利益所左右，追求产量、产值和增加职工福利；第四，银行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强制干预，抵制不住来自地方和企业投资需求的巨大压力；第五，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缺乏能动性和预见性，往往处于被动的境地。其结果，势必出现投资规模膨胀，产业结构内部能源和原材料长期供给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经济效益提高不快，社会资源浪费严重等不良现象，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带来重重困难。
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要在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微观经济不断搞活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保证社会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相对平衡，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基本协调，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大体合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线条化（不同行业的不同政策）与层次化（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政策。这样的产业政策，应该是立足于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既全面考虑到各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又充分照顾到各地实际情况的产业政策。过去我们没有制定这样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宏观控制方面，不得不单纯在整个经济政策的松与紧方面打算盘，很难做到松中有紧，紧中有松，松紧搭配，灵活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就被人为地对立起来，出现要么一哄而上，要么一刀切下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制定一个线条化与层次化相结合的产业政策，不仅是实现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是将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条件。有了这样一种产业政策，才有可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资金供应紧张和政策措施“一刀切”等问题。
把产业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七五”计划和赵紫阳总理的报告，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产业政策，进行了科学的、原则性的阐述。为了促使我国产业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尽快付诸实施，我们必须在坚持国家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节、提供信息情报这三种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组织力量，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线条化与层次化密切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政策。在国家总体产业规划的基础上，国家各有关主管部门要根据各产业内部的合理比例关系和技术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主要产业的结构规划；各地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要求，制定出本地区的产业政策。
二、要使产业政策成为各级计委安排固定资产投资、各级财政分配建设资金、各级专业银行确定贷款投向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国家投资对各种自筹投资的引导作用，强化信贷资金投向对整个社会投资结构的制约能力。
三、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各主要产业的结构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调整税收、折旧、补贴、利率、贸易往来等政策，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协调性，克服各种政策手段相互抵消力量的现象，提高宏观控制的有效性。
四、继续进行各种管理体制的改革。尽快而有步骤地解决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抓紧建立健全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克服企业追求短期利益的倾向。改革不合理的利率体系，建立弹性的利率机制，根据资金供求状况、期限长短、风险大小等因素确定利率水平，为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控制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创造条件。
五、建立全国性的经济信息网络。按时公布国家投资和银行信贷的主要投向信息，公布一定时期内主要产业和产品的投资状况及可能引起的供求变化趋势，充分发挥信息对社会投资方向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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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曾国藩教子书》编后
钟叔河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不望子女成龙成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懒蛇和“夜游的恶鸟”，给当代和后世的人们提供笑骂之资。红卫兵哥儿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神龙和彩凤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的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所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什么明月奴诗集或玻瓈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一世而亡，岂不哀哉！
然而在封建社会的达官贵人中，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成功（当然是以他们本阶级的标准来衡量）的也代有其人，近世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却没有变成大少爷。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有相当成就。不仅儿子成材，后来在孙辈中还出了曾广钧、曾广铨，到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都卓然足以自立。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看，这同曾国藩教子有方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1852）到同治十年（1871）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里。我最近重读曾氏家书，深有感触，于是动手辑录出一百四十封，专取其教子读书、作文、做人的内容，编成一册，以飨读者。一览这一百四十封家信，曾氏教子之方略可具见。其成功之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惭愧，“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亦不允许，谕云：“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不为子女提供任何特殊方便和待遇。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眷久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赏封侯，达到了他一生声望的顶点，此时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他对子侄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收效显著。此类例子，书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
《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可谓判若云泥，隔如霄壤。他确实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封建社会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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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科技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
《中国科技报》就第一届全国康复器材、残疾人用品、保健食品展览会的情况，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文章指出：残疾人和健康人一样，都是人，都享有生活和劳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所谓“康复”，不只是健康的恢复，而首先是人的权利的恢复。从事康复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不仅是在从事着恢复人的健康的事业，而且首先是在从事着恢复人的权利的事业。
文章说：“洒向人间都是怨”，那是旧社会的写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崭新的，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平等互爱，在这里，人际的纽带是爱；是同志的爱，是同胞的爱；是温暖、信任、尊重、关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思想之一。在我们这里，人道主义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也不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而是千百万人的高尚精神和行为。科技人员常常为了使得丧失某种能力的残疾人恢复一点劳动和生活的能力而呕心沥血。这不是什么同情和怜悯，支配科技人员去自觉奋斗的是对于一切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尊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文章还说：科学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文明属于全人类，当然也属于残疾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残疾人恢复劳动和生活的能力、恢复人的权利，提供了物质的基础。科学技术为残疾人康复事业服务，是由自己的特性所决定的。科学与人道主义正如科学与民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