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韧性与等待
官伟勋
去年高考时，听说有位学习不错的学生，因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自以为“太冤”“太倒霉”，竟愤然自杀了。不料，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这个地区的录取分数线降了三分。他那位本已痛不欲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更为爱子的不幸早去感到悲伤，精神失常了。
这是完全不该发生的悲剧。
人生的道路是广阔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只要有坚定的方向，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创造性的工作，就不存在什么“没有出路”的死胡同。过去的确有过这样的情况，如江西吉安的高中毕业生罗来康，仅仅因为写了不同意搞唯成份论的信，便被“永远置于大学院墙之外”，在“文革”中还被推进更可怕的深谷！不要说前途，当时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可是，他却靠自强不息的韧战，拚命攀登科技高峰。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篇论文，创造出一项项研究成果，还在七十三个国家一万五千多项成果的激烈竞争中，一举夺得金牌。罗来康是位突出的典型，却绝不是唯一的成功者。在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上，从“大学院墙外”，靠坚韧的努力，脱颖而出，成为四化建设骨干的优秀人才，不是到处都有吗？
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说过：“字典里最重要的三个词，就是意志、工作、等待。我要在这三块基石上建立我的金字塔。”这是充满智慧的至理名言。许多人并不难理解“意志”与“工作”对于成功的意义，却往往忽视了“等待”之为建成宏伟的事业金字塔所必需。上面说的那位青年，如果他善于等待的话，谁能说他未来的成就不如我们眼前的成功者呢？
任何事物都表现为一定的时间、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过程。越是大事业、大成就，越是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多的时光，需要更坚定的韧性。干革命也好，搞发明，做学问，掌握某项生产技能，创作文艺作品，以至于谈恋爱找一位理想的终身伴侣也好，一帆风顺，不遇任何艰难险阻，不受任何挫折便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很难想象的。
等待，不是消极的，不是守株待兔，是与意志、工作三位一体的持续不懈的奋斗。
等待，常常似乎是遥遥无期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还是要等待。差一年不行、差一个月、一天，甚至一小时，也会功亏一篑，由胜利在即而转为失败，成为千古恨！
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年轻的朋友，应该学会等待。
为能更多地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更应学会这种积极的等待。
第8版()
专栏：
瓷城漫步
袁茂余
春暖花开时节，我来到湖南醴陵市，就住在市中心的融楼。每天晚饭后，总爱踏着夕阳的余晖，到离融楼不远的姜湾街散步。吸引我的，不是那些堆满商店柜台的土特产，也不是颇具江南风味的各种精美小吃，而是街道旁那琳琅满目，一个接一个的瓷器店。
醴陵城很小，相当于一个大县县城的规模，但据说，出售瓷器的国营和个体的商店就有一百三十余家，从事瓷业生产的就有两万人，堪称一座瓷城。而瓷器店最集中的又要算姜湾街了：有一次，我随意数了一下，走上一百步，竟有瓷器店二十一个之多。市里的一些大小瓷厂，多在这儿挂牌设有推销店，无形中成了各个厂家产品的竞争市场。为了招揽顾客，他们把最新产品一排排挂在墙上，在晚霞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抬眼望去，不管艺瓷塑造的是古今人物、飞禽走兽，或者日用瓷上描绘的是山水名胜、花鸟虫鱼，无不争奇斗胜，令人百看不厌。
姜湾街，仿佛一条艺术长廊，徜徉其中，总能获得很好的艺术享受。
在这里，一些瓷器店的店员不光出售瓷器，而且从事各种瓷器半成品的加工，或贴花，或彩绘，或雕刻。有买主来，他们会立即站起，笑着替您介绍和挑选中意的瓷器。卖完，则静静地伏案工作。我曾静观过三位姑娘往瓷坯上着彩：画一株草、一朵花，看似信笔勾勒，却无不浑然天成。一问，原来她们祖祖辈辈均从事瓷器彩绘，她们从小就在瓷器艺术王国里生活，难怪技巧如此娴熟。
姜湾街，也是瓷业人才的汇集之地。
在这条街上，我还拜访了一位退休的瓷艺工人李师傅。他待人极热情，乍见面就成了老朋友——忙着泡茶递烟端点心，并急不可耐地把我领进里间。只见一把长长的条案上，陈列着一长溜花花绿绿的瓷器。李师傅一边捋着花白的胡须，一边向我介绍：这个“送子娘娘”，那个大肚弥勒，是他祖父、父亲所作；这个花瓶，那个彩盘，是他自己做的。而那些穿大开领衫、着彩裙的新式女性，则出自他的儿孙之手……目睹几代人用毕生精力和智慧铸造的艺术精品，我很有感慨：画家们画的画，作家们著的书，都可以在上面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些瓷艺家创造的艺术品，除了在底座盖一个“醴陵制造”的图章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啊！在醴陵，有多少这样为祖国瓷器艺术作了出色贡献而又默默无闻的陶瓷家。
醴陵瓷器始于清雍正七年（1730年）。长期以来，制法守旧，产品粗笨，工艺落后。本世纪初，洋瓷、特别是日瓷大量入口，冲击着我国陶瓷业。醴陵的粗瓷当然竞争不过外国的洋瓷，产品滞销，工厂倒闭。目睹此景，湘西凤凰县人熊希龄以振兴醴瓷为己任，八方奔走，终于筹积资金五万元，先从培育人才入手，于1905年在姜湾创办起湖南瓷业学堂，聘日人安田乙吉等五人任教师。后来又在姜湾创立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聘景德镇名师教授制瓷工艺。他自己担任公司经理，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弃旧图新。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又挖掘我国传统工艺。几年间，成绩卓著。新创的釉下五彩瓷，连获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一等奖，特别是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醴瓷技压群芳，连夺两块金牌，从此声威大震，远播海外。
消息传到醴陵，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姜湾街游行庆祝了三天三夜，烧的鞭炮在街面铺起一寸厚的炮屑。今天我走在这条街上，心里仍不免激起一种自豪感。
然而好景不长，几家新型的瓷厂在军阀混战年代毁于战乱。解放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这几年，面貌大变，瓷器质量迅速提高，如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餐具、茶具，1979年和1985年两度荣获国家金牌奖；1979年运往美国的白玉牌、醴陵牌餐具，震动了美国市场。
改革之风正在劲吹。醴陵瓷业的同志还准备夺取第三、第四块世界金牌哩！
第8版()
专栏：
英烈赞
——李公朴、闻一多烈士被害四十周年纪念
林焕平忆念两先烈悲愤且咬牙血染昆明城苍天披黑纱挺胸争民主何惧头搬家无声有手枪昂首洒血花血育民主花开遍我中华当年杀人者何处变泥沙寄语顽固辈毋学井底蛙共襄统一业前路望无涯
一九八六年六一节
于桂林独秀峰下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司汤达的《红与白》
管筱明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多次说过：一部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他的小说《红与黑》、《巴玛修道院》等读者早已熟悉。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他的又一面“镜子”——《红与白》（杨元良译）呈献给我国的读者。
这面“镜子”反映的是法国1830年后的社会状况。此时法国经历了七月革命，封建贵族已被彻底赶下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贵族，但是封建贵族并不甘心失败，同时工人与市民也不甘受七月王朝的统治，纷纷起来斗争。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镜子”，它反映的面比前几面“镜子”便要广阔一些。它不仅无情地鞭笞了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封建贵族，暴露了他们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遭到没顶之灾以后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以及他们阴险、卑鄙、愚蠢的面目，而且猛烈地抨击了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把这个“由伪善和谎言组成的混合体”炮制的一幕幕丑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还带着同情，展示了工人、市民和士兵的贫困，反映了他们的正义斗争。
《红与白》原计划写三部，分别叙述主人公在外省、巴黎和罗马教廷的生活经历。但作者清楚地知道，由于对时事的辛辣抨击，对七月王朝各种政治措施的批判，这部小说不可能顺利出版，因此，1836年9月，他在写完前两部之后，就把它搁下了。他在此时写的序言里说：“倘若警方节外生枝，使本书的出版变得不甚合适，那就等他十年吧。”也许，他想等十年再来写第三部，并修改、润色前面两部。不料六年后，一场中风使他永远失去了这种机会。他的中途辍笔，使我们失去了一部更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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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小鸟天堂逗留
雷霆竟没有听到车笛催促，请原谅。黄昏中片刻的逗留，我也变成一棵五百年的大榕树了。永恒的青春，在于每根树枝上都有鸟巢，一个诗人说过：鸽子栖息的地方，最自然的正是人的头脑。旅行车载着游动的森林上路，我看见，一群群自由飞翔的思想，在我和旅伴们的脑际起落，正如漫天的鹤群，起落于小鸟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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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辞官”赞
高鹏
上海海运局“长柳”轮服务员、共产党员杨怀远同志，二十三年如一日，坚持为旅客挑行李，赢得了中外广大旅客的一致称赞。更可贵的是，当了领导以后，他三次向局党委打报告，主动辞去政委职务，甘愿当一名服务员。他说：“我考虑的不是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而是如何更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在生活中我们也看到另一种现象：有的人见利忘义、大搞不正之风；还有的人“官瘾”十足，能上不能下，一旦被降职或免职，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向组织讨价还价，撂挑子不干工作。对比之下，两种思想境界，真有天壤之别。我赞美杨怀远同志的“辞官”，也恳切地希望一些人从他的事迹中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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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从巴黎到天安门
——悼著名雕塑家滑田友教授
周昭坎
我国著名雕塑家、艺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滑田友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
当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悼念他的时候，不由想起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滑教授曾经担任这座纪念碑的雕塑设计组副组长，用了五年多时间领导这座纪念碑的雕塑设计制作，并且亲自完成了其中一面浮塑《五四运动》的创作。在近四十年的艺术教育生活中，他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雕塑艺术人才。人们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雕塑事业所作的贡献。
滑田友教授早年为寻求艺术，曾远渡重洋赴法国半工半读，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和艰辛。前年在从法国运回的旅法女画家张玉良的遗物中，曾发现几本“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会议纪录，其中记载了1937年至1945年间，滑田友担任这个学会主席时的许多活动。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滑田友当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积极组织留法学习艺术的同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例如1938年6月12日的纪录中记载着滑田友报告与“华法教育会”妇女部联系，共同组织旅法画家“绘画我国妇女被轰炸情形，并将由华法教育会印成名信片出售”借以宣传抗日救国；从同年10月16日记录的滑田友发言中，更可以了解到这个学会在他领导下所做的许多工作，诸如派代表出席伦敦的世界青年大会，出版抗日救国专刊，代售中国艺术品，救国捐款等等。
滑田友带领同学还进行了其它许多义卖捐助活动，如仿印古代名画，翻制石膏象，在学会内外征集义卖的画作，在“法国人民之友社”开展览义卖，购买药品救济祖国伤兵难民等，直到1939年9月巴黎沦陷，同学撤离巴黎才停止活动，暂避法境西部一省，到12月3日，他又把同学们组织起来，继续筹划义卖捐助展览。
滑田友教授留法十四年，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先后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和岗晓米尔美术学校；而且用自己的优秀创作，四次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铜、银、金奖，取得“HC”（作品参展免审）资格，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1948年初，他从国外归来，满腔热情地迎接新中国。
从巴黎到天安门，滑田友教授走完了他漫长的生活道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隽永的艺术作品。
一切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都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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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中曲〔版画〕 乐锋